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一样，哪个女人愿意与人为妾，且终生为妾？”刘禹锡道。
“你不了解雷湘。”
“一会儿我要亲自问问她，我真不愿意眼看着这样一好女子受委屈。”刘禹锡道。
“我不委屈！”雷湘突然挑帘而入，喜眉笑眼，一张口就掷地有声。她说她愿意伺候柳宗元一辈子，永不后悔，但绝不要妻室名分。因为她是个平民女子，不愿意辱没了柳家的门风。她说如果他们长期生活在愚溪，有无名分没有意义。如果有朝一日，柳宗元奉诏回京，另有高就，他可以门当户对地再娶个大户女子，那样更好。
柳宗元听了默不做声。刘禹锡也一时没了言语，雷湘心地善良，为人贤慧得令他折服。
最后，柳宗元动情言道：“我不会再娶妻室的，因为你就是我的妻子！”
雷湘摇摇头：“我主意已定，大人不用多说，能终身为妾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
“那如何使得？这岂不是太委屈你了？”刘禹锡道。
“能服侍在大人左右已经是我的福分了，怎说得上委屈二字？”
柳宗元沉吟许久，终于道：“雷湘，就按你的意思做，反正我一生都迈不出这条愚溪了。”
刘禹锡笑了，眼圈却不由红了。
刘禹锡在愚溪住了下来。他和柳宗元有说不完的话，游不完的景。柳宗元和刘禹锡淡自己的山水游记，骚体诗，还有他的《贞符》、《非国语》、《天对》等鸿篇巨制；刘禹锡和柳宗元谈自己的《竹枝词》、《堤上行》，还有他的潜心之作《答饶州元使君书》、《救沉志》等等。两个人都有一种回归当年同官监察御史的亲切感，都感到了贬谪以来一种少有的轻松愉悦。
“只是少了退之！”。刘禹锡感叹道。
“他真的是退之了！”柳宗元无奈地说。自从他写《与韩愈论史官书》后，一直觉得如鲠在喉，心里似乎有许多话要说。现在刘禹锡来了正好一吐为快。他和刘禹锡谈起韩愈的胆怯、畏缩就激愤不已。刘禹锡也有同感。他们不明白，天赐良机，把这样一个匡正驱邪的职务放到韩愈头上，他为阿真的就像名字一样，退之了？这哪里还像那个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韩愈？哪里还像那个写《师说》、《进学解》的韩愈？他平日的深明大义哪去？骨子里的愤世嫉俗哪去了？人真的会变，有时会变得反复无常，让人无法辨认！
“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天能对人“赏功罚祸”？柳宗元想起韩愈的话就生气。终于，他忍不住提起笔，有感而发地写就了一篇《天说》：天地，大果蔬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目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老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刘禹锡见了拍案叫绝：“子厚所言极是！天地、元气、阴阳等物件皆是瓜果、病疮、草木样的东西，不过是体大一些，形怪一些而已。它们没思想、没意志，如何能对人进行赏罚？人之立功招祸皆个人所为，盼上天赏罚，向上天呼吁、抱怨，祈祷上天哀怜施仁爱，皆是极荒谬的！”说着，他也来了兴趣，转身回到安歇的草屋，嘭地一声关上了门……
夜半时分，柳宗元被刘禹锡闹醒了。
刘禹锡拍着门大叫：“子厚，快起来，给你看样东西，准能令你大惊！”
油灯下，刘禹锡兴高采烈地给柳宗元看他刚刚写就的《天论》三章。
柳宗元吃惊叫道：“真不愧是连登三科的大名士刘梦得，……挥手就是三篇雄文。这《天论》的三章：《华佗论》、《明贽论》、《论书》，呈上、中、下之势，辩倒“天神论”势如破竹啊！加上我的《天说》，上下呼应，正成一组。我二人合力，看他韩退之还有何话讲？我想，他纵是有八张嘴也无法辩驳的。”
“我正是此意，我俩的《天说》、《天论》互相支持、互补短长，退之看了一定会顿悟，一定能回心转意的。那个史官，真的是非他莫属啊！”刘禹锡道。
“但愿如此，可是退之……”柳宗元停了一下，“他毕竟和你我不同啊！他被贬怕了，他是不能忍须臾之穷、之苦、之罪的人啊！”
柳宗元有时细想韩愈的性格，也很能理解他。如果换了自己，受命写史，真的就能刚正不阿，秉笔直书吗？真的就能义无反顾，直陈曲直吗？真的就能置生死于度外，宁折不弯吗？很难说！真的是很难说。他们现在之所以能“慷慨陈词”，皆因为他们是局外人，许多事情说的是一回事，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现在他和刘禹锡只是在道理和人格上，希望韩愈尽可能完善起来，强硬起来，可韩退之毕竟是韩退之啊……
韩愈难受极了！
由于朋友们的指责，特别是柳宗元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天说》，加上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在韩愈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使他在国史馆修撰的位置上既无所事事又惴惴不安。
韩愈很苦恼。他觉得：其他友人不了解他尚有可缘，可是连柳宗元和刘禹锡这样情同手足的挚友也不了解他就太令他伤心了。
他扪心自问：他韩愈何时成了贪生怕死，苟且偷安的小人了？他韩愈又何尝不想拿起如椽巨笔，如实记录真实史实，再创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舍弃一切，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可是，在当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他的愿望能实现吗？他的敢做敢为能有结果吗？他是胆小，是怕事，可他怕的不是丢官舍命，怕的是如此鲜血、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极可能是一事无成！倘若如此，那“浩然正气”、“大义凛然”又有何用？没有！丝毫也没有！只有白白送死‘而已！他想他再也不会做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那样的蠢事了，“行成于思毁于随！”他不是常劝太学生们这样做吗？可他自己又怎么能背道而驰呢？真是可笑至极！
可是，转念又一想，柳宗元等人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他韩愈虽是鸿儒，但“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无异于“尸位素餐”的庸人。多少是该做些事的，不为朋友，就是为自己，也该做些事情。他是韩愈，他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明日复明日，无所事事了。
韩愈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终于决定写史了。他想试一试，想变换个笔法试一试。也许他使用类似《毛颖传》那样的文字游戏，真的能做出点自己想做，朋友们希望做的事情？也许他过去实在是把有些事想得太复杂了？思想一开窍，韩愈真的就行动起来……
韩愈开始写《顺宗实录》了。
这是国史馆早就派给他的活儿。他知道这事很棘手，因为他是在写太上皇，是破“当朝不写史”的史家禁忌。说是实录，他真敢实录吗？可他也不愿一味地阿谀奉承。虽然年轻时他写过不少这等东西，可那时年轻，是为生活、考举所迫。那些东西现在想着也令人汗颜。如今，自己已是人过中年，怎么还能再不顾廉耻写这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呢？好在，韩愈这次写《顺宗实录》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是经过数日缜密思考才开始动笔的。
韩愈是在韦处厚三卷本《顺宗实录》的基础上开始写作的。他小心翼翼地书写文字，谨谨慎慎地扩充内容。所扩充的多是些人所共知的当朝故事。因而《顺宗实录》在他手中就丰而富之地增厚为五卷本。
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写了德宗晚年的弊政、写了宫禁秘事、写了宦官的阴狠、还写了藩镇的黩武。写作中，为安全起见，韩愈还给自己找了两个把舵人，一是裴度，一是崔群。他每个章节写完，都要先让他二人过目、定夺。裴度严谨、崔群细密，这俩人的评判无疑是即谨慎又稳妥的。加之他们在皇朝中的地位，他们无形中成了韩愈的保护神。
一年多的时间，《顺宗实录》终于写毕。但尽管韩愈加了一千个小心，一万个小心，这部《顺宗实录》终还是令皇上、宦官、文武朝臣一百个不满意，一千个不真实。好好的一部史书，传阅了数月，待再回到韩愈手中时，被不知多少人层层删批得红一道、黑一道，活像是一本试彩的颜料簿……
权重者说它“书禁中事太切直”。
才高者说它“窜定无全篇”。
无论何说，韩愈只看明白了一个意思：此书无形！难以为史！
他忙了一年，写了一堆废纸！！！
韩愈笑了。
一切早在意料之中。他稍稍放开点手脚，就招至如此下场，如若他果真秉笔直书，抛回的就不会是一本废纸，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了。“投石问路”的结果，是为他退缩做准备的。不是吗？这一下，可能全朝的人都知道了，韩愈不行，下笔无序，收笔无边，他写不了史书，当不了史官，他纵是有满腹经纶也只能是吟诗做赋，教教太学生而已。既然在其位不能谋其政，那就听柳宗元的一句话吧，“莫若亟去其位！”这可是他柳子厚让他退的！不是他韩愈胆小惜命自己要退的！
韩愈很快写好了辞呈，一部被封杀的《顺宗实录》当然是最好不过的辞职理由。皇上很快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他担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考功郎中是官衔，掌百官的功过事迹，属吏部；知制诰是实职，撰写百官的任免命令），这是代皇上撰写制词的另一职务，绝没半点风险。韩愈长长地松了口气，他终于又从死亡边缘逃开了。因祸得福，他找了一个既轻松又不伤人的职务，真是万幸啊！
韩愈轻松了，可是这日子没过多久，他就和赏识他的裴度一起，参加了宪宗“中兴事业”中有名的“淮西战役”。那是一场奠定宪宗“中兴”基业的大战。是韩愈显示军事才华的极好机会。因韩愈早年曾在军营中任过职，他似乎是懂点军事韬略，所以在战役中表现得十分出色。韩愈在战场上的谋划连连有功，裴度便不失时机地在皇上面前连连举荐。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淮西战役”胜利后，韩愈又升职了。这一次，他得了个刑部侍郎（刑部的副长官）的职务，这是朝中的高级官吏，再往上走，就要当宰相了。韩愈得意极了，他为自己的理想终将得以实现而欣喜若狂。
韩愈一喜就现原形，他没想到，前面，一场更大的灾难又在等着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