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分析了刘墉的官职和品秩始终比和珅低的原因在于两个人所属的民族、两个人的相貌和家庭背景都不相同；而且还分析了其父刘统勋被冤枉一案给刘墉带来的影响，就是他总结出了为官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而悬念在于：官声甚好的刘墉，现实生活中到底敢不敢同和珅斗智？
刘墉与和珅的异同点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刘墉的这两条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就会得出以下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刘墉在为官处世最为基本的原则上面，与和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结论可能让热爱刘墉的读者感到不舒服，这是社会环境使然，刘墉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就只能努力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因为在封建社会，当官的要想往上爬太难了！你不讨好皇帝，你不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踩着人家的头顶，那还能行？那不是痴人说梦吗？甭说讨好皇帝了，讨好一下自己的直接上司都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诸位听了“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觉得这才像是刘墉说的话嘛，这才像是刘墉办的事嘛！
但是，诸位不要忘了，这话其实最应该是从和珅的嘴里面说出来。
因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和珅还没有什么靠山，他在朝廷中的位置完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没有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年轻的和珅如果出事，真心能帮助他的人会远远少于刘墉。而刘墉则不然，刘墉有亲人、有朋友，他的祖父、父亲和他都有很多朋友，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
第二，刘墉在为官处世的细微原则上面，也有与和珅明显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刘墉心日中，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俗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刘墉的心目中，我办什么事情并不是急于要求皇帝认可，对得起良心就行了。但是，这些在和珅那里可行不通。什么事情，只要是我和珅干的，必须完美无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地让皇帝认可！
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还是双方不同的家庭背景。
刘墉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干得再成功，在别人看来，包括皇帝，也决不会超过他的父亲刘统勋。他父亲得谥号“文正”已经是所有文臣中的顶峰了。因此，刘氏家族给予刘墉的任务是“不求突破，但求守成”。
和珅可以说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其家族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值得骄傲的东西，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才能走向成功。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刘墉跟和珅较量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当刘墉遇到和珅的时候。
也就是说，刘墉还真的跟和珅较量过，虽然这场较量来得晚了些。
但是，它终于来了！
刘墉回到北京关于刘墉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为官的，这里简单交代一下。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墉考中进士算起，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最终回到北京为官，前后三十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三次，共计八年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外地，很少有回到北京的机会。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里任职(这是三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墉担任安徽学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担任江苏学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乾隆三十一年(176(j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污公款被发往边疆军队中效力改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回到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又在江西任职(这又是三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任陕西按察使，直到次年因他的父亲逝世，丁忧守孝三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守孝三年期满回到北京担任内阁学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兼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这是两年，此前共计八年)。第二年他再次担任江苏学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任湖南巡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终于彻底回到北京，担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何谓三通馆？中国历史上，从唐朝到元朝，有三位历史学家先后写出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这三部关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后人称之为“三通”；清朝乾隆年间，为了续写“三通”，成立了三通馆，由刘墉担任总裁。后来共计写出了七部书，与以前的“三通”加在一起共计是十部书，称为“十通”。
回到北京后，刘墉开始有了与和珅接触的机会。他看到了和珅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于是就开始了与和珅较量。这其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查办“国泰案”的那场较量最为有名。
“国泰案”与刘、和的分歧国泰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与乾隆皇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先是伍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国泰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一起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整个官场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却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共九名。
这样的一个人，谁还敢得罪他呀？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过不是刘墉，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
乾隆皇帝一想，哟，都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不会吧？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找个人问问吧，找谁呢？还是找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问问吧！
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均为封疆大吏，可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就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贿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因而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主，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再度弹劾国泰。
这一次，乾隆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户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要派三个人一同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为显得自己对此案的重视？非也！
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女子；
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诺穆亲，是皇帝的本家。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
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四月初六，乾隆料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使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坤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受荐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供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担心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于四月初四曰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上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肋钱沣不要认真查办。结果，钱沣仍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惧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境内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
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上经常与钱沣秘密商议对付和珅、国泰等人的对策。
根据我的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第二，刘氏家族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贪宫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基因，只是不在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
第三，舆论的强大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连皇帝恐怕也保不住国泰。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机会。
刘墉就带着这种极端“错误”的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珅作对”之路，危险啊！
较量才刚开始话说和珅一行到达山东后就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查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便下令返回住处，实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
应该说国泰的贪污案这样就应该结束了。钱沣呢？他的弹劾之举将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束。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刘墉的指点下，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珅表示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就回去了。可是，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其中必然有诈，故钱沣建议将库封存。
钱沣随后细心访问侦察，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
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起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子的颜色和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这时，商人们纷纷呈禀银子被借之由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山东亏空帑银四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时和珅迅速改换态度，一想：得啦，我呀，我丢车保帅吧，别管他啦。和珅立即出卖了国泰，与刘墉、诺穆亲一起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八万两。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八万两。乾隆皇帝闻讯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此时，皇妃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为国泰说情；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官员也从旁附和，建议减轻对国泰的处罚。乾隆皇帝呢？他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了：他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前后五天的时间连发四道圣旨，在全体官员面前曾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
查处的结果呢，他贪污索贿总计八万两！乾隆皇帝心想，我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这个直接负责查处国泰案件的钦差大臣的意见。
刘墉呢，他此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
乾隆一看，这个国泰让我把脸丢尽了，你呀，别活了！于是又在三天时间连下四道上谕，宣布：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六月初，乾隆皇帝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案情的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次，在与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较量中，以刘墉为首的正义人士终于大获全胜了一回。这对于和珅的贪污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我们知道，干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后的代价恐怕就不是刘墉当初想得到的了。
刘墉与和珅，正义与邪恶，真正的较量才刚刚丌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