醒来的时候仿佛接近清晨，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能感觉到外面透进来的紫色微光。我一动也不敢动，希望睡意能够再次到来，好返回那个梦境。
梦里是咖啡馆门口窄窄的马路，夏天刚刚到来，两边的泡桐树褪去花朵以后开始疯狂地长出新绿色的叶子，即使在梦境中，也依然能够感到空气里的水分，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触觉，也不觉得闷热。我大概正在上班去的路上，心里充满一种被梦境放大了的喜悦，喜悦感在身体里像气球一样膨胀，因为简直无法承受而带出些悲伤来。我加紧步子，能听见自己轻微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没有其他声音了，四周安静极了，也没有人，商店都还是关闭着的。只有越来越急切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我走得有些焦急起来，唯恐错过什么似的，心脏也怦怦直跳，担忧着梦就要结束了。
很难描述梦境与现实的边界。我此刻醒来，觉得四肢还浸泡在葱翠的梦里。我没有睁开眼睛，害怕泡桐树成片的绿色就此淡去。也并不翻转身体，极小声地呼吸，但膝盖关节咯噔响了一下，像是收到信号似的，绿色迅速褪去，连带着夏日所有的知觉，平静而喜悦的情绪，都好像被水洗过一遍，再一遍，毫无余地，彻底不见。
其实并不是清晨，也没有紫色的微光，四周漆黑一片，只是另一个永不结束的黑夜而已。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自己身处何处。我觉得自己尚在北京，东南二环转角处的屋子里。然后我看到那些搁置在床边没有拆封过的纸板箱与蛇皮袋，九十年代样式的衣橱，墙上我十几岁时在公园的旧照。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可是喜悦感荡然无存。我再次闭上眼睛，只希望梦境不要跟随着我渗透到白昼里去。
若不是因为保罗先生，我也找不到理由再去咖啡馆。其实在回来的这一个月间，很多次坐在出租车里路过，甚至心里满满期待那个转角路口。不过车速再慢，也是转瞬而过，只从落地玻璃窗间看到些泡桐树间的光影。有些稀落的客人，偶尔有人坐在门口抽烟，都是陌生面孔。即便如此，车子开过去以后还是忍不住要扭过头去望，再从心里叹口气。
消息是胖子发给我的，他并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只是礼貌性地群发消息。寥寥数语，通知大家说保罗先生因为心脏病的原因突然去世。这样隔着几年未听说的名字突然被提起，就好像在旧房间里随手一挥，撩起一阵呛鼻的灰尘，难免要咳出声来。也像是要让我的心里再明确一次，咖啡馆还在，或许，或许大家也都还在。
醒来后的下午，我出门去咖啡馆。第二天就是国庆，从小到大在这一天闻到的空气都是这样的，触鼻的凉意，交通管制的疏松，隐匿着的桂花香气，还有心脏的空空荡荡。已经临近傍晚，我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始终叫不到出租车。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我身后不急不缓地跟了一小段路，招呼我上车，我不愿意与他说话，加快步伐，又用余光望他。他一只脚跨在摩托上，一只脚踩在路牙上，熄着火慢慢荡着。像是无所事事，又不知道该如何消耗天黑前的时光。在我走过下一个路口时，他停下来，幸灾乐祸地说：“都放假了，再往前走，马路也都封了。你不是本地人吧，国庆节交通管制，你喊不到出租了。”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马路都已经封了。”
哦。我差点忘了，只不过三年没有待在这儿而已。上一年的国庆还是在北京，因为挨着中秋节的缘故，就干脆把阿乔与他的两个朋友都请到家里来吃螃蟹，没有准备什么饭菜，只是买足了酒，又特地开车去南三环的海鲜市场买来用麻绳捆扎好的大闸蟹，放在冰块里一起拎回来，沉沉两袋。结果家里最大的锅子也还是嫌小，只能分开几次来煮，也算是酒足饭饱的一顿。随后他的朋友说要去歌厅找小姐，阿乔有些尴尬，推辞说晚上答应了我要一起去龙潭公园看灯会的。其实他只是找个借口随便一说，但晚饭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于是两个人就真的去了公园。时间已经有些晚了，看灯会的人很少。湖面上漂浮着八仙过海，五颜六色的，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个梦境。我们有耐心地绕着公园走了一圈，没有想到公园太大，到了差不多九点，灯也开始慢慢熄灭。我们沿着漆黑的小道走，我记不得前一天曾经下过雨，但草坪是湿的，裙摆下的小腿也被溅湿了。不时有巡逻人员打着手电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束束光在小树林与荆棘丛中摇摆。他们并不催促我们，像是故意要留给我们时间。我不着急，觉得即使走整夜的路都没有关系，但是阿乔有些失去了耐心，他不再说话，拉起我的手大步向前。
那日的月亮是橘黄色的，很大，颜色竟可以称得上是鲜艳，悬在空中几乎失真。想起这些，我也不由往眼前的天空看了看。虽然是傍晚，但已经悬起一轮月亮，疏疏浅浅的，离得有些远。喊不到出租车，我也并不赶时间，而且去往咖啡馆的路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到。我当然知道自己在犹豫些什么。我走到梦里那条路上，不过夏天已经算是苟延残喘，泡桐树依然遮蔽着整条马路，绿色却毫不轻盈，浓重得突然叫人透不过气来。我知道再往前几步，拐角处，青春感过分强烈的记忆都在那儿，触手可及。可是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喜悦。
推门进去的时候，玻璃门上挂着的风铃被撞响了。我难免像个老人一样开始絮叨着想，这还是过去那盏么。然后自己都觉得可笑起来。可是店里并没有熟悉的面孔。我匆忙扫了一眼吧台，只站着两位面色沉郁的男孩，并不抬眼，对外面发生着什么也不太关心的样子，只是死气沉沉地刷碗。我踯躅片刻，打消了向他们询问的念头，要了杯美式咖啡，就径直找了张桌子坐下。
我旁边桌的情侣正在发着牢骚，他们要的南瓜汤迟迟没有上来，意面又上错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奶泡是凉的。
“我是在网站上看到其他人的推荐才来这里的。”女孩轻声抱怨说。
这儿的格局变了一些。原本靠墙的三张火车座被拆除，变成一排拥挤局促的小桌，是想要容纳更多的客人，可是此刻生意寥寥，那些总好像站不稳似的桌子无疑在放大一种空荡荡的潦倒感。过去我们只做两种简单的意面，蘑菇培根面和肉酱面，用一只电磁炉完成。所有的三明治都依靠一只很小的烤箱，定时器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用来做奶昔的粉碎机也只有一台，临到我快走时才新添置了一台烤面包机和另外一台粉碎机。橙汁这些则完全靠胖子手工榨，一旦有超过三桌客人同时点单，吧台后面就乱作一团。但是没有人抱怨，客人们彼此熟识，互相聊天，等着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亮起来，又暗下去。
所幸这会儿咖啡机运作起来，还是旧的那台，每次打奶泡时蒸汽燃烧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隆隆音反倒让我平静下来。毕竟天花板上糊着的旧报纸也都还在，吧台后面橱柜的顶端甚至还有一瓶茴香酒。这酒搁在那儿平日里几乎没有人点，简直是专门为保罗先生准备的。冬天里他还喜欢喝用滚水冲淡了的威士忌，真是奇怪的人。
而这会儿我有些记起他来，他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说是美国人，其实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最初是隔壁咖啡馆的常客，总是见他独自坐在店里公用的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有时候也跟伙计们下两盘象棋。之后因为赊账赊得厉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实整条街的咖啡馆，彼此都有沟通，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既然他混迹过来，胖子便拉不下脸来赶他走，又觉得店里需要有些这样的文艺人装点门面，便嘱咐说一两杯咖啡的钱由着他去，但酒钱绝不含糊。胖子向来与慷慨大方沾不上边，那些经他手倒出去的酒都是用量杯比着的，绝不会手一抖就多洒出去一口。
我们都说不清保罗先生靠什么为生。他看起来有些年纪，在这儿也没有一份合情合理的工作，偶尔在一些英语期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会拿来给我们看。我们这儿大部分服务生都不懂英文，敷衍着拿过来看一会儿，点点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无所事事，倒是在咖啡馆一坐就能坐整个下午。
最初他还喜欢四处找人搭讪，他在北京待过些日子，中文说得算是不错，舌头里总是卷出些不合时宜的翘舌音。夏天时穿白色短衫与布鞋，春秋天加件米色褂子，冬天再裹件褐色毛衫，天再冷下去就见不到他了。他个子特别高，这些年间日趋消瘦，终日带着那副嗑药以后迷惘的神态，与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来，显出一种真的在认真倾听的模样。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他只是做出在听的样子，尤其在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里，他已经很少能够有集中精神的片刻。
偶尔有些夜晚他坐在尚未拆去的火车座里，对面坐着个女孩，他煞有介事地聊起诗歌和电影。我想她们都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大概也不明白，但是她们竟然都认真在听。白痴，我们在心里骂一句。
这么想着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肥胖的虎斑猫，在我腿边摩挲片刻，轻轻跃上桌子。有些迟疑似的朝我看看，然后伸出舌头，飞快地舔了一口奶缸里温热的牛奶。见我并没有动静，干脆就低头放心地喝起来。我向来对动物无能为力，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举动，只好望着它。愣神间却见到它被拎住头颈抱起来。抬头望去，它已经被抱在一个男人怀里。他看起来颇有几分眼熟，一定是过往老客人中的一位，却一时间无法把他的名字从记忆那潭已经浑了水的池塘里捞出来。
辨别不出他什么年纪，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些。头发理得很短，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股草莽干脆的气势，算得上惹人注目。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自己开了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公司就在咖啡馆旁边，或许他的家也在咖啡馆旁边。所以过去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熟客。他的样貌还是那样，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瘦了些，以及前些年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态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倦怠感。
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手里依然抱着那只虎斑猫，轻声说着，嘘嘘。他并不急着与我说话，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似的。他便是那种典型的在咖啡馆里待久了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松弛的。
“它叫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他。
“木耳。”他说。
木耳，我疑惑起来。虽然我向来都与木耳相处得不好，但是也分明记得木耳之所以叫木耳，因为最初从花坛边把它捡来时，它浑身墨黑油亮，便给它取名木耳。它的脾气坏得要命，绝不像寻常咖啡馆里养的猫那样，慵懒、黏人。却是到处撒尿，抓坏沙发，不喜近人。若不是因为咖啡馆里那两天正好有过路老鼠，一定不会收留它。
“哦，不是原先那只了。”他想起来似的，抬头看看我，说，“木耳死了。”
“怎么会？”我追问。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它自己跑出去玩，门口正好在排管道，挖得一塌糊涂。它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一瘸一拐跑回来的时候，都是血，把这儿当班的小姑娘吓哭了。之后送医院做了三个小时手术，横膈膜、膀胱和肺都动过了，胸口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内脏也都整理了一遍。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特别难熬，还是死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虎斑猫放走。
“听着真叫人不好受。”我说。
“胖子对木耳算是尽心尽力，医院里这一个星期花去他六千块钱，还是没能救回来。你知道他这个人平日里小肚鸡肠的，不过还是念着那份旧。”他说。
“谁不是呢？”
“这只虎斑也是朋友寄养着的，胖子唤木耳唤得顺口，就不换了。”他说着，把猫放到地上，猫在原地舒服地打了个滚，又消失在了桌椅之间。然后他才转过身来，两条腿大咧咧地笔直伸到我旁边，挨得很近，我不敢移动脚踝的位置。
“你与两三年前我初见你时不一样。”他说。
“我们一直都算不上是认识。”我不免有些局促，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像是在调情。岁月无疑给了他一些好的馈赠，像是此刻的处事不惊。
“我刚刚看到你，你远远站在门口，像个男孩，非常坚毅，长身玉立。然后你此刻开口说话，表达又完全是个女孩，运转自如。你是怎么出落成这样的。”他虽然在笑，但竟然显得真挚。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说话间记忆不免被剥落一些，他的名字渐渐浮出来，我正要张口的时候，却看见玻璃门被撞开，满头大汗的胖子像朵祥云一样朝我们这儿扑过来。
“大奇。”他大声招呼着走过来，“兄弟也有段日子没见了。”
“看到你的短信，就过来走一圈。”大奇起身从屁股后面摸出包香烟来扔给他，然后胖子才转头看到我，愣了一会儿，接着笑起来，重重抱了我一把。他还是那副样子，生活的重担像是始终在折磨着他，一脸难以甩去的不满与抱怨。把我放开以后，浑身的肉都抖了一抖。他向来如此，一半是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半又是职业病的虚情假意，在客人面前要表现出惯性的热络与相熟，却常常别转屁股在背后漫不经心地说些闲言碎语。与此同时，心灵的敏感程度又与外表极其不相称，常常叫人哭笑不得。
他拖过一把凳子一屁股坐下，点了根烟，顿时就把我们与旁边那桌情侣间的空隙彻底填满了。那两人显然已经有些气急败坏，这会儿收拾起东西来匆匆走了，再也不会来光顾的模样。他们才刚出门，胖子就骂了句傻逼。吧台后面那两位小哥也并不着急过来收拾，吃剩的食物坦然自若地摊在那儿。要是放在过去，胖子早就对着他们大喊大叫起来，但此刻就连他自己也懒得回头往残局望一眼。于是我意识到他其实已经不在意这些了，不在意奶泡冷了才端出来的咖啡，也不在意冷柜里硬邦邦的布朗尼。他的心里像是有什么无法描述的东西正在慢慢熄灭。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胖子问，他对所有人的秘密都怀着不可理喻的好奇。
“正好路过。”我抢先说，立刻有些后悔自己的急于辩解。
“哦，哦。”他长长叹口气，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我意识到他此刻的兴趣又怎么会在我这儿。我与大奇互相望了一眼，都知道他很快就要进入状态来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大奇点起一根烟，我也赶紧找好一个舒服的坐姿。
“我可真是累坏了。”他的开场总是这样，又重复了一遍，“真是累坏了。”
“我刚刚帮保罗先生办好所有的手续，也给他家里人发了电邮。要是联系不上，那这家伙可是欠我欠大了，之前那些酒钱又算得了什么。”他说话间，肚子起伏，也在强调他的付出似的。
“上个月见他还好好的，”大奇说，“我们一起喝了些啤酒，他好像拿了些稿费，啤酒都还是他买单的。他如果是个有钱人，还真会有一掷千金的派头。”
“长话短说。上个星期没见他人，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这段时间咖啡馆生意不太好，你们也看到附近新开了好多家咖啡馆、西餐厅、面包房，老客人们都留不住。每天晚上其实也就他还来陪我说说话。我还跟店里那些小家伙打趣说，就算他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结果挑了个日子早早打烊，去他家里敲门，门口的垃圾都臭了。”胖子说着，揉揉胸口，悲伤里又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说是长话短说，但话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一如既往地，在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到来前，得意扬扬地眯起眼睛。
“竟然是你发现的。这人生。”大奇对胖子说，却又望向我，我转过头去。
“他啊一直是有心脏病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安着心脏起搏器。我想他怎么那么瘦呢。可是你们怎么能想到他竟然穷得没有钱去更换心脏起搏器的电池。他就这样拖着，到最后电池没电了，死了。妈的，到底是个诗人，死得也像是在写诗一样。”胖子说到这儿，都已经喘起气来，“你们说他为什么不回美国去呢，他们美国人不是都有医疗保险么，就这样在这儿等死。死了以后还给我添个那么大的麻烦。”
“大家都相识一场的，总也不能由着他去。”大奇拍拍胖子的肩膀说，“兄弟，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
“现在还不好说，等着看看美国那边有什么消息过来。”胖子一鼓作气说完这些，真的有些累了，从吧台里拿出些冰啤酒来。我们各自打开一罐，默默地喝起来。
“我带了些照片来。”大奇说着起身从包里掏出摞自己影印出来的黑白照片，“挺多年前拍着玩的，可能是店庆的时候吧。收到你短消息说起保罗的事，我就整理出来，想带给你看看。”
我等胖子看完，接过照片来，十来张的样子。我猜想那是三年前店庆的时候，咖啡馆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模样。架子上悬挂着水晶玻璃杯，我们用放在咖啡机上烘干的软布一个个擦拭过，对着光线也绝看不到一点水渍。我不知为何突然紧张起来，那种梦中的感觉再次袭来，我的手有些发抖，紧接着我感到浑身都在发抖，无法形容那究竟是喜悦所致，还是悲伤。我匆匆看了他们一眼，胖子与大奇正自顾自地聊起店里的生意，然后我再埋头翻到下一张。照片的前景是保罗先生，虽然他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篇幅，但是对焦并没有对在他身上，闪光灯把他的脸打成白茫茫的一片，他眨着眼睛，露出有些惊恐的神情。而在他的身后，吧台背面，那个侧脸站着的女生，男孩气的面孔，松着扣子的衬衫，头发又短又柔软，随时倒向一边。焦点都聚拢在她的脸上，她轻轻皱着眉头，像是与谁生气，又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置身在热闹中。
微微。她的脸上沾着灰尘，我用手指擦拭，试图抹去，才发现是冲印过程中留在底片上的尘埃，变成一根蜷缩起来的小小的灰白色的曲线。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整天她都有些忧心忡忡，但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了晚上的店庆，她下午去隔壁剪头发，结果剪坏了。我们一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会儿烟，夏天正要到来的样子，吹过来的风里面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情绪。她在背心外面套着件白色衬衫，没有系扣子。低下头去，脖子间都是细细碎碎的头发，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拂去。
我当然知道我会再一次看到她。哪怕她已经不在咖啡馆里，但总会留下些痕迹，我们都会留下痕迹。而哪怕只是看到这些痕迹，就已经足够叫人喜悦。只觉得记忆过分美好，无法承受。我此刻最想做的，无非是拨通她的电话，告诉她有关保罗先生的事情。这是任何人在听到一则死讯时的本能反应，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告诉她，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地对她讲一遍，好像唯有这样，才能确凿感到这件事情真实发生了。否则的话，那些失去联系的人跟那些死去的人，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久不见微微。”胖子突然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他们交谈的现实场景里。
“嗯。”我含糊地应答，并不想与他说起这个名字，好像只有不说，照片里的场景才能停留得更久一些。
“你走之后没多久，她也走了。你们后来还联系过么？”胖子问。
“她来北京看过我一次，两年前的事情。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说。
“我也给她发过消息，但是我猜想她已经换了号码。”胖子说。
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晚饭时间才刚过，可是店里的客人差不多已经走光了。这曾经是最好的时光，当我们都还在一起的时候。夏天里天总是暗得很晚，七点的光景还泛着微光。对面电影院里的电影正好开场，在咖啡馆里等待的客人们也纷纷散去，直到九点电影散场，又有些闲闲散散的人回来喝杯酒。我们都享受中间这段静谧的时间，因为这种静谧并不持久，所以也不会显得孤独。
胖子会去隔壁落市的菜场里逛一圈，带回一些蔬菜和肉。我和微微都最爱吃他做的洋葱炒肉片，后来我自己也做过几次，都不如他做的那么好味。其实无非是大火爆炒，加酱油和糖调味，味道却无法复制。也问起过胖子，他总是摆出那副有独门秘方的嘴脸。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的。就好像当时我与微微为脸上的青春痘烦恼，胖子就为我们调放了蜂蜜和薄荷叶的茶，越喝越浓，都没有效果。所以从来也都没有什么秘方，胖子只是为了讨得欢喜而瞎吹牛。之后我再也做不出那道菜的味道，也只是因为地方不对、人不对，世界也变得不对了。
“过两天来我家里吃饭吧。”胖子打了个响亮的酒嗝，他的酒量向来与他的外表以及咖啡馆老板的身份不符。
“其实最想吃的还是你做的饭。”我说，这是真心话。
“等天再凉一些，你们俩一起来。给你们做红烧羊肉，放整根的白萝卜一块煮。再去买几只大闸蟹来。”胖子说，虚晃一枪的热情。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我问他。
“最近都是一个人过日子。刚刚下午潦草吃的一顿就是把剩了两天的排骨热一热拌饭，顺便把冰箱里半棵白菜一起炖了。后来你们都走了，我也很久没有在家里招待过什么人了。”
“我常记得你以前教给我们的一些小诀窍。在北京的时候，自己做饭，煮完一锅骨头汤以后根本吃不完。就像你说的那样分装在小袋子里冻起来，之后半夜要煮面条的话，就有现成的骨头汤做底，好味得很。”我说得动了些情。我知道大奇正望着我，我们的目光有时候碰到一起，但我不再感到不安。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一种回到了过往的错觉，空气里咖啡的香气和蒸汽机隆隆的声音对我来说像某种致幻剂，而在那样的过往里，我从来不曾感觉到真正的不安。于是大奇笑了笑，又把目光转向别处。
然后胖子站起来打烊。其实时间还早，只不过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会有人再来光顾的样子。接着不过两三分钟而已，吧台后面那两位男生就已经消失不见。我随手拿起一块搁在咖啡机上的布，想要擦干几个正在沥水的杯子。
“放着吧。谁会去管它呢。”胖子说着，他正在把一些没有用完的意面重新放回冰箱里，“一看到你就难免要想起些旧事来，虽然旧事重提总叫人生厌。你们一个个走掉，客人们一个个走掉，就像是把这儿的魂都带走了。”
“可是胖子，谁也不能在咖啡馆里待一辈子。”我踯躅了一会儿说。
“谁说的。”胖子突然大声说。我愣了愣，本以为胖子的牢骚会像晃过的啤酒泡沫一样涌出来。他向来抱着一种壮志未酬的焦虑。但是他却没有再说话，只是背转过身去，留给我们一个笨拙的背影。我再次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有那副时不我待的模样，他显得平静，平静甚至让他添出些悲壮来。于是我们都不再说话，帮着他把椅子翻到桌面上，把垃圾袋收拢起来，一起走出咖啡馆，看着他拉下沉重的卷帘门。
“说真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在北京过得不好？”胖子直起身来问我。
“回来谈恋爱呗。”我说，不由往大奇站着的方向看过去。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又点了根烟，然后抬头认真望着我，像是在等我说下去。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有一句说一句的。你这哪是谈恋爱，失魂落魄的样子，明明是失恋。”胖子说。我笑起来，摸摸他的肚子。对于胖子这样的人来说，向来是人心隔着肚皮的，但是也有如此刻这样短暂的时候，他是真诚的。
我们挥挥手，他甩着手里的钥匙往马路对面走去，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两手交叉在头顶，用力地朝我们挥了两下。
“我陪你叫车。”大奇说，并不是一句疑问句，不容置疑似的往前走去，像是确定我很愿意与他一起走一段路。而这无疑是最适合步行的季节，暑气几乎褪尽，因此所有的知觉都变得格外敏感。我感觉自己正在从一个冬天漫长的梦境里渐渐醒来，却也并不是那么确定。于是我在潮湿的空气里偷偷动了动手指，又伸了伸球鞋里的脚趾，我甚至想要走得更快些，想要把那些旧梦甩在身后，不再让它们有机可乘。
可其实我只是保持着与大奇差不多的步子，并排挤在一条窄小的林荫道上。在经过树木、广告牌或者邮筒的时候，他不得不让开，在下街檐走两步，却又立刻走回来，与我挨在一起。我们的胳膊和肩膀不时碰到，我也没有想过要避让。我们不断经过一些黑漆漆的小花园，嗅到各种甜蜜的花香，但是我们都没有停下来往里张望，只是继续向前走，甚至都没有再说话。
然后我们在一个路口停下，大奇伸手拦下一辆疾驶过来的空车。我坐进车里以后，他也坐了进来。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谁先开口。大概几秒钟后，大奇对司机报出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地址。我转过头去望向窗外，外面是高架桥底下一片蓝紫色的灯光。
“能抽根烟么，憋死我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们。
“当然。”大奇说着，也点起一根烟。然后他递给我。我接过来，抽了一口，又抽了一口，烟嘴湿湿的，带着些其他人的温度。
“要秋天了哦。”司机打开窗户，没话找话地说。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从车窗外面涌进来一些风，闻见熟悉的江水气味。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感到，那些失了的魂、落了的魄稍稍回来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