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是隐士，他是汉奸，他是叛徒。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是一个悠闲的人。他是一个表面冷漠内心冷峻的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他是上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五四”时期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他被时人誉为是“京兆布衣”，他自称是“在家和尚”。他身上有一种出世的庄子风度，他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他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最富争议、同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无法回避的一个人物——周作人。
说起周作人，这至今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有关他的各种争论，学术界是此起彼伏、从未停息。面对他，至今仍有许多困惑和问题。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一生所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颇有启示。
2.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正式宣战，华北局势日益紧张。“走”与“不走”成了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人生选择。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9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宣布南迁。同日，胡适、叶公超、梁实秋等一大批文化名流纷纷南下。但周作人始终未动。此时的周作人对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势力都持不信任态度，他既不愿南下随国民党，也不肯北上跟共产党走。这让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不免为他感到忧心忡忡。不久就发生了周作人出席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事件”。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哗然。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上发表了由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组织的18位作家联名写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如下：
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过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矛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舒群、奚如、夏衍、郑伯奇、邵冠华、孙罗荪、锡金、以群、适夷。
信是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署名的作家当时有的不在武汉，就由楼适夷代署并事后通知。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信一封再次劝说周作人。或许是朋友们的劝说产生了作用。此时的周作人尚能保持头脑理智与清醒，一再坚持辞谢日伪的各种劝诱。这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就能看出：3月22日，辞伪满州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还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多次。看来周作人似乎是要下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中的隐士了。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1939年元旦的枪杀事件。据周作人自己回忆说：“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赴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旧历新年，门房里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以脱逃；而帮忙的车夫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穿过。”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
枪杀事件虽说是有惊无险但却加速了周作人的投敌叛国。周作人认为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他再作犹豫，否则他就有性命之忧。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受命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委员会31次会议正式任命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月4日周作人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全体职员致训词。至此，周作人“完全下水”。
周作人充当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其中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家室之累”的客观原因也有“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主观因素。但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一是周作人目光短浅、缺少远见，仗着自己出身水师过于相信日本海军力量之强大，而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以至于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持悲观的“必败论”；二是安土重迁和贪图享受的惰性使得他不肯放弃北平优越舒适的生活；三是家庭影响，其妻信子、妻妹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要说周作人毫无爱国之心那是不客观的。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多次著文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由此可见，周作人并非没有正义感。不过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有时甚至会变得很出奇。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沉稳有余，魄力不足。这一点在周作人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他性格的软弱动摇、怯弱怕事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和抉择。时也，命也！正是周作人的性格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
3.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理周作人。在此后法院的取证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的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北大曾确派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为“留平教授”，保管校产。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也一再证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与此同时，沈兼士、俞平伯等15位大学教授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情理实为两尽。”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周作人的命运。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最初为14年，后改判），剥夺公民权10年。”此后，周作人便一直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直到1949年1月26日被保释出狱。
1949年，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此时的周作人既为旧时代的结束而心喜同时也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忧虑。是“走”还是“留”，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选择。此时胡适等人力劝周作人南下。与10年前同出一辙，周作人最终选择了留下。同样的悲剧在周作人身上再次上演。
对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周作人并无把握。为了投石问路，周作人与1949年7月4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一开头既是一番表白：“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按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有些是拍马屁，有些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的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不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接下来，周作人大谈自己对共产党的好感。至于中共最高领导收到这封信的具体反应，今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据说，这封信后来转到了冯雪峰的手里。冯看完信后，很生气地说：“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冯雪峰的这一举动是不是预示着周作人此后的命运呢？
1952年3月18日一直依靠卖文（主要是写鲁迅）为生的周作人突然收到《亦报》来信，通知其已发表了一半的《呐喊衍义》被“腰斩”。文章腰斩，译书合同中断，这不仅在精神上给周作人以巨大压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构成极大威胁，“财源枯竭”对周作人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此后，几乎每月中（或月末），周作人都要亲自向友人借款救急，每次仅30元左右，等稿费一到又赶紧去偿还人家。年近古稀，还要冒着寒暑，挤着电车，长途跋涉，为生活奔波，此番情景确实也够凄凉。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个开头，更严酷的事情还在后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作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66年4月16日，周作人翻译的《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这是他最后的遗著。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4月26日，周作人写好了遗嘱的“定本”，交代了后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安排起自己的后事，将身边的“长物”分赠故旧，留作纪念。他的老学生张中行得到了周作人赠送的寿石工刻的一方长形石章，文字是杜牧句“忍过事堪喜”。
5月17日夜，周作人开始尿中有血。6月25日经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8月23日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就在这天下午，红卫兵闯进了八道湾11号——周作人的住处。红卫兵的一位女头领勒令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交出手表。第二天，这伙红卫兵再次冲击了八道湾11号。这天一大早，红卫兵就将院中所有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一棵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留下活口，好叫他交待问题。”不久，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单位回来吃午饭，红卫兵索性将他扣下，代父挨打。周丰一当时已经54岁，但小将们对他毫不留情，以致他的右腿被当场打坏，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作为“狗崽子”也被勒令跪在旁边“陪绑”。
当晚这批红卫兵便占据了周家的后罩房，以便监视周作人一家。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的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跪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天下雨了，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央求他们：“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周丰一一家7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是用墙隔死了的，红卫兵启开封条，叫他们住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则让他睡在洗澡间里。这个洗澡间格外潮湿，正是夏末初秋，周作人关在里面，被蚊子叮得体无完肤。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京图书馆关进了“牛棚”。半月后张菼芳再次向红卫兵求情，在厨房的北角为周作人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周作人生命中的最后8个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此后，周作人斯文扫地、狼狈不堪，一直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当时红卫兵为周家规定的生活标准是：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而且他们还向粮店打招呼：只允许给周家卖粗粮。周作人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加之长期囚禁在小屋，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当时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在回家的路上不时地到药铺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是到副食店去买点松软的糕点，趁红卫兵熟睡后，偷偷地塞给周作人。每当这时，周作人就泪流满面地说：“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了，免得这么牵累你们。”不仅这样，周作人还两次向派出所写呈文，恳请公安机关准许他服安眠药安乐死。他在呈文中这样说：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希望红卫兵能本着人道的、科学的伦理原则，让鄙人早点结束痛苦不堪的生命。但是，周作人的呈文交上去以后，毫无消息。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下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了玉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周作人吃的干干净净，未见任何异常。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赶紧给张菼芳打电话，把她从学校叫了回来。张菼芳回家后，发现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阖然长逝了。
4.周作人一生之思想有三个要点：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周作人是一个真正有着独立思想的人。他认为，无论用什么名义去强迫人去侍奉社会，都不行。他强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他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反抗专制，包括反抗专制的性道德。1924年周作人在《语丝》第5期发表了《女裤心理之研究》一文。某教育会联合会郑重通过一项关于女学生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议决案。周作人一眼看穿，一语中的：“教育会诸公之取缔‘豁敝脱露’，正是畏惧肘膝的蛊惑力，怕窥见人家而心荡神摇。他说，人们“重礼教”“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的过薄”，极端的禁欲主义掩盖着的正是变态的放纵欲求。周作人认为，对性过失过于严厉的社会制裁，以至对两性关系（关注）过多的社会，恰恰是社会不发展，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的表现。真正现代文明社会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属于个人范围的事情的干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贻害社会，其余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公众没有什么关系。出现了性过失，也仅仅关系当事人双方，即使第三者可以从旁评论，也当体察而不当批判。周作人对建筑在个人责任感基础上的两性关系的这种自由与宽容的态度不要说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是惊世骇俗。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散文艺术家。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能相比。”林语堂说：“周作人的散文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好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朱光潜在读了周作人《雨天的书》以后这样谈他的感受：“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情趣，……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的小说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看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吃食’，20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周作人的散文重情理、有见识、行云流水、冲淡平实。在他冲淡的笔调下，谈到苍蝇的传说，也谈到水乡的乌篷船；谈到江南的野菜，也谈到北京的茶食；谈到埃罗先科，也谈到希腊的哲人；谈到被屠杀的尸体，也谈到平安的接吻。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西山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好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呵，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和叛逆的一个旅行。每个“寻路的人”，请你走到你的终点之前，分出一点时候，只要一点就够了，去走一走这条路，并且看看那路上的一切，如果你不是那么急急的赶路的话。周作人现身中国文坛六十余年写下了大量堪称经典的散文。这些文章光芒内敛，返璞归真，中有含蓄，耐人寻味，如“苦茶”一杯，颇堪回味。
周作人是一个拥有人生智慧的人，我在阅读周作人的过程中最佩服、最心仪的就是他对生活那种艺术的态度。在我看来，与他同时代的人中惟有林语堂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周作人说，人除了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总要有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这样生活才觉得有意思。例如，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无用的装点’，却体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意义。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好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在《喝茶》一文里，周作人又将这种“生活之艺术”归结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生活哲学。
5.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是一对“双子座”。他二人本来在同一只船上并肩作战，后来却“兄弟失和”、各奔东西。周氏兄弟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但后来却殊途而不同归，这与他们各自思想深处的某些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就性格而言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冷漠孤傲；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鲁迅真挚而爽直、周作人含蓄而多疑。在做人上周作人像一个童心不泯的孩童、鲁迅则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世故老人。在文风上鲁迅是长枪短剑、周作人是细风和雨；鲁迅刚劲、周作人冲淡；鲁迅面红耳赤、周作人轻描淡写。在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上，鲁迅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换为义愤，周作人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在人生观照上，鲁迅是偏向于信的一端，周作人是偏于疑的一端。
鲁迅、周作人虽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个性的殊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相异的文化性格：鲁迅选择了一针见血，文风硬朗，称之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周作人则倾心于轻柔温和的随笔散文，鲁迅的爱是深沉、爱憎分明，周作人的爱是单纯而真挚。面对社会压迫，鲁迅自甘孤独，决不妥协，周作人则远离时事，醉心于闲情逸致。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表现出明确而否定的态度，周作人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体现出理性而平和的性格。周作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极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周围的平庸极为鄙视，他的情绪里充满着牢骚、不平和叛逆。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这就是周作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周作人与鲁迅都意识到了自我，但鲁迅立志反抗，将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间；而周作人却立足于保身，将意识到的自我缩回个人的精神世界。鲁迅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对世界和命运作着“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认为，与其苦海挣扎，徒劳费神，不如苦中作乐，悲中求欢。
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鲁迅似乎是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差异才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思想的根源。1923年的7月18日上午，不发一言的周作人突然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交到了兄长鲁迅的手中。信很短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当日鲁迅欲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但被拒绝。入夜他在日记中记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妻子朱安，永久地离开了他一手经营且居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
10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关于此事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当时在场人言，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但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在1983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氏兄弟又因何大打出手，这至今仍是一个迷。更让人不解的是，两位当事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这就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初，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据周建人讲，鲁迅三兄弟搬进八道湾后，家中大权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问题在于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就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自己也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
当然时下也有一说，说周氏兄弟失和是因为鲁迅的不检点。据说，周作人的夫人信子在日本时就欲攀鲁迅（一说，其曾与鲁迅同居）。不成，就在鲁迅先期回国后与周作人同住。到中国后已是周作人夫人的信子仍对鲁迅不死心。当时鲁迅虽与朱安结婚多年但却一直不肯同房，无夫妻之实。信子由爱生恨，谎称鲁迅窥视其洗澡多次，遂使兄弟反目，逼鲁迅走人以占其家产。
周氏兄弟失和究竟是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但是不管怎样，周氏兄弟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受伤害的恰恰是当事人自己。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了一个多月，从此身体一直瘦弱；而周作人自此凄风冷雨，后半生一直与“苦”相伴。
6.在周氏兄弟失和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整个失和事件就是因她而起。这个人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那么，羽太信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周作人的生命历程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探讨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周作人的爱情与婚姻有着很大的帮助。
羽太信子出身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留日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了周作人为妻。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不知何故对于他的这位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1888-1962），周作人本人极少提及，因而显得有些神秘。关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周作人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按说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据周作人自己说，是因为这六年没有写日记。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一九〇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从相识、相恋、结合直到终老，期间相处54年。两人性格迥然不同，一个火暴、一个温和，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粗俗、一个儒雅，而能相安无事，在旁人看来，不免有些难以想象。可是偏偏两人还真是如鱼得水，这让人不免觉得反差过大，稍觉怪异。
在热恋的时候，自然是不会发现对方的弱点的，直到娶了回来，慢慢地才显山露水。最激烈的一次交锋，是回到绍兴老家以后，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信子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成了个“惧内”的标本。后来，她一不高兴就发脾气昏倒，这时她弟弟重久刚好来绍兴，不经意地说道，她这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过了一会儿，果然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可是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从此再不敢跟夫人较劲。
周作人从小温和文雅，性格随和，但也一向比较懦弱，遇事总习惯于一动不如一静，由这种性格发展而来的“惧内”使他更加遇事畏缩。尤其可悲的是，这种畏缩心态后来甚至影响到他对世事的态度。在绍兴，因为长子鲁迅不在家，家事通常由母亲鲁瑞做主，周作人在外教书，信子主内，倒也还算协调。只有一件事，大家感到很不方便，就是信子不懂绍兴话，事事都得周作人翻译，可是周作人每天都要去学校教书，沟通就很不方便了。好在周作人很顾家。1912年2月浙江军政府请他担任视学，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就辞谢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后，才去就任。仅一个月又托病回绍兴。这事，他也只在《知堂回想录》中轻轻带过。
周作人进北京以后，因鲁瑞年纪大了，又不熟悉北京，干脆让羽太信子主家政。一家人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有300来元，周作人也有240元，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由翻译、写作也有所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信子的感觉越来越好，威势也越来越大，经济上开始失控，但对周作人的照料还是很周全的。周作人在家里可以达到油瓶倒了不扶，孩子哭闹置若罔闻的境界，这自然跟信子的照料细致有关。但随着信子的经济上失控，而恰恰时势不好，各处欠薪，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同时，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激烈起来。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他对日本生活方式的迷恋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鲁迅看不惯信子的那些地方，比如看病不管大小，都要请日本医生，而这恰恰是周作人所感到习惯的。虽然在有些地方，周作人也并不都是支持信子的，但他又怕信子闹，便只好用妥协、退让甚至屈辱来换取安宁。例如他们一家出去郊游，三弟建人也想去，而被信子羞辱，周作人却一声不吭。再说与鲁迅的矛盾，周作人自己后来也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他与鲁迅的决裂，原来是为了满足信子“天天创造新生活”的要求，因此，决裂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意志。
周作人一生都是很顾家，很念家，对信子是很忠诚的，在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类。尽管自己也知道，他落水当汉奸，以致后来吃了那么多苦，走到从未想像到的“寿则多辱”的境地，跟信子多少有些关系，却从无半句怨言。
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感情更是矢志不渝的。她以周作人为骄傲，也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气好。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也谨遵妇道，一直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她晚年与周作人苦苦相守近20年，直至终老，再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她和周作人虽然经历磨难，但在周作人“落难”之时，两人倒也风雨同舟，其间并无势利之心。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长期的压抑和磨难虽已扫尽了她的锐气，但是，碰到不顺心的事，还是要发作的。再加上体弱多病，更平添烦恼，精神状态几近崩溃。对此，尽管周作人不对外人说，但是从他晚年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到两人的关系到了怎样糟糕的地步。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后，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就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就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读这段文字，真令人倍感悲凉。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从1909年3月18日起，至此两人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终于落下了帷幕。之后，便是联翩的往事不时浮上心头。但是，周作人的心情是很有些复杂的，恩恩怨怨，五味杂陈。
7.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周作人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周作人生逢乱世，他一生先后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命运颠簸。日本侵华让他声名狼藉、人格丧尽，文化革命让他备受凌辱、含冤死去。周作人一生追求自由理想，一生追求“生活的艺术”，但最终却落了个“汉奸”的罪名，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气节。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贯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会被人视为变节而遭到唾弃。周作人附逆一事，完全违背民族大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是无法取谅于国人的。周作人是汉奸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反面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周作人至少具有一下历史功劳：一、“五四”时期与其兄鲁迅并肩作战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学识渊博，笔墨锋利，周身充满了光辉，实为青年之偶像。二、即使是在出任伪职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如救助李大钊家属、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等。三、日本投降后曾有意投奔解放区延安，虽然没有实现，但至少说明其思想立场之转变。四、建国后翻译了大量的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时下人们对周作人的评价普遍表现出批评过苛，责难过甚，甚至于对他的功劳一笔抹煞，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全面了解，公正评论，不因人废言，不以人废史。
对于周作人我总觉得我们应对他抱一种“理解的同情”，应对他的内心做深刻的理解与分析。曹聚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指出周作人“十余年内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同时，他强调周作人“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作人一生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趣味主义、闲适主义，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周作人一生向往不问世事、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一生想住在不闻鸡鸣犬吠的书斋，吃苦茶，读闲书，写幽默闲适小品。问题是世间是否容许一个人闭户读书。在那样一个乱世里，周作人的作法显然是违背时义。
1929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但即使是闭户读书，周作人也无法排遣他内心的寂寞。他读书“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圣贤教训之无用武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在浊世中”，“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到寂寞”，“知识也总是有些苦味”。由此可见，“闭门读书论”这里既有面对历史循环的无可奈何，又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却不能“忍耐着不说”的选择的两难。此后，周作人又提出“苟且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命题。周作人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这是处于“乱世”之中“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这包涵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
周作人一生深感寂寞，内心隐藏着难言的孤独与悲凉。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然而他的努力是徒然的，历史大潮有它自身客观的逻辑，挟裹其中，如同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周作人一直试图“超越政治”，可这怎么可能呢？他原本是站在一旁“看戏”的，但时代却无情地将他推到了“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的丑角。他一生尽管苦苦挣扎，但始终逃不出时代的漩涡。何止周作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都表现出类似的“低能”和“天真”。周作人的悲剧，是现代知识群中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周作人悲剧的意义在于在那样一个“不是死，便是生”（鲁迅语）的乱世（大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怎样艰难苦痛的自我嬗变。舒芜曾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这话实在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