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这一制度同时漂亮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秩序设计，即经过这一制度的设计，将儒家经典、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等于将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灌输给应试者，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价值规范被士人认同接受，并经过他们的传导成为高度统一的价值规范。只要士人想获得功名地位，就要慢慢地经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将儒家价值规范作为立身行事的标准，并以他们的行为来影响社会民众，让这一套价值规范为各个阶层认同和普及，实现了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故“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
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实现了有力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这个制度历经千年，塑造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士大夫忠于皇权，每个人忠于儒家价值，循规蹈矩，社会井然有序，十分适合于专制统治，所以，历经千年也不废弃，被帝王玩弄于股掌。
废止科举无疑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使政治和文化同时失序。政治上的失序表现为，政府失去了笼络人才的极佳手段，而士子也不再围绕科举谋出路，政治与教育分离，政府与民众离析，士子由趋附政权变而叛离政权，危及旧有的统治秩序。文化上的失序表现为，读书人不再忠于儒家那一整套的价值规范，激进者甚至公然向儒家的“三纲五常”挑战，与原来所信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样，科举制度的“武功”全废掉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像散了架的风筝下坠。
余英时先生说：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上至朝廷的礼仪、典章，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家建制化了。显然，起到“建制化”最大作用的，无非科举尔。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失序必然体现在社会失序上，体现在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被抛离出原来的秩序，极力通过和平的或是暴力的方式，建立起全新的秩序，来保障适当稳定的生活秩序。毕竟，人不可能总是在失序的状态下生活，那将是一种互相伤害、彼此折磨的过程。因此，重建一种代替科举制度来重建秩序，整合社会，让各个阶层有机会进入政权体系内的制度，在官僚社会，在晚清时代是什么？现在看来，无非新式教育和组党入党。
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只能说学到了某种技能，具备了某些知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入朝做官，造反起义和组党入党就不同了，如果搞成功，可以直接干预政事，直通政治枢纽中心，当官自不在话下。所以，火眼金睛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了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于是，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
由万变不离科举，到万变不离其党，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秩序的建立，而且也还算相对公平，党与党之间竞争，轮流做庄，也就等于各党党员因此可以轮流为官，彼此都靠竞争上位，彼此都能接受，社会也就相对稳固了。这样，就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党派，党派的作用，完全具备科举的某些作用，比如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吸引社会精英，使政权和社会充满活力，为个人提供出路，维持社会稳定等。
而晚清无非两个大党派，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同盟会），党派党派，立宪派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党，但确实是以党派为依托，以君主立宪为政治目的，以和平请愿为手段，来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革命党也是以党派为依托，也是为自己入朝做官争资本，但是其目的和方式与立宪派不同，他们以民主共和为政治目的，以革命暴力为手段，为了达其目的，不惜以暴力的方式将旧政权推倒重来。
从入朝做官靠科举，到入朝做官靠其党，全新的制度秩序必然导致全新的政权性质和形态，那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因为政党竞争的政治是现代政治的范畴，这说明废止科举摧毁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帝制王朝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结构和土壤。但是，帝制政权仍然会死死挣扎，哪怕是自觉地进行妥协性的政治改良，以最大限度地维系权力的自主性，可是，当其对权力让渡令民众不满时，辛亥革命的引线已经点燃。从这个角度说，科举废止，社会秩序失衡，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用一种新秩序代替旧秩序，虽然从时间上看，两者相隔了五六年。
废止科举为辛亥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
科举将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体，其纽带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他们一身兼二任，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是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乡野则领导民间社会向心朝廷，是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捏合政府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整合力。而造就这些身兼二任的士大夫的就是科举。
另外，帝王为了统治之需要，将儒家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士大夫是儒家价值观的忠诚信仰者，他们利用自己一身兼二任的角色，利用他们道德表率作用和身体力行的努力，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观变成宗法社会的价值观，甚至变成每个人的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上完成了政治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造就居中联系的士大夫的也是科举。
科举废止，士大夫与国家、政治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失去了中间黏合者的作用。精英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疏离，影响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变化，因此废止科举，等于撕裂国家与民间、政治与社会、庙堂与江湖、朝廷与乡野紧紧相连的关系，这样，民间社会作为一个对立面出现在国家政治面前，并且力量越来越强大，专制政权的危机由此而来，这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会获得如此多的社会力量支持的缘故。这正如学者萧功秦所言：一方面，变革旧制（废止科举）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事实正是如此。科举制度不光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培养了忠诚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精英被吸纳进官僚体系之后，民间社会的力量就被弱化掉了，在政府与民间的力量对比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可是，废止科举之后，政府失去了吸纳文武精英最有效的通道，士子（天下英雄）游荡民间，社会力量骤增，民间突然变得强大起来，强大到足可以与政府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不如绅”格局。可以讲，科举的废止，将政府本来可以拉拢过来的人才，变成了自己强有力的对立面、革命者，废止科举，清政府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我们看到，科举考试让读书人知书达理，温柔敦厚，一个个争做顺民和官僚，正所谓鲁迅先生所说的两种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废止科举以后，民众的文化心理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不再依朝廷马首是瞻，也不再完全忠诚于儒家价值，那就是存有贰心了。某些英雄好汉如孙中山、黄兴等激进分子，干脆扯起反政府的旗帜号令天下，最后居然还真的干成了一票，不能不说科举废止，就如同放弃了对英雄好汉的控制。
其实，很多士子并非天然长着反骨，而是仕进无门之时，不免彷徨、怨愤、绝望，从一个政权的绝对支持者变成一个抱怨者、反动者，就像现在很多大学生花了很多钱读出来却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难免会彷徨、怨愤、绝望一样，会对政府不满，会有过激行为。废除科举尤甚，这条渡过成功彼岸的几乎是唯一的独木桥被拆掉了，社会流动被阻塞，社会的怨气仿佛缺少了出口，转而冲向政府，政府无力解决，只能弹压回去，当这些怨恨的情绪堆积在社会里面，彼此传染，越积越浓，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
表面上看，新式学堂给读书人一条新出路，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与科举比较起来，新式学堂的诱惑不及科举，科举是考中就有官做，新式学堂并不能打包票可以做官；新式学堂按时毕业，毕业了就进入社会谋生路，前景并没有那么明确，可能还需要“二次奋斗”，科举可以“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永远不会毕业，永远给你下一次机会，永远给人一个盼头在那里。两相对比，无疑加重了读书人的挫败感，增加了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情绪。从社会心理学来讲，因政府或社会给人造成挫败感和失望感，会加深人们对政府、对社会的怨恨，很容易走向反政府反社会之路。试看参加革命党的人，有多少不是因为科举废止，人生挫败，转而对政府心生怨恨，走向革命之路呢？
怨恨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就像空气中布满了易燃易爆物，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引爆。科举废止后，社会积怨，人心离散，只要英雄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这就是辛亥革命不费太大的工夫就将二百多年清统治推翻的原因之一——社会条件已经充分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