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特拉之谜中亚古国巴克特里亚（中国古书上称大夏）都城，位于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附近，传说中的拜火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诞生于此。
历史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征服波斯帝国后曾在此停留两年之久，使此地成为“希腊化文明”的代表之一。
然而近八十年来，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北部孜孜寻求古城遗址，却一直未见任何成果。
直至一位，法国考古学家无意中在当地一农民家时，才发现那些远古时代的残垣断壁。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登基之时，马其顿已确立了对希腊绝大部分城邦的霸权。
即位两年后，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亲率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的三万步兵和五千骑兵，冲过小亚细亚，攻向波斯，与波斯王大流士的军队展开激战。
在持续近十年的东征中，远征军的铁骑踏过从两河流域至印度河上游的大片土地，期间还南下埃及，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然而为何亚历山大大帝在击溃大流士的军队并宣布自己为波斯统治者后，会在离家万里并且相对落后的巴克特里亚驻扎两年时间呢？原来他为除去大流士的继任者——巴克特里亚总督拜苏斯，以彻底免去后顾之忧，遂于公元前329年追击其至巴克特里亚。
在处死拜苏斯后，却遭到当地起义军的反抗。
亚历山大于是花了两年时间镇压起义，同时休整他的队伍。
在这里，这位从小被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灌输希腊文明优越性的欧洲君王，却越来越着迷于东方文化。
他在被征服领土上传播希腊文明的同时，也注意尊重当地的宗教和习俗，并不把波斯等外族看作“野蛮人”。
他在当地兴建希腊式城池宫殿，训练波斯骑兵队，还娶波斯贵族女子为妻。
爱琴海文明与中亚文明自此在巴克特里亚融汇，其首都巴克特拉城日后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来扮演着沟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桥梁的角色。
亚历山大大帝在巴克特里亚留下无数英雄传奇与佳话，也给后人留下无尽遐想。
古罗马史学家库尔提乌斯在《亚历山大史》中曾提到，当时的巴克特里亚拥有“城池千座”，为世界首富地区之一。
也正是由于它的繁华和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而巴克特拉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毁坏则是在1220年，成吉思汗屠城后几乎将它夷为平地。
截至前不久，考古工作者已在中亚发现了四十多座“亚历山大城”，却独独不见巴克特拉城的踪影。
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和东方历史专家傅舍在上个世纪20年代殚精竭虑地在巴尔赫即巴克特拉城历史演变后的今名）寻找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蛛丝马迹，未果后，他甚至疑惑，亚历山大大帝根本未在巴克特拉建城，传说中的梦幻之城当时不过是一个货物集散地罢了。
然而，巴尔赫附近盗卖文物集市上时不时冒出的一两件古希腊风格的小物件，又使考古学家对这座古城一直割舍不下。
历史仿佛在跟后来人捉迷藏。
而这座古城遗址的发现，却更显得戏剧性。
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境内的考古工作得以恢复。
法国考古学家贝森瓦与助手驱车前往巴尔赫途中，在距城一点五公里处的公路边的一座房屋前，贝森瓦猛然发现房子的门槛竟是如假包换的古希腊石雕。
在主人引领下到了农舍的后院，贝森瓦的眼睁得更大了，这里被用来当做凳子、垫脚石或者支撑屋顶的，竟然都是古希腊时期的雕梁画柱！主人在贝森瓦的耐心劝说和不停拿来的食物和药品的打动下，终于带领他们来到这些东西的来处。
一个千古之谜，自此获解。
原来，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经验主义错误。
通常一座城池被入侵者摧毁后，人们总是在原来废墟的上面再建新城。
所以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只是执着于在巴尔赫搜寻古希腊城池的痕迹。
却没想到，巴克特拉后来的居民却没有选择在旧城遗址上面，而在它的旁边盖起了新城。
面对终于找到的巴克特拉遗址，考古学家们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
无数专家学者耗费几十年未找到的宝藏，贩卖文物的人却早已经光顾。
一些易于搬运、好出售的装饰品和塑像被拿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上卖掉，而那些真正标示这座“亚历山大城”的存在与辉煌的大件物品，却被人们认为不具备“商业价值”，已经随手丢弃或焚烧成灰烬。
庆幸的是，这一考古层深至地下四到八米，虽也曾阻碍考古工作的进展，却倒也避免了它遭受毁灭性破坏。
贝森瓦不无解嘲地说，“盗贼们也面临同样难题。”如果仅仅是历史的迷雾，人们总会有等到云开雾散一睹真面目的时候。
可是战争的硝烟，即便有一天消失殆尽，也将留下许多无法弥补的创伤。
如今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阿富汗，不仅要重建家园，而且还肩负着保护这些既属于阿富汗又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重任。
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并派部将在东方各地建立希腊化王国，遂使地中海文明和中亚文明直接相遇。
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方的远征，才真正打通了从爱琴海到帕米尔的通道。
所以亚历山大东征在丝绸之路开拓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通西域。
希腊人有个特点，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修筑一座城池，好像不住在石头造的城堡里他们就觉得不安全。
然后他们在城内面兴建体育场、希腊神庙、希腊式住宅和浴室等，以解思乡之愁。
希腊人在中亚也修建了许多希腊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
中国文献对此有许多译名，如乌弋山离、蓝市、犁（革干）等。
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七十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四十多座。
希腊移民就在这个时期大批移民中亚和北印度。
据法国考古团上世纪60年代的调查，亚洲最东部的亚力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东北边境的阿伊哈奴姆。
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他所征服的东方各地，但是文化的征服可不像亚历山大远征军在东方攻城占地那样容易。
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变成一种具有大量东方文化特色的希腊艺术。
为和典型的希腊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作“希腊化艺术”。
大夏的希腊贵族艺术则与大夏本地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分界就在楼兰境内。
例如：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阿拉干湖畔的麦德克城以及若羌县城附近的孔路克阿旦城，皆为圆形古城。
这些古城构成的分界线约在北纬88度线附近，据中日联合考察队近年调查，尼雅古城亦为圆城。
鄯善境内保存较好的圆城在新疆民丰县安迪尔河流域。
据斯坦因调查，安迪尔河畔有两座古城，一为圆城，另一为方城。
圆城位于安迪尔河东岸，古城平面呈圆形，今称“道孜立克古城”。
古城内发现了唐代汉文题记。
故被斯坦因称作“唐代戍堡”。
不过，他在这座唐代戍堡内还发掘出一件（）卢文皮革文书，说明这座古城的兴建至少在鄯善国时期。
尼雅出土汉文木简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去三月一日，骑马旨元城收责；期行当还，不克期日，私行无过‘所’”。
元城，意即“圆城”，指尼雅附近某座圆形城寨，很可能就是安迪尔河东岸的道孜立克古城。
玛旁湖之谜早期的本波教徒称它为“玛垂错”，传说湖底聚集了众多的珍宝，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玛旁雍措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其周围自然风景非常美丽，自古以来佛教信徒和苯教徒都把它看做是圣地“世界中心”，它也是亚洲四大河流的发源地。
神山、圣湖周围各教派的寺庙林立，古迹众多，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
岗仁坡齐和玛膀雍措湖被誉为神山、圣湖的教派有：佛教、印度教、耆教和苯教。
神山岗仁坡齐形状奇特优美、海拔六千七百一十四米，转一圈距离为五十一公里，周围有八座寺庙。
圣湖玛旁雍措是世界最高的淡水湖、面积为三百三十平方公里，形状像丰满的月亮、周围有六座寺庙，朝圣转一圈为八十公里，湖面海拔为四千四百米，目前阿里地区旅游部门在神山圣湖周围接待朝圣者和游客分别设有三个营地。
公元11世纪，佛教在与本波教的斗争中占上风后，便把已经沿用了很多世纪的“玛垂错”佛教化为“玛旁雍错”，即“永恒不败之碧玉湖”。
湖水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
相传“圣湖”的水能洗掉人们心灵上的“五毒”（贪、嗔、痴、怠、嫉），在湖口沐浴净身，灵魂得以洗礼，肌肤得以洁净，如能捕得一条鱼、拣到一粒石子、或拾到湖中鸥鸟的一根羽毛，将一生生活美满。
从古至今，当人们提到岗底斯山时，自然不会忘记位于其脚下的玛旁湖那诱人的传说，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因为，作为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岗底斯山，实际上不能排除包括玛旁湖在内的周围其他的景观，它们应该成为岗底斯这座“文化山”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在与岗底斯山息息相关的历史背后，它还有它自己独立而神秘的文化现象。
过去湖周围有九座寺庙，它们分别是位于东面止贡噶举的修习地色瓦龙寺，位于东南面的萨迪派聂果寺，南面的格鲁派的吹果寺，西南面的止贡噶举大德果仓瓦的修习地果祖寺，西面的莲花生大师的修习地切马寺，西北面的高僧修习洞，北面的竹巴噶举派的朗那寺和东北面的格鲁派的日笨寺。
在围绕岗底斯山转完一圈，全程长六十里，其中仅玛旁湖就十几里路，这种转山活动一般在冬天湖水结冰后方可进行。
无独有偶，在岗底斯山除了玛旁湖外，还有一面小湖，那就是楞枷湖。
与玛旁湖相比，在历史上位于玛旁湖西面的楞伽湖则一直较受冷落，也不为一般人所知。
这可能有诸多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人认为它是罗刹王的主要聚集地，印度古代《罗摩衍那的故事》中诱拐美女斯达的九头罗刹王就住在这里。
尽管看上去它与玛旁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一些旅游者声称他们在此湖边遇到一引起不吉利的征兆。
湖边除了有座叫蔡切的寺庙常有旅游者前去观光、朝拜外，没有转经的道路。
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湖周围没有温泉可以沐浴。
在冬季湖周围气候寒冷，景色荒凉，仅就面积而言，楞伽湖也比玛旁湖小，只有70平方公里。
同时楞伽湖形状不美。
它惟一的一个优势是湖中有两个岛屿。
这两个岛屿中，一个叫拉觉托，是野鸟的栖息地。
另一个叫托布色玛。
据说本世纪初曾有一位来自康区的佛僧在此独身一人隐闭修持达七年之久。
佛教徒还认为，玛旁湖和楞伽湖分别代表光明（或阳性）和黑暗（或阴性）。
但他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一条湖底的河道相互沟通的。
相传，曾经在玛旁湖中有两条金鱼，有一次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其中的一条金鱼招架不住，便凿开了一条河道流到楞伽湖中。
人们认为两湖之间的相互流通是件吉祥之事，如果河道干涸，两湖之间中断来往会引起人间的灾祸。
在历史的长河中，玛旁湖与岗底斯山共同为世界创造了一种文化，塑造了人类心目中的共同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界具有主客观相结合的双重意义，那就是既是现实世界的中心，又是彼岸世界的归宿。
几乎在中亚所在地的古代宗教中都有关于它的一系列神秘的描写和传说。
因此，又有谁能否认它曾是整个中亚文明的发祥地和中亚文明的聚汇点的可能性呢！尼雅之谜尼雅，同样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可是后来却被楼兰灭亡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现行地图上标作“民丰”的小县，自古以来是一块典型的海角天涯的寂寞绿洲，当地人一直称它为尼雅，据说在维吾尔语中，它的含义是：“遥远的地方”。
汉晋时期古代“精绝国”故地——尼雅。
汉书中以“精绝国”登场，被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称作“尼壤城”，此后便消失于历史舞台，直到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遗迹，从此掳走七百多件出土卢文，汉文简牍，精美木雕之后，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故城才又重新为人所知。
尼雅居民日常用的文字就是今天被称为“卢文”的文字，这是一种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仍是一种极难破译的文字。
早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就对这个地方作了记录，把它称之为“尼壤”，自然是尼雅的同名异译。
玄奘记述道：“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
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
惟斯城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撒旦那（今和田）以为东境之关防”。
可见，这里在唐初时是一片沼泽。
那么尼雅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01年1月，斯坦因抵达了尼雅绿洲，即现在的民丰县城所在地；这是一个对外毫无吸引力的平平常常的偏僻村落。
斯坦因忙于从事文字工作，他希望在尼雅逗留期间能整理好自己的探险笔记。
有一天，驼夫哈桑在当地偶然发现了两块写着字的木板。
看到这两块木板，斯坦因立即目瞪口呆，多亏在印度工作多年，他一眼就认出那上面的字体与公元前盾贵霜王朝使用的碑铭等文字十分相像。
斯坦因立即到处询问：谁是两块木板的丢弃者？但是，谁会把两块被木板当回事儿呢？就如同在地上捡了一枚贰分硬币：却无从寻找丢失者！但斯坦因一点儿也不气馁，仍然坚持寻访。
也许探险家除了具有勇气果敢之外，另一个重要素质就是“天使般的耐心”，这是斯文·赫定在回答人们提问时说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斯坦因终于找到了那个丢弃木板的人，原来那是居住在尼雅绿洲的一个名叫伊布拉因的年轻的打馕人，见到伊布拉因，斯坦因获悉了新的关于古城的信息。
伊布拉因告诉他，在玛札以北不太远的沙海中，有一处尼雅河干涸的旧河床；河床上分布着一处古遗址。
上帝！斯坦因的血液几乎凝固了。
其实他早在于阗就听到过这个古遗址。
但他开始并未太当真，因为这类沙漠古城的传说，是塔克拉玛干南北两缘居民当中流传最广泛的“民间文学”，大多时候根本无法判断真假。
但是；这一回不同了。
斯坦因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雇用伊布拉因为向导，启程前往尼雅河。
尼雅古城由佛庙、官署、住宅群、种植园等古代建筑组成。
这些遗址分布于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丘、沙岭间。
遗址中心有一佛塔。
斯坦因的资料中关于尼雅的文物，只有一组简牍和共出的零星文物均属于汉代，其中在斯坦因1931年2月进行的尼雅考古中发现的一部汉简中有地名“精绝”的汉简。
汉简大意是：X年X月X日，负责西域事务的官吏向臣属于汉朝的精绝国王下命令等等。
从此汉简得知，尼雅古城即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精绝国。
位于塔什库尔干城南的明铁盖峡谷内。
保留至今的古堡废墟，南面为一东西向上墙，长一百五十米，高约十米。
堡墙以土石与树枝相间垒筑。
堡墙内有居住遗迹13处。
从古堡所处地势分析，主要是一处军事性质的工程，与保卫古代丝绸之路交通安全有关。
后倚高耸蓝天的皮斯岭达板，突兀高耸，险峻挺拔，有城垣、重门、地穴和石室，当地塔吉克人称它为“克孜库尔干”，意为“公主堡”。
这个尼雅古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当年尼雅居民对水的管理和使用、树木的保护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
水的使用是有偿的，水由专人分管。
若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失的要受惩罚。
如有耕地发生无水干旱的情况，也要求及时调查并处理。
如有人放水淹没仇家的田园、住屋要受罚。
当年的尼雅居民还很注意树木的生长和保护，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沙枣树耐干旱盐碱，既可抵御风沙、美化环境，果实又可食用，是当年精绝人重点栽培的树木之一。
“活树，应阻止任何人将树连根砍断，否则罚马一匹，若砍断树枝，则应罚母牛一头”便是当时这一制度的生动说明。
他们还种植桃、苹果、杏、桑之类的果木；芦苇、红柳枝在尼雅河两岸潮湿低洼的地方均有生长，容易获取，作为建造材料。
尼雅王国的经济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当年碧绿蜿蜒的尼雅河两岸有大片可供耕作的土地，种植有麦子、糜谷、稗、稷等作物，他们也种植一些树来防风沙的袭击。
也正是尼雅河水使两岸水草丰茂，尼雅居民有了原始畜牧业，饲养羊、牛、骆驼和马等。
他们在尼雅河水系的孔雀河、且末河河畔的草地上放牧饲养牛、骆驼、羊和马。
尼雅居民还兼营手工业，如木器加工、手工毛纺、陶器制作（同其它古代居民一样，尼雅居民也自己烧制陶器供日常生活之用。
他们建造窑，烧制陶器，如罐和瓮等，主要用于储藏。
）、皮革制造和铁冶等。
这些行业相当结合，基本能满足社会日常生活需要。
公主堡之谜如果你到塔什库尔干旅行，塔吉克人便会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许多许多名胜古迹。
如石头城、香保保古墓群、盖孜河古驿舍、公主堡等等。
其中坐落在该县达不达乡南十公里处一坐山峰上的公主堡遗址，是塔吉克人引以自豪的古迹。
克孜库尔干在汉语里就是姑娘城的意思，姑娘也可以引申为公主，城可以叫做堡，所以又可以称为公主堡。
关于公主堡，有一个动人美丽的传说。
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塔吉克族中流传，而且更加细腻生动、更富传奇性。
相传古时的塔什库尔干，原是葱岭（即今帕米尔）上的一片荒川，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呈现出生机。
后来，有一位汉家公主嫁往波斯，在经过葱岭时，因前方发生战事，交通受阻，滞留在高原荒山中。
迎亲的使臣为了安全起见，把公主安置在一座孤峰上，令卫队在山下严密守卫、保护。
神奇的是公主在孤峰上与太阳神结合，怀了孕。
迎亲使团十分惶惧。
据公主贴身侍女称，每天中午，有一个俊伟男子从太阳中骑马下来与公主相会。
使臣不敢再前往波斯向国王复命，就令兵士们在山上筑宫建城，拥戴公主所生的儿子为国王，建立了意为“山路”的盘陀国。
人们把王都取名“克孜库尔干”，意即“公主堡”。
从此，盘陀王室自称“汉日天种”，称其始祖母为“汉土之人”。
据文献记载，盘陀国是塔吉克族先民于公元二世纪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公元八世纪消亡，但“公主堡”的城名和遗址至今尚存。
上述故事虽充满着神话色彩，但它却反映出中原汉族与塔吉克族先民的密切关系源远流长。
根据研究，伊朗古代著作《波斯王史诗》也有类似的记载。
19世纪，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因到达塔什库尔干，就听到了这个凄美忧伤的故事，并被这个故事吸引，对神秘的公主堡充满了期待。
如今，公主堡在塔什库尔干南大约六十公里的地方，山虽然不高，但是相当险峻，上面有遗留的一道土墙，有一块面积约两亩的斜坡地，是古代的一个要塞。
关于公主堡的传说依然留给人们美丽的想象，带给这个要塞神秘而忧伤的色彩。
那么，帕米尔古道又有什么样的传说呢，是否一样的动人，一样的美丽？帕米尔是古代的旅行家和商人以及僧侣往来东西方的一段旅程。
帕米尔高原古代的名字是葱岭，帕米尔的词意，在柯尔克孜族语当中是高寒平坦。
有的人说在波斯语里是平屋顶之意。
所以有人称这里的人民是云彩上的人们，这是为什么呢？站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上，远眺，群峰素裹，彩云缭绕；近看，溪水急流，绿草茵茵。
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牧民，服饰、装扮与这里的风光一样富有诗情画意，被誉为“云彩上的人们”。
塔吉克族男子大都在白色衬衣外穿一件青色或蓝色无领对襟长大衣，腰系一根腰带，右侧挂一把小刀。
脚蹬野公羊皮长筒靴。
头戴黑羊羔皮做里，黑平绒做面的圆形卷边高统帽。
身跨骏马，往来奔驰于草原、雪山间和白云下，显得十分威武、潇洒。
塔吉克妇女的装束鲜艳夺目，更具魁力。
她们大多喜欢穿镶有花边的红色或花色连衣裙，外套黑绒背心，下穿长裤，脚蹬红色软底长统靴。
为抵御高原上的大风与寒冷，头上总戴一顶圆筒形绣花棉帽。
帽的后部较长，可遮住双耳和后颈。
青年妇女的帽子上镶有很多饰物，尤其是帽的前沿缀有一排色彩华丽、熠熠闪光的珠子和银链，配以耳环、各种宝石项链和称为“阿勒卡”的圆形银胸饰，显得娇美、艳丽，楚楚动人。
当她们外出时，帽子外要披一条数米长的红、黄或白色大头巾，迎风走去，纱巾随风飘扬，英姿飒爽，宛如一个个从山巅彩云中降下的仙女。
阳光古塞之谜位于敦煌市西南七十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城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
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
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
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
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
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
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
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
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
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
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
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六里，或十里处，当指约数而言。
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出敦煌市西南行七十五公里路程即可到达阳关故址：“古董滩”。
1943年向达先生在这里考察时写道：“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时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钱之属，其时代自汉以迄唐宋皆具，古董滩遗迹迤逦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东西流沙湮没，广阔不甚可考”。
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古董道西十四道沙渠后，发现大量版筑墙基遗址，经试掘、测量，房屋排列整齐清晰，面积上万平方米，附近有继续宽厚的城堡垣基。
阳关故址当位于此处。
古代阳关向北至玉门关一线有七十公里的长城相连，每隔数十里即有烽燧墩台，阳关附近亦有十几座烽燧。
尤以古董滩北侧墩墩山顶上的称为“阳关耳目”的烽燧最大，地势最高，保存比较完整。
考古学家研究发现，阳关占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险要地势。
水源充足，渥洼池和西土沟是最大的独立水源，至少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已成绿洲盆地，有发达的火烧沟文化；汉唐时期，阳关军士即惜以此水而生息。
西土沟平时上游干涸，下游有泉水汇成水溪北流，时有山洪暴发。
洪峰过后，沟岸纷纷塌落，河床加宽，大量泥沙顺流而下，遂在下游沉积。
泥沙在西北风吹扬搬运下，形成条条沙垄，阳关古城送逐渐被水毁沙埋。
游客到丝路必到敦煌，到敦煌必到阳关。
古迹并没有多少好看，关键是去凭吊历史，在想象的空间里去延续历史的哀音。
丹丹乌里克之谜沿着玉龙喀什河行进，在和田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座废弃于唐代的重要佛教遗址梁榭城，后来的名字叫丹丹乌里克。
20世纪初，经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向外界披露后，这个遗址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但奇怪的是，自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考察之后，这个遗址就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无论是“寻宝人”还是后来的专业考察人员，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遗址。
直到20世纪末叶，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宣布，他们在策勒县北部约九十公里的沙漠中，再度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引起了世人的巨大兴趣。
斯坦因考察和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间，是1900年12月。
为了顺利到达新疆考察，他向印度当局呈交的申请书非常具有说服力。
他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
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列举了当地找宝人发现的许多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后，接着写道，“如果对这些古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散落在低矮的沙丘之间，一群群古老的建筑物在沙漠中半露半掩着，残垣断壁四处可见，就是被沙丘埋没的废墟，仍可从立在沙埋层面上的一排排木桩或房屋框架上分辨出来。
斯坦因一行不仅发现了许多浮雕人像，还发现画在墙壁上的比真人还要大的佛和菩萨像。
最使他激动的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文字的文书，进而在一所建筑物中发现了佛教寺院的藏书室，这更使他喜出望外。
斯坦因获得的大量手抄本文书中，有波罗谜文的，也有不少是汉文的。
汉文文书有一张是状告某人借驴不还的内容，上面注明的日期是大历十六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文未标出写状人的地点是“桀谢”，这可能是丹丹乌里克当时的名称，也可能是城中某个更小的居民区的名称。
除了“桀谢”，汉文文书还涉及到一个名为“护国寺”的佛寺。
此外，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只来自中原的彩绘漆木碗。
从上述这些遗存，斯坦因推断“寺院组织中的最高佛僧首领是汉人，而皈依者显然都是当地人”。
同时，从一些破碎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公元8世纪时这里佛教仍很繁盛。
于是斯坦因又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些琐碎内容的汉文文书散落下来不久，沙漠便吞没了这些小屋子。
小纸片不可能抵挡住年复一年的春秋季节风沙对这个地区的冲刷。”接着斯坦因又发现了古梵文和突厥文的文书，还有一些精美的佛教壁画。
这大大增强了他的兴趣和信心。
这些重要的发现，伴着沙漠上灿烂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严寒，使斯坦因在这里度过了圣诞节。
他写道：“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地底下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这难道会是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以后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这壮丽迷人的景色了。”斯坦因在获得了大量浮雕、文书之后，没有想到发生了更使他惊喜的事情：他发现了几幅价值连城的唐代木板画和壁画。
这几幅画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美术界并在解释上引起争论的《鼠神图》、《传丝公主》、《波斯菩萨》和《龙女图》。
颇为神奇的是，除了《波斯菩萨》之外，其他三幅图的内容完全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符合。
但在绘画风格上，基本上属于在印度流行的希腊美术风格。
斯坦因认为，这些图画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印度犍陀罗艺术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希腊风格仍然反映得甚为清楚。”丹丹乌里克的绘画作品，是大约一千三百年前的产物。
当时于阗画家尉迟乙僧早巳饮誉中原画坛。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其《中亚绘画》一书中论述于阗画派时说：“……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
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绘画证明这些作品在类型、源头、时代和主题上是异质的，于阗画派证明它已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甚至还可能有花刺子模的影响。”他还认为，丹丹乌里克等处遗址的于阗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图案等，是从犍陀罗之源衍变而来的，但并不否认这些艺术晶是经于阗艺术家“使用真正的创造力重新做成的”。
丹丹乌里克《伊朗菩萨》体形被特意拉长的处理正是于阗绘画与外来画风巧妙结合的实证。
在《传处公主》木板画上，中原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
《龙女图》则更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幅杰作，在所有绘画中显得卓而不凡。
中国线描技法和西方凹凸法融为一体的画法，在这幅作品中得到精妙的体现。
据记载，开封大相国寺碑称该寺有“十绝”，其第八绝即唐明皇敕车道政依于阗国传样画的北方毗沙门天王，说明于阗画样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画家临摹的范本。
印度学者普里说，于阗绘画“因不失其本源的生命力和同化力而著名”。
于阗绘画在早期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是很大的，但到7世纪左右，丹丹乌里克绘画乃至整个于阗绘画，中国中原汉文化的成分明显加重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因为在唐代，中原与于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扩大。
隋唐时代，于阗的绘画艺术达到高度发展时期，其标志是集多种外来艺术形式于一身，使于阗画派以中西合壁、兼收并蓄的风格而著称于世，丹丹乌里克的绘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鼠神图》等几幅画在木板上的画，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废墟里获得的奇特的遗物，这些木板画放在神像下，无疑是信徒们的供奉品，其中一块尺幅较大的木板上，画着一个鼠头半身人像，头戴王冠，背有椭圆形光环，坐在两个侍者之间。
斯坦因解释说：“在玄类的于阗记载里，保存着一则鼠壤坟的故事。
据说古代此地对鼠及鼠王俱甚尊敬。
某次匈奴大举人侵于阗，全得鼠群啮断匈奴马具，因而敌军大败，国得以全云云。”他还证实，在他到和田的路上，有人还指出某地就是玄类记载的鼠壤坟所在的地方。
《大唐西域记》中果然有一则奇妙的神话故事《鼠壤坟传说》，说于阗国都西郊有一座沙包称鼠壤坟。
当地居民说此处有大如刺猬的老鼠，其中有毛呈金银色彩的巨鼠为群鼠首领。
有次匈奴数十万大军侵犯于阗，就在鼠壤坟旁屯军驻扎。
当时于阗国王只率数万兵力，难以抵挡和取胜。
国王虽然素知沙漠有神鼠，但并无礼拜过。
值此大敌当前，君臣惊恐不知所措时，姑且摆设祭品，焚香求救于神鼠之神力。
夜里国王梦见一大鼠说：敬欲相助，愿早治兵，且日合战，当必克胜。
国王得知有神鼠灵佑，便命将士天亮前出发，长驱直入袭击敌人，匈奴军闻之大惊失色，正想骑马穿甲迎战，不料马鞍、军服、弓弦、甲链和系带均被老鼠咬断，匈奴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只有束手就擒。
于阗军队势如破竹，大捷告终。
国王感激神鼠大恩，就建造神词来祭祀，以求福佑。
许多历史文献都有“于阗王锦帽金鼠冠”、“西域有鼠国、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于阗西有沙碛，鼠大如猬，色类金，出人群鼠为从”的记载。
这些记载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相吻合。
因此斯坦因认为《鼠神图》表现的即是《鼠壤坟传说》，应该是能够解释通的。
《传丝公主》图的发现，是斯坦因的重要收获。
他说：“更奇的大约要数后来我发现的一块画板，上绘一中国公主，据玄奘所记的一个故事，她是将蚕桑业介绍到于阗的第一个人。
在玄奘的时候，蚕桑业之盛不亚于今日。
相传这位公主因当时中国严禁蚕种出口，固将蚕种藏于帽内，暗自携出……画板中央绘一盛妆贵妇居于其间，头戴高冠，有女郎跪于两旁，长方形画板的一端有一篮，其中充满形同果实之物，又一端有一多面形东西，起初很难解释，后来我看到左边的侍女左手指着贵妇人高冠，冠下就是公主藏着从中国私偷来的蚕种，画板一端的篮中所盛的即是茧，又一端则是纺丝用的纺车。”斯坦因的上述看法，又与玄类的记载相同——“昔者此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
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出也。
于阗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
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
于阗王命使迎妇，而诚日：‘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锦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验。
遂入于阗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种留于此地。”当年玄奘在于阗国都东南拜谒了“麻射伽蓝”，这是为纪念东国君女建立的。
除《大唐西域记》以外，《于阗国授记》等文献也有“东国”君女传丝的类似记载。
关于《传丝公主》的绘画内容，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而互相印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波斯菩萨》画板，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一座佛寺的小方屋里发现的。
画板下面绘有一尊坐姿神像，是一个健壮有力的男子，形体和衣服全然是波斯式的，但显然画的是一佛教神抵，脸红而长，双目圆睁，“脸上黑色的胡须是任何庄严的佛像所没有的。
大的卷髭同黑的浓眉，更其加强西部的男性风度。”他头戴金色高帽，如同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冠。
细长的腰身显示出波斯传统的男性美。
穿一件锦缎外衣，腰系皮带，悬挂一柄弯形短剑，足蹬长简皮靴，交脚而坐。
围巾从头部垂落，缠绕坐下，正与平常所见中亚的菩萨一样，四臂以示其神道，除一手扶腿外，其余三手臂均持法物，一手握短矛，一手持高脚杯，一手举花朵，有头光和背光，整个神像极其威严庄重。
斯坦因认为，在这幅《波斯菩萨》画板的背后，“绘的是印度式三头魔王”，一身暗蓝色肌肉，裸体，腰以下系虎皮裙，交叉的两腿下面有昂首俯身的两头牛像，“四臂各执法物，这一切都表示同印度密宗的神道相像”。
斯坦因发现的《龙女图》，被称为东方古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这是丹丹乌里克一座佛殿中，一系列彩色壁画中之一幅，“其不落俗套的主题和生动活泼的画面”，立刻吸引了斯坦因的注意力。
这幅《龙女图》的正中是一名裸女，站在莲花池中，头梳高髻，饰以纱巾，佩戴项圈、臂钏、手镯，胯部有饰物，她左手抚乳右手置腹，扭腰出胯呈三道弯姿势。
池中还有一裸身男童，双手抱住裸女的腿，仰望着她。
裸女也回首俯视男童，面带欣喜和娇羞之状。
环绕水池的是棋盘格状图案，水面飘浮着莲花。
斯坦因在描述这幅画时说：“画面轮廓简洁，以优美的线条勾画出了颇具活力的神韵。
右手纤指抚着胸口，左臂以曲线弯至腰部，四条系着小铃的带子系在臀部周围，酷似早期印度雕塑艺术中的舞女。
但奇特的是，描绘得很精致的葡萄叶子，出现在古典后期艺术品本应绘有无花果的地方，浴女的脸侧向她自己的右方，向下看着小男孩……池中莲花描绘得十分逼真自然，以各种姿态浮现水面，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半开，色彩也从深蓝到暗紫不同，说明这些圣洁的莲花是画师长期观察而非常熟悉的……水池前面还画有一匹没有骑者的马和其他一些人物，使人联想到它的主题可能是表述一个荒诞的神话，即玄奘所记于阗南边河流中的龙女，向人间求婚的故事。”斯坦因在这里所说玄奘记载的神话，是《大唐西域记》中《龙女索夫》的故事。
故事说，古代于阗城东南方有一条大河，用以灌溉农田。
后来河水断流，据说是龙的缘故。
国王在河边建祠祭龙，龙女便凌波而至，说她丈夫亡故，使她无所依从，如国王为她选配一夫，水流即可恢复。
后来选中一大臣，穿白衣骑白马进入河中龙宫，从此河水不断，造福百姓。
如果这幅画如斯坦因所说，是玄奘所记龙女索夫故事，那画中裸女就是龙女，抱她腿的男童可能就是她的新夫——按古代佛教绘画神大人小的处理惯例，画面上的人物关系是可以成立的。
这幅艺术杰作集中体现了于阗绘画中西合壁的兼容性特点。
龙女优美的裸体、富有节奏韵律的三道弯姿势及小巧的装饰物，体现出古印度通常的造型手法和犍陀罗艺术观念；而刚柔兼济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线描技术和龙女眉眼的画法、面带羞怯的表情和以手遮乳的姿态，则是中原绘画艺术和观念的写照。
斯坦国对四幅怪异图画的解释得到许多中外学者的认可。
但也有的国内学者不同意斯坦因上述观点，认为应该从佛教故事中寻求绘画的确切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不应处处与希腊和印度风格拉在一起。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无论如何，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绘画作品，其意义远远超出艺术本身。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绘画，为人们打开了古代于阗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画卷。
但最为绝妙的惊人巧合是，斯坦因的发现，用实物证实了玄奘的文字记载。
女儿国之谜有一块神秘得谜一般的土地，有一个深邃如梦幻的湖泊，那就是滇西北高原的沪沽湖，这里时代居住着摩梭人。
在那里，无论是一棵树一座山或一片水，无不浸染着女性的色彩，烙印着母亲的情感。
于是，又被人们称誉为“当今世界惟一的母系王国”，“大山深处的伊甸园”，“上帝创造的最后一方女人的乐土”，那里已经成为一个现代人嘴里的神话、一个世人津津乐道的乌托邦。
沪沽湖，人们称为“女儿国”，最神秘之处就缘于这“走婚”二字。
情爱生活，在那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又有人说那里是“爱的乐园”。
千百年的岁月在那里缓缓流去，在庞大的母系部落中，摩梭儿女仍然乐此不疲地走在那条古老的走婚路上。
走婚这种习俗，在沪沽湖北边的四川摩梭人中被称为“翻木楞子”，是指男子在夜间翻越木楞房的壁缝，进入钟爱女子的花楼。
在云南摩梭人中，称“走婚”为“森森”，可以理解为“走走”，即走来走去，晚上去是“走”，早上返回也是“走”。
在那块土地上，哪个男子不风流，哪个女人又不懂情呢？风流的男人，人们都觉得是应该的，往往那些猬琐的、内向的、不在情场上驰骋的，反而被人笑话，说他们是萎狗，是不能出头露面的骗马。
每到黄昏，脉脉夕阳的余晖铺在女神山上，当蜜一样的晚霞在天边闪耀时，归鸟的翅膀驮着湖光山色飞倦了，层层山峦铺满了阴影，夜晚即将笼住蓝色的梦。
届时，在山边，或在湖畔弯弯路上，你常常会看见那些骑马赶路的英俊男儿。
他们戴着礼帽，脚著皮靴，腰间别着精美的腰刀，跨着心爱的骏马，怀里揣着送给姑娘的礼物，也揣着足够的自信和一腔情思，朝情人家悠悠走去。
千万别以为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女方家的木楞房内，拴马、喂马、然后来到火塘边，那是会被人笑话的，因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他只能在村边的草地上放马、遛马，等待黑夜的来临，夜晚才是属于他任意风流的时光。
当夜色浓浓地笼罩大地，群山间的夜鸟东一声西一声啼鸣，月儿弯弯挂在树梢，随露水渐渐重起来，虫鸣声声草丛里，寒星在空中稠密起来，村里的狗在狂吠，人们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属于情人们的白天才刚刚来临，骑马的汉子才能走近姑娘的花房。
如果姑娘很痴情于小伙子，并早有约定的暗号，那进入花楼就简单多了。
因为约定的信号发出，姑娘会来为他们开门。
按着约好的暗号，或怪鸟鸣叫，或长虫独吟，或夜猫啜泣，或丢颗石子在屋顶，姑娘就会打开花楼之门。
但是，如果双方的恋情还不到火候，姑娘为了表示自己的毅力或考验男子的本事，她是不会主动开门的，门栓和门杠，可能还加了码。
那么，小伙子要进入恋人的住所就困难了，因为一般摩梭家都是四幢木楞房拼成的四合院。
如果没有办法进去，那小伙子就只能翻墙而入了，整个人贴在姑娘家木楞壁上，那道走婚的门，始终不为他敞开。
他还得防着恶狗，不然走婚不成反被犬咬，那会成为传遍几个寨子的笑话。
可是，聪明的小伙子们还是有办法的。
白天，他们从山上捡来已开裂的松果，用饭团揉进松果的裂缝内，等恶狗一来就将松果丢给狗，那笨狗就不哼不叫，只顾去啃那个松果了，啃又啃不完，吃又吃不到什么，小伙子便来到门口。
摩梭人家的大门都是用很大的木板制作的，开门时会发出嘶哑的怪声，小伙子早已备有一点香油，将油倒入门轴上，经香油润滑，门就不会发出“警报”。
第三步，腰刀派上了用场，里面的门杠和门栓，用腰刀从门缝中拨开，他就能进去了。
走婚这种充满了某种艰辛，但又融注着浪漫气质的婚姻形式，并非无根之木，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
在沪沽湖畔的摩梭人中，历来实行着母系大家庭的家庭模式，血缘以母系计，财产由母系血统的亲人，而没有父系血统的人，只有母亲的母亲及舅舅之类，还有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女性成员的孩子们，而没有叔伯、姑嫂、翁媳之类的成员。
这样的格局必须靠着走婚制度来维系。
家中的男子每到夜间就到情人家过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又回到自己的母亲家，实行着暮合晨离的走婚，所生育的孩子归女方家抚养，他们只承担自己姐妹的孩子。
所以，在家庭中，他们（即舅舅们）的地位仅次于母亲，在这样的家庭中实行“舅掌礼仪母掌财”，男女情侣之间，没有太多的经济联系，除了互相赠送的一些定情物，并没有共同的财产，因为他们并不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他们之间只有情感的联系，一旦双方感情破裂，男的不再上门夜访，或女子不再开门接待，这段情缘就算了结。
双方也没有怨言和仇视，因为他们不必为经济发生纠纷，也不必为孩子的抚养起纠葛，孩子历来由女方家庭承担抚养教育义务，从不靠父亲一方。
分开后的男女仍可以寻访自己最中意的情侣。
在男女青年恋爱时，先是秘密的，随着感情的加深，才公开来往，一旦公开来往，就不必再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守夜，在黄昏时就可以进入女方家，共进晚餐，还可与她们家人一起劳动。
无论男女双方是什么地位，有什么样的名声或来自何家族，长辈从不干涉。
因为有钱有权也罢，家庭显赫也罢，也不过是走婚，他们走婚后，财产和名声仍属于两个各自的家庭与他们当事人没有太多关系。
所以，他们只注重双方的感情。
在灿烂的星空下，在沪沽湖清波的荡漾中，人们仍在歌唱着历史，歌唱着爱情，仍在夜幕中信誓旦旦，在黎明时各奔东西；对外人而言，他们只能是一个谜团，因为，只有那里才生长那种爱情，沪沽湖永远是一个爱的乐园。
夏墟之谜对夏文化的认识，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
这个显赫十四代十七王，近五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桀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十分显赫。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
《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颖川郡阳翟县下引）“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另外，文献中也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之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
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之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
例如阳城，一说在颖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县）；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
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
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
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烩、涑以及沁、丹水流域。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刻划符号”。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
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
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
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
《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
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
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
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
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
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所以，如果用更加开阔的目光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夏人的文化源头应该到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去寻找，这样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
在中国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内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
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漠、高原地带从事农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大文化。
考古学上称它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这是在仰韶遣址中出土的陶钵。
所谓细石器，指采用天然石髓、玛瑙和燧石制成的细小石器，常见种类有石核、石叶、石钻、石镞等，具有轻便、适合携带的特点，可以适应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
所谓细石器文化，也并不是只有细石器，也包括大型打制和磨制石器，只是所占比重较少，故用细石器概言之。
细石器文化也使用陶器，皆手制，质粗形简，器面多“之”字形纹。
骨器有骨刀、鱼镖、骨锥等。
北方细石器文化主要遗址有：昂昂溪。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
林西。
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锅撑子山。
富河沟门。
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北七十公里，乌尔吉木伦河东岸。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类细石器属于东胡族文化，与鲜卑、乌桓、山戎先世有关。
小南山。
位于黑龙江东部饶河县。
新开流。
位于黑龙江东部密山县。
万里霍通。
位于黑龙江东部桦川县。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些属于肃慎族文化，与女真族、满族先世有关。
新乐（下层）。
位于沈阳市北郊。
红山。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小珠山。
位于辽东半岛以南的广鹿岛。
大口（元峁圪旦）。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
其一期遗存的陶器主要是泥质和夹砂灰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和绳纹，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划纹。
器形有罐、瓮、豆。
也有细石器。
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至于二期遗存，其年代要晚于夏商时期。
转龙藏。
位于包头附近。
其陶器与大口一期遗存相似，如篮纹的盆、罐，纹饰有蓖点纹。
有数量较多的细石器。
在年代上应与大口一期遗存相近。
阿斯塔那。
位于新疆吐鲁番县。
打制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磨盘、石球等。
细石器有条形石片、刮削器、镞、石核。
条形石片长一至三厘米，刮削器一般经精细加工，镞有柳叶形、桂叶形、三角形和菱形的。
陶片全为砂质陶，器形有小口罐、瓮、钵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的篦点纹、划纹。
萨拉乌苏。
位于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
石器多偏细小，缺乏大型的打击石器。
年代应为距今三万七千年至五万年左右。
当时，此地气候温和，淡水湖沼星罗棋布，草木丛茂，活动着成群的鬣狗、披毛犀、诺氏驼、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
峙峪。
位于山西省朔县。
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为主要成分。
明确地发现了石箭头，说明当时已使用弓箭。
哺乳动物化石以野马、野驴为多。
峙峪动物群与萨拉乌苏比较，其时代大体同时或稍晚。
经测定，遗址距今约三。
虎头梁。
位于河北省阳原县。
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在各种形式的石核中，楔形石核占绝对优势。
其中台面平而呈角形的，与萨拉乌苏文化中的相同；另一种是台面向石核的隆起的一面倾斜，为虎头梁所特有。
这两种石核，对于研究中国华北以至东亚、东北亚、西北美的旧石器文化，以及说明这一广大地区细石器类型文化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意义。
许家窑。
位于山西省阳高县。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最多，其中一种短身圆头刮削器，小圆弧形的刃经过精细加工，与后来细石器遗存中“拇指盖刮削器”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一种原始棱柱状石核，从打制的台面周围边缘剥落石片，是后来细石器中常见的典型棱柱状石核的母型。
遗址中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
采用铀子系法测定许家窑遗址动物牙齿化石，年代为距今十万年左右。
研究者认为，许家窑一峙峪一虎头梁，地域上互相邻近，制作技术同属华北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系统，当是代表了这一支具有连续性发展序列的文化上的几个重要环节。
细石器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狩猎业密切相关的。
许家窑人主要以狩猎野马、野驴为主，在其遗址中，仅野马一类骨骸就发现了三百多匹。
猎物的增加，促使相应的小石器大发展。
“因为日渐增多的猎物要求人们必须改进剥皮工具，一方面是对石器的刃部精细加工，使其更加锋利，以提高剥皮速度；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器物的种类，以适应各部位剥皮的需要。”细石器中最多的工具是刮削器，就是专门用于割剥兽皮的。
许家窑人还发明了石镞，尖端周正、锋利，并带有短程，可以绑在木杆上组成箭。
许家窑人的后裔峙峪人也使用弓箭，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野马达一百二十匹，野驴为八十八匹。
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都是善于猎马的氏族，因而被人们称为“猎马人”。
以上地区皆属殷商时代鬼方、土方、音方的活动范围。
直到春秋时期，山西和河北北部仍是戎狄之地，由此我们推断，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都是北狄人或夏人的文化。
在所有这些细石器文化中，以山西省北部的许家窑文化最为古老。
若要寻求夏文化的源头，晋北的许家窑可能是最恰当的选择。
近年来，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曾出土为数众多的青铜短剑和铜刀，其中呈曲柄或曲刃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
柄端呈龙蛇状。
这种装饰花纹，与中国河北、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式样极其相似。
其中鄂尔多斯发现的龙首匕，龙首张嘴，圆眼，蘑菇柱状角。
其角与晚商金文中“龙”字的造型相同。
龙身，以长方点状纹表示，属于蛇纹的写实状态。
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类似蛇和鳄鱼的爬行动物，以上出土的龙首形青铜短剑和钢刀，正是表现了龙的虚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动物崇拜的产物。
夏人“己”姓，“己”正是蛇的象形，所以考古学家称这些龙首青铜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遗存。
西周以后，这种蛇纹青铜器发生变化，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纹和蛇脊骨的模拟。
后来发达的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主要的纹饰变为羊、鹿、虎和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纹等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显然自有来源。
史载夏的发祥地在崇山。
《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山位于何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浍水流域之间，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多处，其中陶寺遗址被认为与夏文化有关。
因为几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现了彩绘蟠龙盘，显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龙为神物的原始标志。
陶寺位于崇山西麓。
《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卧龙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遗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发现的晋南的一个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物品丰富而别有特色，不是中原他处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所能比拟的，在地望上，正与汾浍间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
崇山又称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说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时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索，法也。
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表明，直到周初，晋地仍保存着戎狄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根据其旧有风俗，以戎法治之。
直到春秋时代，太原地区仍使用戎狄语言。
这些证据说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发源地。
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古格遗址之谜充满了历史文化之谜、宗教信仰之谜、自然地理之谜的神奇之地——古格王国让无数信徒趋之若鹜，无数向往者遐思不已。
古格王国的消失，使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王国不复存在，使一个融会着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从此消失。
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童话世界，一个令人仰慕的高原女神。
遥远的西藏西部，有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神秘高原——阿里高原。
它地处我国西部边境，分别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连接中亚、南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圈的大陆桥，也是西藏自然风光最为神奇的地方，这里有串串珍珠般晶莹碧蓝的高原湖泊；有驰名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圣地神山、圣湖；这里有世界著名的鸟岛班公湖；有现代冰川的罕见景观；无数珍禽异兽出没于无尽的草原深处，苍茫的森林以其雄伟的身姿屹立于象泉河畔；黄沙落日之秀丽，白雪朝晖之壮美，编织成中国西部边疆最美的一幅图画。
这一切，都远不如象泉河南岸台地上突兀着的一座残垣断壁的古堡更令人神往，她是阿里神秘古文明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杜齐曾沿着高原“蜀道”，踏访过这方神奇的土地。
但他并没有过多的考证，只是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擦巴隆寺遗址”。
殊不知，她就是一千多年前，在这荒凉偏僻的阿里高原上突然出现而又于三百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
古格王国遗址和其中大量的佛教建筑、艺术品，数量众多的碉堡、暗道、城墙、武器库等众多的历史遗存，构成了阿里高原文化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阿里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谜一样晦暗不明的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已是雄踞西藏高原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势力曾达到过波斯和阿拉伯。
公元7世纪，象雄被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所灭。
吐蕃王国的晚期，吐蕃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
王室直系后裔吉德尼玛衮在斗争中失败。
逃亡到阿里，受到布让土王的礼遇，并被拥戴为王，建立“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
古格王国自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建国，分封三子，复兴佛教，迎请印度高僧，整顿教义，在阿里不惜重金修建了许多著名寺院。
王室成员在弘扬佛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屡有出家修行者。
西藏佛教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子意希沃，他主持修建的托林寺成为古格乃至全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之一。
古格王室于藏历火龙年在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大影响。
当时印度高僧阿底夏也参加了大法会，大大推动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古格王国在西藏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高。
古格王室虽然笃信佛教，但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王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在政教合一渐成风气的西藏是较为特别的。
然而，元代以来在西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可能不对古格产生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古格王国的喇嘛集团对政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其与王室发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恰在这时，乔装打扮混入到朝圣的印度香客中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等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
安德拉德庆幸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给国王送上一份厚礼以后，国王不仅允许他在古格传教，而且还赠巨款支持修建教堂。
他以为这次确实找到了通向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卫藏地区的门户。
因此，他在给罗马天主教总会的报告中欣喜地说：“上帝的力量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该地的大门……”安德拉德的到来，成为古格王室与喇嘛集团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
古格王室支持传教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天主教的势力压制喇嘛，巩固王权。
王室采取各种办法大力提倡天主教，因未取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喇嘛集团的暴动。
此时，与古格王国同宗的拉达克王国趁机出兵，占领了古格王国，其都城也随之变成一片废墟。
结束了相传博二十八代、长达七百多年的统治。
古格王国遗址，确切地说是古格王国的都城遗址。
它位于札达县城西十八公里的朗钦藏布的一片高地上。
遗址区南北长约一千二百米，东西宽六百余米，总面积七十二万平方米。
遗址区内地形极其复杂，沟壑纵横，宛若迷宫。
既有平缓的台地，也有陡峭的山崖、幽暗的洞穴，区内高差近二百米。
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象泉河南岸的一座土山上，土山南岸有一狭窄的山脊与南面的大土山相连；山的东西两侧均为深沟，有泉水流出，是古格王国遗址附近的常年水源。
所有建筑依山而建，背山面水，视野开阔。
从远处看，整个建筑群由下而上逐层上收、错落有序，宛若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蔚为壮观。
当年，吉德尼玛衮把自己的王都建在了一座覆盖着厚土的岩石山上。
城堡高约二百米，占地面积十八万平方米，大部分建筑依山叠砌，层层而上，共分十一层，有宫殿、寺庙建筑，也有民居和军事设施，宫殿建筑多集中在山顶，四周均是悬崖峭壁并有土坯砌筑的城墙保护，只有通过两条陡峭的暗道才能到达王宫。
王宫内有三组建筑遗址，分别是国王处理政务、居住的处所。
国王和王族的宫室小巧别致，颇具匠心。
其西部建有国王“冬宫”，四周环绕由土坯围砌的城墙，一条长达五十米又窄又陡的曲道可直通其上，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宫处于整个都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全城，利于战时的指挥调动，同时也体现了王权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
这个古格故城中的武器库，存有大量的盾牌和箭头。
阿里周围曾经建立过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大小寺庙近百座。
这些佛教建筑分布在王宫以下山坡的显著位置上，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王宫。
佛教寺院里的壁画、塑像、雕刻乃至建筑艺术都具有西部西藏的独特风格，它不仅融会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古代艺术的神韵，又吸收了中原内地和西藏地区不同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西藏古代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山的上下现存寺庙建筑六座，其中以红、白两庙最为辉煌。
红白相间，为以土黄色为基调的土山平添了几分色彩。
两庙为明显的藏式建筑，庙内四壁满布精美壁画，题材非常广泛，有各种佛传故事、礼佛、庆典、商旅运输、习武场面等。
白庙北墙壁上绘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王形象的画像；红庙弥足珍贵的是南壁上的一幅故事画，描绘了迎请古印度著名佛学家阿底夏的场面。
从山顶上小经堂的壁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堂里的神和菩萨，人间和裸体侍女，还有在地狱惨受酷刑的人和魔鬼。
置身庙内，人们仿佛在巡游一座宏大的画廊，浓厚的宗教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鲜艳夺目的色彩，加之融内地、印度、尼泊尔和西亚风格于一体的绘画手法，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惊奇的赞叹和无限的遐想。
古格壁画整体布局严谨，通常以绘制的大像或塑像为主体，两侧或四周排列相关大小的小像；不同题材的壁画卷幅形式也各不相同，佛界人物神情、姿态丰富，很少僵化呆板。
特别是佛母、度母、神母、供养天女等大多被描绘成身材修长、容貌娇美的美女形象，其中的一些可以说是佛教壁画中最优美的人体画像；世俗生活题材的壁画更是多姿多彩，许多都是画匠的即兴之作。
古格是个尚武的王国，在遗址内有暗道、碉堡、武器库，还有城墙。
古格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雄踞一方的王国，最终却又让战争葬送了自己。
无数个岁月过去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这块沉睡了三百年的秘境上发现许多散乱的盔甲、马骨、盾牌和箭杆。
传说，在与拉达克人的战争中，两军决战的场面尤为惨烈，杀声震天，刀光闪烁，尸体遍野，血流咸河。
强悍的拉达克人灭掉了自己的兄弟之国后，却没有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立脚，为了防止古格人卷土重来，他们在胜利的狂欢中把这座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
古格故城中的建筑遣址弹指千年间，历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座缄默肃立的残垣断壁，屹立于风雨之中，岿然不动……一个红极一时的王国消失了，曾有着英雄色彩的古格人也从此杏无踪影了。
他们到了何方？千疮百孔的城堡悄无声息地卧在阿里高原上，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没有作答，它也做不出回答……夜郎古国之谜“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原文是：“夜郎王与汉使曰：‘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一戴就是两千多年。
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二百五十多年。
“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
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
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
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史”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地望、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
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
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
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柯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
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
解放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
几十年来，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十一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
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
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考订。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
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
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
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
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何时才能拨开呢？圆沙古城之谜在继尼雅考古取得重大成果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在沙漠的中心地带，发现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城。
它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距于田县二百余公里处，坐标为东经81°31′，北纬38°～52°。
这个点恰好在沙漠中央。
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九木拉克库木”，意思是“圆沙丘”。
这里的沙山的确都是圆的，这座古城的确堪称“圆沙古城”吧。
这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古城，其下限早于西汉。
为什么要在沙漠中心地带筑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城？有城就有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这样一座规模空前的沙漠之城，竟然不见于任何记载，难道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至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的所有古城，比如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等，都在中国典籍中有着记载，且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典籍指引找到的。
但沙漠中心的这座古城，却不见于任何史书。
而新疆在此之前发现的古城，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普尔热瓦斯等捷足先登发掘过，但这座古城却从未有人涉足过。
斯文·赫定、斯坦因以及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都到过距离圆沙古城不远的喀拉墩遗址。
喀拉墩遗址在于田县北的沙漠中，与于田县的直线距离约一百九十公里。
这个遗址的年代大约在魏晋时期，比新发现的古城要晚得多。
也许他们认为这里便是人类在沙漠中的最后据点了，没想到一个更大、更古老、也更神秘的古城，正在四十公里外的沙海里默默地等着他们。
1994年，一支由许多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组成的中法考古队员在沙山、沙梁、沙垄间穿行。
一路上，他们不断发现人类活动的踪迹，一根骨骼，一块陶片……它们像是古人故意留下的路标，引导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沙漠更深处。
当他们极度疲惫的时候，远方红色的夕阳里突然出现一团浓重的黑色。
浓重的黑块在眼中逐渐清晰、扩大，连绵成一条若隐若现的带状——是城墙！城墙顶部宽约三四米，残存高度也约三四米。
以两排竖植的胡杨木棍夹以层层红柳枝当墙体骨架，墙外用胡杨枝、芦苇类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
墙的拐角处有一些直角的“土坯”。
法国考古专家经仔细考察后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土坯，因为它不是经过人工和泥模拓制的，而是将河道中的淤泥切割成块，直接砌到残墙上的。
城墙残存四百七十三米。
城周长约一公里，呈不规则的圆形，颇像一只桃子，南北最长处距离为三百三十米，东西最宽处距离为二百七十米。
城内有六处建筑遗迹暴露在流沙之外，是因风蚀仅存不足半米的立柱基部。
地表散布着一些陶片、钢铁小件、石器、米珠以及数量不少的动物骨骼。
城有东、南两门。
城门关闭着，长长的门栓扔在门后没有栓上。
也许，城中居民在弃城离开时，还没忘记将城门悄悄掩上。
也许，他们还打算日后再返回故园。
根据对城墙中的木炭进行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约为二千二百年。
这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古城，其下限早于西汉。
圆沙古城中没有发现西汉以后的文物，与测定的年代相对照，这座古城应该在西汉以后便废弃了。
考古学家们说，这种古城一般见于人类早期，此后都以方城为主。
考古学家们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轻轻地走进城去，突然看到一只红色的夹砂陶罐，静静地立在沙丘之上。
流沙已基本上覆盖了古城，而这只陶罐却没有被掩埋，像是主人刚刚将它放在这里，而它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归来。
这个陶罐为考古学者第一次走入古城时在流沙上发现的，在夕阳的光彩中，陶罐显得异常美丽而神秘。
一切都湮没在流沙里。
一座城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连个名字也没留下。
入夜，久久难以成眠的考古学家们望着这座神秘的古城，兴奋地说：给它起个名字吧！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九木拉克库木”，意思是“圆沙丘”。
这里的沙山的确都是圆的，就叫“圆沙古城”吧！圆沙古城最大的神秘之处在于，当时人为什么要在沙漠中心地带筑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城？有城就有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邦就有王，谁是这里的统治者？筑城为御敌，谁能穿越无尽的沙山入侵这个沙漠深处的城池？弃城为求生，古城的居民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危险以致不得不远走他乡？这样一座规模空前的沙漠之城，竟然不见于任何记载。
难道他们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古城的文化沉积层厚达一点二米，这也肯定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累积而成的。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他们竟可以做到不让外面得知他们的任何信息？1996年10～11月，中法考古专家对圆沙古城及其周围发现的六个墓地的二十座墓进行了部分发掘，结果不仅没有使古城的面目更加清晰，反而加重了它的神秘色彩。
古城周围纵横交错的渠道依稀可辨，其中一条渠道的遗迹宽达一米左右，说明这里有着发达的灌溉农业。
这些渠道也成为新疆目前最早的古渠道遗存；城内发现炼渣，说明这里有冶炼业；城中散布数量很多的动物骨骼，羊、骆驼量较多，其次为牛、马、驴、狗，还有少量的猪、鹿、兔、鱼、鸟骨等，说明畜牧渔猎在该城经济生活中都有重要地位。
考古学家发现的二十多座古墓葬，大都因风吹沙走暴露于地面，葬具、人骨已朽酥，个别保存较好的还可以约略看出圆沙人的一些特征。
他们内穿粗、细毛布衣，上皮衣，有的还有帽饰和腰带。
毛布分平纹和斜纹，织有几何形图案，有的色泽鲜艳如新。
头发是棕色的。
男的头发绕成发辫，有的还饰以假发。
高鼻深目，不属黄皮肤的蒙古人种，应为白皮肤的欧罗巴人种。
考古学家发掘到一个带柄铜镜，这种铜镜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独有的。
在圆沙古城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神秘的圆洞。
尤以城南的圆洞最为密集，数量最多，有大约十六个。
大大小小的袋状圆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沙漠上，黑洞洞地朝向天空，像一双双深陷的眼睛，似乎大有深意。
谁能解读这穿越两千年时空，从远古射过来的神秘“目光”呢？也许在挖掉座座沙山，对圆沙古城进行更完整的发掘、更详细的研究之后，会揭开这个谜底。
这样一座颇见规模的城池，是如何消失在流沙之中，再也看不到炊烟升起，再也听不到人声喧嚣的？是战争洗劫了这座城池吗？尽管考古学家们在城中发掘到了一些钢镞，但却没有找到更多的与战争有关的杀伐痕迹。
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讲述过一个失踪在沙漠之中的曷劳落迦城的故事。
该城的居民由于不敬神招致神怒，神降下七天七夜的风暴毁灭了这座城，从此，无论谁企图接近这里，都会“猛风暴发，烟云四合，道路迷失”。
不管圆沙古城是不是传说中的曷劳落迦城，考古学家们推测，圆沙古城的消失可能与“风暴”——即环境恶化有关。
圆沙古城坐落在一条古河道的东岸。
圆沙古城的西城墙被水冲垮了多处，许多地方水渍严重，说明当年这里的水很大。
如果没有充足的水源，圆沙古城也就不会有灌溉农业，宽达一米的古渠遗存已经证明这里的农业曾经有相当大的规模。
根据卫星照片显示，这里曾是克里雅河的一个古老三角洲。
克里雅河发源于昆仑山中段，从南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条河流在出昆仑山的山口处滋润了现在的于田县绿洲，在沙漠深入二百公里处消失在茫茫沙漠中。
中科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研究所周兴佳研究员考察证实，克里雅河在古代就像现在的和田河一样，从南到北贯穿沙漠，汇入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
据说，克里雅河最后一次注入塔里木河大约在一千年前，其三角洲和老河道完全沙化，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这就是说，圆沙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处在克里雅河三角洲和河道的沙化时期。
圆沙古城的沙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城中一点二米的土层中，最底下是淤泥芦苇，然后渐渐有了细沙，越往上沙化越严重。
克里雅河现在消失的地方距北边的塔里木河已有二百多公里，其间是一望无垠的黄沙。
河流在一步步向后退缩，人类也在渐渐从沙漠腹地向外迁移。
环境的恶化从植物身上也获得了充分的说明。
胡杨是生命力极强的树种，被人形容为“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
然而在圆沙古城几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学家们没找到一棵胡杨。
与此同时，圆沙人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