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史之例，详近略远，清代史家之卓有成就者，无虑数十人，兹取其最著者论之。或以章学诚生于浙东，于《文史通义》中著有《浙东学派》一篇，因谓史学为浙东所独擅，此似是而非之论也。考浙东学派起于宋，时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称，永嘉之著者为陈傅良（止斋）、叶適（水心），金华之著者为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祖谦与朱熹同时，于朱、陆二派之歧异，则兼取其长，而辅之以中原文献之传；陈傅良、叶适、陈亮则皆好言事功，同时又有唐仲友（说斋），以经制之学，孤行其教，当时号称浙学。吕祖谦既著《大事记》，其后又有王应麟（伯厚）籍于浙东之庆元，究心史学，著述最富，亦承永嘉、金华之风而兴起者也。浙东人研史之风，元、明之世本不甚盛，至清初黄宗羲出，昌言治史，传其学于万斯同，继起者又有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皆以浙东人而为史学名家。于是浙东多治史之士，隐然以清代之史学为浙东所独擅，并上溯于宋之永嘉、金华，以为渊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称之。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而导源于王阳明，盖与宋代吕、叶、二
陈绝少因缘，其源如此，其流可知。万斯同固亲承黄氏之教矣，全祖望私淑黄氏，续其未竟之《学案》，亦不愧为黄氏嫡派，至于章、邵二氏，异军特起，自致通达，非与黄、全诸氏有何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兹篇所著，一以专门名家者为断，弗取学派之说，以捐偏党之见，研史之士，或有取焉。
世谓黄宗羲为清代史家之开山，非虚言也。宗羲字太沖，学者称梨洲先生，余姚人也，其学虽导自其师刘宗周，然亦源于家学。其父尊素，明末东林党之巨子也，以讦魏忠贤被逮，途中谓宗羲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时文，且将架上之《献徵录》略涉读之。自斯以来，黄氏始治史。同里则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皆富于藏书，资而读之，其学日进。考其治史之旨，盖一由于矫时弊。全祖望曾论及之云：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依可据，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甬上证人书院记》）。
二由于寄其故国之思。其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序》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盖当其时，不惟王学已届末流，有不胜其弊之势，必须以实学挽之，而黄氏遁居草野，声闻甚著，时君必欲致之京师，且畀以修《明史》之任，意雅愿为，而义不可出，故委其责于弟子万斯同，斯同出而黄氏之志售矣。其曰，危素不死，而于修史无一辞之赞，己则不然，其度量不亦远哉。黄氏又云：
自科举之学兴，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至欲废《资治通鉴》之版，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学之禁，而读史顾无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叹也（《历代史表序》）。
此盖以治史期勉后学，而卒能继起有人，此黄氏所以为一代史学之开山也。黄氏所撰诸书，以《明儒学案》为最，又撰《宋元学案》，未成，前已论之，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六百卷，皆与有明一代之史相关。史案久佚，而世传之《行朝录》，则其残帙也。《明文海》以入《四库》者仅四百八十二卷，所缺一百十八卷，盖以忌讳而去之耳。自言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文海》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则其究心明史，不仅限于实录矣。黄氏又谓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贯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而尤究于历法，于鲁监国时，作《大统历》颁之，又注授时、回回、泰西三历（据《清史稿》本传），或又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盖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于史学者也。
次于黄宗羲者，则万斯同也。斯同字季野，鄞县人，从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曾以布衣参修《明史》，已略叙于前章，卒年六十，钱大昕作《万先生传》，方苞作《万季野墓表》，皆纪其学行甚详。方苞述万氏之言云：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于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别裁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尝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闻往事，旁及郡邑志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望溪集》十二）。
此即万氏治史之梗概也。寻其意旨有三：一贵征实，而不应杂好恶毁誉之见；二以实录为本，而于杂记、短书则博观而慎取之；三史之初稿贵详，以免不应去而去之病。史贵征实，刘知幾已为之发挥尽致矣，史之初稿贵详，亦李焘《长编》宁详勿略之旨也。若夫实录之书，盖亦不无文饰，唐高祖、太宗实录，于玄武门之变，多所讳饰，不可尽据，夫人而知之矣。明成祖靖难之师，杀侄自立，怀有惭德，故于太祖实录，修改至于数次，又削建文一朝之事而不书，则实录又可为信史乎 万氏之意，盖谓诸史料中以实录为比较可信，所录多为谕旨章奏，不烦笔削，所谓直载其事其文，无可增饰者也，实录有未核未备者，再慎取他书以订补之。盖杂记、短书，语多诬妄，最难取信，故曰，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近人多重野史而轻官书，而流弊至于无等，是则万氏所论，乃两害相权姑取其轻之意耳。万氏又长于礼，曾助徐乾学修《读礼通考》，或以全祖望有乾学更请季野编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之语，遂谓秦蕙田《五礼通考》，由攘窃万氏之作而成 ，无征不信，厚诬古人，吾不敢妄为附和（参阅第八章论典礼一节），然万氏治史之广博，亦可于此窥见矣。
继万斯同而起者，则有全祖望。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亦鄞人也，成进士后，膺馆选，已而被摈，遂不复出，以著述自娱，其所究心者，为晚明文献之学。初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后一人也。在翰林时，与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日各尽二十卷，其学问之博以此。时开《明史》馆，祖望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传，其表章遗献之意，隐然可见。生平服膺黄宗羲，亦深蒙万斯同之影响。卒年五十一，所著书曰《鲒琦亭集》、《经史问答》、《宋元学案》。集中所载如钱忠介、张苍水诸传，皆明末死节之士，又为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陆桴亭、万贞文、刘继庄诸氏志墓作传，皆以表彰隐逸高蹈不仕之大节，试取全书读之，十九皆史料也。盖明季北都既陷，诸臣展转南方，孤力支撑，屡仆屡起者，先后相望，惜无人为之表彰，将有就湮之势，全氏痛心于此，取以自任，就所闻者，泚笔记载，今日考南明史者，得以左右逢源，取用不竭，以祖望保存之力为多。阮元称之曰，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又谓百尺楼台，非积年功力不可。吾谓全氏之可称者，厥惟史才，经学、词科，不过藉以润色其史才耳。夷考其时，文网正密，以喜谈明史受祸者，不知凡几，而全氏独夷然不顾，口询手纂，积稿等身，殁后又得流传，亦无人为之讦发，抑何幸也。《经史问答》中，论史者约百余条，首论《战国策》，余皆论《史》、《汉》，《后汉》以下未暇为也。全氏颇喜言史法，曾论《史记》窦、田为一传附灌夫固非，《汉书》合韩安国为一传尤不合。其言曰：
窦、田薰莸，相去远甚，窦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国时功，而争梁王，争栗太子，其大节甚著，在景帝时，当与条侯作合传，晚节不善处进退之间，自是无学术，然安得谓之凶德，而使与田蚡同列。田蚡特竖子，无一可称，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传》。史公生平习气，乐道人盛衰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而不论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强合窦、田为一传。《汉书》则因韩大夫在东朝与议窦、田之狱，而并牵合之，尤非也。安国只应与郑庄辈合传。
又论《汉书。东方朔传》云：
《史》、《汉》皆喜于文字见奇诡，而不论史法，《汉书》较《史记》略减，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传》，仍所不免。以史****，朔之斥吾邱，麾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节，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其实文字，亦不尚此秽语。
愚按田、窦传，为《史记》中最生色文字，其所以生色者，即在善写其盛衰荣枯之际，设去此一节，便觉索然寡味矣。大抵撰合传者，不必其人人铢两悉称，但能以事联缀之，彼此相关，能合而不能分，即为极合传之能事。《史记》中诸合传，每能贯澈此旨。后来诸史，惟欧、宋所撰之《新唐书》，偶尔有之，如张巡、许远合传，其事并不分叙，又能附以南霁云、雷万春事，此真善学太史公者，若诋南、雷与张、许不伦，岂得谓之通识哉。至论《东方朔传》，亦与之同病，盖东方朔之卓然可传，为人乐道而不衰者，即在託讽而谲谏，所谓託讽谲谏，即以其为滑稽之雄，本传所述，皆以著其滑稽，虽毗于奇诡，不足为病，而全氏以史法绳之，不亦远乎。全氏所谈史法，大抵如是，盖全氏所著悉为史料，不能与成家之史相提并论，就其所表著者论之，已为吾侪心折久矣。《宋元学案》，别著于前，故不复论。
次于全祖望，而可称之史家，则钱、王、赵三氏是也。钱氏名大昕，字晓徵，一字辛楣，嘉定人也，以进士入翰林，累官至少詹事，年未五十，丁父艰，遂不复出，卒年七十七。王氏名鸣盛，字凤喈，号西庄，亦嘉定人，与钱氏同年进士及第，累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亦因丁母艰不复出，卒年七十六。赵氏名翼，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人也，亦进士及第，累官贵西兵备道，因案镌级，遂乞归，不复出，卒年八十六。三氏皆邃于史学，钱氏著《二十二史考异》，王氏著《十七史商榷》，赵氏著《廿二史箚记》，皆统释诸史，逐年积累而成，历时久而后出者也。阮元之论钱氏曰：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因叹以为人所难能。盖钱氏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算，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故所著又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而精意所寄，尤在《十驾斋养新录》一书，可与顾炎武《曰知录》相伯仲，宏博不如，而精实过之。文集中所载《与袁简斋书》，论唐、宋官制守、判、试、知、检校诸称，援引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即如所论“三史”一条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引《续汉郡国志》、《春秋》三史会同征伐一语为证，唐以后《东观记》失传，乃以范书当三史之一，所论何等明晰 。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论三史者凡三条：其一，亦引《续汉郡国志》，而谓《后汉》为指谢承或华峤书（卷三十二）；其二，则以《三国志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有省三史诸家兵书之语，是时尚无谢、华二氐之书，无以解之，乃谓三史似指《战国策》、《史记》、《汉书》（卷四十二）；其三，则取前两说而并举之（卷九十九），是盖忘记三国之世已有《东观汉记》流传于世也。是则钱氏所释，为至当不易矣 。文集中又有《答问》十二卷（卷四至十五），中有两卷论史，似胜于全氏之《问答》。或多称钱氏《考异》，不知其所重者为文字之异同及训释之当否，其精言要义，多不具于此，读者不察，遂谓钱氏史学，似未出于王、赵二氏之上，此则皮相之论也。王氏史学，悉具《十七史商榷》一书，曾论治史宜考典制，又谓与治经不同。其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