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溪挤上了公共汽车，不等售票员催促，便自动斜着身子来到了车厢中部。其实车上人并不算很多，但除了占据着座位的，大多数乘客都淤在紧靠车门的地方，使上、下车都显得格外吃力。
“请往里边走！往里边走！”售票员频频焦躁地呼吁着，但响应的人就是不多。
汽车到了下一站，有人下不去，有人上不来，车门迟迟关不上，司机久久不能开车。陈碧溪望望身子前后，微微叹了口气。她所在的车厢中部其实并不算挤。
车门口传来一阵烦怨嘈杂声。车门“嘭”地一响，车子终于开动了。一位比陈碧溪岁数还大的女乘客从稠密的人团中逸出，到了她身边，喘着气；她俩对望了一眼，立刻互相从心底产生了一种共鸣：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为什么那些人就偏偏不做呢？是一种什么心理，使他们宁愿那么于己、于人都不利地在车门口淤着？……
可是陈碧溪不能把思绪集中到这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上，因为她听到两个声音在议论一桩与她直接有关的事。
她一手握着车顶的扶扛，一手拎着她的提包，背靠在车座的侧面；两位议论者的位置恰在她的背后。
一个是较为苍劲的男声：“……你说陈碧溪那个教学方法，能在我们学校推广开吗？”
一个是相当尖脆的女声：“嗨，你也太认真了！她介绍的经验，我们姑妄听之罢了，何必闻风而动！”
男声的语气颇为严肃：“听说现在不光是市里肯定她，教育部也很重视……大概把她当作一个开路先锋，来带动中小学的教学改革吧……”
女声的语气变得格外尖酸：“哎呀，改革，改革，中小学这三十多年搞了多少次改革！还不是‘翻大饼’一会儿烙这面，一会儿烙那面。‘政治挂帅’的时候，教学可以随便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不要提了，干脆不要考试，不要分数，‘零分万岁！’这几年翻成了另一面，从幼儿园开始就分重点、非重点，考重点幼儿园，要求一口气说出七种花卉的名称……现在教学完全围绕着考试、分数、升学这个轴心转，仅仅半分之差，就足以定下一个学生的终身——如今觉得这样不好啦，又要‘翻大饼’。陈碧溪真是聪明人。每到这种时候，总有聪明人跳出来的。你要‘零分英雄’就有张铁生，你要‘满分英雄’就有报上那登出照片的‘高考状元’。现在你不是又嫌学生作业负担过重了吗？嘿，就出来个干脆不留家庭作业的陈碧溪！……”
陈碧溪周身的血几乎全涌到了脸上，她拎包的手几乎要把包带提断，她真想转过脸去，看看那位女同行的尊容，并向此人提出抗议，但她终于克制住了自己。在一阵波及全身的微微颤抖中，她本能地离开了那个位置，挤进了淤成一团的乘客中，并在车子靠站时，不由自主地挤出了车门，下得车去。
直到那辆公共汽车开走老远了，陈碧溪才稍微冷静了一些。
她望了望站牌。她当然不该在这站下车。她是应当坐到终点站去的。今天下午，她介绍教学改革经验的会场，便在这路汽车的终点站那边。
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离开会还有四十来分钟。她决定步行过去。她有把握，她不会迟到。
迎面来风，把她齐耳的短发向后吹去。她边往前走边想：幸好刚才没有在冲动中转过身去，和那位同行顶撞起来。剔除掉那位同行把她同张铁生不伦不类地加以类比的恶意攻击，她得承认：教育战线经历过几次剧烈的反复以后，是非界限的确被弄得模模糊糊，就是她自己，半年多来在从事这项数学教学改革的实验中，不也经历了多次的惶惑与动摇吗？当然，现在她比较坚定了，但她怎么能要求别人都一下子便同自己认识一致呢？更何况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还应当说是学术问题，原不必也不能大家整齐划一的……
突然迎面有一个人呼唤着她：“陈老师！”并且使脚下的坡跟凉鞋“咯咯咯”地把人行道敲得好响，逼到了她的眼前。
陈碧溪定睛一望，是她学生辛劳的母亲。
辛劳的父亲前些时定下的职称是工程师，母亲定下的职称是助理工程师，算是一个新的“书香门第”。陈碧溪所教的学生中，出身于这类新式“书香门第”的学生约占四分之一。没有比这类家长的期望更明确的了——使他们的子女考入重点中学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陈碧溪这些小学老师的身上。
辛劳的母亲穿戴打扮得不仅整洁，而且还相当时髦，在陈碧溪面前一站，犹如一朵花挨着一株草，对比度颇大。这位家长显然很重视这次邂逅，她刚在陈碧溪面前站定便说：“太好了！遇上了您！陈老师，我正打算这两天再到学校去找您呢！”
陈碧溪点点头。她知道这位家长的心思。
不过辛劳的母亲这天的表情似乎有点异样。显然，尽管她竭力想保持足够的礼貌。但那种“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心绪，却使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质问和批评的意味：“陈老师！上星期报上关于您的报道我看到了……老实说，我们虽然钦佩您的精神，却总不放心——您这种保证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知识，课后基本不留课外作业的教学改革，会不会使您的学生在升学考试当中吃亏呢？”
陈碧溪诚恳地对她说：“您和辛劳的爸爸可以随时抽查他嘛——看他究竟学会了没有，学到了什么程度……”
辛劳的母亲高声切断她的话说：“我们当然随时都在抽查，劳劳虽然掌握得还不错，可是，我们还是不能确定您的那种教学方法是否起了好的作用……”
陈碧溪忍不住问：“怎么还不能确定呢？”
对方便告诉她：“实话实说吧——尽管您不给学生留课外作业，我们还是让劳劳每天做30道题——20道计算题，10道应用题……”
陈碧溪感到不快：“你们这又何必呢？这样，孩子的作业负担，不是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吗？”
对方比她更为不快：“我们倒觉得，您像以前那么教，像别的学校、别的老师那么教，不是更顺手吗？又何必搞这种改革呢？您这种改革，至少对我们劳劳，只起着坏作用——以前我们布置多少题目他就做多少题目，从不讨价还价，现在可好，动不动他就埋怨，甚至跟我们顶嘴，说您跟他们说的，看看电视和小说也无妨！……”
陈碧溪耐心地向她解释：“我以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向学生灌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自觉地去热爱知识、把握知识……学生既能在课堂上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并有了相当充分的练习时间，又何必强迫他们到题海里去苦航呢？我以为像辛劳这样的孩子，课余不仅可以看看电视、小说，还可以有更符合于他们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有益活动。比如：捉迷藏、放风筝、‘跳房子’……”
辛劳的母亲瞪圆了眼睛，仿佛有无数驳斥陈碧溪的话语挤在了喉咙中，一时竟吐不出来，嘴唇翕动了好一阵，才终于直抒肺腑地说：“陈老师，您想标新立异，当教学改革的模范，我们自然不好反对，可是您拿我们的孩子作实验，将来考重点中学的时候，孩子吃了亏，我们心里该怎么想，您自己心里又该是什么滋味？……”
陈碧溪的血又直向脸上涌。她觉得面前这位家长其实就是在辱骂自己。她为自己和对方感到痛心。她想到半年前到辛劳家的一次家访。在那不足十五平米的住室中，到处堆着、摊着书本，辛劳的父亲眼里布着血丝，辛劳的母亲一边谈话一边用双拳揉腰，都向她诉苦说：“再这样下去，真支撑不住了！自己要搞业务进修不算，光是辅导劳劳和他妹妹完成各科的近百道题目，就得三四个钟头，这苦海什么时候才游到头啊！”他们的良知，不也厌倦乃至憎恶着过重的作业负担吗？可是你真的给他们孩子减轻作业负担了，他们却又显露出这样的一种心理！
陈碧溪觉得不能就这样结束他们之间的谈话，她应当再作努力，使这位家长多少能有一点对她的理解，于是她微微扬起下巴，仿佛宣布一桩什么神圣的事情似的说：“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还是要改革——目前中小学的这种以升学为轴心的教学体制，是窒息孩子心灵的，是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您应当相信，至少在小学和中学，是应该取消所谓重点和非重点之分的，就是高考，也不会总像现在这样，几乎完全取决于一次考试的分数……”
对方却报之以冷笑：“取消？改变？中国的事情，一定下来是很难再变的——实话实说，我们还宁愿这样：完全凭分数说话！因为只有分数是不好作弊的，改成什么首先看德啦，要看实际能力啦，因为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后门可就成了城门洞了，我们这样的家庭，一无权二无势，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拿去当见面礼，搞交换，肯定会吃大亏的——升学的前门只剩下针鼻大，我们劳劳还有什么指望？……”
陈碧溪只觉得脊梁骨发凉。她不是无话可说了，但越发感到无从说起。再说时间也不允许她再跟这位执拗的家长交谈下去……
她不记得是怎么跟辛劳的母亲告别的，她在一种不仅激动而且复杂的心情中，快步向前走去。她脚下的步子迈得很快，但她感到她那两条腿前所未有地沉重。
她痛苦地想到：尽管辛劳母亲的思想境界是她所不能俯就的，但这位知识分子家长确也点出了目前教育战线的症结所在，是呀，搞不好，也真可能出现道理正确、高超，但“前门”却变得针鼻般小的尴尬局面……
可是，当她接近公共汽车终点站时，她的心境又渐渐平静下来，并恢复了自信——因为她忽然意识到了她那手提包的分量：那里面不仅有她的发言稿，还有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都是在读了报上关于她的通讯报道后，给她寄来的，来信者是各式各样的家长，有工人，有解放军指挥员，有机关干部，并且也有知识分子……除了个别几封信有所质疑而外，几乎都是热烈地支持她的教学改革的，她并不孤立，而陌生的同胞的支持，更使她感到可贵，这说明她有着一个坚实而雄厚的后盾……
她不知不觉地将那手提包抱在了胸前，仿佛抱着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婴儿，又仿佛抱着一口喷涌不息的温泉。
一辆“小面包”车，从她身边的马路上开过去以后，忽然减慢了速度，并靠拢了人行道，停住了。她并不知道这同她有什么联系，但那车门打开以后，却跳下了一个头发很浓、鬓角很长的男同志，径直迎到了她面前，笑吟吟地招呼她：“您是陈碧溪老师吧？”
陈碧溪愣住了。
那人解释着。陈碧溪这才明白，原来这是电视台的车。车上坐的全是电视台的人——他们是开赴会场，为陈碧溪介绍教改经验拍摄电视新闻镜头的。他们搞电视的人眼力究竟不同一般——仅仅是见过附在报纸上那通讯报道边上的照片，他们就能从人行道上把她一下子认出来……
那位男同志热情地对她说：“您怎么走着去会场？快上车吧，我们送您去……”
车里的其他几位同志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迭声地请她上车。
陈碧溪却怎么也不挪动脚步。她心里很慌乱，还夹杂着解释不清的厌烦，她笨拙而固执地推辞着：“不，不用。我走着去吧！我走惯了！你们请先去吧……”
人家只好把她留在人行道上，把车子开走了。她望着车子的后身，忽然又有点后悔——她这样“不识抬举”，岂不会给电视台的同志留下一个起码是古怪的印象吗？……其实这一点陈碧溪纯属多虑，那些电视台的同志在车里议论时，倒是纷纷以赞叹的口气说她：“这人真有点个性！”
陈碧溪走到公共汽车终点站，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总站，好几路车都从那里发车和到那里终止。陈碧溪望了望调度室门上的电钟，又伸腕对了自己的手表。离开会还有二十分钟。她不想马上走向会场——那会场就在一百多米以外，是个区级的文化馆——她就近坐到了车站凉棚下的长凳上，倚着一根柱子。
陈碧溪朝文化馆门口望去。已有许多人在朝那馆门走去。电视台的“小面包”停在了馆门一侧，车里下来一串电视台的人，手里拿着摄像机、强光灯一类器材，也朝门口走去……啊，还来了两辆小轿车，显然，是有重要的人物来听她的经验报告——说不定教育部真有司局级以上的领导莅临……
陈碧溪望着那百米以外的景象，心里只感到苦涩。自从她被宣传以后，不知底里的人，总以为她这下可算名利双收，无比幸福。其实，仅仅在她那个学校内部，尽管校长和教导主任是给她撑腰的，而周围的同事，竟是取观望态度的居多，而几个平时关系就处得不那么好的人物，竟从此对她更增添了几分难看的脸色、几多旁敲侧击的话语……
就在昨天，在教师食堂里，那高挑身材的潘老师，便拍着她的肩膀打哈哈说：“大师姐！师妹这厢有礼啦！”陈碧溪听了这带着尖刺的话语，嘴里的饭菜几乎难以下咽……
潘老师跟她都毕业于市里首屈一指的师范学校，但潘老师比她高两届，是1961年的毕业生。陈碧溪记得对来采访的记者交代得清清楚楚——她1963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可不知为什么报上那报道登出来时，偏印成她是1960年毕业的；她给报社打了电话，对方连连道歉，答应登个更正，但更正久久未见登出。她又给报社的总编辑写了信，结果昨天报社总编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只是再次深表歉意，并解释说：倘若这类“不涉及本质问题误植”统统都要更正的话，那他们每天该登出的更正就太多了——而报纸的“宝贵篇幅”不能大量用来干这种事。况且，据来电话者说，读者对这类更正也根本不感兴趣，一篇通讯里的人物是1960年毕业还是1963毕业，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陈碧溪心里是透亮的。她知道潘老师一类的同事那“师姐”、“师姐”地一再戏称里的潜台词：你可真能吹呀！一家伙把你的学历提前了三年……嗯，调级，提薪，1961年可是道杠杠呢，你真能往杠杠前头凑呀！……
其实这1963年误植成1960年也确算不得什么，还有更让陈碧溪感到难堪的呢——那篇引起轰动的报道在介绍她时，使用了一系列诸如“二十多年如一日”，“一贯地……”，“持之以恒地……”，“锲而不舍地……”等等语汇。据说那都是新闻报道中的常用套语，不足为奇，也无人深究的。但陈碧溪凡读到这类语句时便不禁羞赧得无地自容——她哪里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呢？！她有过连续几年的消沉，就是这半年多的教改实践中，她的情绪也有过明显的起落，而这都是潘老师他们有目共睹的！这样的报道也许更能博得陌生读者的钦佩，却偏偏导致了校内一部分人的齿冷。更何况那报道中还用了“力排众议”、“不怕冷言冷语”一类的语句。潘老师那样的同事在读时心里一定会极为不快地想：那被“力排”的“众”都是谁呀？那“冷言冷语”可出自谁的口哇？……报纸的公开揄扬，倒使陈碧溪陷入了明显的窘境，所以她怕新闻机构——她心惊肉跳地想到一会儿电视摄像机便会对准了她，而她的形象也许在明天的新闻节目中便会极不得体地展现。当她面部的大特写出现在荧光屏上，而被潘老师他们看到眼里后，肯定会使她的处境呈几何级数地更其微妙、艰难……她真想向主持这次会议的领导同志郑重提出：取消电视台的新闻录像！可是，看来她并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必得经历那令她痛苦的一切细节……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二十分钟了。她该起身，走完那最后一百米的路程了。可是她觉得自己的身子竟有千斤般重，她依旧坐在那里，倚着柱子，任自己的眼睛回避目的地地乱转，任自己的思绪随之翻卷……
她忽然发现侧面有一家冷饮店，透过玻璃窗，她看到潘老师正同两位她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喝橘子水，盛着橘子水的玻璃杯里还各插着一只雪糕。潘老师谈笑风生，双手比画着，嘴角一撇一撇地……她知道，潘老师是不会准时进场听她的报告的——她昨天就跟潘老师说过：“我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何必去浪费时间？”潘老师满脸堆笑地说：“师姐哟，你的光荣就是全校的光荣嘛，你出场当明星，我们理应去当‘啦啦队’捧场呀。”——其实潘老师不过是借这个机会到会场内外会会她同届的同学和同行中的朋友。瞧，那一边听她聒噪一边耸眉咧嘴的二位——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同志和一位年龄较轻的女同志，肯定就是她的老相识……啊，不该以恶意去揣测别人，不过……陈碧溪感到胸口发闷，她忽然觉得，潘老师一定是在揭她的短儿，而那两位听得入神的人，便恰是她在公共汽车上只闻其声未见其貌的议论者……
陈碧溪简直不想去作什么经验介绍了。她何苦来呢？如果她这半年来不去标新立异，她不仅可以免耗许多心血，省却许多辛苦，而且可以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过如同别人一样的日子；别人怎么干，自己也怎么干，别人怎么过，自己也怎么过，等到别人改弦易辙了，自己再跟着改弦易辙，既不必赶头班车，也不要赶末班车，中不溜儿，不前不后，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这么样的吗？自己何必特殊？
只剩一刻钟了。再不能耽搁。陈碧溪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她看到一百米以外的会场门口已经摆上了一大溜自行车，更多的同行正在朝门里走去。倘若她再不走过去，主持者，还有她那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一定会着起急来的——啊，他们已经着急了！她远远地看见，教导主任走出了门口，站在最高一级的台阶上，把手掌搁在眉上搭成凉篷，焦急地朝人行道上眺望着……
她挺了挺腰板，挪步朝一百米以外的会场走去。开头的十几步，她的步履还是艰难的，脚踝上仿佛拴着无形的铁球，因为她的心头还淤塞着消极的情绪；走出二三十步以后，她经过了一个发售图书的书亭，一瞥之中，她看到那书亭的显示窗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习题集和“辅导材料”——她这半年来多次到新华书店作过调查，如今最畅销的图书并非文艺作品而是各种类似“升学指导”的东西。其中相当一部分编得草率，排印中错误不少，但最不济的发行量也在十万册以上。她在辛劳的家中就看到过足足十多种习题集，辛劳的父母显然是每见到一种便立即为辛劳购买一种。习题集本身自然无罪，然而用一本又一本的习题集扼杀青少年的青春乐趣、想象力和创造性，这风气还要盛行多久呢？……啊，这才是真该心惊肉跳的事情，这才是真该魂牵魄系的事情……陡然地，她又感到手里那提包的分量，一种难以度量的责任感和挑战精神从心底升腾了上来，她脚下不禁立即加快了速度，而且每一步都变得更加有力。
是的，难。走完这一百米，难。走上那介绍经验的讲台，难。走下那讲台，也难。今后不仅是走进、走出教室，就是生活中的每一步路，也会比以前更难。
陈碧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她没有退路，她得一直往前走。
1984年夏写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