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张旧照片可以唤醒一串记忆。
昨天就是这样的。本来我已经忘了那个村庄，但看到照片，立刻想起那条沿着土墚爬行的小路，和被它带到的那个半荒废的村庄。这类村庄我们都见过，多在偏僻的山区——年轻人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再回来，中年人和老年人耕种土地，互相问候；渐渐地，老年人离世，中年人老去，在“下面”的什么地方，建有新的村庄，村级政府早已经搬了过去，随之“下山”的还有剩余的年轻人，以及村里所有谈得上是资源的东西。下面的人不耐烦地等待，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他们还得为“上面”保留道路和电力，这像是浪费。每过些时候，在邮政局的地址簿上，一个村名又可以划去了，不光是邮递员，很多人都松了口气。
我说的这个村庄，位于陕北的一个角落。上午的阳光很好，照得所有事物黄艳艳的。受赐于脚下一条尚未完全断流的小河，这一带的房屋不是窑洞，而是用片石垒就的石屋；在黄土高原上，大块的石头绝非随处可得，河流在汛期淘浚黄土，直到露出底部的石层。这里的每片薄石，自是从河道里拣来，磨削而成。
废弃的房屋，一眼可以辨出，它们的窗棂失去了糊纸，黑洞洞的，不过，一些局部的精致形状（这一带常见的是十字花形，也出现在院墙的装饰上），透露出昔日主人对生活的合理展望。无人居住的院中，犹有旧时的什物，猪圈、不知做何用的石砌小台子、磨盘、农具，此时看上去，更像是一些陪葬物。
一个宽大的房屋前面，在足够长的石阶上，坐着本村的（我猜测）相当一部分居民，迎着上午的阳光，如同一排植物。这个比喻是很不敬的，但印象确实如此。我向他们打听，左面土坡上那条小路，通向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它通向另一个村子。我略有点吃惊，因为那条土路，绕过一个高峻而寸草不生的山峁，很难想象远离河流的那一边，还有什么可以居住的地方。
人类散居在各种奇怪的地方，冰原、深山、沙漠和戈壁。我们喜欢探索的执拗本性，以及对食物的追逐，可以解释许多。不过我相信，另一种原因，越到后来越占重要地位，那便是躲避权力，躲避战争，躲避迫害，躲避同类。如果可以随意选择的话，有多少人会爱上冰雪和黄土呢？逃人、戍卒、饥民、反抗者，越过边障，涉过河流，将自己与后代的命运投向恐惧与希望中。
我们难以想象那些只拥有最简陋的工具和最粗疏的知识的人，是如何在破碎的山脉中发现通道，是如何定居并且聚集起来的。我们只知道权力最终找到所有逃人，士兵和税吏接踵而来，不过，这不是本篇要说的事情了。
我想说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如我在这里见到和想到的。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人与自然似乎息战了，至少人是如此，疲劳了，休息了。这些房屋、村庄，仿佛失去了时代的属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目前的，也可以想象其为远古的。时间，在你我的生活中犹如鞭子，在这里犹如人们可以将自己浸泡其中的温水。而这一感触，又与我一向持有的观点相冲突。
我是主张进步的，对于——比如说中国古代那种田园式的生活理想，以及万世永固式的政治理想，一向不大以为然，因为我认为，在地里刨一千年，也刨不出一支青霉素来，而青霉素所象征的属于现代文明的某些东西，确确实实使人活得更好；并且，暧暧远村，依依墟烟，美固美矣，可惜只是表面的观感，每一个社会，不论停滞还是动荡，都在遭受权力的折磨，而摆脱或减轻这折磨的希望，显然存在于未来的某种进步之中；最后，人类对自身是有责任的。
现在，我一方面仍持原有的观点，一方面又有点怀疑自己是否错用了时间的尺度，以及是否忽略了一些因素。我想起了一本书，找出来，抄下《茨威格自传》一开头对少年时经历的太平时代的回忆：
“在我们那个几乎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持续下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会有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有财产的人能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有把握能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要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或翻天覆地的变化。”
（舒昌善等译文）
茨威格的语调是温暖的嘲讽。接下来他便要谈到这“太平盛世”中隐藏的危险的自负和幻想的乐观，以及不久之后将世界，特别是他的世界，击得粉碎的风暴。他谈到他对进步与人类前景怀有的概念式的信心，以及眼前的不断地使那信心成为一种自我折磨的根源的残酷现实。他谈到他曾来到英国的巴斯，想给自己找一个可以进行安静地写作的地方，然而，“幽雅秀美的景色与世界上不断产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怎样的对比啊”。
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历史书会说，那时的中国不停地在折腾，但对少年来说，以及在成年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世界便将如此了，肉食将永远稀少，但母鸡还在下蛋，混乱成为常态之后，又有了安定的风味，人们仍要发疯，却是定期地发疯。那个世界比之茨威格的，自然是不幸许多，但两种世界确有共同点，颇堪琢磨。
我在那个村庄前面一点的空地上懒洋洋地消磨了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少见的，因为我的旅行，特别是那次旅行的特点，是“停不住”。再美丽的河畔，再安静的山谷，也不能让我真正地安宁下来；每次奔向某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赶到后，都是打量一眼又不耐烦地迅速离开。把希望放在下一个拐弯的后面，而对窗外的事物漠不关心，每天漫无目标地行驶，直到精疲力竭，才悻悻停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我便想，我们——我也不清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反正是“我们”吧，对进步所应持有的温和与持久的信心，是否在变质，是否掩盖着这个时代本质性的焦躁，是否本来应该深藏不露的储备金，却被我们急不可待地挥霍。我们或者说很多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现在里，倒像是拼命地将自己探入不属于自己的未来，而那本来是没有可能的，可能的只是错觉和幻想。
我并不怎么赞赏那个小村庄旧有的生活方式，对于现代社会将那里的人们强行拖入共同轨道，也不怎么歉疚。我仍然认为社会停滞在困苦与不公平的状态中，是件悲惨的事，比如，假如中国此刻停滞下来，那我一定要大呼倒霉，但是，在公路上疾驰时，或在家中漫无要领地翻看新闻网页时，我确实感到一种荒唐。比如说，我常用来批评牧歌精神的一个武器，是指责那种生活状态下的人们没有人类感，没有共同感。而我认为自己是拥有它的，证明之一是知道“罗弗敦墙”是在挪威的什么地方，非洲有人在生病，以及……对了，我经常上网看看新闻什么的。
今天抄书有瘾，再抄一段索尔·贝娄。我以前引用过他的一篇演讲，今天再从里面抄一点。贝娄神经过敏地谈到电视的影响：“它是我们时代特有聒噪的主要来源——这是一种经过装饰的聒噪，它要求我们的专注，其目的不是把它聚拢起来，而是把它分散开来……它使分散的孤独进入一种交流状态。电视让离群索居的美国人认为，他参与了整个国家的生活。它并没有真正把他置于一个社团里面，而他的心却由于这种暗示而暖洋洋的，也就是，附近什么地方有一个社团，因而，他那源自你的意识也就给引向那个整体。”
（李自修译文）
贝娄的演讲是在1990年。他说的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是互联网。
“……后来，电视剧结束了，我们来到了斑马和长颈鹿的草原上。再后，又看到了群众集会上的列宁。突然，我们切换到了一所烹饪学校，有人教给我们怎么填塞火鸡。接着柏林墙倒塌了。或者旗子在焚烧。也或者，一个小组讨论吸毒危机。越来越多的大众话题，可个人意识却越来越少。显然，个人意识在萎缩。”
面对台阶上的七八位老人（曾被我轻蔑地形容为一排植物的），没办法不意识到，陌生与疏远是双向的，我对于他们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多于他们对于我的。有时候，我对原地不动的陌生人的兴趣，要超过他们对陌生的过客发生的兴趣，而有时候又相反，但统统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谓共同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时间感，而这可贵的时间感，又让我们烦躁，我们宁可以进步之名来打碎它。
在旅行中，如果连着几天发生这种自我怀疑，我就得赶紧找家舒服的旅馆，在干净的地毯和能够反光的镜子之间恢复平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上网，看新闻，回到人类的大家庭中，正如贝娄所形容的“暖洋洋的”。
我和朋友们谈起过这些。我们互相问，有谁能够在如前所述村庄那类的地方、在“时间的后面”，生活一年，而不感到恐慌？没有一个人能。如果有互联网和电话呢？也许可以，但没必要嘛，我们这么说。
我观察，焦躁不安是普遍的，我们用掺水的共同感来分散它，用进步观来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压力，或者把个人问题化为时代问题或政治问题。奇怪的是，我确实认识一些非常安静的人，听说过更多此类人，通常，我一边羡慕，一边怀疑地想，真有那样的人吗，在这个时代？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或者，瞧他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每个焦躁的人，对他人或事物，都没有时间去实现自己本来可以达到的理解程度，我们只是踩油门，飞驰而过。
有个叫天花墕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在两年内途经三次。天花墕在土塬顶上，有家人住在那里，门前总是摆着自家出产的梨枣之类，指望卖给过往的人。第一次经过，我停下来照了几张相，回来看，毫无趣味。第二次经过，我用那家的水洗了手脸，然后买了梨和一种很小的苹果。第三次，我没有停车，直接开了过去。我已经知道了他家梨果的味道，便想不出还有什么是值得停留的了，而且，我还要赶到前面的县城投宿。
总是如此，有足够的理由驰过每一个地方；如果在某处有所逗留，不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便是偶然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