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并非近现代才声名在外，明末清初，汉口就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我们现在可以从“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诗句里依稀窥出当年的繁华景象。在小农经济时代，武汉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商贸中心了。
1861年3月汉口开埠，武汉城市近代化闸门开启，西方列强陆续来汉通商通航，输出资本和技术，武汉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张之洞在主政湖北16年间，不遗余力地建工厂、开学堂、修铁路、练新军、促商贸，加速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
1912年元月，法国杂志刊登首义都督黎元洪照片。
武汉虽然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但那也仅只于经济，在政治上，武汉地位并不显著，与一个经济总量全国第二的位次十分不协调。如果说还有一点政治地位的话，武汉是两湖首府，总督府，也有外国领馆和外国租界，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政治地位仅只于此，没有得到更大的提升，政治影响力及两省而不足以影响全国。武昌首义之后，这一格局被改写。
当然，这里的所谓城市政治地位，一是指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二是指一个城市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揆诸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件事比得上辛亥革命，如此巨大地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地位。因为，武汉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首义的角色，之后，武汉的政治地位迅速腾升，行政级别得到空前提升，一个政治重镇由此奠定。
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革命的发源地，一下子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也吸引了像黄兴、居正等一大批有政治声望的人聚集武汉，参加战斗，武汉变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不同的重要角色在此轮番演出。在这里，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联手合作，号召全国响应起义，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大部分省份光复；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此交战，袁世凯在武汉试探议和，列强在此调停斡旋，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武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两千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给武汉以全新的历史定义，大大提升了武汉的政治威望、影响力和竞争力。
但是武汉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临时政府却建在南京，也算是武汉时运之不济。武昌起义后，11月中旬，上海都督陈其美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到上海“组织全国会议团”，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打算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这大有趁机搞革命果子的意味，因此，武汉方面很反感，坚决要求在武汉设立临时中央政府，上海方面改变计划，指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武汉方面仍然不同意，要求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汉，联合会也只能听命迁往武汉，此举可见武汉以“起义首功”的身份，在当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随着战局变化，武汉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是汉口丢失，接着汉阳失守，武昌眼看危在旦夕，因为，以北洋军的火力，攻下尚无强有力援助的武昌，是相当容易的事。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何时再回收汉口汉阳，而是能不能守得住武昌。对此当时内部争议，黄兴就主张放弃武昌，张振武等人坚决要死守，黄兴只好离开武昌，而在危急之时，黎元洪竟独自逃跑，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表躲在租界里提心吊胆。正当武昌岌岌可危之时，忽然传来南京光复的消息，代表们立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武汉方面虽有挽救之努力，奈何方方面面都缺乏支持，革命的重心已由武汉东移。
因此，武汉之所以痛失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原因，主要不在武昌岌岌可危，因为，12月4日南京光复之前的一天，在英国公使的斡旋下，武汉地区已经全面停战，双方进入“议和”阶段，完全有建“府”的机会。武汉之所以痛失建都之机，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武昌起义虽然是同盟会下的小派系共进会和文学社发起，表面上与同盟会一脉相承，但湖北的主要党人，不大赞成同盟会的主张，革命更具独立性。
正因如此，虽然黄兴和居正等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后来参与了武昌首义，但与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矛盾较深。黎元洪虽然身居都督，却并不是革命党的人，无法获得同盟会的深信。如果设临时中央政府于武汉，势必被黎元洪和湖北党人所控制，对同盟会不利。因此，同盟会领导人从内心反对在武汉设临时中央政府，他们最衷情于在上海设临时中央政府，如果上海不能，在南京也可以，至少可以摆脱武汉方面的控制。
革命下的权力争夺暗中较劲，武汉虽有首义之功，仍然败下阵来。但从前前后后的事件来看，“武汉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有分量过。武汉在这场革命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可谓是“终身受用”，直接影响到武汉此后的政治地位的提升。那就是1954年，武汉被撤销直辖市以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武汉是直辖身份（准直辖）。尤其是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昌市与汉口市(含汉阳县城）合并作为首都，成为武汉特别市，武汉的政治地位达到鼎盛。
辛亥百年第三部分共和夭折两方胜负之所判，实只财政丰啬之攸关。
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都覆灭于财政崩溃一、大清王朝的覆灭与财政崩溃。
清王朝覆灭原因太多，其中清政府财政的崩溃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同样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攫取的原因太多，其中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崩溃是极其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夸大一点说，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都倒台于财政崩溃的危机之中。
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财政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基石。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就难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必然危及国家政治的安全。在和平年代，财政为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运转提供物质保障，在战乱年代，则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器的最主要部分——军队的运转提供物质保证。清王朝无力应对辛亥革命，以至于要退位求全，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窘迫，到了无力支付军饷的地步，覆灭已不可避免。同样地，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搞不过袁世凯，也是因为财政太空虚。总之一句话，政治玩的就是钱，没有钱，肯定玩不成，玩不好。何以见得如此，不妨细细道来。
武昌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全国，18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已然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清政府惊恐万状，想要镇压革命，保住大清江山。既想镇压革命，必须调动大量的军队，因此需要大量的饷械，官兵不可能个个都免费地为清政府出生入死，而且打仗绝不同于平时的国家机器维护，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为了取得胜利，尤其是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也就是说需要拿银子往里砸。
没有人可以计算出清政府扑灭革命烈火需要多少银子，但是我们能够知道，镇压活动才刚刚开始，清政府就显出捉襟见肘了。当时清政府度支部尚存银两100余万两，而皇室积累的财富多过六七千万两，可见国家之穷而权贵之富。据《溥伟日记》记载，辛亥革命时，冯国璋攻破汉阳，载泽请隆裕太后发饷三月，隆裕答：“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连军饷都发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打得赢？
不光是前线的北洋将士要饷要械，扬言“言战必先筹饷”，要皇亲国戚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来助战。那些暂未独立的省，也纷纷向中央政府要钱要部队，多的动不动就上百万两，少的也有个十万二十万的，囊中羞涩的清政府如何应付得过来，只能老实承认“势难兼顾”。
这在财政紧张之际，大清政府后院又起一火——金融恐慌。本来，革命动乱会造成时局不稳，直接影响金融稳定，民众会因人心惶惶而急急向银行挤兑，为了保值，又会将钞票换成硬通货银两。为了稳定金融局势，清政府应该立即加紧向银行投放现银，担当兑汇任务，“维市面而安人心”。可是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囊中羞涩，因此就要把手伸向银行提钱、要钱，而且数目往往不小，这就让银根告紧，本已风雨飘摇的金融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这样，清政府投入那点安慰性的现银之于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如同杯水车薪，不仅无济于事，还让其财政危险雪上加霜，连最后一点精血都几乎耗尽。
还有一个勒着清政府财政脖子的绳套在一步步收紧——偿付赔款和外债。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共向外国借款七次，计34000万两，另外有大量的赔款需要逐年偿还。在面临革命烽火四起的危机之时，清政府与债权国商量，能不能暂缓赔偿，没有得到列强同意。无奈之下，清政府想出一个歪招，让处在金融中心的上海道“在沪关洋药税厘项下设法筹措”赔款的钱。上海道回复说现在银根奇绌，无钱可提，一提就会倒闭，语气十分严峻为难。这一招弄不到钱也就罢了，还引起了上海金融业的恐慌，商界纷纷反抗，这一歪招只能胎死腹中。
人祸偏逢天灾，辛亥年国内许多地方发生灾荒，可谓“灾民遍野”，为了稳定社会情绪，政府又不得不拿出一些钱来赈灾济民，收笼人心，虽然钱不多，但就这一点点小钱，还被一些地方官挪用作军饷，更加激起底层民众的不满。
从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到12月底，才区区两个月不到，清政府国库濒临崩溃了，用度支部的话说是，“现在时局危迫，库款告罄……倘不速筹款，则哗溃即在目前”。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第一法宝就是再借外债，“非大借外债分配各省，不足以救危急”。可是，这个时候，精明的列强一方面在观察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方面也看到清政府的权威已成强弩之末，他们在寻找在中国的合意的合作者，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非袁莫属”的袁世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因此，列强对于清政府的借款“概行拒绝”。在清政府的再借外债的所有努力中，只获得了法国金融资本家勾堆男爵的支持，借了两次款，共计24000万法郎。即使如此，这些精明的资本家虽然同意借款，但考虑到局势并未完全有利于清政府，迟迟不肯交款。
清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另一手段是发行爱国公债和开捐筹款，只是这个时候，人心飘摇，辛亥革命本身就具有排满的意义，有几个人还那么爱满人之“国”呢？发行爱国公债只能成为泡影。爱国公债不能吸引国人的兴趣，说明国人对清政府已失望深重。开捐筹款也注定难有成效，更何况这与“仿行宪政”是相违背的事，既要立宪，就是要改政体，又搞什么捐官的事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也不会有人“投资”。逼到这一步，只有滥发货币，这无异于饮鸩止渴，预示着末世的到来。
其实，清政府的财政崩溃到什么程度，只需要一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那就是1911年12月底，清政府决意将贮藏于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的御用瓷器等拿出来拍卖，“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照说，这些都是祖宗的遗物，是绝不能随意动用的，以示对先人的尊重，就像穷人家不被逼到绝境绝不会把家里祖传的某个宝贝拿出去典当或拍卖一样。清政府拍卖御用瓷器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清政府财政已走到穷途末路，辛亥革命只是压在这只走到穷途末路的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说，晚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并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晚清一些贪官在历史上还排不上号呢！虽然国家穷皇室富，但腐败并不是晚清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晚清财政危机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是一次次政治危机掏空了清政府的财政，最后这根“顶梁柱”倒了，大清江山也就倒塌了。其中有几次大的政治危机是不能不说的，一次是太平天国，虽然最后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但付出的财政代价是沉重的。在1853年11月，咸丰帝的一次上谕中说，“军兴三载，征调频仍……比年内外拔军需不下四千余万两”，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三四千万两而已。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不说是“荡产”，也可以说是“倾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