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布局: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年七月初九晚上,宋太祖宴请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喝得差不多了之后,他命令侍从退下,对石守信他们讲:没有天,就没有地,要是没有你们,我也没有今天啊。但是做皇帝还不如节度使快活,我现在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因为谁不想坐这个位子啊。众位一听,忙说:你天命所归,谁还敢怀有异心。赵匡胤一听,知道这帮武夫没领会自己的意思,于是就直说了:众位兄弟我当然放心,可是就怕有一天你们也被黄袍加身,到时候身不由己啊。
众人终于明白了赵匡胤的想法,于是都跪在地上请他给指一条活路,赵匡胤见他们领会了,心里很是高兴,便说:人生在世,不就图一个快乐吗,那些祈求富贵的人也不过是为了多赚点钱,好供自己享乐,子孙享福。我看你们就把兵权交出来,出守大藩吧,多买些良田美宅,每天饮酒取乐,安享晚年。我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无猜疑,岂不是很好吗?众人一听这话,还能说啥,第二天就都得了病,要求辞职养老,乖乖地交出了兵权。老赵也不食言,任命他们为节度使,但是又把他们留在了京师,赏赐有加,实际上把他们的权力用富贵交换了。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
剥夺禁军将领兵权后,太祖曾想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再干几年。符彦卿此人,乃已故后周世宗柴荣的老丈人,是五代著名的战将。很久以前,他就曾令契丹人闻名丧胆。其父符存审,也是当时名将,符彦卿十三岁即精晓骑射,由于是老符第四子,当时人称“符第四”,骁勇无双。
符彦卿是后周朝世宗老丈人,按理讲宋太祖最应猜忌他,但老家伙命好,其长女是周世宗皇后,次女又嫁给了宋太祖之弟赵光义,不知不觉中给自己上了政治方面的“双保险”,故而赵氏兄弟待之甚厚,对于赵匡胤想让符彦卿领军一事,赵普不同意,押下任命诏不发,力劝宋太祖深思利害,太祖皇帝不高兴,说:“我待符彦卿甚厚,他日后岂能负我!”赵普马上回言:“周世宗待陛下也厚,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一句话,赵匡胤默然,马上收回委任诏命,老爷子得以“对宾客终日谈笑,不及世务,不伐战功,”七十八岁高寿善终于家。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赵匡胤又从制度入手,做了改革,使禁军的一部分驻守京城,却要到外州县就食;另一部分镇守边防要地,但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说是让他们“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无固定之将,将无固定之兵的目的,从而使他们无法一起叛变朝廷,武职官员形同虚设。他控制禁军的目的达到了,但是军队的战斗力也没有了,使得北宋的对外作战能力极差,这也是不得不说的弊端。
开宝二年(969)十月,赵匡胤又准备进行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他设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所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祖却做体恤状,说道:“你们都是功臣宿将,戎马一生,本已辛苦,如今还不辞劳苦驻守大镇,实非朕优待贤士之本意。”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早就揣摩出这主儿的意思,心领神会,马上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赵匡胤听见这话,马上笑了。但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等人,尽管也明白太祖的意图,但贪婪富贵,不愿轻易解除兵权,纷纷诉说自己当年的攻战经历和沙场艰辛,太祖心中十分不快,冷冷说道:“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它干什么”,第二天,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交出兵权。
正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决开国元勋手中的兵权时,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的势力逐渐崛起,赵光义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之久,韬光养晦,利用一切机会笼络人才,他组织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眼看赵光义势力滋蔓难阻,开宝九年(976)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宋太祖派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迎宾,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此外,宋太祖还一反常态,明显加强了同皇弟赵光美的关系。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逼得赵光义忍气吞声,继续作他的开封府尹。赵匡胤死后,新皇帝赵光义大丧期间甚是劳碌。
首先改变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再是走马灯似的接待百官臣僚,最后,为皇亲国戚封官赏爵,以示其皇恩浩荡:首先封其弟赵廷美为齐王,依祖制赵廷美继任开封府尹;其次封其两个侄子赵德昭为武功郡王,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封长子赵元佐为卫王、同平章事,次子赵德昌授山南东道节度使。此外,还给“违命侯”李煜加封了陇西郡公的称号,给“违命侯”夫人加封郑国夫人的称号。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赵匡胤开始从制度上进行改革,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得到了改变。乾德二年(964),赵匡胤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与此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
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税征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他的处理方法是在该节度使病逝调离之际,朝廷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无法“屯兵自重”了。乾德三年(965),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打)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算个中级官员,通判尽管名义上略低于知州,但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是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其具体做法是: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但是,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指挥体系,运转起来滞重缓慢无比,没有什么效率可言;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故意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也使部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无从谈起。不但无法形成强大攻击力,就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