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如此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谈起。
乾隆皇帝最想成就的是“三立”。
什么叫“三立”？“立德、立言、立功”。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
“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的名字“三立”指的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看来，马先生是做到了。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在政治思想上：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
所谓“立言”，指的就是文化上：不但皇帝本人的文章要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发扬光大，也就是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
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皇帝在其统治时期的疆域要广大而且要不断扩大。
刘统勋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也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便投其所好，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
那么，刘统勋是如何做到为乾隆皇帝的“三立”添光增彩的呢？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德”在为乾隆皇帝“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惯例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做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好呢。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
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向乾隆皇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其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
乾隆皇帝点头，表示很同意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期间，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行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是疲惫不堪，有的大人和孩子相对而泣。
刘统勋询问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回答：“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拿不出钱，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缠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后来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儿便能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去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到了收料场，拜见了某官员。某官员见刘统勋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于是加倍索取，共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之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走，并将其牛车扣留。
刘统勋一见该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急赶回驻地，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
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纷纷长跪为其请罪求恕。
坚持了好久，刘统勋才命令将某官员押回，罚以大杖杖数十，再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功”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事情就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
要弄明白这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土司制度。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长官，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员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限制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也必须要取得中央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
由于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往往会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雍正四年(17265年)，雍正皇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
但是，直到乾隆时期，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尚未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负责管理。
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过清朝廷的同意，趁机兼并了小金川。随即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继位后又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向来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火、小金川，用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坚持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接连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乎”，还是该“撤兵乎”，于是，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今后应该怎么办？这时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以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日：“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终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也成就了乾隆皇帝“十大武功”其中的一个。
刘统勋如何为乾隆皇帝“立言”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圣明君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尤其懂得思想统治的重要。他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效劳。同时下令开馆修书，先后完成“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
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不足以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在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只是总纂一职却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刘统勋召进宫来，商议由谁来担任总纂一职。
乾隆皇帝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纪晓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漏言”案被充军发配新疆，这时正是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于是刘统勋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选，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快奏来？”刘统勋看乾隆催促如此急切，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笑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乾隆听刘统勋这么一说，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漏言’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往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时问，内廷中没有纪哓岚往来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着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
但乾隆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好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乾隆也在想，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中下怀。乾隆于是顺水推舟，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桩盛举。对刘统勋来说，他于《四库全书》最大的贡献倒不在于他担任正总裁，而在于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总纂官。因为刘统勋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刘统勋之死和刘墉的继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刘统勋黎明入朝，至东华门外，猝死在轿内，时年七十五岁。
乾隆皇帝亲自前去吊唁，囚为刘府大门矮小，他的轿子去掉顶盖后才得以进入。乾隆皇帝十分感动，回到皇宫，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刘统勋乃不愧真宰相。”因而在其死后特赠谥“文正”。
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后都要由在世的大臣根据他一生的品行做出评判，并根据这个评判给出相应几个字的谥号。一般的大臣都是两个字，武将的第一个字是“武”，如岳飞死后的谥号就是“武穆”；而翰林出身的文臣的第一个字一般是“文”，第二个字则有些区别。
“文正”一词是清朝皇帝对于官员评价最高的谥号。文正，按谥法：
道德博闻日文(清朝时有个规定，谥号日“文”的人必须是翰林出身，也就是必须在翰林院做过官)，靖共其位日正。也就是说，能够被赐予“文正”的官员，生前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整个大清王朝一共有八位“文正”。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
除了“文正”，其次好的是“文忠”，凡是谥为“文忠”的大臣都是真正实心为朝廷办事、受人尊敬，比如李鸿章、林则徐等。有武绩的大臣可以谥为“文襄”，典型的是福康安、左宗棠等。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想起了刘统勋一家三代(刘必显、刘棨、刘统勋)一百二十多年来对大清朝的贡献，又想起了刘家的第四代刘统勋的儿子——刘墉，正式决定一旦等刘墉三年守孝期满，就将长期外放为官的刘墉调至自己的身边做事。这之后方有君臣俩之间嘻笑怒骂的逗弄及弹劾皇帝等极度荒诞的种种传闻，真真假假，都被编入相声、电视剧中。这是一个历史契机，隐藏了谜团。
事实上，从前文所述来讲，乾隆皇帝自小就与刘墉他们家的人很熟悉。也就是说，乾隆与刘墉双方在君臣礼节方面存在着不很严格的可能，存在着双方开玩笑的可能性，而且在双方开玩笑的时候，还可能有皇帝最为宠信的大臣和珅在一旁站脚助威。
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非得要考证刘墉弹劾乾隆皇帝一事是否发生过，那我说，假设君臣二人在朝廷之下，在开玩笑的情况下，这种事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在真实的生活中，这类玩笑在乾隆皇帝身上屡见不鲜。
问题在于，既然我们前面说乾隆皇帝如何如何器重刘统勋，那为什么刘墉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外为官呢？刘墉回京以后，会对和珅产生哪些威胁呢？他们斗的究竟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