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支政治力量的离合主导中国历史走向。
一直以来，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被视为最大的功臣。当然，革命党的功劳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的。但是，革命党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为什么在起义九次之后，才在1911年10月10日由武昌首义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才会发现，是因为这一次起义得到了立宪派几乎全国性的“襄赞革命”，才让革命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立宪派的支持配合，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
然后，我们再来讲，为什么这场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了？孙中山的抗争，包括二次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具体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仍然会发现，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拒斥立宪派，把他们赶到了袁世凯一边，与革命党作对，最终让革命党处于孤立无援之地，痛失革命成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在清末，存在这样几支政治力量，一支是清政府，当慈禧和光绪相继驾崩后，清廷已没有支撑危局的人，摄政王载沣并没有解除危机，在这个时候，只好请被自己下令革职归田的袁世凯重新出山。袁世凯想到自己此前差点就被清廷要了小命，怎么可能还为这个政府卖命？何况形势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他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自成一派力量。
因此，另一支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这是当时最强大的力量，既操纵清政府，又操纵枪杆子，加上袁世凯个人的政治操控能力，是凌驾于当时任何一种力量之上的政治力量。
再有一支就是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虽然梁启超不在国内活动，但国内的立宪派基本上以他的立宪思想为指导，以他马首是瞻，这也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既有广泛的组织，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力量，既能通天，又能下地。这一股力量，我们从他们在立宪运动中的三次请愿和请愿之后的组党（宪友会）见出。
再有一支力量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主要以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为领导，以新军为资本，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支。
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世凯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袁世凯在任地方大员的时候就搞了许多新政，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倡导国家搞立宪等。当他进入清政府决策层之后，在是否立宪问题上，尽管有人怀疑他另有私心，但袁确实是出力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因此，把袁世凯归入立宪派也未尝不可，他跟立宪派高层，比如张謇等人关系非同寻常。
我们看看这四支主导中国走向的政治力量，就可以看出，虽然清政府力量不算强大，但是无论是从正统性、统治根基来讲，都绝不容忽视。可以说这样来形容，那就是，袁世凯是凶悍的老虎，立宪派是温厚的大象，清政府是即将瘦死的骆驼，革命派是一匹斜刺里杀出的黑马。
就个人能力而言，由于宣统皇帝太小，不能主持政务。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并没有把年富力强而又有能力的皇戚，像溥伟这样的选为接班人。而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又是一个庸碌之辈，他掌权后的一系列行动，如加强中央集权，搞“皇族内阁”，都是逆民心而行，受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是一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少，革命成功之前，也没有在中国官场上任过一官半职，虽然有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以及理论论述，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很难说有大的作为。他虽然亲自上过战场，但更多时候，他是以一个先行者，一个象征的身份出现在革命之中。
梁启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还是一个言论家，影响力非常强，尤其在立宪派中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并不逊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我个人之见，他的能力不在孙中山之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可以比较出来，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由于自己的鲁莽告失败了，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精密策划领导的“护国战争”胜利了，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袁世凯经受了充分的政治锻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技术官员、政治家和野心家。无论小事的安排，大局的谋划，内外关系的处理，谋略手腕的运用，都胜另三股力量一筹。最为典型的，就是他软硬兼施，把清帝逼退位，改朝换代因此没有流血漂橹、杀尽前朝皇家贵族，袁世凯立了一大功。
如果把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和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的力量排除在外，单让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单挑，那么，革命派胜算几何？客观地讲，胜算的可能实在太小。就算革命派以“排满”的民族主义为革命的旗号，能够赢得汉人的支持，但说实话，经过两百多年的融合，满族对汉族的怀柔，并不像《革命军》里讲的那么恶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朝垮台，坊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杀害满人可窥一斑。相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首先一条，革命得有资金支持，孙中山四处筹款之难足见手头紧张，而清政府财政再怎么捉襟见肘，也有能力应对革命派的小股造反起义力量。更何况，革命派跟中国广大的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联系，也没有进行广泛的发动，可谓势单力薄，单靠一些乌合之众式的会党难成大器。要是清政府不把北洋军交给袁世凯指挥，革命派胜算的可能性更小。
当然，社会争斗是复杂的，革命也是复杂的，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不可能置身历史时局之外，他们必然在一场争斗之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者支持清政府，反对革命派，或者反对清政府，支持革命派，或者坐山观虎斗，或者坐收渔利，总之，他们的任何态度行为都可能导致争斗起变数，决定双方的胜负成败，以及中国历史的走向。
事实上，抛开袁世凯暂且不论，在武昌起义前后，立宪派从反对革命，最后变成同情和支持革命，甚至直接与革命派合作，这样的变化，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立宪派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合作，才让清政府与革命派的对立发生了民心的向背和力量大小的转变。最后，革命派许诺袁世凯将来可以当民国总统，袁世凯这样一个有立宪身份色彩的力量“站”在革命派一边，革命成功已是理所当然。
立宪派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知道，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的决策不仅得力于立宪派的支持，而且是在立宪派的推动下进行的。在预备立宪之前，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等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国人更是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就是因为日本实行宪政，而俄国是专制国，要求清廷立宪，报章上也纷纷议论立宪之必要，立宪派以此为千载难逢的推动机会。半信半疑的慈禧太后只好表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
在这个时候，立宪派大兴——以君主立宪政府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行动，并为之而奋斗的政治集团。立宪派是些什么人呢？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咨议局议员的批评正好指出立宪派的构成，“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事实确是如此，据台湾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统计分析当时咨议局和资政院成员的背景发现，咨议局接近90%的人都有传统功名，10%的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且不乏日本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曾任政府职官，且家境都不错。而资政院的人身份地位家财更高更多，自不在话下。资政院是居庙堂的立宪派，以亲王奕劻、袁世凯为代表，咨议局是处江湖的立宪派，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上下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的人，何止是潜势力非常大，显势力也非常大。
总而言之，立宪派以官员士绅富商为核心，居庙堂的立宪派官员，影响力自不必多言。处江湖的立宪派则是民间社会的中坚，在民间社会是相当有身份和影响力的，能够号令乡间，他们甚至可以率民间力量与政府对抗，地方官员对他们都不能不敬畏之三分，地方官员每到一地方上任，都得拜会这些“地方神仙”，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他们也是稳定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政府在构建地方社会秩序和地方自治时有赖于他们，甚至常常就是依靠他们来维护。
并且，与康有为那一拨主张宪政的老派官僚士绅相比，此时的立宪派既继承了老派的士大夫情怀，又有世界眼光，既能继承传统好的东西，又能学习西方的长处，包括宪政这一先进的生产关系，其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决定了他们是当时的中国精英，是比较理想的一代人，完全有能力主导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走向。
当然，立宪派内部也有矛盾和冲突，最为典型地表现在丁未政潮这件事情上。应该说，立宪派总体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但一旦实施起来，就有可能触及一部分立宪派官员的利益，这就像载泽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所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此话怎讲？就拿立宪的重要环节官制改革来说，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就在于会损害一些官员的利益，而这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立宪派。
官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是精简合并原来的政府部门，增设具有现代意义的行政机构，比如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审计院等，努力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立即遭到上至醇亲王载沣，下至太监的反对，也遭到了立宪派瞿鸿禨的反对，矛头直指立宪派奕劻和袁世凯。
瞿鸿禨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曾经极力促成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也是促成最高统治者最终宣布预备立宪的功臣之一。瞿、袁两人对立宪没有分歧，但是，在争夺立宪领导权上，他们发生了分歧和争斗，瞿就与在地方颇有声望的岑春煊联合起来，攻击奕劻和袁世凯，立宪派划为两派，互相攻讦，这就是所谓的“丁未政潮”。事情弄到最后以瞿鸿禨和岑春煊被开缺而告终。
立宪派的政争，牺牲最大的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的统治资源，官僚立宪派的冲突分裂，消耗了改革的力量，也让处江湖之远的立宪派和民众对政府的改革大为失望，并由失望而产生不满，也阻滞了立宪派政治理想的实现。但是，即便立宪派处在这样的分裂之态，立宪派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力量，能够影响政治走向。
立宪派视革命党为“盗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