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志刚的故事中，我多次提到了刘学伦。
我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一根藤，宣传队。
两个瓜，我和他。
认识刘学伦的时候，他手里拿的不是画笔，而是琴，一把中提琴，在我窗外的树丛下认真拉着。发出鹅叫。
我问，你拉的什么？
他一口川音，拉的《梁祝》。
这也叫《梁祝》？
梁山伯、祝英台，两位大英雄谁放过鹅呢？好像谁也没放过。
拉《梁祝》居然拉得像鹅叫，也被招到宣传队来充数，去成都招人的魏队是不是拎了人家的腊肉？
这样想着，魏队那胖嘟嘟的大肉脸上，很不容易捕捉到的小眼珠儿立刻在我眼前骨碌起来。说不定，还是青城后山的老腊肉呢！
我冤枉了魏队。刘学伦来自成都书香门第之家。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地凸起，别具一格。他的特长不是拉琴学鹅叫，而是画画。用笔蘸上颜色，就能在白纸上大闹天宫。绝了！
当时，部队里正放一部罗马尼亚黑白片《多瑙河之波》，讲一位船长托玛大叔的浪漫故事。鼻梁凸起的刘学伦，长得很像那位潇洒多情的船长托玛。于是，宣传队的人就叫他托玛大叔。外号一叫，引得师医院的女兵有事没事就往宣传队乱串。只可惜都是非主流美女，掀不起宣传队之波。当年他穿上军装，第一次领了津贴，也就几块钱，高兴得不行，叫上我来到街上，花两毛钱买了一大堆香蕉，站在胡同口，解开风纪扣，大吃特吃。在成都哪儿吃过这么好这么便宜的香蕉？就是那次吃伤了，现在他看见香蕉就想吐。转业后，他与成都女画家刘葵结了婚，妇唱夫随，颇有建树。只是家里太乱，摆满了画框纸笔颜料，瓶瓶罐罐，还有一只猫和几只鸽子。师文化科老科长童秋风去他家串门儿，这屋转转，那屋转转，连声说：仓库，仓库，还是仓库！
听鹅叫而识学伦是在1972年。
之前，来自北京的我，在云南勐腊生产建设兵团六团九营当知青。工余时间喜欢码字，码了一篇小说《后代》，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磨刀歌》上，不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约我前往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在昆期间，草街独立师宣传科干事王文才找到我，说师政委晋东南看了我的小说很喜欢，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做梦都想。王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我心花怒放，很快完成改稿。这时，我又接到建设兵团一师宣传科的通知，让我前去报到。临回兵团前，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江青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说，《后代》的主角始终没出场，同样达到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北京大爷就这样儿！
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建设兵团一师师部在此。我前来宣传科报到，邱科长说，你不要回勐腊了，就留在宣传队搞创作，调动手续我们来办。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哎哟喂，一篇小说改变了命运，幸福来得太惊人！
可是，我还没高兴够，一天傍晚，邱科长找到我，阴着脸问，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
我说，改好啦，很快会出版。
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是吗？你再问问。
我赶紧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接电话的是出版社文艺组的王春，他给了我个喜帖子，啊，啊，已经下厂印了。
我兴冲冲返回禀告。不料，邱科长摇摇头说，假话！
他四下看看，压低了声音，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我们来了函，说你在会上攻击“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听说营里准备好了批斗会。师里不能留你了，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你……你不能回去，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
啊？！
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我蒙了。
我想不到。
我浑身发抖。
美梦瞬间粉碎，黑云压城城欲摧。
我想起在兵团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出工的钟声突然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穿起衣服，出来一看，吓得心惊肉跳。几支狰狞的火把，把院坝照得红亮又恐怖，一对五花大绑的男女，被众人推搡过来，几脚踹跪在地上。跟着就有人上去，几嘴巴抽得那个男人鬼叫。妈啊，竟然是副场长刘旺！当初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还在大会上讲话欢迎呢。这是怎么啦？听抽他嘴巴的人一说，才知道有老婆的刘旺与有丈夫的女教师通奸，当晚被捉了现形，绑起来全场游斗。我们队是第一站。只见老工人们纷纷上去，连骂带打，直打得他头肿眼黑，鼻冒紫血，趴在地上大口喘气。那女人更惨，被揪住头发打歪了脸不说，上衣被扒光，晃出白花花两只奶，多少手上去又抓又拧，惨叫声撕心裂肺。还有人叫，把她裤子脱了……
不行，不能回去！
可是，师里又不能留。
我往哪儿走？
无路可走！
天暗下来，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只见他眼里闪着光，你不是说部队要你吗？我点点头。
你快去问问，能不能现在就去？
真是救命稻草！
我又跑回邮局。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难道她知道我是反革命？我的心怦怦乱跳。听到电话里传来王干事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叫着表哥，表哥！把王干事都叫傻了。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我这才说，王干事，我现在就想去部队！王干事更傻了，啊？不是说好征兵……你出什么事了吗？
我捂住嘴说，救救我！
王干事一下子明白了。你电话号码多少？你别走开，等我回话。
我告诉了电话号。离开柜台，躲进阴暗角落，像马一样竖直耳朵。
天黑透了，外面刮着风。
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只有我一个人，像鬼！
我等电话。
我等回音。
我等生死。
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
不知过了“几年”，女营业员说，你走吧，我们要下班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炸响。我俩都吓掉了魂。
王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你来吧，马上来，跟谁也别说！
我问，到哪儿？
他说，思茅。
我说，好！
事后，我才知道，王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栗坚。紧跟着，他俩又敲响晋政委办公室的门。晋政委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事，让他先来部队再说！于是，王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那儿离景洪最近，是独立师三团驻地。
逃跑！马上！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紧要关头，不能犹豫，也不容犹豫！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顾！
王干事让跟谁都别说，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他不会害我。
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
邱科长，部队让我马上到草街去。
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真成了反革命。不敢正眼看对方。
邱科长沉闷一会儿，突然问，你有通行证吗？
我愣了。
当年，边境管理很严，沿途军警设卡盘查。外出必须有通行证。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回勐腊可以，去思茅不行。
邱科长说，师里开不了通行证，你只能回团里开。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求他帮助。记住，一切要秘密进行！今晚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住了，夜长梦多。我给你点儿钱，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通行证一到手，调头就走，千万不能耽误。师里发现你不在了，肯定会派人找！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他！
当我写到这儿时，他就出现在我面前——
脸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对比身高，他的头都显得有点儿大。因为，他真的太矮了，像传说中的武大郎。他是现役军人，听说是被冤枉才下放到兵团。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六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
那一夜，无处落脚的我，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
月冷，风寒，虫鸣。
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
何为罪犯？此为也。
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
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
到了勐腊，用公用电话成功地把杨参谋约到一家小米线餐馆见面。
眼看他走进去，我没跟进，躲在远处观察他是否带人来或是否有人跟踪他。直到看见他又郁闷地走出米线餐馆，我才假装路过撞了他一下，同时小声说，杨参谋，请跟我走！我的声音像蚊子。
杨参谋愣了愣，骂了句你眼瞎啊！而后，不远不近地尾随我。
转了好几个弯儿，我们才接上头。不等我开口，他就塞给我一个信封，扭头就走。瞬间消失在菜市。
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正是通行证！
我的眼泪哗地冲出来。邱科长，杨参谋，我一辈子也不忘了你们！
那个时候，通行证只填名字不贴照片，这张通行证上填的是假名。
一路惊险，一路心跳。我终于走进三团，投奔了亲人解放军，抱住前来接应的王干事大哭一场！
我的突然消失，让建设兵团总部及我所在的师、团、营惊慌失措，四处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三团对面就是兵团总部，晋政委担心出事，派军车连夜把我送到草街独立师师部。没到征兵季节，没有也不可能办入伍手续。我来到师部，晋政委下部队去了，王干事带我去见了政治部主任栗坚。栗主任说，你去宣传队报到吧，都安排好了。
就这样，我来到宣传队，当上了黑兵。
可惜了我从北京带来的一箱子书，听说被送厨房引了火。
再后来，消息走漏，兵团把部队告到昆明军区。晋政委顶着压力，回复军区说，此人现已离开部队，去向不明。到底没把我退回去。
四十多年后，晋东南政委病逝于昆明。我连夜从北京赶去，含泪写了悼词，并在追悼会上诵念，引来全场一片哭声。
当年，没有晋政委拍板把我留在部队，可以说我生死难卜。
后来，我胜利大逃亡的独特经历，直接影响到我的写作。我爱上了惊险题材样式，并由此写起推理小说。我写的第一部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不但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走出了国门。第一个前来联系翻译的，是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由此，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段悲情故事。
请允许我意识流片刻，讲讲这段难忘的往事——
1984年，春寒。我结束了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采访生活，开始一部小说的写作。七处位于城南偏僻之地，地名吓人，叫半步桥。这里是预审处也是看守所，被枪毙的人从这儿直接拉到刑场。是死是活，只差半步。在笼罩恐惧与神秘的小院，在低矮昏暗散发故纸霉气的档案室，一份死囚卷宗让我的心收紧！一个女人凄楚哀怨的声音自卷中传出，呜咽地向我讲述了一个爱恨交加的故事。爱她的人以死向欺辱她的人复仇，她为爱她的人拒不吐实宁愿赴死！我还原预审室里的惊心动魄，完成了《傍晚敲门的女人》，发表在当年的《啄木鸟》杂志。
第二年，年初。《啄木鸟》杂志编辑部转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处的信函，说谢曼诺夫准备翻译这部作品，请我提供一份自传。谢曼诺夫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东方文学系主任，1933年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列宁格勒师范学院教授、契诃夫研究专家。受母亲熏陶，他从小喜爱文学，中学就获得了可选择国内任何大学深造的金质奖章。最终他选择了列宁格勒大学中国语文系，并留学北京大学，毕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和中苏文化交流。有这样著名的教授来联系翻译事宜，我很激动，马上整理好自传，转交给大使馆。
不久，我就收到谢曼诺夫的回信——
尊敬的李迪同志：
昨天，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处转来了您的自传。这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将起到有益的作用。特·卡雷莫夫准备着手翻译您的作品。他是我的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中篇小说。我想译后帮他修改一下，尔后送给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您的这部反映法律与道德题材的优秀作品由该出版社出版是再适合不过了。鉴于出版社工作繁重，您的这部作品的俄译本问世还需要一段过程。
在您的这部小说俄译本出版之前，我们还想将它在杂志上发表。这比出书要简单得多。如有消息，我将及时通知您，并寄去样本。请您耐心等待。您看如何？
今年底，我可能去北京，届时将很高兴见到您。请原谅，此信我是用俄文写的，因为我的中文书写不如会话。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莫斯科大学教授弗·伊·谢曼诺夫
1985年5月15日
正如信中所说，当年冬天，谢曼诺夫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安排会见，我是跟冯牧一同前往的。高大而儒雅的谢曼诺夫流利地说着中文，甚至有点儿京腔。他听说我高中学的是俄文，笑着让我讲几句。我背了一小段儿歌颂苏联女英雄卓娅的课文，结巴得不成句，相信他根本没听懂。之后，他说，你的作品正在翻译中，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卡雷莫夫写了一篇评论，将发表在《国外现代文学艺术》杂志。写得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
讲到这儿，他忽然盯住我，李迪同志，我看出这不完全是小说，你能告诉我，女主人公真是自杀的吗？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我不想说出事情的真相，因为那太残酷。
谢曼诺夫还是盯着我。眼睛蓝蓝的。
他不相信。但也没再追问。
一年后，我去日本留学了。走前，收到谢曼诺夫转来的信和杂志。我敲开邻居李丹的门，请他帮助翻译。李丹时任《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自学俄文多年。他正要出差，说回来就翻译。结果，他前脚刚走，我的签证就下来了。于是，忙忙乱乱，东渡扶桑。
时光荏苒，红尘滚滚。
这件事，我忘了。李丹也忘了。
还好，老天没忘！
2016年春节，我突然接到李丹的电话，说有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和杂志在他手里。我疯跑过去，打开这封信，时间已过去二十九年！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已成为历史。
尊敬的李迪同志：
正如您所见，预定计划的第一部分书评已经完成，但第二部分小说翻译，看来如我预想的那样，要困难得多，卡雷莫夫还在翻译。如果有新消息，我会通知您。如果您能再提供几部新颖有趣的中文推理小说，我将会很感激。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谢曼诺夫
1987年5月11日
随信转来的《国外现代文学艺术》杂志，是1987年第一期。谢曼诺夫精心地在封面上注明：“尊敬的李迪同志，我的学生的短作，见48—49页。”同时，他还对内文中的一处印刷错误用笔做了修正。
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人的爱！
卡雷莫夫在评论中写道——
中国文学评论界认为，北京青年作家李迪的这部小说是最成功的侦探题材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已经拍成了电视剧并上演。与此同时，已经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的李迪，开始关注“公安”这一主题。在中国，旨在揭露刑事犯罪的作品，主题被称为“公安”。近三四年，类似作品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
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完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除立法措施外，人民法制教育的五年规划也在实施，使公民广泛了解其权利和义务是该项规划的组成部分。全国大规模开展了打击违法犯罪，以及在中国发展现阶段出现的背离正常社会生活行为的活动。显然，侦探文学在该活动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使命作用。
当然，远不是所有已发表的侦探题材作品都符合很高的艺术要求。供消遣的侦探读物已经开始转向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类文学揭示了个人与整个社会相互危害的一面。尽管只是一部分侦探读物在转向，但这一转向也是值得高兴的。《傍晚敲门的女人》就是该进程中的典型范例。
对于许多喜欢侦探题材的小说迷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那么独特和惊险。在北京的一处住宅里发生了一宗神秘的谋杀案，侦查员发现死去的电器公司总经理王少怀身中八刀。犯罪分子没有留下任何罪证，犯罪动机不明。目击者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有一个女人在傍晚时敲了这处住宅的门。侦查员找到了这个女人，她叫欧阳云，是电器公司医务室的医生。她应该是最后一个见到受害者的人。欧阳云很快承认了与王少怀的隐秘关系，同时承认因为王少怀的背叛，她恨之入骨所以杀了王。但是，预审员梁子不相信她供认的最后一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预审和再侦查，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凶手——送煤工丁力。丁力疯狂地爱着欧阳云。
小说与其说是由于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读者，不如说是由于人物的完整形象、心理描写、清晰结构和缜密风格。现代推理小说的不足之一就是人物的脸谱化，尤其是中心人物——密探或侦查员。很多作品常常表现他们不吃、不喝、不怕累、受伤仍坚持。读完这样的作品，读者脑子里只剩下大檐帽上熠熠生辉的帽徽。但是，这部小说中的梁预审，则有着多面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性格。首先，作家赋予他天性温柔和仁慈的品质，但同时也能在他身上感受到公安部门专业人员的严谨作风。作家不加虚饰地勾勒出梁预审思考、习惯、行为的生动细节。中国公安文学评论家杜元明认为，作为本书的主人公，梁预审关爱被审问对象的孩子，以及对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同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在小说中，欧阳云的不幸，以及她对自己孩子的疼爱的确令人动容。
梁预审忘我地忠于职守，他不仅仅将自己的职责理解为逮捕犯罪分子，而且把探寻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和帮助那些由于不懂法而犯法的人视为己任。这宗刑事案件的最终侦破，取决于梁预审的生活经验和职业能力。他没有直接的犯罪证据，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推理案情：“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这些案情报告、照片以及法医认定的管叉类作案凶器等文字资料。仅凭这些，不可能真正认识案件，还需要我的想象力能通过时间和空间，勾画出案件的整个轮廓和几个关键性的具体情节。以便在审讯中能胸有成竹地及时核对罪犯的供述，揭破罪犯的谎言，弥补占有材料少和缺乏感性认识的不足。”
这部小说的语言很精彩，贴近生活的对话与卷宗内的文字材料交替进行。作家巧妙地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主人公的思考及对往日生活的回忆。
主人公梁预审对往日生活的回忆，完美地起到了结构小说的作用。每一次，当侦查进入死胡同时，梁预审的脑海中都会再现十年前的往事。“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他被发配到边疆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劳动。在饥寒交迫的冬日，一只聪明的狐狸时常来拜访村子，偷走农民的鸡鸭。屡次徒劳的围剿后，梁预审成功地将它围捕。就在这时，他发现伤痕累累的狐狸快要临产了，不忍心再伤害它。他把狐狸带回家，打算养好伤后将它放走。可是，过了一些天，狐狸咬断了自己的伤腿，失血过多而死去。因为它看到爱它的公狐狸企图救它而可能被围捕。悲情唤起主人公和猎人们强烈的怜悯与自责。这个情节，表现了作品从现实生活转换到传说般的故事里，如中世纪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狐狸变成美女。注重对传统形象的运用，使用民间熟知的象征和格言以丰富内容，首尾衔接的严谨逻辑与丝丝入扣的动人细节，都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常见的主题：女性的悲惨命运。欧阳云的丈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病得很厉害，她七个月都寸步不离丈夫的病榻，而她的工资只发过一次。家里很快就穷得交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丈夫去世后，欧阳云所在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怀发誓会爱她，承诺帮助她并以后娶她，但是却欺骗了她。欧阳云识破后想要嫁给丁力，她去找王少怀批准结婚（中国有结婚需要单位批准的规定），却被王少怀拒绝了。
作家在小说中发问，为什么有些高层领导长期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却可以逍遥法外，尽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在对欧阳云的一次审讯中，她说：“我起先想告他，但一想我们的事说不出口，我到哪儿去告呢？我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再说，就是告下来了，他顶多挨个处分，照样当他的官，可我却完了。名声完了，人完了，工作也完了……”
正是这样的不公正，促使送煤工丁力产生了残忍的报复心理。
小说的结局，为欧洲人展示了出其不意和与众不同的悲惨。似乎，送煤工应该得到一些宽恕，但根据中国的刑法，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欧阳云在知道判决后自杀了。
苏联目前既没有出版过中国任何现代侦探作品的译著，也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任何研究著作。希望苏联读者通过这部作品能日渐了解中国现代侦探推理小说。
抚摸二十九年前的来信和杂志，细读其中的每句话，我泪眼模糊。
李丹说，过了这么久，请原谅。
我说，不，不存在。但我不能原谅自己！
谢曼诺夫教授已于2010年逝世于德国黑森。
高大而儒雅。眼睛，蓝蓝的。
让我结束这段从兵团逃到部队而引发的意识流，重新回到四十年前。
当时，晋政委拍板，把我收留在部队。
我穿上军装，吃上肉，像当上皇帝。没过多久，刘学伦从成都被魏队招来，跟我住一个屋。一个写，一个画，臭味相投，很快就成死党。我俩，是除了张志刚之外，唯一没演出任务的稀拉兵。当然，有时候也滥竽一把。比如，大合唱凑人数，把脸抹成关公混上台。看见作曲兼指挥钱明的虾米腰往起一抬，赶紧张大嘴巴冒充帕瓦罗蒂。
刘学伦的中提琴更是滥竽了。歌舞剧《鱼水情》一整场，他只拉其中一句，就是跟着杭州兵胡军的大提琴后边儿，嘎嘎！
就这么一嘎嘎，他还跟胡军练了好久。
胡军的老爸当年是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家住西湖边小黄楼。鱼竿从窗户里甩出去就能钓鱼。钓来拿醋一烧，就是正宗的杭州名菜西湖醋鱼。毛主席到杭州，他老爸全程贴身警卫。这么个忠诚的革命老人，“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起来，说他全程跟随毛主席是想找机会下手，罪名多吓人啊。在被关押期间，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写一张小纸条，藏在床铺下，留下线索。在自身难保的日子里，他设法通过部队的老战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帮助胡军最终投奔了亲人解放军。
胡军比我早到宣传队。我一眼看到他，就说，还到哪儿去找演汉奸的啊，这不是现成的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油头粉面，一张嘴还露出了一颗大金牙！不是汉奸是什么？
四十多年后，我在杭州见到他，说起这颗大金牙。他大喊冤枉，什么呀，那是我的牙摔掉了一块补的铁！本来不亮，时间一长，磨得发了白光。你什么眼神啊！要是，也是银牙啊！
哦，我恍然。错把铁牙当金牙，让他蒙冤四十载，比他老爸还冤。
我说，我要写你，还是从大金牙写起，反正已经误会这么多年了，将错就错吧。他说，不行，不许出版！当他说“出版”二字的时候，控制不住张了嘴。
我清楚地看到，补牙处闪亮的，不是白光，而是金光！
胡军的大提琴拉得极好，拉起来很浪漫。当然，他的爱情故事也很浪漫。可惜他的学生刘学伦不是拉提琴的料，跟他学了半年，一上台，还是鹅叫。有时候，干脆就不出声，瞎比划一下完事。直到四十多年后，刘学伦还纳闷呢，说乐队里就我一个人滥竽充数，还是别人也如此？如果都是滥竽充数，那一整场歌舞剧伴奏得如百万雄师下江南又是怎么回事？
当年，军民鱼水情深。宣传队下乡演出，演完了准有夜宵吃。乡亲们心疼八路军，七个碟子，八大碗，碗碗不含糊。没演出任务的没份儿。到了这人命关天的时候，我和刘学伦就自告奋勇参加演出，哪怕混个拉大幕的差事也好。那时候，年轻，能吃！有一年冬天，宣传队下乡支农，带队的是文化科科长童秋风。童科长浑身长满文艺细胞，说起话来烟酒嗓儿永远沙哑，得雅号“沙士比哑”。那次，宣传干事马树也来参加了。我们齐聚支农一线，干得舍生忘死。当天晚上吃饺子，童科长亲自数数，我一口气吃了八十多个，当晚放了一千多个屁。加上马树一根接一根没完没了抽烟，那晚上我们同住的帐篷真够闹腾的。第二天一早，刘学伦爬起来就翻褥子，看床板崩没崩出窟窿。童科长沙哑着嗓子在一旁作诗，烟暖房，屁暖床……
当然，在宣传队，写和画是我和刘学伦的正业。他画的舞台布景真叫绝。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一双球鞋和其他杂物。老普打扫礼堂，弓着腰走上去，嘴里嘟嘟囔囔，是哪个把柜子抬在这儿放着！说着，要把它搬走。手一伸，发现是画的，眼珠子都掉出来。
我跟刘学伦最初的合作，是一台话剧《曼芒寨》。我写剧本，他画布景。那是一出反映边疆傣族村寨阶级斗争的戏。那年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台戏里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就像人没了脑壳。我看过这样一个获奖作品，写隐藏的老地主破坏新修的公路，可能作者把脑袋憋炸了，也憋不出破坏的高招，就写老地主半夜爬起来，抱起一块大石头拼命砸公路，结果砸了自己的脚，跑不动被抓住。看看，这叫什么啊，还得了一等奖。两个星期下来，我的剧本写成了，当众一念，都叫好，分了角色就开排。刘学伦负责画布景，寨子、竹楼、大青树。他在那个用三合板制成的竹楼上，还特别画了一个广播喇叭。不用问，是用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脑袋瓜真够用！
因为要赶在建军节公演，政治部派马树前来助阵。马树这家伙，不但画画得好，一手字更是了得，特别是用排笔蘸墨汁刷大标语，横竖撇捺，有板有眼。写一笔，抽一口烟，再写一笔，胸有成字。那架势让我至今难忘。这位爷如今坐在一家出版社社长的宝座上，日照“香颅”生紫烟，吆五喝六，想见一面很难。
终于，《曼芒寨》瓜熟蒂落。这是宣传队自编自演的第一台话剧，公演前师首长要审看。审看那天，师长景虎山、政委晋东南率司政后各位大员齐到场。
大幕拉开，灯光一亮，在悠扬的傣族音乐声中，极富亚热风情的舞台布景立刻震住各位。
刘学伦没到过西双版纳，却把舞台绘制得很美很版纳。魏队那对小眼睛真没看错人。参演的弟兄姐妹们在台上生龙活虎地消化炊事班的好饭菜，把戏演得很成功。闭幕时全场不由得响起一片掌声。
但是，《曼芒寨》最终还是被枪毙了。
政治部主任栗坚来到队里，一只胖手架在大肚子上，就像放在桌上一样平稳。另一只胖手，不住地抓摸着腮巴，用极富人情味儿的洛阳腔，不紧不慢地传达了师首长的指示，这个，这，这什么……戏是很好。但部队不便演出表现地方上阶级斗争的戏……
这样的金科玉律，把我和刘学伦气成金鱼眼。
但是，我们并不恨栗主任。他是爱人才的大好人。没有他，我和刘学伦都来不了部队。特别是我。
辛辛苦苦写的话剧没能公演，漂亮的布景被扔进仓库成为老鼠的乐园。这一切，不但没打击了我和刘学伦，反而更激发了我们的创作冲动。我们改换了另一种挣扎的方式——画连环画投稿。我编故事写文字脚本，刘学伦和马树画图。不久，一本《红尾巴鲤鱼的秘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故事还是傣族曼芒寨，内容还是阶级斗争。因了这本彩色连环画的修改、定稿，刘学伦第一次跟马树去昆明出差。为了“港”点儿，他还找班长古立天借了手表。两人在开远上了小火车，刘学伦看见身边一位妇女提个大箱子，潜伏的雷锋精神立刻爆发，上去帮着她把箱子举上行李架，还使劲儿往里推了推。结果，下车一看，哎哟妈，手表在学雷锋时被碰坏了，指针全都错了位。他当时就傻了，这怎么赔得起？他告诉马树，马树也傻了。来到出版社，辗转一夜睡不着，不晓得回去怎么向班长交代。早上一起床，两人就去找修表店。一位年纪轻轻的小师傅，只用两秒钟就搞定了，还没要钱！
想不到《红尾巴鲤鱼的秘密》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竟然惊动了远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很快，约稿来了。我又编写了连环画《捉熊》，讲的是通信兵与坏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其中有战士与狗熊搏斗的场景。马树说，你就瞎编吧，谁见过人跟熊打？刘学伦说，不行咱们就表演一场，用相机拍下来照着画。谁来装狗熊？说完用眼睛盯住我。这还用问吗？小样儿的，他是万人迷托玛大叔，马树是四个兜（干部），装狗熊舍我其谁？一顿吃八十多个饺子，养得又白又胖！得，我也别谦虚了，就当一回云南北极熊吧！就这样，马树端着从侦察连借来冲锋枪乱扫（没子弹），我装狗熊乱咬，刘学伦拿照相机当摄影机，耍了一回斯皮尔伯格。
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真实记录下我们年轻时的快乐！
1976年，《捉熊》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人美社第一本彩色连环画。
刘学伦的画越画越好了。一次，师长景虎山在昆明军区画展上看到他的画获了奖，回来就问：谁是刘学伦？童秋风把刘学伦送到他面前，他两眼一瞪，好，你，跟我下连队！
质朴的景师长粗懂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把刘学伦下放到连队当兵体验生活。可是，他老人家诸事繁忙，这么一放，就给忘了。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刘学伦上了前线，经历了生死考验。
一天，他正随部队急行军，突然从对面冲过一个人来，把他拽出队列。一看，是演鸠山的金大宝！火线相逢，金大宝一脸严肃地说，你，小心一点儿！路边，田边，都别去！啊，听见吗？有地雷竹签什么的！说完，急匆匆走了。
后来，刘学伦才知道，宣传队已经解散了。金大宝下到工兵营当了指导员，也参战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战友聚会上，刘学伦问金大宝，当时你跟我说这些话是怎么想的？金大宝说，我刚一进阵地，就看见一个班长被地雷炸死了，脑袋都没了。那天在行军队伍中突然看到你，我心想，像你这样好的子弟可千万别遇上危险，就给你来了个紧急提醒！
血与火的考验，让刘学伦对人生对艺术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期间，他写了一篇战地纪实《马尾冲》，文中战争与人的淡淡忧伤，让我每读起来都热泪盈眶。这是我们青春浪漫的重要组成。
当年，刘学伦离开宣传队下连后不久，我也下去了。我们俩住的那间小屋锁了门。日子一长，爬满青藤。
我下去干什么？体验当兵的生活。
自打投奔亲人解放军以后，我一头扎进宣传队，吃香喝辣，连队到底是什么样？没有体会。
一天，政治部主任栗坚找到我，挺着肚子倒背手，一口洛阳话温柔动听，你是北京知识青年，来边疆种地喂猪儿，不知道当兵咋回事儿，咋写兵哩？这么着吧，部队要拉练，你下去吃点儿苦，体会体会当兵究竟是咋回事儿，还要争取把党组织问题解决了！
我猜他背在身后的两只胖手一定互握不着，只能用二拇指勾着。
这慈眉善目的胖老头儿，一辈子做党的工作。转业回到地方，还是当党委书记。所以，他特别看重党组织。
我想跟他说，我到边疆不是种地喂猪儿，是种橡胶，又怕他听成种香蕉，忍住没说。后来，我下到连队，才知道解决组织问题的确很重要。理想崇高了不说，到了周末，党员学习，团员唱歌。不是党团员的，剁猪草，劈柴火。
就这样，我带着下连当兵入党的光荣使命，来到独立团二营四连。
连长李彬人高马大，操一口川音。指导员文治瘦小精明，因为患过肝炎，外号老肝炎。连里杀猪，司务长总把猪肝留给他，说吃什么补什么，补得他肝火很旺。
我分在八班。班长张烨是昆明兵，嘴生得小，外号张小嘴。
我不明白，看上去他嘴很小，怎么一出声却地动山摇？
我是八班长张烨！有人认不得这个字，叫我张火华。张火华就张火华！你，他瞪起眼上下看我，好像我是怪物史莱克。大学生，我知道你是从宣传队来的，来锻炼，来入党，想从坏人变好人。对不？
哎哟喂，这就是我的班长。看人像看玻璃，上来就把老底儿揭了。
哈哈哈！班里的老兵油子们个个大嘴咧成瓢。
我真比窦娥还冤。千里迢迢投奔亲人解放军，我坏吗？再说我也不是大学生呀。
张烨不管我冤不冤，啪的一声，递过一杆大枪，好！你一来就赶上拉练。人在枪在！只要你不倒，你还睁着眼，就不能丢了枪！
说完，拉长的脸又露出笑，像偷吃了苹果的娃娃，你会叠被子吗？
啊？这也太小看人了。会！
叠一个看看！
我就叠。三下五去二。不料又招来老兵们哈哈大笑。
一看，他们叠得四四方方刀切豆腐。我叠得一团烂腌菜。
张烨没再说我是坏人。他看着我，一脸慈悲，扭头冲老兵叫起来，笑哪样笑？你们刚来还不如他，个个叠得鸡屎！
老兵们立马收声，伸出舌头装吊死鬼。
来，我教你。张烨说着就动手叠。起承转合，横平竖直。
张烨那年十九岁，帅哥一个，云南话讲是一根葱子弟，青是青白是白。挖战壕，讲战术，一点两面三三制，头头是道。他讲短话，讲明白话。抓住要点，讲完就完。连里开会，他总抢着发言，把发言当成战术训练，一讲就是三条。人还没站稳，就说我讲三条。哪三条？他眼珠子直转。我猜他是为抢先发言现说现想，说第一条想第二条，说第二条想第三条，总要说三条。他是连里的投弹标兵，一投七十六米，胸戴大红花。我玩了命才投十八米，眼冒五朵金花。我不服气，满怀豪情再一投，竟然脱了手，扔到脑壳后面了。老兵说你本事真大啊，能把自己消灭了。我还要前仆后继，被张烨拦住。他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先给你讲讲要领，你再投。
因为要拉练，连队的训练全都围绕拉练展开，一睁眼就沿营房前那条没头儿的公路疯跑，直跑到断气。个个恨死修路的。开始各班还较劲儿呢，看谁口号喊得响，喊着，喊着，全昏过去了，只剩下张烨一个人——
一、二、三—四！
吼声如雷。他是拿什么做的？
我呢，才跑一半，五官就乱了功能，眼睛出气，鼻子发光，耳朵直咬牙。
张烨问，怎么了？
我说，肠子断了。
鬼！他一把拽起我，跟上队伍！
最要命的是晚上紧急集合。我白天都打不好背包，更别说摸黑了。打完还要把鞋别在背包后面。还有枪、挎包、水壶！张烨睡前手把手教我，先把上衣脱下来叠好，再把裤子脱下来放在上衣上，最后把帽子放裤子上。穿的时候，顺序相反。穿戴好以后，先把挎包水壶背上，再系腰带，用腰带别住它们，然后打背包。临出门，带上枪。完成！
可是，半夜集合哨一响，我就乱了营，跳起来胡乱穿。先拿枪，又抓挎包水壶，七七八八全套身上，这才想起背包还没打！又放下枪打背包。因为腰带没系好，挎包水壶拧成麻花。一看班里跑空了，背包也不打了，抱起被子就跑。一出门，绊一跤，眼看摔个狗吃屎，一只大手铁钩般拽住我。抬头一看，正是张烨！
这时，操场上传来连长的咆哮，八班的，裹臭脚哪！待会儿你们别睡了，给我跑公路去！
我一听，眼泪当时就下来了，说班长我对不起你！
张烨什么也没说，就那么拽着我，紧紧地。
后来，为了不拖累班里，我从小道消息得知夜间有紧急集合，就不脱衣服，把背包打好，黑灯瞎火靠在床上等。正等着，忽然身边坐下一个人。是张烨。
他小声说，我知道你为班里好。我陪着你！
我心里一阵难过，班长，你快去睡吧。
那，你睡吗？
我……睡！说着，就起来解背包。
这就对了！就算你全连第一，又有什么实战意义？背包不会打就练！你不就是来锻炼的吗？要我说，写文章更难，咋没难住你？这说明你行，我还要跟你学呢。
月亮升上来。月光如水，月夜如梦。沉睡中，老兵们的鼾声像柴可夫斯基《g小调第一交响曲》。间或有咬牙放屁的，说明对乐曲缺乏深刻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修养。
就在拉练前一天，我发现了张烨所以声如洪钟的秘密。
那天轮到我帮厨，司务长让我去菜地拔葱。菜地在后山，我刚到地边，就听有人在读报。啊，开会开到菜地里来啦？再看看，没人呀，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卷心菜散发着阵阵清香。
这时，读报声又响起来，抑扬顿挫，激情四射。寻声望去，只见地头老树下站着一个人，他面对菜地，昂头挺胸，手举《解放军报》，高声朗读当天的社论。一地卷心菜听得精神抖擞。山风起处，菜叶哗哗，那是热烈的掌声。偶尔跑过的田鼠也立直身子，听到发呆。
哎哟喂，给菜读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班长！
怪不得他说话声音大，喊口令底气足，原来在这儿冰冻三尺哪！看他气吞山河的架势，根本没把自己当成班长。
后来，我还发现，他钟情读报并不是秘密，只要全连大会上指导员说谁来读报，他总是第一个举手。他说，读报有三大好处，一是领会方针明确任务，二是攻克生字提高文化，三是练声音又练胆量。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那个卷心菜飘香的地头，他对我说，大学生，你来连里当兵我非常高兴，你是北京知青，文化高，普通话好，你要多帮助我。听说你在宣传队不光写节目，还给报社写稿。咱们拉练一路，肯定有很多值得写。你要发挥特长，拿起笔来写，也教我写。咋样？
一席话，说得我霞光万丈。
第二天，拉练开始，大部队出发了。浩浩荡荡，威武雄壮。行军千里，为期三月。行前，我向张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说，班长，如果我经得住考验，希望你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张烨什么也没说，就那样看着我。眼里是水，眼里是火。
好个千里拉练，透支了一生体力！
翻不完的山，流不完的汗，晒不完的太阳，喊不完的累。走着，走着，下起雨，汗水雨水直往嘴里灌。身上衣，湿了干，干了湿，成了地图；脚上泡，破了好，好了破，成了藕片儿。水壶喝干了，扯把草嚼嚼。肚子饿了，恨不得抓土吃。肩膀肿成大馒头，枪越背越重，腿越迈越沉。鼻喷焰火，眼放礼花。到了宿营地，还要站岗，站着站着就睡着了，把嘴磕成猪八戒。一路走来，脱胎换骨，让我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别说我了，连老兵们都累得皮塌嘴歪。大家没得盼，就盼休息号。休息号一响：嗒嗒嘀，嗒嗒嘀，嗒—嘀嗒！他们能听成：大重九，大重九，抽——起来！立刻，漫山遍野甩背包，横七竖八睡一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个个抽起大重九。那是当时最便宜的烟。你抽我的，我抽你的，不会的也冒两口。
如果命令下来就地野炊，张烨就分工，找水的，挖灶的，捡柴的，还有的去串炮兵连。干吗，炮兵连有马有骡子，趁人不备拔几根马尾，装在包包里，回来穿脚泡。脚上走出泡，用热水烫烫，马尾一穿流出水就好了。班里唯一的脸盆，烫脚洗脸又打饭。这时候，张烨就把我叫到身边坐下，一边为我穿脚泡，一边说说好人好事，看哪些值得写。张烨说，秀才当上兵，有理讲得清。我写，他也学着写，一字一句。我俩一路走一路写，投给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前后见报七篇，受到团里表扬，笑歪老肝炎，气傻团报道组。他们累吐血才上了三篇。他们哪儿知道我在报社有卧底呀！那时没稿费，上一篇给一个印了社名的小本。鸭蛋大小，蓝皮金字。挺美！
见报的美很快被疲惫吞吃。天晴一身汗，天雨一身寒，终于，我病了，烧得赤橙黄绿青蓝紫。咬牙不告诉班长，可两腿不听使唤，心里怎么想红军二万五也没用，就是拉不开栓。蹒跚而行，半死不活，脚泡万箭穿心。
张烨回头看到我，怎么，不行了？
我说，行！
张烨两眼一瞪，鸭子死了嘴壳硬！把枪拿来，我帮你背！
话音未落，身后汽车喇叭响，嘀嘀！嘀嘀！神气活现。
怎么这样耳熟？扭脸一看，果然是宣传队的大卡车。一车道具，两车男女。这帮哥们儿姐妹儿乘车跟随部队，一路走一路演节目，鼓舞士气，慰问乡亲。
我正丢盔卸甲，他乡偏遇故知。
不容躲闪，张志刚就叫起来，哟嗬，那是谁啊？长得跟李大编剧一个模样啊？钱明眼贼，你什么眼神啊，那就是李大编剧！
两车男女顿时乱起来，大呼小叫，莺歌燕舞。
演鸠山的金大宝一脸坏笑，哥们儿，尿裤子了吧？怎么迈不开步啊？
这老鬼子对我有深仇大恨。去年，他哥生了个胖小子，他让大家帮着起名儿，要新鲜，不容易叫重。起来起去，他都不满意。我说干脆叫鱼屁吧，鱼放屁谁听见过？大家笑翻天，都说好，这名儿新鲜！金大宝说，鱼屁，金鱼屁，这叫什么破名儿啊，别气我了！说着，噗噗噗连放一串屁。炊事班长说，鸠山，伙房的黄豆见少，是不是让你偷吃了？大家又笑翻。好，现在这老鬼子来报仇了。
想不到，他诚心实意地说，李大编剧，走不动就上车吧！
在《沙家浜》里演胡司令的孙冬生也说，李大编剧，上来吧！上来吧！
这土匪还算有良心！
演胡司令必须剃光头，那次下乡演出，他剃光了头还要用刀刮。找不到热水，就打井水刮。你想，井水多凉啊，一浇，头皮发紧，用刀一刮，噌，刮出一大口子。幸亏我带了橡皮膏，贡献出来往他头皮上一贴，再用颜色盖盖这才上了台。演阿庆嫂的彭玲玲看着他的头皮直发呆，心说这土匪的脑壳今天怎么不光滑啊！
这时，演八路军的，演地下党的，演日本兵的，“好人坏人”都劝我，李大编剧，上来吧，快上来吧！
我也实在走不动了。
张烨问我，你真的走不动了？
我点点头。很惭愧。很真实。
那你……他突然提高了声音，上车！
车上的人都欢呼起来，个个伸手来拉我。
我走上前去，把手伸向他们。
就在这时，就在我要被拉上车的时候，张烨突然叫起来，
慢着！
我回过头，看到他大瞪的双眼。
那眼里是水。
那眼里是火。
把枪留下，我们轮流背！让它跟八班走完全程！
像雷声滚过。
像闪电划过。
我攥紧枪背带说，人在枪在！班长，我……能走！
那好，归队！
就这样，千里拉练，我坚持走完了全程。
回到驻地，我对张烨说，把入党申请书还给我吧，我不够格。
想不到，他说，大学生，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就这样，我入了党。
之后，我告别了连队，告别了班长，又回到了宣传队。
而张烨呢，经过对越反击战的战火考验，荣立战功，成为将军。
四十多年后，我回部队采访军事演习，指挥官正是张烨。只见他，指挥若定，声如洪钟。当晚，我拿着写好的采访稿请他批评。推门进屋，屋里悄无声息。他裹着军大衣沉沉睡去，推都推不醒。
我静静地坐在他的身旁，听着他的呼吸，回想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岁月，写下这样一首诗——
他们叫你首长
我要叫你兄弟
还记得我们一起趴在地上挖掩体
你教会我怎样用小铁锹铲泥
还记得拉练路上我们累得脱了一层皮
我滑倒在地
你把我拉起
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再见你时
我的班长啊
你已像大树一样挺立
山风吹亮了你的双眼
硝烟熏染了你的军衣
千军万马前
你声如洪钟震撼大地
演习阵地上
你步履匆匆让我追不上你
当我为演习采访稿征求意见
深夜到家里去找你
电视机里还滚动着最新消息
你却裹在衣中沉沉睡去
我推你推你
推不醒你
连日来为了这场实战演练
你真的太累太累
我们的好将军
我的好兄弟
我知道
在梦中你已进入阵地
我知道
在梦中你正穿越枪林弹雨……
随着年龄增长，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和刘学伦，先后离开了部队。我回到北京，他回到成都。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四川少儿出版社，各自从事编辑工作。业余时间，还是一个写，一个画。
光阴似箭。从认识刘学伦，到现在回忆我们年轻时的那些事儿，转眼四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了著名画家。最近看到他画的巨幅国画《金沙祭》，悲怆的场面让我悚然、让我震撼、让我泪从心中涌。我打电话对他说，学伦，我要写你了。他说，好啊，我也写写你。
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就寄来一张成都军区出版的《战旗报》。打开一看，是他写的《我们俩》。
第一次见到这个北京兵时，他正在摆弄脚上的白网球鞋。我看见他把一些牙膏挤在手上，往鞋帮上抹。那时候，我看问题总爱走极端，就认定这是个爱虚荣的家伙。好在他见面熟，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擅长搭讪，几句话一说，我们就已经熟了。
让我从认识他到佩服他的，是我们给《解放军报》和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投稿。他的原稿都要反复推敲，改得就像文字大迷宫，简直没法看。一旦改完，他会从头到尾誊写一遍。有时誊不过来也让我誊一段。这时，他要求很高，不能有改动的墨污，不能有错字，一旦写错，整篇作废。他对写作的态度如此神圣，真像个大作家的样子。虽然那时的他，也不过是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
我喜欢他随时充满激情，随时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俩住在宣传队当头的那个小屋里，经常，我要睡觉了，他还在小屋里转悠，低着头，挥着胳膊，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敌人要炸军火库，敌人要炸军火库！我忍不住讥讽道，炸什么军火库？没有的事！能不能想个更好的！他根本不看我，但却在点头，对，想个更好的，敌人要炸山顶上的军火库！
这就是我的朋友李迪！和他在一起，想象总在衍生，每天都泡在幽默和快乐中。后来，他这个炸山顶上的军火库，当真写成长篇小说《野蜂出没的山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全国奖。
你说，这是什么脑瓜啊！
第一次让我感动的事，是我们一起看电影《海霞》。当女主角备受冤枉，镜头里巨大的海浪涌起，我感觉喉头被哽住了。回头一看，他早已低下头偷偷在抹泪。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整天乐呵呵的他，还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这是1973年的事。那时我们都还是混在宣传队里的新兵蛋子，憧憬着创作，憧憬着自己理想中的未来，渴望过连队当兵的艰苦生活。没想到的是，这些，以后都成了我们最美丽的回忆。
四十多年以后，我们相约去西双版纳。这一次是我主动陪他，去他当年当知青的边远的勐腊生产建设兵团，也就是农场。一路上，触景生情，他给我讲了很多他那时怎样到的农场，怎样由于搞创作受人诬陷，备受冤枉的事，亏得部队首长爱才给了他一条生路。他又是怎样从兵团跑到部队，一路怎样躲过追他的兵团的人，那情节直逼日本电影《追捕》。他在思茅部队驻地躲了两个星期，晋政委指示部队把他直接送到草街，再后来就穿上了军装。就是这样给他带来充满辛辣记忆的地方，一讲起来他还是如此动情，连我都期待去看看了。
记得我第一次随宣传队去景洪是1974年，从草街过去整整走了三天，土路上黄尘滚滚，偶尔还有从旁边原始森林里窜出的一匹野马同行。现在的柏油马路可是天壤之别，可以看见附近的高速公路也在加紧施工中。早上出发，下午就抵景洪了。一下车，李迪就拉我去江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澜沧江啊，水浊而黄。当年可不是这样！李迪按捺不住，拿出相机使劲儿地拍不完。我理解他。就是这澜沧江水啊，曾经被多少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知青们唱进他们永远青春的歌里！
我们打了一个的士出城，李迪说去看看当年的团部所在地。的士司机年轻，转来转去找不到。这里的变化也太大，李迪也迷了路，停下车问一个上了年纪的壮实的老人，两人马上聊了起来，看李迪兴奋的那劲头才知道那人也是老兵团的人。
我知道他的多部中长篇小说都取自这里的生活，我们一起创作的连环画《捉熊》《红尾巴鲤鱼的秘密》故事也写的是这里。可以说，这里是我们创作出发的地方。
中国历来有谪居文化的特点，从司马迁、屈原到苏东坡、龚自珍、梁启超，再到现代的沈从文、汪曾祺等等，他们都是在仕途上备受磨难，却在文学艺术上成就斐然，开花结果。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说所有的磨难并不都是坏事，磨难对于怀揣理想和抱负的人来说，是成就必然要超越的阶梯。流放、谪居、坚守孤独恰恰是让独行者思考成熟的条件。知识青年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谪居现象，是不是能够归入谪居文化进行研究，我不知道。从知青中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后来成为国家转型时期，建设中的一股中坚力量就是事实。我相信以后会有人来研究的。
接待我们的勐腊人武部部长和政委是一对好搭档，把我们安排得舒舒服服。第二天清早，还派出一辆猎豹越野车送我们去勐捧。刚下过大雨，就是猎豹车也走得很艰难。我想象着当年十六七岁的知青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离那阔别的农场越近，李迪倒没了话了，我看见他的眼圈儿红红的。
终于，我们来到了当年兵团六团九营的驻地，距勐捧十二公里的地方。路还是当年的路，那些树有很多是当年知青们亲手栽下的，棵棵都有碗口粗。远处成片的橡胶林呈现出暗绿色，一切还是原貌，只是缺少了年轻的身影。我随他在入口的半坡上站立了很久，时间在那一刻定格，定格在所有曾经在这里奉献出青春年华的人的记忆中！这时，李迪泪如泉涌。
兵团早已交给了地方，还原了农场建制。我们缓缓地走进大门。当年的八路军没有了，还剩下几个有一把年纪的游击队，他们坐在远处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突然，有一个一脸白胡子的老人跑了过来，他大声叫道：这不是北京知青小李吗！转眼之间，他们就抱在了一起。像所有重逢一样，那种快乐，那种意外的惊喜，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是苍白的。
这些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农场老职工，叫来了他们的子女们，叫来了认识和不认识的当年的伙伴们，还有邻近寨子里的熟人，我们一起大碗吃肉，大碗喝酒。他们说北京的小李回来还不该过节吗！他们还说起谁谁的女儿害眼病，到北京找过老李，老李陪着联系大医院看病，很念旧情。这一点儿我太了解他了，特别是云南的人来没说的。为了助兴，我也拿出速写本给老职工画像，白胡子老职工第一个画，他坐得很端庄，一动不动。
艺术表现生活，生活滋养了艺术。汪曾祺说过艺术家的责任就是“给人间送小温”。我们一个写作，一个画画，只有在这时，才感到为我们从事的事挺自豪的。后来，我们这段难忘的行程和更难忘的往事，在李迪的笔下变成了中篇小说《千里走双骑》，发表在《江南》。当然了，我也画了一批画和拍了一批可能再也拍不到的珍贵照片。
晚上回到驻地，部长和政委一定要领我们参观他们驻地的小山，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就是武装部，一直到现在都没变。站在山上可以看遍勐腊美丽的夜景。我们去了，真好。山顶有一棵我从来没见过的擎天巨树，好高，好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部长指着那边儿山顶上的一排平房说，那就是我们的军火库。
啊？山顶上真的有军火库！
我转过头来问李迪，你当知青时就知道军火库在山顶上吗？
他一脸茫然。
刘学伦的这篇散文写得多好，他写的《马尾冲》更好，就像那个飘着歌声的著名的《柳堡的故事》。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下一章，我要隆重推出他的这篇战地纪实与读者共享。
一根藤上两个瓜，说不尽我和学伦。
前不久，已经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的刘学伦，以他永远年轻快乐的心，带领一群学生完成的搞笑动画短片《鬼子进村》，荣获电影学院最佳优秀指导教师奖，这是行业内的最高奖项。一看到《鬼子进村》，又让我想起当年的《捉熊》。从没见过鬼子进村，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又是怎样让鬼子进了村呢？作品得奖了，刘学伦前来领奖。
鬼子进村，教授进京。
我去西客站接他。
约好的时间，约好的地点，出站的人流几乎散尽，我却怎么也没找到他。
正疑惑，正踌躇，忽然背后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正是他！
只见他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羊绒帽。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会在滚滚人流中错过他。
我要等待的，我要寻找的，是那个在树丛下用中提琴认真把《梁祝》拉成鹅叫的高挑、白净、鼻梁奇怪凸起的“托玛”，而不是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
这一刻，我才觉得什么叫老了。
我们都老了。
但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