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的一个深夜，北京市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陈龙接到了一件敌情通知，内称：
保密局特务段云鹏，负责北京行动工作，解放后曾潜入北京活动，现准备再次潜京。
陈龙，原名刘汉兴，辽宁抚顺人，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从事抗日游击斗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任中央社会部三室主任的陈龙由党中央选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随行，由其全面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49年南京解放，陈龙调到南京任公安局局长，他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侦察经验，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破获了“长江中下游挺进案”、“苏浙皖特区反共自卫军案”等著名案件，是新中国侦查工作奠基者之一。1950年初，陈龙被调到北京担任市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
陈局长对敌情通知单上的特务段云鹏并不陌生，此人早年是军阀曹锟部下的一个兵痞。曹锟失势后，他沦为盗贼，并拜侠盗“燕子李三”为师，学会了爬墙越脊的本领，到处作案。在日本投降之前，他曾作案百余起，被捕坐牢10多次，是京津一带颇有名气的“飞贼”。在江湖上，他还混了一个绰号——“赛狸猫”。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把段云鹏视为“奇才”，特意从监狱中要出来，施以严格的特工训练，然后把他安插在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北平直属组，充当职业杀手。此间，他受命监视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住所，阴谋伺机窃取中共方面的档案；为军统局寻找搜查地下党的电台；多次搜捕地下工作者……
北平解放前夕，在特务头子叶翔之的亲自指挥下，段云鹏又和另一名特务崔铎执行了一起暗杀任务。他们于1949年1月18日凌晨携带两枚特制的定时炸弹，放在主张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住宅的房顶上，炸弹爆炸后，何的小女儿被炸惨死，何思源夫妇也负了伤。北平和平解放后，段云鹏逃往台湾，并先后三次潜入大陆，组成所谓“华北行动组”，从事暗杀纵火等破坏活动，对京津地区的危害极大。
接到敌情报告的第二天一大早，陈局长就赶到北京市公安局，同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一起研究对付段云鹏的办法。
北京市公安局的冯基平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原名冯玉书，别名冯乃革，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辽阳县委书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团长、绥蒙保安处副处长等职。建国后，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冯局长对段云鹏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但解放后却没有掌握他潜来北京活动的情报，也没有收到任何举报。这说明段云鹏能够在北京立足活动，很可能已经埋下了潜伏特务组织。
从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京津地区的稳定考虑，陈龙向冯基平提出了“釜底抽薪”的办案方针，即全面调查段云鹏在京、津一带的所有社会关系，对解放后与段有过来往并参与掩护和资助他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又没有检举揭发的人，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以抢在段云鹏前面，铲除他的落脚、掩护之地。
北京市公安局接受任务后，立即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代号为“500”的项目组，由政治保卫处处长邢相生领导，与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密切配合，展开了工作。
项目组经过筛选，先后逮捕了曾当过狱警看守的秘静轩、特务狗腿子赵友三和鸦片贩子魏金山。经审讯，他们供认，段云鹏的确曾在解放后潜入京、津一带活动，他自称是台湾保密局上校，负责京津工作，任务是暗杀新政府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
项目组还得知，段云鹏在天津有多处落脚点，其中有个曹老姨是专门为他进行联络工作的。
为扩大线索，北京市公安局把曹老姨从天津押到北京审讯。
曹老姨，原名曹玉静，又称朱曹氏，是个40多岁的妇女。通过审讯，她又供出了住在北京的程立云。
程立云，36岁，日伪时当过汉奸，表面上看去像个精明的文人。他和段云鹏是通过买赃卖赃相识相交的，后来，段云鹏委任他为“北平行动组”组长。
项目组从程立云提供的线索中顺利的找到了“北平行动组”的根据地。
这个组一共由9人组成，都是身强力壮的中青年。项目组前往去抓捕他们时，这些人正在试制炸药。
到1951年“五一”前夕，北京市公安局已将段云鹏在京津一带联系发展的60余名特务分子抓获归案。
北京市公安局的“釜底抽薪”之战，使段云鹏在大陆发展的潜伏特务，全部落网，但段本人却在项目组刚行动时就闻信逃回台湾了。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过问了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他指示说，段云鹏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
政治保卫局局长陈龙经过缜密研究，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他选择了几名特务分子，让他们继续与段云鹏保持通讯联系，以钓段云鹏这条“大鱼”。
但是，一年过去了，两年三年过去了，段云鹏竟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那么，段云鹏到底去了哪里呢？原来，自1953年国民党保密局派驻香港的行动特务崔铎被我方公安局抓捕后，台湾保密局便将段云鹏派往香港，让他在那里遥控对大陆的暗杀、爆破等破坏活动。
有了段云鹏的消息后，从北京到天津、广东，一切有关的侦察部门、民警治安部门、边防部门都再次行动，侦察、巡逻、监视、查控……他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当段云鹏一旦踏上大陆的土地，就能立即发现他，尽快抓住他。
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有关领导也在更深、更细地讨论诱捕段云鹏的各种方案。
段云鹏在大陆布置的潜伏组织，发展的大小特务都被我方公安局肃清了，虽然留了几个与段继续保持联系，以掌握段的动向，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段云鹏对他的许多特务关系人被捕的事听到点儿风声，他还敢进来吗？而且，就算他本人不来，却也可以坐镇香港，策划对大陆的派遣活动，指使特务进行破坏。何况，香港近在咫尺，他随时都可能跑进来。各地公安部门虽然已经张开了网，布置了严密的防线，但在从广州到京津的广阔土地上，谁能保证没有漏洞？动员大批人力进行守候监视，短时期是可以的，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时已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陈龙正卧床养病。他仍然关心着这个案件的进展，琢磨着对付的办法。陈龙认为，要抓住段云鹏，就得放长线，有好鱼饵，还要营造一片“深水”、“活水”。他坚信，有了“活水”，段云鹏就一定会游过来。
经过分析，当时正担任北京市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凌云和处长慕斗韵研究后，决定把诱捕段云鹏的主攻任务交给天津，其他侦察机关则提供全力配合。
天津市公安局早在1950年发现段云鹏在天津活动的情况后，就把侦察、控制段云鹏的工作延伸到了香港。他们通过段云鹏在香港的一个旧友了解段的情况，并部署了对他进行指导联系的秘密人员。
段云鹏的这个旧友以前是个做药材生意的，此人以贩卖烟土发财，与段已相识10多年。日伪时期，段云鹏两次被捕，都是由他疏通关系保释出来的。
在经济上，段云鹏也经常得到他的资助，两人由此成了知己朋友，做了盟兄弟。段云鹏常对人说，这个药材商对他有“过命之交”。
1950年8月，这个药材商经商亏本后去了香港，在港与段相遇。他乡遇故知，两人都异常亲切。但这时药材商在政治上已经向新中国靠近了，他在两年前就同我冀北根据地的禁烟局建立了联系，1948年5月他又因涉嫌汉奸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解放后是我方禁烟局把他保释出狱的。现在他虽已去港，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在改变着他的政治态度。加之，他的两个老婆、四个孩子都在北京，生活上也有困难。所以，只要不断晓以大义，并对其家庭予以照顾，帮助解决经济困难，是有条件争取他为祖国服务的。
果然，段云鹏从台湾到香港后，就住到了药材商的家中。药材商在旧交的基础上以过去贩毒，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等“苦衷”取得了段云鹏的信任。同时，旧友又不断地从金钱、衣物方面给段资助，使他成为段在经济上的一个依靠。
此后，段云鹏为他介绍认识了许多保密局在港的特务，又向保密局推荐他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上尉。
天津市公安局在担负主攻任务后，就着力在“妥设圈套”，“营造活水”上做文章。为了搞一片“活水”，天津公安机关在广州专门开设了一家药材商店，并派出侦察员张宝珍装扮成店主“韩宝章”，指示香港药材商在段云鹏面前表示韩与他关系密切，可以信任。段很感兴趣，认为韩是个可以利用的人，将来保密局的爆破器材运到广州可以暂时存放在韩处，甚至考虑把“韩宝章”的药材店建成他发展广州特务的根据地。
在这期间，段云鹏还两次监督药材商给韩写信，了解情况，并要韩去港，意图当面审查。韩则复信表示“因事务繁忙不好脱身，虽很愿赴港，却需要一定的时间”，并表示“一有机会，一定尽力效劳”。后来，韩宝章又给香港写信，说在广州药材和五金行业有些朋友，有个厂子希望有实力的朋友来广州共同经营，以此作为引诱段云鹏依靠韩的帮助从广州合法入境的诱饵，却被段拒绝了。
1954年9月初，段云鹏再次通过药材商给广州的“韩宝章”写信，声称自己要到大陆做几笔药材生意。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枫立即带人赶赴广州，坐镇指挥。同年9月14日清晨，段云鹏终于跨过了香港与广州相接的罗湖桥。当晚，在天津公安局开设的药材店，段云鹏最终被抓获。
至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策划的华北地区暗杀纵火等破坏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