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心，故宫的南端，与天安门广场隔长安街相望。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也是封建帝王权力的象征。天安门始建于明朝，原名“承天门”，清朝时更名“天安门”。
天安门的设计者为明朝的御用建筑师蒯祥。天安门城楼造型威严庄重、典雅，气势宏大，是我国古代最壮丽的城楼之一，它以杰出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为世人所瞩目。
在明清时期，天安门城楼与其门前的金水桥和封闭式的天安门广场，有机地衔接在了一起，其建筑规模及技艺都堪称世界一流。
明朝初年始建承天门
古代北京，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南口为兵家要地。两座山脉在北京的南口会合，形成向东南方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环抱着北京平原。
北京平原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桑干河和洋河等相继在此汇合成为永定河。所以，北京在地理格局上是“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特别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战略的控制。
北京，在唐代时为幽州，还为燕京，金代时为中都城，元代改为大都，明、清两代称北京。
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先后有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和清8个朝代以北京为都城。各朝在北京大兴土木，建造了各具特色的古建筑，但最早对建筑天安门有间接影响的是元朝。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府，就是后来的内蒙古正蓝旗东部。1264年，元世祖诏令以燕京作为中都，旧址就是后来的北京城西南部的莲花池以东一带，1272年他又改中都为元大都，并从1267年开始兴建元大都，历时18年之久，直至1285年才全部建成。
元大都当时的整体布局呈长方形，南墙位置在后来北京长安街南侧，北墙位置在后来的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的北三环路附近，那里后来遗存有断断续续的、被称为土城子土丘，就是元大都当时最早的北城墙。
元大都从里至外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大城.大城周长60华里，有11个门。南面三门：正中为丽正门，就是后来的正阳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东面自南而北是齐化门、崇仁门和光熙门；西边自南而北依次是平则门、和义门和肃清门；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德胜门。
元大都皇城的南门叫灵星门，在后来的午门一带。灵星门与丽正门之间，曾有一个“T”形的半封闭式宫廷广场，后来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就基本沿用其旧址，并在中间建造了天安门。元大都城墙四隅均有角楼，城外设有墩台，城内宫殿在前，坊市在后，50个街坊星罗棋布。
当时，有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来到我国，看到“大汗之城”元大都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景色优美的花圃后，大为赞叹道：
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她了。
他后来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因有大都城的记述，而使这座古城得以传播，名扬世界。那时候，元朝虽未建造天安门，但它另择新址的建筑格局以及元故宫和宫廷广场的定位，却使后来的明朝始建承天门具有了可行性。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同时，明朝大将徐达统率军队攻克元大都，更名为北平。当时，明朝统治者对元大都故宫尽行拆除，以消除前王朝的“王气”。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燕子朱棣登上皇帝的宝座，从燕王变成了明成祖，并于1403年正月将北平改称北京，暂称“行在”，就是皇帝在外时的行都。
明成祖朱棣就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
据史料记载，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要迁都北京，主要原因是由于北京“左环沧海，有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庙”，“关日不下百十”，“会通港运便利，天津通海运”的优越地理位置。此外，他还在于为了控制北方和东北地区，以维护全国的安定。
1406年，明成祖朱棣分遣大臣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和民工，开始了营造北京的筹备工程。1417年，大规模营建北京的工程正式开始，当时，有个叫蒯祥的工匠，同大批能工巧匠一起被明朝选入京师。
蒯祥是江苏苏州府吴县香山人，他生于明初洪武年间，他的父亲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一位工匠。蒯祥深受父亲的影响，他30多岁就“能主大营缮”，是位造诣很高的木匠了。由于他技艺超群，在营造中充分发挥出建筑技艺和设计才能，很受督工，就是建筑师蔡信等人的重用。
在北京宫殿的营建中，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工匠。除工于设计的督工蔡信、瓦工出身而官至工部侍郎的杨青外，还有与蒯祥同时代的著名雕刻石匠陆祥等。
在宫殿初建阶段，蔡、杨二人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当时都年事已高，而蒯祥正值年轻力壮，又工于计算和绘画，在蔡信、杨青去世后，大量的皇家工程便都由蒯祥主持。
蒯祥不仅对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已达炉火纯青。
营建宫殿楼阁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工程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很敬重他。
在建筑北京的过程中，蒯祥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铆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同时，他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上去，如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楼阁显得富丽堂皇。
1420年，皇宫才落成，蒯祥便因功被提升为了工部营缮所丞。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吸取历代都城规划的优点，又参照南京规制营建而成。“凡庙社、郊把。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
实际上，北京新建的宫殿比南京的更加壮丽。它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裹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全城形成一“凸”字形。
北京内城基本上取元大都旧址，明初北墙向南移五里，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后又将南城墙向前推移到后来的正阳门一线。
内城有九门，正南为正阳门，就是元代的丽正门；在内城中央，共有六门：东有东安，西为西安，北为北安，广场南则为大明门，承天门左为长安左门，右为长安右门。
北京宫城又称紫禁城，是北京城的核心，共有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由于南城墙向南拓展，皇城与紫禁城也依次南移，皇城南移到后来的长安街北侧。
皇城的中门，根据明南京城的名称改称承天门，就是后来的天安门，承天门内仿照南京城布局建造端门。
明代宫城南移到后来的北京故宫的位置，正门由元代的灵星门改称午门，在营建紫禁城的同时，又利用午门前方的中心御道左右两侧，按“左祖右社”规制建造了太庙和社稷坛两组严格对称的建筑群。
此外，在承天门前开辟一个“T”字形的宫廷广场，广场东、西、南都修筑了宫墙，使广场封闭起来，并在东、西两翼和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即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和正南方的大明门，就是后来清朝改称的大清门。
承天门属皇城中的重要建筑，建造时完全模仿南京的承天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北京最早的天安门。它在1420年建成时的形状与后来的天安门大致相仿，但其规模较小，只是一座黄瓦飞檐的三层楼式的五座木牌坊，朱漆金钉，光彩夺目。
承天门城楼的牌坊正中高悬“承天之门”木质匾额，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之意，喻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为尊。
中轴线上的皇城正门
明代的北京城由一条长达8000米的中轴线纵贯南北。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是中轴线的起点，终点在皇城北门外的钟、鼓楼。
全城最宏大的建筑和空间都安排在这条轴线上，其他各建筑物也都依这条轴线作有机的布置和配合，且左右对称，整个设计和布局形成一个完整和谐、前所未有的巨大建筑群。
“无以壮丽，尤以重威”。作为皇城正门的承天门就坐落在这条中轴线的中段上。从中轴线上宫城与皇城的建筑布局，可以看出承天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这一切的设计布局，以及由此构成的宏伟建筑和空间，烘托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
承天门虽是皇城的正门，但它与紫禁城的建筑是融为一体的。为了增加紫禁城前肃穆、深透的庄严气氛，设计者将紫禁城与正阳门的距离拉长了3里之遥，在其间兴建了大明门、承天门和端门等建筑，一方面给紫禁城增加了意境的序幕，更主要的是为了符合《礼记》所载的三朝五门之制。
从高耸的正阳门进大明门后，开始步入帝王的统治中心，建筑物的节奏也随之有了变化。但见漫长、幽深的中心御路纵长伸远至森严、神秘的内宫，御路两旁通脊联檐的千步廊及两侧文东武西对称排列着的五府六部等中央官署，构成了一个错落有致的空间，使人目不斜视地直往天安门遥望。
金水桥前，宽阔的“T”字形广场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朱红城台的背景前，五座精美的汉白玉石桥与金水桥两岸的栏墙，远远望去仿佛线绕着一片白云，承托着宏伟壮丽的皇城正门承天门。
承天门往北则端门之间仅140米，两旁工整一致的平排朝房，与天安门、端门两个高大建筑相比显得相形见拙；东有陶左门，西有阙右门，按照“左祖右社”的规制，在承天门东侧建有祭祀祖先的太庙建筑群，西侧有一组祭祀土地、五谷神的社稷坛建筑群。
午门以内，骤然出现一个广阔的庭院，前面横亘着内金水河，它与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群体建筑，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宏伟的宫廷建筑群。
由此可见，承天门是中轴线上的第一重门。而中轴线上这一有收敛、有放纵、有高昂、有低回的精美设计，体现了艺术上的抑扬顿挫的韵律，灵活地表现出起伏错落、平中出奇的建筑格局。
据史料《明宫城图》记载：明代初建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五间的门楼，下为开有五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五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和华表。
在承天门城楼前，有一条河流经过。这条河曾因形似玉带，有人称它“玉带河”，或“玉河”，又因其位于元朝皇宫处，俗称“御河”。
后因此河的源头是从西边而来，来自京西宛平县玉泉山，流至义和门南水门入京城。所以元代按照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西方属于金的说法，称之为“金水河”。
金水河分为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流经故宫内太和殿门前的是内金水河，流经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为外金水河。
明代以后，金水河的主要作用是保障宫廷用水和防护城垣，即所谓“金城场池，深沟高全”。在这一时期，皇宫扑火的几次大的火灾，都得益于金水河的水。
外金水河全长500米，河宽18米，河深约5米，河北岸边沿距天安门墙基32米。两岸均由巨型石条砌成，岸上筑有矮墙。
碧波荡漾的河水，映照着天安门城楼，格外美丽灿烂。后来，金水河仅有承天门前的一段，已成为承天门的装饰，而且大部分改为了暗河。
在永乐年间，明朝以元朝皇城的周桥为蓝本，建造了内、外金水桥。内金水桥位于故宫内太和门前广场内金水河上，系五座并列单孔拱券式汉白玉石桥；横亘在承天门前外金水河上的，五座并列的三孔拱券式汉白玉石桥为外金水桥。
五座外金水桥造型别致、雕刻精美的石制外金水桥分别与天安门城楼5个门洞相对应。桥南距城门洞62米，桥与桥之间距离5米。
桥稍有坡度，中间出现拱面，而且桥身中间窄，两端宽，呈“］［”型。这种变化多姿、起伏曲折的线条，似彩虹飞渡，更增添了承天门的华丽。桥面略拱，桥身如虹，构成绮丽的曲线美。
据史料记载，以上五座桥创建于同一时期，而其左右的公生桥，则是后来由于明英宗正统初期创建了左右公生门而得名，左右公生门是在明朝承天门宫廷广场皇城墙长安街一线的两座坐南朝北的皇城小门，且不在皇城城门之数，为明朝五府六部进出皇城的“总门”，但无匾额。
在外金水河两岸，各有一对浑重威武、高2.2米的大石狮。这4个狮子雕刻精巧，敦实勇猛，神灵活现，栩栩如生，它们自明朝永乐年间就蹲守在天安门前了。两对石狮雌雄东西成对，相互呼应。
东为雄狮，它右爪抬起，在玩弄绣球，俗称“狮子滚绣球”，象征帝王寰球一统的威严统治，其权力统一套字；西为雌狮，它左爪抬起，在戏弄幼狮，象征子嗣昌盛，繁衍绵延之意。
两对石狮的头都歪向内侧，以示其保护中路。东边的雄狮头略向东歪，而眼睛却向西看，西边的雌狮头略向西歪，而眼睛却向东注视，它们都双目圆睁，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承天门前正中间的御道，仿佛表明它们也是皇帝的忠实卫士。
狮子的雕刻很有特点：广阔的前额，卷曲的鬃毛，撅起的鼻子，张开的大嘴，健壮的筋骨，圆阔的肌肉，加上身上披挂的璎珞彩带和铃铛，显得既威武勇猛却又和善柔顺。其雕工精美，造型逼真，神灵活现，栩栩如生，是我国石狮中的精品。
在承天门前后，各矗立有一对汉白玉浑圆精美的雕龙柱子，名叫“华表”，又称“望柱”，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每对华表间距为96米，每根华表由承露盘、柱身和须弥座柱础组成，通高为9.57米，其直径为0.98米，重约20000千克。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尧时的诽谤木以横木交于柱头，指示大路的方向，并用以王者“纳谏”。
承天门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可见华表不单纯是个装饰品，而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在封建社会，华表为帝王增添了气魄和尊严，是封建皇帝权力的象征。
华表柱头上的部分叫“承露盘”。相传，汉武帝刘彻曾命人在神明台上立一铜铸的仙人，双手举过头顶，托着一个铜盘，承接天上的甘露，以为喝了甘露便可长生不老。
后来，这种形式便流传下来，并且取消了仙人，简化为柱子上面放一只圆盘。盘上有一蹲兽，名“望天”，古时一般都称叫它“犼”。
传说，“犼”是一种形似犬的瑞兽，喜好张望，根据所望方位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天安门前面的一对石犼，犼头朝向南方，意思是盼望皇帝不要久出不归，故而称“望君归”。
承天门后面的一对华表上的石犼，犼头朝向北方，望着紫禁城，意思是希望皇帝不要久居深宫不知人间疾苦，应该经常出宫体察民情，所以称“望君出”。
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形，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外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真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
华表的基座为八角形汉白玉须弥座，四面雕刻云龙。在华表基座外有一圈石栏杆，外面四周环绕白石雕花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头上各雕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石狮子，它们头朝的方向与承露盘上的石犼一致。栏杆不但对华表起到保护作用，还将华表烘托得更加高耸和庄严。
建左祖右社与宫廷广场
明永乐年间，在天安门东西两侧建有太庙与社稷坛，就是后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中山公园。是按照我国古代封建帝王都城“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建造的。
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稷代表政权和土地。二者位于天安门两侧，从而加重了皇城中轴线上承天门的重要地位。
承天门左侧的太庙，始建于1420年，是明朝及后来清朝皇家的祖庙。明朝曾经将太庙合祀制度改为分祭，设九庙分别供奉历代祖先。
后九庙中的八庙被焚，仅存睿庙。此后，在重建新庙后，恢复了“同堂异室”的合祀制度。太庙的后殿及两庑以后也不断有扩建。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南北长475米，东西宽249米。太庙的建筑群共有三重围墙，均为黄琉璃瓦顶红墙身。在第一重和第二重围墙之间是浓郁古老的柏树。
在第一道围墙的西进原有三座门，最南边的称为太庙街门，共5间，通向天安门里；中间的称为太庙有门，也叫神厨门，共三间，通向端门里；最北边的称为太庙西北门，通向午门外的阙左门。三座门都是坐东朝西。
庙内主体建筑为前、中、后三大殿，每逢新帝登基、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和献俘等，皇帝和嫔妃均到此祭祀。
前殿而阔11间，进深4间，是三殿之主，为皇帝举行大祀之处。明间之上的两层檐间木匾书满、汉文竖写“太庙”，梁柱外包沉香木，其他构件均为金丝榆木建成，地铺“金砖”，整个大殿建在汉白玉须弥座上。前殿是供奉皇族祖先牌位的地方。
每到年末岁尾大祭的时候，将太庙供奉的帝后神祖主木牌移到这座殿里，举行“祫祭”。其两庑各有配殿，东供有功的皇族神位，西供功臣神位。
中殿也叫“寝宫”，是平日供奉死去皇帝神位的地方。两侧有配殿储存祭器。后殿自成院落，殿前有红墙同中殿隔开，称为“祧庙”，是供奉皇帝远祖神的地方，后来清代供奉的是没有称帝前的肇祖、兴祖、景祖和显祖4位追封的先皇帝。
此外，还有戟门、神库、神橱、宰牲亭、井亭和汉白玉石桥等建筑。皇帝祭祀太庙时所走之门，一般都是从午门至承天门御道东侧的阙左门出入太庙街正门。皇帝斋戒于斋宫。祭日时刻，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
承天门右侧是与太庙对称的社稷坛，原为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朝的万寿兴国寺旧址。1421年，按“左祖右社”的规制于此设坛，以后一直为明清两代皇帝春秋祭祀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地方。
社稷坛位于后来的中山公园中央，坐南朝北。社稷坛为汉白玉砌成的三层方台。每层用白石栏杆圈围。据《日下旧闻考》记载：
社稷坛在阙右，北向，坛制方，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由出陛，皆白石，各四级。上成筑五色土，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
坛上五色土，分别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坛的地基全部用的是汉白玉，坛四周设围墙，上覆琉璃瓦，瓦色与坛上土色相对。在坛中央曾有一方形石柱，名为江山石，意为江山水固。
坛的四方各有一座汉白玉的棂星门，显得庄严肃穆。在花坛北有一既庄重又精巧的木构大殿，称拜殿。此殿始建于明永乐年间，顶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面阔5间，进深3间，朱红门窗，白石台基，是为皇帝在祭祀途中避风雨而设。
在拜殿的北侧有一座门叫戟门，进深5间，原门内曾陈列有铁戟72把，每把铁戟长1.1丈，号称“银徽红杆金龙戟”。此外，还有位于内坛墙西门外南侧的宰牲亭和位于社稷坛外西南的神橱、神库等附属建筑。
皇帝来社稷坛祭祀时，从阙右门进社稷坛东北门至坛的门外，下辇坐轿入右门，顺戟门往东行至拜殿东阶下轿，在乐舞声中到坛上行祀。
坛上没有神牌，太社位于右，太稷位于左，均朝北。每年皇帝之所以要亲祀，是以表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王者以土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
明永乐年间，明朝在规划营造宫城时，除建左祖右社外，还建有宫廷广场，以显示其皇权至上的气派。明代永乐年间所建宫廷广场，是北京最早的天安门广场。
据史料记载，在辽金时期，燕京城东北郊外有一座著名的古刹兴国寺，其位置在后来天安门广场的西北角一带，明朝的宫廷广场便创建于兴国寺的遗址之上。
在元朝时，宫廷广场从宫城前移至皇城前，从不封闭、半封闭发展到完全封闭。明朝以后承袭了元朝宫廷广场的规制。
承天门建成后，把其前边的大片旷地用红墙围起，形成了更加封闭的“T”字形前院，是为皇城内的宫廷广场。至此，宫廷广场已成为只有皇帝、宗室和官吏出入的禁地。
明朝时的宫廷广场原由大明门、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以及千步廊合围而成。在承天门南面，正阳门之北，原有一座三阙的大清门，其北侧左右各有东西向廊房110间，称千步廊，又东、西折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皆连檐通脊。面北为天街，即后来的长安街，凡文武白宫至此要下马下轿步行。
在古代，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而宫廷广场所在的范围，恰好也涵盖在紫禁城这个中心之内。作为对称，在承天门城楼建筑上，讲究“左祖右社”；在宫廷广场布局上，讲究“文东武西”，国家机构分列广场两侧。因此，明朝首建礼部后便把五府六部集中在了宫廷广场两旁。
千步廊东侧是掌管全国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事务的礼部和掌管全国官吏选授、考课、勋封之政的吏部，负责全国户口、土地、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的户部以及宗人府、兵部、工部、鸿胪寺和钦天监等，衙署建筑均坐东朝西。
千步廊西侧有全国最高统军机构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掌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及受理内外章疏、收臣民密封申诉之件的机构通政使司以及掌管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的锦衣卫等衙署建筑均坐西朝东。
明朝时，由吏部、兵部常在东侧千步廊选拔官吏，叫做“月选”、“官掣”，礼部在那里审核乡试、会试考卷，叫“磨勘”；而西侧千步廊则是刑部审判犯人的地方，称为“朝审”与“秋审”。
整个宫廷广场处在森严、幽深、神秘的布局之中，成为朝廷礼法所系之地，是封建帝王皇权至尊思想的集中体现。
那时，由于实行殿试的科考制度，所以每3年一次在京都举行科考，时间是在春季农历三月。地方各省的举人，都可进京应考。
但进京应考的举人，必需首先集中在大清门内东侧的千步廊，待朝廷礼部经会试考中为贡士之后，再由贡士经殿试考中者，才能被皇帝赐为进士。凡经殿试考中状元、上了金榜的，统称为“登龙门”。所以，老百姓把长安左门俗称为“龙门”。
但是，大清门内西侧的千步廊和长安右门，其用途与东侧的千步廊和长安左门截然不同。朝廷规定，每年各省在秋季以前，将平时判处死刑并未立即执行的案件，必需上报京都朝廷的刑部。
各省上报的案件，必需首先集中于大清门内西侧的千步廊，由刑部会同负责审查案件的官署大理寺等进行审核之后，奏请皇帝裁决。
然后，由朝廷将皇帝的裁决，也经天安门送出长安右门，公布于众，叫做“秋审”，即将胆敢侵犯“王法”的重犯就将押出长安右门“正法”。显然谁一旦被押入这种虎口，就再难生还了。所以，老百姓将长安右门起了个绰号，呼之为“虎门”。
长安左、右门又因“东青龙，西白虎”而得名龙、虎门。两道门外面是张贴皇榜之处，文榜在龙门外，武榜在虎门外，两道门因各有3个门洞，所以也俗称为“三道门”。
重建后的承天门城楼
1421年，明成祖朱棣颁诏正式迁都北京。承天门建成之后，蒯祥因设计了承天门和皇宫中的三大殿以及十三陵中的裕陵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声誉鹊起。就连明宪宗朱见深每次见到他都会龙颜大悦，“每每以‘活鲁班’呼之”，称赞蒯祥为“蒯鲁班”。
1456年，蒯祥晋任工部左侍郎后，他又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多项重大的皇室工程。明代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宪宗实录》中评说：
凡店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凡百营造，祥无不与……
1457年，承天门遭到雷击起火被毁。但在当时，承天门没能得到恢复。直至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才下诏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蒯祥设计并参与施工重建9开2层的木构承天门城楼。
这次重建，蒯祥将承天门由牌坊式改建成了宫殿式，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天安门的规模。此后，明朝180年间虽有修建，但都未作较大变动。
承天门城楼重建后，一座更加雄浑壮丽，更加庄重肃穆的城楼在承天门旧址废墟上拔地而起，造型威严庄重、典雅，气势宏大，是我国古代传统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其建筑风格和装饰水平在当时即受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称赞。在这之后，蒯祥又多次负责主持了对承天门的修缮。
承天门城楼总高33.7米。它的主体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巍峨的大殿，下层是巨大的城台。承天门城楼的大殿为重檐，就是两层檐歇山式屋顶。
重檐歇山式屋顶的前后两坡是整坡，左右两坡是半坡，中间有一条正脊，正脊两端折下，有4条垂脊，4条戗脊，就是垂脊下端折向的一条接连殿角，两侧留有山花。
重檐的大殿顶上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四角屋檐微微上翘，斜平舒展，形成漂亮的凹线形曲线，使巨大、沉重的屋顶巳得轻盈飘逸，肃穆尊贵。
屋顶斜面设计成凹形曲线，也有它的实用效果，下雨时，流水经过这里后，能够滴到距离墙基较远的地方去，可以保持墙基的干燥和延长建筑物的寿命。同时，后檐高高翘起，既增加了阳光照射的面积，保持了室内的亮度，又使大殿增添了奔放之感。
在屋顶的正脊和垂脊上，还装饰着神态各异、生动有趣的龙吻和仙人走兽，使承天门外观显得更加古雅、华丽。在红色为底的东西两侧山墙上，大面积贴金，圆圈形的叫万寿圈，呈绶带形状的为万寿带。它们相互缠绕，金光灿烂，喻示着皇帝万寿无疆、皇恩浩荡。
我国古代建筑的形式极富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在屋顶上。根据建筑等级的高低和使用性质不同，建筑物屋顶造型也截然不同。
最尊贵的是庑殿顶，由于它由四大坡交成五条脊，所以也称“四阿顶”、“五脊殿”，如故宫的太和殿、午门城楼等。
其次是歇山顶，还有攒尖顶、悬山顶、硬山顶等多种形式。歇山顶也叫九脊殿，分为单檐、重檐两种，虽比院殿顶低一个等级，但它仍是宫殿建筑中较高的形制建筑。
承天门城楼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太和殿、午门以及乾清宫等皇宫建筑，但由于它采用了重檐歇山顶形式，也使中轴线上的建筑物富有了变化，避免了形式上的千篇一律。
在巨大的承天门朱红城台上层正中，坐落着巍峨壮观、金碧辉煌、威严宽敞的大殿。大殿坐北朝南，底层四面环廊，基座长61.6米，宽32.5米，面积1920平方米。
基座底部至正吻兽头顶22.6米，四周雕刻有荷花宝瓶图案的汉白玉栏板，栏杆望柱上雕成莲花瓣瓜头花饰；殿内红漆木柱，宫灯高悬，和玺彩绘，雕梁画栋，驻足此间，令人赏心悦目。
古时称大殿“门五阙、重楼九楹、彤扉三十六”。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五间。我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九五相合象征帝王之位。
《易经》上说：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放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
承天门主体建筑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承天门大殿共有60根直径约为92厘米的红漆木柱，承受着屋顶建筑大部重力。
正面的36扇门窗，为我国传统的菱花格式，连锁不断的花纹，构成一幅简洁整齐的图案。窗的下部为雕花裙板，显得大方稳而重。
古代建筑宫殿使用的材料，在质量上要求很严，木架和装修均用上等的珍贵楠木，凡梁柱必用楠木。承天门的漆木柱、梁枋和斗拱等楠木用料主要采木于四川、湖广、浙江和山西的崇山峻岭，再经长江沿运河、通惠河运到北京。
在承天门城楼大殿内，悬挂于梁柱之间的17盏大型玻璃宫灯，与古老的建筑浑然一体，格外醒目。
大厅正中最大的那盏八角宫灯为主灯，有8个面，全高6米，直径2.8米，重约450千克；其余16盏为6个面的辅灯，每个辅灯高6米，直径2.2米，重约350千克。八角宫灯和六角宫灯一起组成了一个众星捧月的图案。
承天门大殿地面是由“金砖”铺墁而成。“金砖”特指江南、苏州烧制见方二尺细料方砖。此砖经运河和通惠河运至北京，包供皇帝专用，始称“京砖”。后因这种砖敲击有声，声如金钟，亦被称为“金砖”。
城台从地面到台顶高12.3米，上层长116米，宽38.76米，面积为4500平方米，下层长120米，宽40米，底面积4800平方米，整个城台外观呈立体的等腰梯形。
明朝在营造和重建承天门时，城台的上部是用大城砖垒砌并用白灰膏、江米汁灌浆的实心城台。每块城砖重24千克，这些城砖大多来自山东临清。在当时，那里派有专人督办烧制城砖，装漕船经北运河、通县张家湾转运到北京城。
城台墙身的颜色全部粉刷为红色，旧时所用红色涂料主要有白灰、头号红，另加少量江米，就是糯米、白钒等调配而成。江米取其黏性，白钒提色出亮，将其用在外表粉饰，光致细密、色调美观。
在舒展高大、端庄朴厚的承天门城台下有5个券形门洞，门洞长均为40米，但高宽不一。5个门洞中，属中间最大，高8.82米，宽5.25米，此门正中恰好压在皇城的中轴线上。
其余4个门洞依次往外缩小。对称于中央门洞两侧，紧靠中间门洞的两个门洞各宽4.43米，最外的两个门洞各宽3.83米。
承天门城台下部是洁白宽大的汉白玉石须弥座台基。出地面高1.59米。台基在古建筑工程中匠师相袭称之为“治明”。它有一部分埋入地下，承受基上全部建筑重力并传给地基。台基具有保持建筑稳定、防水、防潮之功能。
承天门城台的台基采用汉白玉基座，属宫殿建筑中规格最高的台基建筑，不仅能衬托出城楼的巍峨壮观，而且，汉白玉台基经久耐用，可以延长城楼建筑寿命，加强建筑物的稳重感。
在城台上部边沿四周是1.2米高的淡青色女儿墙，上覆黄色琉璃瓦，远远望去，犹若一条银带缠绕在天安门上，把这座古建筑装饰得更加美丽无比。
在承天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条长30米，宽6.5米，用青砖铺成的梯形通道，也称马道。马道古称校场或城墙上跑马的路。明朝时，每当在承天门举行“金凤颁诏”仪式时，宣诏官员都要从这里上下城楼。
后来，承天门修缮时，改砌成了五条阶梯。整条马道分为4层台阶，每层17级，共68级，中间有3个平台。同时，马道两边的路灯也由原来的宫灯形状改换成了壁灯，每个马道7组，每组两个壁灯。
承天门城楼的精美装饰
古代皇宫建筑对做工与装饰都特别讲究，其装饰艺术中布局的大小规格、严谨程度直接影响着整个建筑象征性的表达。
作为皇宫的正门承天门，屋顶上熠熠生辉的琉璃瓦、龙吻和栩栩如生的仙人走兽，大殿内外的斗拱、梁枋与和玺彩绘以及城门与门钉的使用，自然是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象征性体现。
在承天门城楼大殿的屋顶上，覆盖着上千块金黄色的琉璃瓦。这些古朴的琉璃构件，在阳光的照射下，流光溢彩，散射出耀眼的光辉，使这座建筑愈显得美丽华贵，气势非凡。
琉璃建筑构件的出现，最早的史籍记载见于北齐时魏收撰的《魏书》，书中的《西域传大月氏》中记载：
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其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仍诏为行殿，容百余人。
可见，从那时起，琉璃就以它华美的色泽和良好的防水性能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琉璃的色彩种类很多，有黄、绿、青、蓝、黑、白和翡翠等十几种。
元朝宫殿大量使用的是绿色琉璃。但到了明朝时期，对于什么样的建筑使用什么样的色彩则有了说词。
明朝以后，黄色多用于皇宫和重要的庙宇处，绿色多用于宫廷内的一般殿宇、城门庙宇和王公府第等处，黑色常见于庙宇和王公府第，蓝色预示无穹，只用于与隆重祭祀有关的建筑，如天坛祈年殿。
在承天门城楼屋顶正脊的两端，有一对翘首华丽的琉璃装饰物，古代称为龙吻，因在正脊上，又称之为大吻或正吻。
龙吻高3米多，宽2米多，重约4吨，由13块琉璃构件组成，俗称“十三拼”。承天门共有正脊一条，垂脊8条，在正脊与垂脊上共有10个龙吻，故又有“九脊封十龙”的说法。
龙吻表面饰龙纹鳞甲，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张口吞住正脊，脊上插有一柄宝剑。在古代建筑中，龙吻不但是一种重要的装饰物，而且由于它衔接了殿顶正脊与垂脊之间的重要关节，从而起到了使殿顶更加封闭、牢固和防止雨水渗入的作用。
古代建筑正脊两端的龙吻，过去又称为“鸱吻”。它的演变过程大体为，由鸱尾到鸱吻至龙吻。唐代以鸱吻为主，明代以后才由龙吻取代了鸱吻。据《唐会要》所记载：
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上，以压火祥。
鸱尾的形状呈月形，有点像鱼的尾巴，又有点像鸟，人们当时把它装饰在屋顶上，其作用有“避火”镇灾之意。
明朝承天门的龙吻嘴张得很大，可以吞住正脊的盖脊瓦、正脊筒和群色条三部分，而后来的清代龙吻张得较小，则仅能吞住盖脊瓦和正脊筒，群色条在龙嘴的下唇以下了。
在承天门正脊上的龙吻，其颈背上还插有一把宝剑，并露出伞形剑靶。它起装饰龙吻，增加其华丽气势的作用。除正脊上的龙吻外，两坡垂脊上也各有一龙吻，亦称垂脊吻，其体形略小，呈前趋势，起封护两坡瓦陇和装饰垂脊的双重作用。
在我国古代宫殿的建筑中，屋脊的装饰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承天门除了正脊、垂脊上的龙吻外，在8条垂脊上还有72个栩栩如生的仙人走兽。每条垂脊最前面的是一个骑着似凤非凤。似鸡非鸡的仙人领路，称之为“骑鸡仙人”。
仙人之后依次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和斗牛9个形态各异的走兽。它们俨然一副昂首摆尾，欲上九天的神势。
9个走兽各有各的含义。龙为万物之首，凤为百鸟之王，龙、凤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取其吉利之义；狮子乃兽中之王，狻猊传说为能食虎豹的猛兽，亦是威武百兽率从之意；天马、海马在古代是尊贵的象征，寓意皇家的威德可通天入海；押鱼是海中异兽，能兴风作浪，传说是防火、灭火能手。獬豸外形似龙又有尾，似狮却生角，性情忠直，善于分辩曲直，含主持公道之意；斗牛是身披鳞甲又有龙的神态且外形似牛的一种异兽，能消灾灭祸。
关于这些走兽的含义人们说法不一，但总体上不外乎镇灾除恶、逢凶化吉，体现着皇家殿宇的威严和吉祥富贵。
仙人走兽和龙吻一样，不单纯是檐脊上的装饰物，还是檐脊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骑鸡仙人”的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其他走兽的功能是遮住两坡瓦陇交汇点上的三连砖上口，保证雨水不从三连砖处渗入。由于它们的存在，从而完美地起到了密封、防漏和加固的作用。
在明朝殿宇的等级不同，走兽数目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按古建形制，一般多采用三、五、七、九奇数，最高为9个，不包括仙人，如承天门、端门、乾清宫等，但太和殿却破例在9个走兽后边又加上一个名为“行什”的走兽，达到10个，为宫殿走兽中最多的一例，充分体现出该建筑的不同凡响。
殿宇降级，走兽数目也随之减少，一般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为9个，皇后寝宫坤宁宫为7个，嫔妃居所东西六宫为5个，有的甚至是1个。减掉的走兽是减后不减前，而且要成奇数。另外，走兽的尺寸、颜色视殿宇等级也有明显区别。
在承天门大殿翘边翘角的飞檐下，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排列有序的斗拱和梁枋。斗拱为我国传统木构架体系建筑中所独有，是由外形方木弓形横木组成的具有翘、昂、拱特点的木制构件。
斗拱在西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唐宋时，只是为了加强建筑结构的整体作用，明时，则成为柱网和屋架间的主要装饰。
色彩艳丽、上下叠落、层层咬合的斗拱，是柱与屋顶的过渡部分，不但能使屋檐上翘和向外伸展，而且起到了承受屋顶重量并分散到柱身上的作用。斗拱自唐代发展成熟后便规定民间不得使用。
梁枋又分为额枋和檐枋。承天门屋檐斗拱下面是额枋，上边绘有华丽的彩画和金龙图案；大殿柱顶部位，柱子之间相互联系的构件叫檐枋，绘有龙凤和里图案。一般较长梁枋构件的彩画分为5段，两端部分称箍头，其内侧为找头，中间称为枋心。
和玺彩绘是我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装饰艺术，也是彩绘形式中最为高级、最为尊贵的彩画作。主要用于宫殿、坛庙等大型建筑物的主殿。
梁枋上的各个部位主要线条全部沥粉贴金，金线一侧衬白粉或加晕，用青、绿、红三种底色衬托金色，看起来非常华贵。和玺彩绘分为“金龙和玺”、“龙凤和玺”和“龙草和玺”三种。
承天门大殿环廊采用的是金龙和玺图案。整组图案以各种姿态的龙为主要内容，枋心是二龙戏珠，找头中青地为升龙，就是龙头向上，绿地画的是降龙，就是龙头向下，盒子中间为坐龙，并衬以云气、火焰等图案，具有强烈的神威气氛。
在大殿厅堂纵横交错的梁枋上绘的是龙凤和玺彩绘。枋心是双龙或是双凤，找头、盒子等部位青地画龙，绿地画凤。龙凤和玺含有“龙凤呈祥”和“双凤昭富”之意。屋顶上的天花藻井画的是团龙图案。整个大殿在和玺彩绘的衬托下，显得富丽堂皇，金碧生辉。
承天门的5个城门洞中，各有两扇朱漆大门，门上布有“纵横各九”的鎏金铜钉。在城门上施用门钉之举，最早出现于隋唐时期。
最初是出于构造的需要，在木板和穿带部位，钉上铁钉以防止门板松散。但由于铁钉钉帽露在门表面有碍观瞻，为美观起见，人们将针帽打造成泡头形状，于是，就兼有了装饰功能。
对于使用门钉的数量，明代以后，有了等级上的讲究：“宫殿门庑皆崇基，上复黄琉璃，门设金钉。”“坛庙圜丘外内垣门四，皆朱扉金钉，纵横各九”。
门钉要纵、横各九路，因为九是阳数之极，“九重”为帝王之居，只有皇帝的皇宫及城门正门才能享有“纵横各九”的规格，以下按品级门针数量呈单数递减。
一般亲王府邸的大门上门钉纵九横七；世子府邸门钉纵七横五；公爵门钉纵横各七，侯爵以下至男爵纵横各五，不过，他们各自的大门上只能为铁制门钉，不能采用铜制门钉。天安门乃皇城正门，当然门钉也属最高级别。
清朝扩建并更名为天安门
明末时，宏伟壮观的承天门毁于兵火，上半部荡然无存，只剩下光秃秃的5个门洞。1644年，清朝决定定都北京后，立即着手对北京宫室进行了修复。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增建的宫殿，但数量不多。
清朝的皇城、宫城大多承袭明代旧制，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修缮后，古都北京的城郭和城门基本上恢复了原貌。
当时，由于进京不久，清朝统治者特别注重“安”与“和”的策略，以求得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于是，清朝除采用其他措施外，还在城门的名称上大做文章。
清朝首先将紫禁城内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分别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取内宫平稳之意。还有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3个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以示外安内和。
1651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下令在承天门原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按明时承天门原貌重修城楼，将“承天门”之名更改成了“天安门”，但天安门上悬挂的木质匾额是“天安之门”，以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
这样一来，“天安门”既涵盖了“承天启运”的命名意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
1688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修缮与扩建天安门，基本保持了顺治时改建的形制。在天安门城楼基座周围增建了汉白玉栏杆、栏板，雕刻了莲花宝瓶等图案。
在康熙年间，除重建天安门城楼外，还修缮和扩建了金水桥以及天安门宫廷广场等。
天安门前的七座桥在建制、装饰和使用对象上各有不同，一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位于七座桥最中间、最突出的一座桥的桥面最为宽阔宏大，长23.15米，宽8.55米，白石栏杆柱头上雕刻着蟠龙望柱，下衬云板，为皇帝一人专用，称为“御路桥”；
御路桥两旁，白石栏杆上雕有荷花柱头的桥叫“王公桥”，桥面宽5.78米，只许宗室亲王们通行；王公桥外侧的两座桥较窄，宽4.55米，叫“品级桥”，只许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通过。
在金水桥中，最靠边的两座桥比品级桥还窄，只是普通浮雕石桥，叫“公生桥”。
一座在太庙，即后来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一座在社稷坛，即后来的中山公园门前，供四品以下官员、兵弁和夫役过往使用的。
在清朝时期，北京皇城和宫城最大的变化是1754年扩建了天安门前宫廷广场。据《国朝宫史·宫殿一》记载：
天安门外，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1754年，至1760年竣工，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
这就是说明，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左、右门外又分别加筑了一道围墙，从而将门外的街道也括入了天安门前广场之内。
清北京皇宫在顺治、康熙两朝虽尚属恢复阶段，但其宏伟壮丽在世界上已堪称一流。在当时，广场东侧大部分沿用明朝旧制，仍为各部所在，当时叫户部街。
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朝在户部街外侧增设了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的翰林院，负责对外通商和交涉事物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太医院等。
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清朝采用八旗兵制，不再建立五军都督府，并把原来的街道改称前府胡同、右府胡同、左府胡同、中府胡同和后府胡同等。还在明锦衣卫旧址建立了刑部，称这条街为刑部街，后来，在刑部街上又增设了都察院和大理寺等审案判刑的机关，又称司法部街。
另外，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有分别通往五府六部的总门两座，叫做“公生门”，文武官员由此进出宫廷俱奏。
乾隆年间，清朝在公生门两边加筑围墙，东西折向北转接皇城墙，又在新加围墙东西端各辟一门，门三阙，分别称东三座门、西三座门。后来，公生门和东、西三座门及内里的五府六部陆续拆除。
在清朝末年，天安门遭到严重破坏。后来，荒凉破败的天安门城楼历经它历史上最大两次大规模的修缮，由原来的通高33.87米变成了34.7米。整个天安门古建筑群，从天安门到外金水桥至天安门广场，全部建筑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在天安门城楼大殿内，在10根红色廊柱中间，悬挂上了8个红色的大宫灯。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千克，简直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在当年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
天安门城楼的中厅悬挂了一幅高2.6米、宽5.8米的《江山永泰》图。该以奇特的构思、浓烈的笔墨和粗犷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巍峨雄浑的泰山图。画家借泰山讴歌和谐盛世。
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7个红色的观礼台，观礼台前东西各筑有花坛。在天安门城楼的前方近处是两座大观礼台，每座长95米，宽12米，各有6个小区。观礼台呈北高南低倾斜式，内有梯形台阶，总容量为20000多人。
历史上天安门的地位显赫
天安门一直是明清两代王朝身份和皇权的象征，当时的天安门对于庶民百姓来说，简直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的禁区，哪怕是探头一看，也是“私窥宫门”的重罪。
明清两代时，天安门是皇帝颁布最为重要的诏令，也称“金凤颁诏”的地方。如皇帝登基、册封皇后等重大国家庆典活动，皇帝都要在天安门举行“金凤颁诏”仪式。据清代史书《日下旧闻考》记载：
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
就是说，皇帝发布的重大命令，就是书面的诏书，要在天安门上进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这表明天安门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就是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
奉诏官和宣诏员，就是捧接诏书和宣读诏书的官员等人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在那里。
诏书宣读之前，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御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
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吉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拜大礼。
宣诏官读完诏书，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衔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日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礼部官员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就是黄色伞盖、仪仗和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
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
天安门还是“金殿传胪”的地方。明清时代，盛行科举制度。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殿试又称御试、廷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在太和殿前进行的属国家最高一级的国家考试，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和笼络知识分子，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
明初“殿试”，曾在承天门南金水桥畔设案考试，后移至太和殿。清朝在保和殿。这种考试每3年进行一次，时间一般在春季农历三月。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十分严格，进京应考的举人首先要集中在大清门内东侧千步廊朝房，经礼部会试，考中后为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只有取得贡士资格才能进宫参加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考卷的成绩，由阅卷大臣打分，获得前10名的考卷，皇帝还要亲自过目，考中的被赐予进士。列第一甲第一名者称为“状元”，列第一甲第二名叫“榜眼”，列第一甲第三名的是“探花”。
殿试两天后，皇帝召见新考中的进士。考取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天安门前听候传呼，然后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十的姓名、名次。这就是“金殿传胪”。“胪”有陈列的意思，“传胪”就是依次唱名传呼，进殿晋见皇帝。
考中的进士被皇帝召见后，礼部官员捧着“钦定”
的写有进士姓名、名次的“黄榜”，先放到午门前的龙亭里，再由鼓乐仪仗前导，抬出天安门，出长安左门，张挂在临时搭起的龙棚里，就是后来的南池子南口迪西红墙处，由名列榜前的新科状元率诸进士看榜。
3天后，“黄榜”收回内阁封存。而后，顺天府尹，就是北京的地方官给新中状元、榜眼和探花者插金花，披上大红彩绸，用仪仗接到城北顺大府衙门里饮宴，以谢皇恩。完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醉心于仕途的士子们，一旦“黄榜”题名，便身价百倍，因此当时人们把中进士比作“鲤鱼跳龙门”，把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称作“龙门”。
明清时期，除了在天安门举行“金凤颁诏”、“金殿传胪”等活动外，还有皇帝每年要到天坛、地坛祭天祭地，皇帝御驾亲征和大将出征在天安门前祭路祭旗，胜利凯旋“献俘”、“受俘”，遇有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也都要启用天安门，以显帝国威风。
天安门地位至尊，即使皇帝出入也是有限的，嫔妃夫役更是绝对禁止出入天安门的。但也有例外，就是皇帝大婚时，新婚皇后可以由天安门抬进后宫。
皇帝大婚可不是小事，也有一套繁琐的程序。要先派使者到女家行聘礼，再迎新皇后，由大清门入天安门进后宫。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这种帝王独尊的现象，甚至连皇帝的父母能否从天安门通过都会引起争议。
明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母亲要去太庙祭祖先，在从何门进入的问题上，礼部的官员们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初决定由东安门进入，但当时的礼部尚书张璁直言劝说众臣：
“即使是贵为天子，也是有母亲的，怎么能让皇帝的母亲从旁门过去呢？”
最后，礼部官员们议定，改由大清门入天安门去太庙。天安门是进喜不进丧的地方，就连皇帝以及皇帝父母的灵柩都不能从天安门出入。
明代时，“廷仗”和“献俘”的地方，均在天安门的后边，午门的前面。但清朝一般不再用“廷杖”的刑罚。
“廷杖”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那时，皇帝倡导文武百官以至平民百姓上书“进谏”。但是，“劝谏”批评皇帝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冒犯了皇帝的尊严，龙额大怒，就要在午门前罚跪、打棍子，这叫做“廷杖”。
“献俘”始于清朝。凯旋的军队将士，为显示战果，要在午门前举行“献俘礼”。仪式前一天，战俘由兵部官员牵引，自长安右门入内，押至太庙、社稷坛祭祀，表示是祖宗的护估和国家的福分。此举被称为“献俘”。
据《午门献俘图》记载：次日，皇帝登午门楼受俘。门楼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各种仪仗、法驾、卤簿陈设在阙门左右，御辇、仗马、护朝宝象、大乐排列停当。
当日清晨，众王公大臣，身穿朝服云集午门前，俘虏们此刻也被押至此地。身穿衮龙服的皇帝在鼓乐声起、三呼“万岁”声中，至午门城楼御位上降旨，对俘虏进行发落，若恩赦不株，则宣旨释俘，众战俘叩头谢恩。此景称为“受俘”。
乾隆皇帝曾于1755年御制《午门受俘》诗一首：
雷霆申宿令，阊阖受新俘。
讵乃恩全背，安能诛竞捕？
缉凶新附奋，宥命旧奸瞿。
白练阵班末，双顽肆市衢。
快晴天意顺，大礼众情愉。
益切钦心镜，永怀巩帝国。
该诗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受俘礼乾隆皇帝的惬意心情和期望皇朝永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