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易轻轻推开门，他以为还会像那天一样看见受伤倒卧的陈子璜。但床上只有两条依照乡下人习惯叠成长条的被窝。
李月湘正在切菜，见有来客，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就去倒水。
“子璜同志呢？”
“出去了！”
“他怎么走动！受伤才五天！”
“可就是说呢！医生告诉我，半个月别叫他下床。可他，刚才推开窗子，正巧见一只老雕在抓鸭子，他抄起那根步枪就往外走。有什么法子呢？迟了，鸭子早叫啄死了！”
“这会儿他到哪里去了？”
“谁知道啊！喊也不理，叫也不睬。苏书记，你说说他吧！要是身子好，我才不管他呢！爱往哪去往哪去。反正，他的事就没个办完的时候，可这一阵伤口还没定痂就东跑西颠，弄得不好……”李月湘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什么也不用说，他能听谁的话！随他去！弄坏了伤口就把腿锯掉，让他架着两根拐漫地去乱窜吧！”
她满面愁容，转身坐到床边，捞起一件男人的毛衣，小指头一绕，就开始编织起来，线团在床上转动着。她是闲不住的。苏易每回到这里来，她总是这样，一面絮絮叨叨对丈夫发怨言，一面在不停手地为丈夫忙着。这个幽暗的土窑中，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切摆设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不紊的。陈子璜随便什么时候撩起床头的被单，底下都有浆洗过的、压得平平展展的衣服。陈子璜吃饭从来没有定规时间，但，只要他往那张矮桌旁边一坐，要不了一会儿，妻子就可以端来热气腾腾的菜饭，并且带着一盘焦得发黑的辣子——这是他惟一的嗜好。不过，至于她自己，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她把茶缸递给客人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衣襟敞开着，于是她慌忙扣住，并且，双手理理蓬松的剪发。照说，无论从脸孔或从身材看来，李月湘都是相当漂亮、相当年轻的。可是，你也不得不感到她像是由于多儿多女，使自己的青春风采过早地、迅速地减退了。
苏易喝了两杯茶，对女主人说了两句没有任何效力的同情的话，就站起来要走。李月湘忙说：
“再等一等吧！他也就该要回来了。”
“是得等，我找他还有事。不过，我想先出去随便走走。”
李月湘知道他要到林媛那里去——这位忙人当中最忙的工委书记，常常专意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呢——所以她也就没有再强留。
清早，皮袄很有用。但中午，太阳又会把人烤得头昏脑涨。所以，作息时间表上所规定的两小时午睡，对人们，而尤其对林媛是十分重要的。她夜里要做两次气象记录，因为生怕误时，往往过早醒来，但不敢再睡。她曾要求发给一只闹钟，这样，她便可以直到必要的时刻再起床。但，站长在她那份格式马虎的报告上边批了“缓办”二字。
苏易轻步走近床边，他站着，望着女儿——现在，他只是一个父亲——怎么穿着鞋子就睡了呢！她疲乏了，顾不得脱呀。他想替女儿脱掉鞋子，又怕弄醒了她。就让她这样吧。她睡得多好啊！侧身躺着，胸脯均匀地一起一伏。脑袋枕着滚圆的胳膊，拳头紧攥着，好像手心里有什么珍贵的小物件怕人抢去。一条辫子压在肩膀下，另一条弯曲着躺在枕巾上。她的上翘的嘴角像平常一样，仍旧挂着一丝笑容。大约她在睡熟的时候也忘不掉那些美丽的幻想吧！苏易望着女儿，久久地望着——多么像！多么像她的母亲！
……作为和学生们年岁相差无几的历史教师，苏易和功课最好的女生林一楠悄悄相爱了。虽然，人们看来他对她的态度无异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生。但，通过那个巧妙的“私用邮箱”——林一楠的笔记草本——他们却暗中相互一天比一天了解，并且相互感到不可缺少了。毕业后，依照自己的理想，林一楠要去投考音乐专科学校。她的手指很长，长得出奇，音乐教师断定她可以成为出色的钢琴家。于是，他们举行了对外人说来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婚礼；几乎是在送走宾客的同时，苏易把新娘送到车站去了。对于这似乎只是为了公诸于世的结婚，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这是男方为杜绝自己产生第二个念头——这谁敢担保呢！有人说，这是林一楠用以摆脱早就围在她身边的几位不易摆脱的崇拜者。也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担心，生怕对方受不住长久相别的、时间的考验。
林一楠从音乐学院出来，像她自己所希望的，回到母校做了音乐教师。但过了几年，苏易却忽然要离学校到另一个城市去。并且是在国民党省党部做事。
苏易一走近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大门，就觉得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在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那种最艰难的地下战斗在等待他，他绝不会把人的尊严丢在门外而迈步进入那道铁的门槛。
为了不和丈夫天各一方，林一楠也到这城市来了。在剧团里担任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钢琴师。这对她原先怀着的音乐艺术的抱负简直是一个讽刺。她厌烦透了周围的一切：为了仅能口的月薪，男人们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发神经，女人们以卖弄风骚博得喝彩。
在时时感到闷气窒息的生活中，小女儿的降生给苏易夫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欢乐，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枝有叶了。夜里，当两人都回到家里来，女儿总是从这双手被接到那双手，从那双手又被接回到这双手。或者，他们坐到沙发上，把女儿放在当中，热情地评论着，往往又各执一见地争论着，她的哪一点像爸爸、哪一点像妈妈。其实，她根本说不上像谁，出世不久的婴儿是难看的。
“慈母严父”这句话不尽然适于每个家庭。还在林媛刚刚会唱歌的时候——她是先学会唱歌而后才学会说话的——做父母的就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不能不开始考虑到，怎样才能把她教养成一个文静有礼、让人见而生爱的姑娘。他们十分严肃地商讨着，决定着。首先，不给她以过分疼爱，不许她随便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场所去耍。其次，要教她尊敬哪怕是只比她大半岁的人。对于这些极平常的“家务决议”，苏易始终就不能像林一楠那样认真严守。为了满足女儿对花生豆的需要，他在衣柜上摆了一个专用的茶叶筒，里边经常保持着一定数目的碎票，林媛可以踩到椅子上去取。如果因为手边不凑巧，主妇用这钱买了别的什么东西，苏易立刻就会照数补齐的。有一次，他要到“奉职”的机关去办公。女儿要求带她去。苏易本来决计不肯，可是，一见她预备要哭，就拉她去了。林一楠知道了这事，就对苏易大发脾气，弄得全家没有吃上晚饭。因为，他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不过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看见横冲直撞的宪兵，也会看见袒胸露腿、擦粉抹脂的女人。
一天，苏易回家来，见女儿哭丧着脸呆呆地站在当地。他问怎么回事，林一楠说：
“我罚她站！”
“为什么？”
“那个花瓷盘让她打碎了！”
“就是为了一个盘子？”
“不！她撒了谎，说是猫打的。盘子关在碗橱里，猫怎么能开开门把盘子端出来打碎它呢？”
“就算她打碎的吧！还不就是一个瓷盘？你知道，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还得自己热饭吃！”
苏易走过去拉女儿，林一楠威严地说：
“不许她动！她还没站够呢！”
“我替她站行不行？”苏易完全愤怒了！“你见过谁家有这一种规法！”
说着，他像从水火中抢救一般把小女儿抱了起来。但，女儿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依旧站到原地去……
严峻的真正的母亲呵！
她死了——苏易接到一个字条，由于叛徒的告密，他必须立刻离开本城，以至于和妻女告别都不可能。几年后，他随反攻的先头部队入城。然而，梦想已久的团聚没有成为事实；监狱中非人的生活、可怕的瘟疫夺去了林一楠的生命。他只能找到长大了的女儿——她像是代替母亲，仍然流落在那个可怜的剧团里。从那时起，苏易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女儿了。他不是不明白，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父亲的应当把爱抚完全掩藏起来。可是，不行的！他克服不了自己。
随后，苏易又轻手轻脚离开女儿的床边。他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一个黑皮面练习本，随便翻了翻——这很好，她还坚持写日记呢。昨天她写道：
晚间，他查看过马厩，我们就到河湾去了。在石岩上，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好像很幸运……
接下去还有几行，但苏易没往下看。虽是自己女儿，不经许可还是不要看得好。如果想知道她个人的事，他可以随时问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