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寺坐落在北京城原西皇城根路北的一座高台之上。庙的西墙在五福里，后门则在旌勇里路西。它建于明孝宗时的1503年，清代康熙年间重修。正阳门外东柳树井路北的大慈庵是它的下院。
据说，清乾隆年间，号称拈花寺中兴第一代禅师的达天，曾为嘉兴寺住持。达天禅师于1780年被高宗乾隆皇帝敕封为“阐教禅师”。这是佛教贤首宗自唐代圭峰禅师被赐封后的第一人。
原德胜门外牛桥拈花寺的塔院中，奉达天为拈花寺中兴第一代，贤首宗第三十四传人。在京城贤首宗其他寺院的塔院中，多以达开为开山祖师，并建有达天禅师的衣钵塔。
清代嘉庆年间，嘉兴寺中有一位著名的元宝和尚，据说他腿跛，是个大弯腰，《长春市志·宗教志》上说，元宝和尚是嘉庆朝摄政王的“替僧”。
关于元宝和尚和嘉庆朝的摄政王，还有一段传说故事：
据说有一次摄政王在北京的嘉兴寺进香，主持派了一个小和尚去敲钟，结果这个小和尚是个罗锅，怎么也够不到那个吊起的大钟。
小和尚急得往上一窜，哪想到脚下走空从台阶上滚了下来。他弯腰驼背加上一身黄缎僧衣，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元宝在滚。
摄政王见了，不由笑道：“好个元宝！”
机灵的小和尚立刻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王爷！”从此“元宝和尚”就叫开了，而他真正的法号却是很少有人再知道了。
1861年，嘉兴寺曾作为清政府“通商议事”之所。由外事活动频繁，恭亲王掌政时，曾将庙的东院僧房腾出，作为外事活动场所。直到恭亲王被免除军机大臣后，清政府于东堂子胡同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此处的外事活动才告停止。
嘉兴寺原为东西并列的3座院落，最西一座为主寺。面临皇城的山门即为天王殿，上端高悬蓝地金字“嘉兴寺”的大匾，东西各开一“方便”小门，上书“不二法门”。
后来，皇城根拆除后，便又在西边开一大门洞，进门往西即可看到天王殿东山墙的红额，上面写的是：“天地昼夜六时大地一切皆欢喜恒吉祥。”
二殿三间供的是如来佛，东配殿为客堂，门前挂一红漆牌，上写方丈示：“无衣钵戒牒者，本庙概不挂单”。后殿3间供的是“三世佛”。
嘉兴寺主寺以东的中院，亦有前殿、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塑像，再东的院落是大型的传统型四合院，为寺院的寮房、斋堂、庖厨、仓库。
方丈院内还种有十数盆不同品种的莲花。因此，夏秋之际许多人到此“借佛观花”，故老北京人有“崇效寺的牡丹，嘉兴寺的荷花”之谚。
清末，嘉兴寺的住持为方瑞、崇辉，他们的社会交际很广，在佛教界有很大威望。当时北京佛教会有两个，一个设在南城观音院，人称“南会”；另一个就设在嘉兴寺，人称“北会”。两会各有群众。
旧时的西皇城根，每年有两件宗教与民俗水乳交融的盛大活动：一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东官房以西宛平县城隍庙的“烧火判”，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旌勇里旁嘉兴寺举办的盂兰盆会。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地安门外火德真君庙祈建皇家的中元法会，焚烧用48张油桌拼成舱底，长十丈、高约五六丈的巨型法船。嘉兴寺则在什刹前海冰窖处，焚烧巨型法船，而且是“普渡船”，亦称“济孤船”，另外还有“净业船”一艘。
按佛教的说法，普渡船是超度“十方法界无祀孤魂”的；净业船是渡善人的。所以，船上扎糊的鬼神、人物也不尽一样。普渡船船舱内是“十殿阎君”朝地藏王菩萨；而净业船船舱内则是十六尊者朝“西方三圣”，即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船舱的舱顶上还落着大鹏金翅鸟。
在当时，北京城西北一带的善信人许多在庙内“功德堂”上给自家的宗亲三代设位追荐，将装有冥银的包袱均放入净业船底舱，晚上在什刹前海嘉兴寺前焚化。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为京城一大盛事。
嘉兴寺开盂兰道场时，前十天即在山门外张贴了大幅黄榜，表示召请“十方三世，古往今来一切孤魂等众”，并接受“十方善信人士”的布施。这一天，僧众、居士两众弟子同诵《佛说盂兰盆经》、《地藏经》及诸品神咒。
天黑之前，两众弟子执香，在一片举扬“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声中列队祭送一艘济孤船，在太平仓与棉花胡同南口外交界处焚化。
到了晚间，僧众在庙的正院“祈建盂兰盆会普利济孤，往生逍遥道场”，由崇辉法师放正主法，焚香设放《普利济孤焰口》。
这天夜里，前海的荷花市场的营业几乎通宵达旦，水面上的荷灯点点，烛光闪烁。青少年们手执莲花灯，荷叶灯、鲜蒿子灯在岸上自发地举行“斗灯会”。正是“绕城秋水荷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旧时，嘉兴寺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而闻名，它是全北京市停灵、办丧事最多的庙。而且多是富豪、名家的大丧事。平均每周即有三五家办事，甚至一天赶上几家办事，事主互相“斗阔”。所以，庙的门前经常挂出几个黑漆牌子，上面用毛笔蘸大白粉写着“王宅接三东院”、“李宅伴宿北院”、“张宅开吊前院”等等。
嘉兴寺一年到头棚架子不拆，门外花牌楼架子也不卸，吹鼓手的大鼓锣架不往回挑，甚至冥衣铺裱糊匠到庙里就地做活。
当时人们在庙里办丧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
在这种风俗之下，嘉兴寺则比较开明，他们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不但承办汉、满两族人们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者治丧的业务。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允许天主教在庙里举行“终傅式”；允许基督教在庙里举行“吊丧会”。
还有些基督徒去世后不在教堂开“吊丧会”，却借嘉兴寺庙院举行所谓“追思礼拜”，唱诗《我家在天》，献诗《这世界非我家》、《复活在我》《真神之爱》、《日落之那边》；读圣经《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由牧师祝祷后，始奏哀乐出殡。
因此，嘉兴寺后院有一块“果园子”，但几乎百分之九十用来“丘”灵柩，其中，还有几座外国人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