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科举无异于废封建开阡陌。
1905年9月2日，如往常一样平静，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清廷发出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寿终正寝。
对于废止科举，其实也没有如此“突然”，而是历经地方大臣的劝奏，各级考试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论，到递减进士及第名额，以至立停科举考试的渐变过程，绝非一日之功。
早在1901年3月，两广总督陶模就率先提出“废科目以兴学校”的主张。此后，不断有大臣上奏言废止事。最后，在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政府响应要求，发出上述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止科举制。
诏令一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士人多么的悲天抢地，所谓“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废止科举一事，除了官方大言废止之必要外，在知识界，也有过不少呼声。康有为就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提出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严复则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清楚：“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可见，对于废止科举，多年来都有提及，读书人早有心理准备，只是哪一天宣传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政府预料到突然废止，会让士人产生过激反应，为维稳需要，出台了一些过渡性措施。一个是“使取士仍归学堂之中，学堂不蹈科举之弊”，“除学堂实系毕业者届期奏请考试外，其余则专取已经毕业之简易科师范生，予以举人、进士出身”。为了照顾旧士子的情绪，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而对于已经进入了新式学堂者，不准入试。
再一个是过渡期实行奖励出身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新式学堂各级毕业生要参加相应的考试，及格者照样授予出身。对于留学归国者，也专设专门考试，授予出身，满足人们对功名的渴求。这些过渡性的安置措施让士人的反对意见减少很多。
相反，对废止科举的赞美之声不少。上海维新派的《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1906年2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更是用夸赞的口吻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经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这种评价不能不说是较为中肯的，科举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或许，身在其中的当时之人，并不能明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何在，只是觉得科举废止是一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对国家社会前途有何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废止科举令下不久，他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而中国的学者，比如认为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的严复，于1916年，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里感叹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因此，当时的平静或微波并不能消解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科举的废止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广的，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都是摧毁性的影响，“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有多大的作用力，往往就会有多大的反作用力。我们说科举的废止对中国现代社会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那么一定是因为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做过公正评价。一、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能够不断地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二、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三、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四、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这四条，无一条不是极为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讲，废止科举就是从四个方面对帝制政权施以反作用力。一是科举本是帝制政权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废止了，这个政权将社会精英排拒在外，人才无法进入统治体制内，因此失去活力。二是科举是阶层流动的调节器，确保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公平，这个调节器停摆了，社会结构固化，成死水一潭，活力无从谈起。三是科举将儒家知识作为考试内容，巩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从而巩固政权。四是科举为社会各个阶层预设了成功之路，一旦这条成功之路被斩断了，人们没了出头之路，混乱就来了。
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活力，社会死水一潭，权力世袭，阶层板结，意识形态崩塌，中下层阶级看不到希望和出路，民众对这个政权失去信任和忠诚，正是这个政权危机到来之时，用纪连海的拉风之嘴来说，“清朝灭亡，就是因为取消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四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现在回头来看，两者绝对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细加分析，甚至可以这样断言，废止科举直接导致辛亥革命。下面我再详细论述。
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
维持一个政权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秩序，政权通过种种制度、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而绝大多数民众服从服膺这些制度、手段，这个社会就是有序的，政权就是稳固的。相反，涉及国家政权稳定方面的基本制度难以令人信服，将会导致秩序混乱，严重的将是灾难性的。
可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维持可靠的秩序？那一定是相对公平开放的制度，如果一个涉及所有人切身利益的制度并不公平，要么这个制度本身难以维系，要么人们不情愿接受这个制度，要么会引发利益矛盾而导致社会混乱。因此，哪怕是在赌场那样令人疯狂的地方，也是遵从了“愿赌服输”这样一种公平的游戏规则，更何况国家政府制度。
很显然，科举制度绝不只是一个考试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帝制政权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确实如此，自上而下，科举为帝制政权选拔了优秀人才，巩固了政权的根基；自下而上，科举让各个阶层的精英分子充分参与到政治治理中来，让人获得晋升渠道的同时，也让人成为这个政权的依附者。其次，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开放的，所谓“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不论身份地位、贫穷富贵，只要努力，都有进身的机会。而且，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只要你愿意，到老都可以参加科考，到老都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和可能，这就让所有人都在这一制度面前平等起来。
故而连胡适这些很前卫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也认为：“这种制度（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
如此，科举制度将政教合一，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秩序设计，它像皇权社会的枢纽，调动起一切社会力量来为这个政权服务，而个人的功名利禄，全部捆绑在这个国家机器身上，效忠于它——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嘛。这样，它就让一个政权因为这个制度而像肌体一样具有较强的新陈代谢之功能，保持相对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