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联合国
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联合国开发署的一名实习生。
这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向学校申报实习机构的时候，联合国首先被我剔除在名单之外。我不喜欢任何威武庄严、需穿灰色套装戴工牌上班的地方。
意外发生在二月的一个晚上。自大雪中返家的我，坐在书桌前喝着热可可，许是那甜味让人神驰，我莫名其妙点开了一封广告邮件里的链接，跳入本学院的在线聊天室。刚巧有一场校友与学生之间的求职咨询正在进行中，我被电脑随机配对给一名2014年毕业的学生，网名是Louise，应该是女孩子吧。
她很快打字过来：中国人？
我说：是，我的姓氏相当有中国特色。
她居然打出中文：我在联合国工作，你想问什么？
原来是同胞。我捧着热可可，认真地想了想。
工作内容？任何工作凡是努力都可学会。
工作强度？只要不用通宵熬夜，应该都能扛住。
福利待遇和职业前景？我不在乎。
想了半天，我回答：只一样，这是个真正干活的地方吗？
她慢慢地打字，联合国里有社工背景的人少得可怜，需要更多我们的声音，所以，是的。
众所周知，联合国是块金字招牌，所有人都慕名而去，独缺社工。这种割裂多少来自价值观的偏见。社工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派，具有浓厚草根气息，关注的对象是个人、家庭和本地社区，有清晰的反精英和反全球化倾向。而联合国，在大部分人印象中是精英和全球化最为集中的所在。另外，社工是跨领域的实践型学科，缺乏高度严谨的研究方法，始终未能在严肃的主流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本专业的学生也因此甚少受到精英机构的青睐。尽管学院每年都向联合国派遣实习生，这些藤校研究生却大多被派去做初级文秘工作，每日裁剪PPT的图片大小，或往Excel表格录入数据。
Louise的话让我重新思考去联合国工作的意义，不为一己喜恶，不为举足轻重。
我拒绝了学校的安置分配，自己投送简历，得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官与我同门，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她简单介绍：我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一座桥，联结UN、各国政府与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和弱势群体。
这个意外，便是这样开始的。
2016年4月，离我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新浪派了一名摄影记者跟拍我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日常。从早上迈出家门，到晚上赶地铁回家，甚至不上班的时候去学校写作业的模样，通通被摄入相机。在办公室里，摄影师围着我的格子间三百六十度地拍，拍我制图，拍我打电话，拍我趴在桌上午睡。他跟着我去仓库搬东西，去其他办公室开会，就连我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也要在一旁不停地按快门。同事们大叫，活在镜头下太可怕了。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大口喝汤，逛菜市场，把相机当作不存在般，也放弃了管理自己的表情。
四月的纽约春寒料峭，我带着摄影师穿过第一大道走向秘书楼，他在我面前一边倒退着拍摄一边问：为什么要来联合国？
我反问他：你觉得呢？
他放下相机说，多数人选择联合国只为一个原因——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的确，这里代表着名气和权威，光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平时只在《新闻联播》里才能看到的人物高谈阔论，就已经感觉自己在改变世界。
可对于我来说，世界远在政治以外的地方，谁也不能妄谈改变。
年轻时做新闻节目，我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认识名人，刚开始难免激动，很快便心平气和，从不曾索要合影和电话号码。与陌生人合影多么突兀荒唐，况且在自己变得足够有用之前，擦肩而过以后便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要来那一串号码又有何用？
况且名人也是人。记得我正式领到工作证，入驻联合国办公那一天，恰逢七十届联大开幕，元首高官们接二连三地被保镖们护送进来，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影机面前，面带微笑地和拥挤的人群站在一起，慢慢观看墙上的展览。战地记者出身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女士最认真，提了许多关于叙利亚难民的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更是善解人意，主动招呼工作人员一起自拍。全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大家雀跃不已地围上前去，迫不及待发至社交媒体。马克·扎克伯格只身到访，破例穿了一件西装外套，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竟然全都失了分寸，纷纷涌上前合影。他一边微笑应对，一边慢慢退到门边，我听见他对旁边人喃喃地说：“人太多了，我得出去透口气。”我推开门，冷风猛地灌了进来。
在受到经济危机波及之前，联合国的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福利。负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75%的学费，包括那些最贵的私立大学；工资无需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持专属联合国护照，外国雇员可获得G4外交签证合法留美。虽然常被中国籍员工诟病雇员的国籍比例未能平等反映会费占比，但与美国本土的机构相比，联合国仍然具有对少数族群极友好的工作环境，既是种族和宗教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女性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重也比一般的大企业高出许多。
不过这些诱人的条件，与并未计划久留的我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弱势群体并不是官员们唯一且最重要的关心。各国为社会公义而在此联合，国与国对利益的竞争却是无处不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鲍尔女士诚然对战区的儿童忧心忡忡，还曾借助我们的视频连线对孩子们嘘寒问暖，但叙利亚今时今日的悲惨境况，她所代表的国家既是始作俑者，亦是雪上加霜的推手。总在国际援助项目上展现高风亮节的北欧诸国，秘书楼里照样流传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黑色历史。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参加联大会议，便是在那可怜的叙利亚小男孩陈尸海滩引起举世哗然之后，大会紧急召集各国讨论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会议在历史悠久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召开，镶着白蜡木的墙壁上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一名妇女两臂高举，放头顶的小鸟飞去。
我问同事这是什么寓意。
她说，托管理事会曾经用来管理前殖民地国家，这雕塑乃是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从而“无限制地飞向更高处”。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荧幕上难民们从夹杂着哭声和尖叫的偷渡船上争先恐后地跳下来，与暖气充足的会议厅里平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代表们穿着一丝褶皱也无的深色羊毛西装侃侃而谈，这些受过绝佳教育的外交官，每次发言都有些我听不懂的单词，但意思很简单：难民很可怜，我们要做以下ABCDE……
可能是屋子里太热，我不停地打呵欠，同时觉得墙上那只张着大嘴的鸟十分滑稽。
我和同事当天带去了一部用虚拟现实（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一名十二岁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里不乏童真的日常生活。这片子由几位好莱坞和纽约的制作人操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让人身临其境的新技术唤起了公众对难民的关切。然而在这个会场，大家连九分钟的片子都没时间看完，却在用三个小时侃侃而谈。
当硅谷的无人机飞入菲律宾雨林向村民们发送无线网络信号时，这里也是在侃侃而谈。
当马拉拉带着脖子上的伤疤站上联大会堂的主席台时，某位妇女署的高官却因为相关推特没有@他而在半夜大发雷霆。
点开联合国官方网站，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联合国，您的世界。
这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手握亿万脆弱生命的权柄，却仍然对面前支离破碎的现实束手无策，精英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结束拍摄那天，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站在东河河畔与这名年轻记者告别。他问：片子你要不要先挑？
我摆摆手，新闻摄影，轮不到我说话。
他笑了：真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磨磨皮，拉拉腿。
我说，万万不可，以后老了回头，仍然希望能看到一段货真价实的回忆。
每周我要写两篇工作日志，汇报工作进度和学习收获，上司看过后对我说，你让我们对社工这个专业产生了重大好奇。春天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与我一同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1255号，与一百多名社工学生和教授讨论，本专业如何代表最边缘群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声。教授N对我说，你把一颗新的种子带进了联合国。
这才是这次实习的重大意义。
中国素质与美国修养
前阵子中央芭蕾舞团来林肯中心演出《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这是我母亲那代人童年难忘的艺术体验，而《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我小时候也曾练了整整两年，而今还能在舞台上看到如此原汁原味的演出，也属难得的机会。
已经有五代人诠释过这个剧本，这次扮演琼花的是首席张剑，这是我第一次看她跳舞，个子很高，身姿优美，动作像教科书一样精准洗练。
演出中，当“打倒南霸天”五个大字在舞台上展开的时候，一些中国观众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我也产生了一股奇特的感觉。
我们曾是一个尊儒奉佛的古老国家，如今则更像一支异军突起的新犹太人，重新构建了一套精明、勤奋，追求富裕的华夏文化。这两副差异巨大的面孔，只用了尘土飞扬的一百年。可惜关于那个动荡的世纪，早已被时间抹去了历史的细节。
我最近才知道，1949年跨过台湾海峡的那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愿零薪水工作了一年。而在大陆，也有太多的人不问贫富，选择为社会均富奉献终生。他们都颠覆了中国人的处世原则。有点匪夷所思，救国兴亡似乎一直是上层知识分子所奋斗的目标，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然而在我祖父那一辈人当中，理想主义者在民间大量存在，中国人首次开始自下而上地觉醒。
如今我们要选择忘却了。
洪常青踏上火堆，摆出一个英勇就义的姿势，一道闪电在他身后划过，中国观众们又是扑哧一笑。此幕终。
接下来是一个场面盛大的群舞，中国观众纷纷打开手机照相，有些在录影，发亮的屏幕直刺眼睛。我轻轻拍了拍前座一位女士，她已经录了好久。当我第二次用普通话对她说，“请您收起手机可以吗？”，后排观众席突然爆发了一句洪亮的叫声“Stop!”，所有手机瞬间都放下了。
幕间休息时，那位愤慨的美国观众对着邻座几名中国人大喊道：“No photo!No videotaping!”他的行为激起了不少当地人共鸣，十几个美国观众围住工作人员集体投诉，并且要求换座位。
出国比较多的朋友常为同胞们的“不羁”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不守规矩是有些恼人，但上纲上线倒是不必。其实这些西式规矩也有蛮不讲理之处。比如，我从来没有在西餐馆见过筷子，他们假设全世界食客都懂得使用刀叉。而中国餐馆永远会给外国客人同时准备筷子和刀叉，且在筷子包装上备注英文说明。今晚在大卫·寇克剧院，这个“刀叉假设”再次冒了出来。
“开演前讲了注意事项呀。”工作人员对我说。
“很遗憾，英语可能席卷了印度，但尚未普及中国呢，”我半开玩笑地回答，“下次考虑加上中文提示吧，”我指指观众席，“演出中大声喊叫的行为，同样打扰了其他人。”
美国和中国一样，是拥有独特的宏大世界观的国家。可美国经常被树立成中国要学习的榜样，中国人不仅要学会饮用葡萄酒，还要接受新教伦理和西方理性。遑论我们脱胎于截然不同的文化，把它们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框架，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老实讲，我自己也曾陷入过这种迷恋之中，但蜜月期不久就会过去。
十几年前我初次来到美国，与一位报社主编谈论总统大选。他说：中国年轻人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如此了解，而我们只知道北京的长城。我们太自大，根本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而中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十几年后，台下的美国观众终于睁开了眼睛。尽管是这样的：
“真有趣，这大概是为数不多描写‘文革’时代的表演吧！”后排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子评价。邻座扭过头看我：“请问这是尼克松访华那时候的事吗？”
“不，这是红军的故事。”我狡黠地回答，欣赏他假装听懂了的表情。
互相学习才刚刚开始。
迷失世界
我的本科在中山大学，是第一届社工专业的学生。当时那是学校里时髦的系所，系主任自香港来，普通话不标准，课本全采用美国教材，有些国内买不到，只能复印，几百页几百页地印。常邀请各界人士来校举办讲座，意识观点虽不尽相同，人却都是很温和的。
从那些刚从复印机下来、滚热烫手的课本上，我学到的第一条职业伦理准则是价值中立。美国人写的书却不提美国，也没有好、坏、优秀、差劲之分。
那是十几年前，是第三部门刚刚萌芽、社会服务只见零星的年代，合上英文书走上街头，走进设施简陋的老人院和戒毒所，常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
毕业后转行做新闻。当时想，至少要让他们有个说话的地方吧。虽然每段采访可能只有一分钟甚至三十秒，一些人的命运却有可能就此改变。
我做的是政治类新闻，不用到戈壁滩吃沙子，也不用冒着性命危险下煤井。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钓鱼台和各部委，打电话给马英九的首席幕僚，对方也和和气气地答上三十分钟——现在想起来，那些提问简直蠢得一塌糊涂。每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都很多，我们的确胸怀正义而来，却难免被虚荣压倒。
2004年我每天都看美国CBS《时事六十分钟》（60 Minutes），一群老头老太太穿着一丝不苟的套装义正词严地挑战各路权贵，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然而几个月后，丹·拉瑟因为判断失误，从节目引咎辞职。
我开始想起那位香港的系主任用她不标准的普通话经常说的一句话——不管他是谁，你先要听他讲话。
丹·拉瑟没有听完所有人讲话。
后来我们迎来了让人无所遁形的互联网时代。拥有千万粉丝的公知大V在张嘴瞬间就有两万条转发，不假思索的。
世界变得非常简单，穷和富，黑与白。社交媒体织成一张的大网，时刻不停地刺激着大众敏感的神经，挤压着每个寻常人呼之欲出的愤怒。
虽然不很明智，我却觉得这样也不错。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记者，可以用理性碰撞理性，普通人只有血肉之躯。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社工，能中立地向所有人微笑，我们只靠一口气活着。
谩骂虽不堪，但却也是老百姓对权力最直接的监督方式。
但骂完了，我也会想想自己。
那些老爸老妈非常厉害的草包，如果有机会去跟他换一换，我会说不吗？如果今天我手握重权，面对一张张送上来的学区房的房产证，我会毫不犹豫地撕掉吗？
人性复杂，没有毫无瑕疵的善，或者罪无可恕的恶。真相常让人愕然，因为那里深得道德辐射不到。
地球永远是百分之十的强者说了算。作为百分之九十的我们，也要活得不像蝼蚁。
世界看起来铜墙铁壁，无路可走。能改变的，只有人。
只有自己而已。
藏在西装里的枪
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哪个更好呢？
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这实在不好回答。孩子的成长恐怕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科学。我们无法甄别儿童的一举一动究竟有百分之几来自学校，自身的性格又是通过何种化学方程式影响着他们的面貌。更何况，教育并不只是取得学历，它甚至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教育是一种思维训练，让人学会用理性的思辨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孩子们在纽约度过了两个学年，他们非常愉快，让曾经也做过小学生的我感到羡慕。他们没有一天不想上学，即使是初抵时全然不懂英语，每天木头人一般坐在课堂，也从来不留恋家。每逢放假两人都会掰着手指倒数：“妈妈，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学校？”八百多个日子过去以后，他们成为比以前更快乐的小孩，对简朴的生活感到满足，对一草一木充满善意。
回想刚刚搬来纽约的时候，给两个小孩找学校让我大大头疼了一番。我收到哥大的录取通知已是二月底，彼时小学和幼儿园的入学申请早已结束。偌大的纽约，去哪读书好呢？
在子女的知识教育上，我是位粗心又用心的家长。来纽约时他俩的英语只有ABC的水平，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4+3等于几。儿子五岁已能读报，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教的，我说我不知道，他是自学。但是，我为孩子上学搬了两次家，给小孩选择环境也许是我心目中更重要的任务吧。
怎样算好的环境？有的家长喜欢课业抓得紧的，将来能考进好的大学；也有的家长喜欢轻松活泼一点的，给孩子一个愉快的童年。我觉得两种都不错。有的孩子好学好胜，竞争激烈的重点学校会很合适。而有的孩子天分在一些课外兴趣爱好上，应该在宽松的教室里充分放大。倒是说希望小孩快乐成长的家长，多半是自己以前没玩够；过分望子成龙的那些，往往见识过社会的极致残酷。可是，读书的是孩子不是家长。
为选择学校，我把离哥大较近的所有小学和幼儿园上网查了一遍，并且约见了老师，参观了其中几所。半个月后，几所名声极佳的私立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公立学校不用申请，只要住在学区内就办理入学。那么，到底去私立还是公立呢？
在美国，有悠久历史的私校的升学率显著领先，某些幼儿园一年学费三万美金，还需提前两年轮候，家长们找关系挤破头的激烈场面丝毫不逊于中国。一位朋友曾说：“在纽约让孩子上私立还是公立，就像要我决定是吃饭还是要饭一样。”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事实上，我对传统应试教育并没有恶感。早恋，逃学，抽烟，泡吧，这是中国中学生的青春期标配剧情，说明应试教育的缝隙其实是很宽的。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里走出了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家庭才是改变中国人的一剂猛药。
想来想去，国情不同，孩子性格也不同，我决定进行一次教育小实验：儿子进公立，女儿进私立。
我为哥哥择出一间纽约市教育部门评分名列前茅的公立小学，然后在学区内找到了住处。在丰厚的曼哈顿上城地产税和家长捐款的支持下，这所公校的硬件设施极为优越，一排排崭新的电脑，供学生随意使用。妹妹则去了公园大道上的一所具有五十年历史，拥有不少名流校友的私立幼儿园。后者的教师素质略好些，哥大毕业的不在少数，相比公校老师，对待家长的态度更为恭谨。
开学前，我去女儿的幼儿园开第一次家长会。进去吓了一跳，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爸爸们穿着三件套西装，妈妈们的头发吹得一丝不苟，钻石胸针在香奈儿连衣裙上闪闪发光。十余种来自旧世界的陈年佳酿，由穿燕尾服的服务生殷勤斟满。女士们相互关心着毕业后将升往新英格兰某所名校，先生们则对暑期去哪里出海潜水更为热衷。哪里是家长会，分明是一场社交派对嘛。开学后，这样的聚会几乎每月都有，Dad's night out，Mom's night out,Annual dinner gala等等，名目繁多，目不暇接。而且一系列活动都大字注明：仅限成年人参加。
公立学校的家长完全不热衷这些。他们来自白领阶层，工作繁忙，认为这种客套的交际并没什么实用性。偶一为之，基本都在街角的小酒吧解决，买杯十块钱的威士忌即可聊上三两小时。他们更喜欢约在中央公园，在那些巨大的橡树下丢飞盘、踢足球。
我作为不多的有色人种和新面孔，最初在两边的聚会中都显得形单影只，很少有人主动过来搭腔。在有些美国人的印象里，中国是个和北极一样遥远的“星球”。有人刻意无视我，也有人当面讽刺我，大概因为他们唯一打过交道的中国人是家里的保姆。过了一阵，往来几次混了个脸熟，我给家长委员会捐钱出力，大家心照不宣，表面其乐融融地把这礼节维持了下去。
当我在这五颜六色的家长圈子里周旋之时，孩子们的世界却干净得像夏日的天空，一丝乌云也无。每天教儿子写作业的同桌Amani，和女儿手牵手上学的小Evie，为了和这两位新同学交流，他们开始学习中文。孩子们一起坐校车，一起做实验，一起上体育课。在学校，儿子第一次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全班跳起来为他欢呼。
可是，他们却不会周末一起去公园。真实的世界是，白人孩子们放学以后结伴去上棒球课，黑人和拉丁裔孩子则通通奔赴收费极低的课后托管班，亚裔则有点无所适从。
就像魔法会在午夜失效，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梦只是一场梦而已。种族不是美国的问题，它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基本规则之一。就像红绿灯于交通，它执掌着美国的一切秩序。美国让全世界相信教育是人生的点金石，是灰姑娘的仙女棒。可事实上，1994年美国家庭财产最多的25%，十年后仍有92%处于社会的富裕阶层。而十年前身处贫困线的人，十年后有61%还在原来的地方挣扎。都说教育改变命运，可在这里，教育更多是富人的锦上添花。
2014年以前，纽约的公校采取ABCD评级制，教育部门每年对公校进行各方面评定，包括教学质量、校方的管理水平、教师的团结、家校互动关系等等。公校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学区居民缴纳的地税，一部分来自家长捐款，因此A级公校基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裕的街区，只要能够负担高昂的房租，无论国籍出身都可免费入读。而B-的学校无一例外集中在低收入社区，充斥着暴力和毒品。新市长白思豪上台后，把等级改成委婉的表达，B-变成了“Approaching Target”（接近目标）。
许多中国家长向往尊重个性的美式教育，却忘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乃从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继承而来，强大、卓越、进攻是它永远不变的基因。只要能够让美国持续领跑，那么不管是否貌丑、暴躁，有无不良嗜好，甚至操守有无问题，仍然可以征服民意。强者是美国说一不二的领袖，只不过随着人类逐渐脱离蛮荒，学会了用漂亮的蝴蝶结来粉饰依旧残酷的丛林法则，这就是政治正确。
只有当你真的走近前去，比如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菲利普斯学院读高中，你才会看见藏在那些高级西服口袋里的枪。
美国与中国教育的真正区别，不过是委婉的“Approaching Target”与残忍的“B-”而已。纽约有850万人口，对应的是超过1800所公立学校、2000多所私立学校，而深圳700万人口，公私校合计大约只有450所。中国的教育只不过因为如此短兵相接，才显得更为残酷而让人恐惧。
这就是一场比赛，无论在哪里都要决出胜负。
只有一条规则不同，就是在崇尚个人英雄的北美社会，天才极少被现实吞噬。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才华不是汉民族重要的品质，应试亦非中国教育的全部真相。朋友们常感叹，在中国最厉害的人永远不是当年班上成绩最好的。记得幼儿园的老师曾告诉我，我的孩子学习很专注，但太害羞，这个是社交上的短板，要快点补起来。我实在是明白她的苦心。中国并不适合恃才傲物的人，长袖善舞、圆融通达才是人生这场马拉松后半程的得胜关键。
我突然感到自己进行的这场实验是如此滑稽。这不过是一个昂贵的新型旅游项目，是一记看似花哨实则畏畏缩缩的安全球。将一个灵魂的希望寄托于名校，就像珠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主人不会发光。我也无非是这样一个人。
第一个冬天快要开始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们，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走向那群结队前往课后托管班的黑人孩子。他们一起用便宜的彩纸做草裙，在那由教堂改造的、逼仄的办公室里玩旧积木，打非洲鼓，唱hip hop，渐渐跳起街舞来也有点样子。这个班级在地下室，四面无窗。几年后，应该会有极少数的幸运儿得以登上地面，而让底下的大多数不至于绝望。
可他们真正的希望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让我感到威胁的问题，也是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公转自转
在哥大，我认识了Amy一家。她是一名香港财经记者，与我年纪相仿，同在2014年入学。Amy被声名赫赫的新闻学院录取，每日来去匆匆赶采访。我对她说，我自大学起就仰望杰斐逊的雕像，无奈通不过那难过登天的入学考试，只好嫉妒地看你们坐在露台上抽烟，一支又一支。
新闻学院的硕士课程比我短了整整一年，却需拿到与我同等数目的学分，Amy因此忙到天昏地暗，几乎连睡觉的时间也无。她有一个彼时才刚满两岁的儿子，丈夫Gilbert辞了职全职照料。每周六当我们在梅老师家聚首，就算是两位学生妈妈一周下来唯一的歇息。
Amy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干老本行，成为一家三口旅居纽约唯一的经济来源。记者可算是美国白人比例高得惊人的职业之一，他们住在哈林区一间小公寓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Amy曾对我说，她想回香港，想回家。
2015年的冬天很短，转眼我也快要毕业了。Amy怀着第二个宝宝，继续在杂志社早出晚归。我忙着收拾行装，准备举家返程。一来一去，两人好几个月不曾碰面。直至我临行前两天，她突然发讯息过来，说她也准备回国了。
美利坚已不再是每个新移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留下的梦。
我为她感到高兴，这意味着日后我们可以常见面。我把公寓里的一些家具留给了这个即将迎来新生儿的小家庭，其余全部捐给疾病救援机构，头也不回地返抵中国。
我一直在等待着Amy的好消息。
一周后的早晨，我打开手机，终于等到了她的消息。
她在生产时去世了，孩子活下来了。Gilbert说。
我盯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站在路口四下张望，那是个台风天，深圳挂起了红色风球，全市停业停课，风却没刮起来。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空荡荡的莫名其妙的静寂。
餐馆倒是开着的，里面一个顾客也没有。
我坐下来点了一份炸猪排便当。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我大口大口地吃。
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泪如雨下。我用力地，吞下自己的呜咽。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种告别的方式不仅让人感到悲恸，更让人感到恐惧。
我的表妹Julia是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孩子。去年她下班回家时在皇后区一处街角目睹几个街头青年围殴一名小学生。她挡在那孩子身前夺下对方手里的刀，警察来时却发现她的袖子浸满了血，当即呼叫救护车。
“我只是气愤。几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就快要把他打死。街上围观的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她说。
Julia的手臂缝了三十多针。她母亲后怕，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你报警就好了，干吗要自己冲上去？”
“这是你们，这叫什么来着？明哲保身。”
“不，”她那做医生的母亲说，“死亡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地方。我比你孬种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我是你母亲。”
我们不仅害怕子女受伤，也害怕自己生病。
如果我倒下了，他们怎么办呢？
自我儿子出生这九年来，我连发高烧都不敢有。
记得有一年只身在泰国度假，我认识了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女士。她当时六十八岁，打算一个人在东南亚游历两个月。由于我俩都没同伴，被安排共骑一头大象。那是一头力量充沛的年轻大象，还没等我坐稳，它“呼”地站了起来，把两人瞬间从平地带到两米多的空中，然后开始疾步前行。
我在它的背上东摇西摆，只觉头皮发麻，两耳蜂鸣。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却嘴角带笑，气定神闲。她侧过头看着满脸苍白的我，温柔地说：“亲爱的，你感到恐惧是正常的。因为你家中还有年幼的子女。”
自从做了母亲，每一天我们都战战兢兢地生活。每条僻静的马路我们都要反复察看才敢穿过；每一次搭乘没有防护门的纽约地铁，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背靠着墙壁等车。我们不再为了省钱搭乘廉价航线，也拒绝了朋友们挑战惠斯勒滑雪黑道的邀约。曾经无数次在时代广场Ball Drop跨年之际牛饮狂欢的我们，如今宁可在家里捧着可乐看电视转播。
可是今天，当我坐在一份猪排饭面前泪流满面的时候，这一切匍匐和卑微到头来有什么用呢？我们能不能从此自我安慰——不管离了谁，地球照样转？
一个月后，Amy在香港下葬。她终于如愿回了家。
也许唯一幸运的是，我们终究还会再见吧。
正义与正确
大学是高度政治化的是非之地，哥伦比亚大学，众所周知，是美国老左派的大本营。2016是大选年，民主党的竞选广告在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包括厕所隔板在内的每个角落。在这个讲究政治正确到了变态的国家，身处纽约的学校更是决心把一切可能被诟病的操守死角全部清扫。从录取过程中的种族公平、女性院长的比例，异见人士的言论自由，到男女混住宿舍和最近非常时髦的LGBTQ议题，政治纠错的旋风一阵比一阵猛烈，刮得大家反倒没了言论自由。
社工学院关注弱势群体，自然也是左的。以美国常见的白人警察射杀黑人男青年的案件为例，每次发生此类事件，上下七层楼几乎所有教室都会成为民权法案的释法课堂，就连邮件收发室都被占领，学生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抗议示威。
正确并不等于正义。我入学第一周，一名哥大本科四年级的女生登上了电视新闻节目，批评校方在处理其强奸案时的不公正及不作为。为了敦促学校驱逐依然逍遥法外的施暴者，她身背一张双人床垫在校园游行，吸引大批媒体报道，成为举国皆知的重大事件。也许是为了保护隐私，对那男学生处理结果最后并未通报，但半年之后，学校设立性尊重（Sexual Respect）办公室，开通全天24小时的保密热线服务，所有教职员和学生则被强制要求再次参加性骚扰普及教育。我和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坐在一起接受教诲，被板着脸的中年女教师警告任何非阴道性行为都可被视为强奸。
“在这里，学生大过天。”老教授说。
彼时我还在适应繁重课业，整日为论文疲于奔命，人生丧失大半尊严，这话只好当成笑话来听。
第二学期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一位年轻的博士生成了我的老师。几次课下来，我察觉她有严重仇富情节，几位穿着考究的中国女生，仅仅因没有在书本上用马克笔画好重点而受到苛责。学生们放假归来，她依次询问各人如何度过，我老实作答：“乘游轮去了巴哈马。”
“哼。”她轻蔑地撇撇嘴走开，从此再不拿正眼看我。
她把学生们叫到一起座谈，命大家讲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经历。一位家庭美满的白人同学在强压之下只好信口开河，捏造幼年被家暴的故事以蒙混过关。讨论安乐死的时候，一名学生因持反对意见而遭到谴责，这年轻气盛的教师，居然要求全班学生共同批判这“让人难以置信的观点”。
我感到情况失控，决定向学生处报告，我写道，因不贫穷而遭审判，因不残缺而被孤立，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还要追求幸福？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老师发起投诉，并未抱多大期望能发挥作用。
一周以后，负责学生事务的副院长发来邮件约我面谈，信里还特别注明，会面是保密的。
我把邮件转发给其他同学，并附言：如你愿意说话，请于某日某时前来，如不，也不要紧，我只代表我自己。
没想到，一半的同学都来了。院长打开门时，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他坐下来，掏出纸笔，温和地对我们说：“好了，现在，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学期结束后，那名教师没有再接到学院的聘书。
在这晨边高地，大大小小的事，只要言之有理，再加点死缠烂打，软磨硬泡，都能扭转乾坤。比如，考试没得到理想分数，教学楼没有热水供人饮用，或者微波炉太少。系里又有几位同学，奋斗了整整一年，终于说服教务处拆掉三楼的男厕所，将其改造成无性别的洗手间，目的是方便少数持有双重性别的教师和同学。面对授课内容过于陈旧的批评，老教授们也会争辩，“传统自有存在的道理”，学生毫不客气，“可惜时过境迁”。
这是事实。随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向西部移动，近年来东岸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常春藤诸校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民间的人气，均已被加州后来居上。奥巴马宁可去马路对面的巴纳德女校作演讲嘉宾，也不愿来自己名义上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站台。我毕业那年虽然请动了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少年轻学生却更羡慕麻省理工邀来的电影明星马特·达蒙和伯克利大学邀来的Facebook COO雪莉·桑德伯格。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较往日更为冷静理智，渐渐面对政治人物的振臂高呼不为所动。他们更关心如何通过教育在现实世界取得成功。
全美收入最高的大学校长博林格在2015年哥大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主题是“包容与对话”。他说：“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在参与公共讨论时展现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宽大胸怀。”
若放在十年前，这话恐怕已经让我热泪滚滚。如今我却知道，这位法学名家曾因为新生录取政策中包含种族歧视而被告上美国最高法院（参考Gratz v. Bollinger一案），而那位背着床垫游行的女生2014年毕业时，校长拒绝与她握手，也没有送上祝福。
启发民智，改变世界，是哥大乃至一切高等教育之使命，但这世间的大多数，仍然只是凡人。
因为是凡人，年轻的教师不懂她的黑却是别人的白。
因为是凡人，白皮肤的老校长无法真正理解包容是必须付出实际代价，包括他本人的尊严。
但是，也正因为是凡人，虽然负气地背过身子不握手，他仍然允许那女生扛着床垫出现在毕业典礼的摄像机前，让那民不聊生的性教育课至今还在继续。
女教师一年后恢复了教职。新生们说，激进的性格还在，却学会了只留给自己。被指“过时”的老教授们，虽然感到委屈，依然更新了参考书目。
至于那期末考前躺在大堂地板示威的做法，或许并不理智，但老师们仍愿妥协，拿着考卷站在一旁静静等候。
“这虽然艰难，却是必需。”演讲的最后，博林格说。
就是这样，年轻学子渐渐觉得，这个世界仍有希望，在这里，有一束光永不熄灭。
In the light shall we see light.
归去异乡
搬家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每人只带了一口箱子。孩子们很简单，几套夏衣，几套冬衣，以及他们睡觉离不开的小布偶。跟所有老阿姨一样，妈妈带的是海鲜干货、消炎药和风油精。我把所有不中用的连衣裙、手表和皮包全部封存，仅装了几件穿旧的T恤、优衣库的羽绒服、一双球鞋和一双平跟鞋，登上了飞机。很久没有搭乘经济舱越洋旅行，十六个小时坐下来，食不下咽，双腿肿得连球鞋都塞不进。
孩子们倒是兴高采烈，看遍所有动画片以后，两人甜蜜地抱在一起酣睡起来。
我是希望自己也能如此重新享受这经济客位，便如睡在八百支埃及棉的床榻之上。考究奢侈无需教，随遇而安不易养。如果钱能买到的只是一种单调的豪华，我宁愿用它去更远的远方。
我们落脚在曼哈顿的公寓大约七十平米大小，楼里没电梯，屋里没有洗衣机。我需在餐桌上写作，孩子们坐在一只矮柜上练习电子琴。第一个月我没睡过一个整觉，因为高低床实在太窄。喜欢爬高窜低的女儿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卧室。
但这并算不上苦中作乐。地方虽小，仍然是上西区中央公园旁边的两卧公寓，而非法拉盛地下室的沙发床。
记得在《北京人在纽约》续集脚本里，1992年的西96街还属于破败的哈林区，王启明刷完盘子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的模样，才是我印象中的美国梦。
我的姑姑1989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医学院，夫妇俩依靠不多的积蓄勉力支撑。她回忆道：“那时一边赶实验报告，还要烹制一日三餐，女儿早晨总是半饥半饱赶到学校，是一位同学的妈妈，每日等在校门口为她梳上马尾和扣好衬衣。”
1994年爷爷奶奶赴美参加姑姑的毕业典礼，本可以延期探亲，却不到三个月即返。爷爷说，房子浅窄，街道恶臭，更糟糕的是既聋又哑，无处可去，活像个笑话。他直至去世再无踏上北美一步。
2004年我初抵加州时，中国留学生的境况已有大的改观。这些来自北大清华的理工研究生，拿着常春藤一类名校丰厚的全额奖学金，再也无需重蹈王启明的覆辙。他们不再是底层移民，只能被纽约的地铁无尽碾压；也不再去唐人街的福建餐馆没日没夜地打黑工，当个助教已足够补贴约会的费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留学生严重阳盛阴衰，因为文科生不容易拿到奖学金。读数理化和会计的女孩们于是成为稀缺资源，一众男生人人自危，只得把四化建设暂时放下，转而钻研起周传雄和海子来。
我本不是这其中一员，既无那出众智力，也欠缺对于北美郊区中产生活的向往。只是因为恰好同时来到伯克利而相逢，竟然成为了长久的朋友。那时没有社交媒体，每次落地旧金山，临时打一通电话，当晚就能在“小湖南”攒出个不大不小的局来。这些人也算得上青年才俊，毕业后却渐渐收敛学生时代的倜傥，和某位其貌不扬的女同学搭伙过起了小日子。几年后在房价适中的学区买一处还不错的公寓，偶尔接父母来住住。
我的书架至今仍有一本名叫《站着相爱》的网络小说。每次重温他笔下那坐在冬日阳光里喝着星巴克的男主角陈北，看他技术娴熟地捕猎女孩，渐渐把二手破丰田换成了崭新的宝马，同时为了办工作签证、绿卡，以及日复一日的码农生活感到焦灼和茫然，总能让我想起“小湖南”里的那些饭局来。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留学生活是艰辛的，十年前更多的是无尽的寂寞。就连上床的时候都是寂寞的，他们说。
这场宴席如今已随着多数人的回归而消逝，陈北们也早与当年的女同学拆了伙，为她扛米开车修电脑的往事，只剩一丝转瞬即逝的萧索。而带着这些陈年回忆再次回到美国时，我从年纪最小的姑娘变成了“德高望重”的Didi姐。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从昔日的六万增加到三十万，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第一天的迎新派对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处rooftop lounge举行，女生们穿着红底高跟鞋，殷勤地和商学院的学长喝威士忌。所有的学校，从常春藤到社区大学，都是爱打高尔夫球的年轻同胞。周末总不在城里，或者飞到洛杉矶的哈利·波特主题公园，或者往上州滑雪。他们不再去“小湖南”攒局。
我喜欢和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在更开明的父母身边长大，拒绝使用英文名字，西方民主那些陈腔滥调在这里并不畅销。一日我与同学L逛超市，结账时排在身后的一位美国老太打断我们说话：“这是快速通道，购物车里不能超过二十件物品。”
我一看指示牌，哟，还真是，自己没注意，正准备道歉离开，L开口了。“女士，很不幸，这里是纽约，请看看你身后，”他抬手指了指，“谁的车子里没超过二十件呢？”
老太很不高兴，她说：“规矩就是规矩。”
L笑一笑：“只对中国人才讲的规矩，恕我不能买单。”
他姿态潇洒，语气轻松，说完还对年轻的女收银员挤了挤眼，让我哑口无言。
哥大是出名的自由派学校，社工学院更是个中急先锋。学院在教室门口展出一系列摄影作品，关注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我每次路过，总见外国同学们驻足观看。有一天围观的人群突然加倍，人头攒动，挤过去一瞧，只见每幅照片旁都贴有一张便签纸，上书：“既说中国问题突出，比较数据在哪里？”“意识形态不同=污染特别严重？”“只拍污染，不拍治理，新闻客观何在？”……
第二天，所有照片都用不透光的布幔掩上，自此教学楼再无针对单一国家的展览。
这些刚刚离开父母的年轻学生，在过去两年里持续投放问卷，收集民意，直接对话院长抗议对待国际学生的双重录取标准和学制计划。他们反客为主，用对手的方式来做自己主张。这大概算是扬眉吐气吧？
可依然会寂寞，甚至有增无减。以至于上辈人要纠结个好几年的回国问题，此时已是毋庸置疑的决定。毕业典礼刚过，已是人去楼空。
临行之前，我带着孩子们去姑姑家作别，巧遇她的一位好友带着正读高二的女儿来访。少女腼腆寡言，问起打算考何所大学，只吐二字：Cal Tech（加州理工学院）。
何种专业呢？
天体物理。
她瘦削的脸上有一种坚毅吃苦的疲惫神情，只有在说出学校名字的时候，眼睛里射出一束灿烂的光。我突然有种岁月倒流的感觉。
从姑姑家出来，我们一同结伴去乘地铁。女儿在车上犯困，撒娇直要零食吃。我两手空空正为难，那少女掏出一个纸包递过来，问：吃吗？
我愣住了，那是一小包快餐店冲咖啡用的白砂糖。
她说：我一直把这当零食吃，很好吃的。
我接过来，小心撕开一个口子，倒进女儿嘴里。她从没吃过这纯粹甜的糖，马上恢复了大半的精神头，激动地对我说：妈妈，这是白糖！你吃过吗！
我摇头，轻轻拭去沾在她唇边的两粒糖，心里却是苦的。
地铁在幽深的隧道里飞驰，但乘客们一动不动。每个人脸上好像都有一丝若隐若现的坚毅吃苦的疲惫。
也许，只要是糖，毋论出身都是甜的。又也许，只要是甜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糖吧。
总归是异乡。
最好的教育，不用走后门
五岁那年，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要准备上学了。
我当场有点懵，结结巴巴地说：可我，我不会吃饭。
但妈妈心意已决。
开学第一天新生体检，测试肺活量的时候，我鼓起腮帮，涨红了脸去吹那个巨大的浮球。可医生却盯着我道：你肯定不到六岁。
我至今还记得，她的眼神像针头一样，扎得我头皮发麻。回到家我垂头丧气地对妈妈说：完蛋了，我被医生发现了。学校会不会把我赶出来？
妈妈直说没关系，可我仍然怕得要死，想象着第二天在学校门口被那位医生当众揭发的情景。
那一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彻夜无眠。
我的班主任至今还在调侃我发现妈妈开溜后在课堂上号啕大哭的事迹，她并不知道比我更小的孩子是如何度过小学第一天的，比如四岁的熊猫。
他一直独自蹲在沙坑里玩土，直到老师发现教室里少了一个孩子。
都说年幼的孩子不记事，可我俩都对当年的恐惧深记在心，父母听了却只是哈哈一笑。
凑巧的是，许多年后我们升级成父母，竟又一次面临这道选择题。搬到纽约办理入学时我们被告知，女儿出生于一月一日，而纽约市的入学年龄线，不早不晚地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意味着如果遵守规定，比她大一天的孩子却可以比她早一年毕业。
我问招生处能不能通融。瘦削的西班牙裔女教师看了我一眼说，在教育里，任何规定都有它的道理。
就这样，女儿没能进入学前班，而在幼儿园大班多待了一年。她成为班上个头最大的学生。当她趴在地上搭积木的时候，学前班的孩子已经达到了Level C的阅读水平。邻居家的射手座男孩每天穿戴整齐的校服走进学校，带回一座又一座奖杯时，女儿在中央公园的那些单杠上猴子般荡来荡去，收获了强壮手臂肌肉。
一年以后，身为家中幺女、自幼得到全家宠爱的小姑娘，在学校主动承担起大姐姐的责任，成了一个受到幼儿爱戴、初具领袖才能的孩子。老师还告诉我，由于年长，她的智力发育更完整，在同班学生中学习能力更强，这使她的自信得以壮大，摆脱了过去的敏感和脆弱。
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天才永远不必遵守什么狗屁规矩。但我的小姑娘不是其中之一。每科均取得4分卓越的成绩，不是靠天分，而是靠她自身的勤勉得来。但我不愿趁热打铁，训练她去应试那纽约的资优班（Gifted & Talented）。我选择遵守自然规律，而无意培养我家第二代少年大学生。常听说国内一些培训机构十分火爆，不仅家长要拼网速报名，孩子还需层层面试才可雀屏中选。我问朋友们，为什么补习？他们回答，因为其他孩子都去啊。
家长真是这个世界上耳目最多、消息最灵通的职业。因为其他人偷偷摸摸地去了，我也要发动所有关系让自己的孩子进这所学校，找这个老师，上这个奥数班，考这个专业，与这样的伴侣结婚。
只不过，如果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为什么最后你会比其他人更出色？
更奇怪的是，许多号称快乐至上的家长，也莫名其妙地加入了这场名叫焦虑的“奥运会”。
我刚做母亲时，也曾听从家人安排，把孩子们送进了一所盛名在外的幼儿园。可来到纽约后，全部社会资源清零，只能老老实实按学区上学，并服从分班。美国的家长私底下也会嘀咕，某班教师特别优秀，某某家的孩子真幸运……
一名新来的年轻女老师成了儿子的班主任。这位华裔教师从来没教过一年级，自己也没有小孩。可与她朝夕相处两个月后，有一天儿子对我说：Ms.Y是我最最喜欢的老师。
比以前幼儿园的老师还喜欢吗？我问。
他笃定地点头，嗯。
我写信给老师：你用两个月赢得了三年的心。
她回信：我刚来美国时也是他这么大，却没有任何人帮我。我不想让您的孩子再次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借着这个契机跟她拉近关系，也不再逢年过节给这位老师送礼。我只写过一张小额支票，由班委会集资购买圣诞礼物。对一个习惯用购物卡给孩子买平安的家长来说，五十元一年的投资曾让我十分忐忑。
可是每天发回家的作业本上，永远画着一颗心。偶尔还有一段话：今天是你第一次举手，全班为你骄傲；今天你能用英语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了，加油。
离开纽约前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等她下班。
言语无法描述我的感激。我说。
她抱着我笑：这是我的工作呀。
大家可能会说，这是你运气好吧。其实不然。大多数老师最喜欢的家长，不是有钱有势，亦非溜须拍马，而是真正愿为子女认真地写一封信，走进办公室与老师面对面交谈一刻钟的父母。
中国的老师也是一样。大多数人是敬业而诚实的，他们渴望家长的理智远胜过那只红包。
因为没有表现诚意或动员社会资源而丧失了入学机会，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不想继续用这种获胜的优越感去掩饰自己的胆怯——人有我无的胆怯，输在起跑线上的胆怯，以及“不是最好”的胆怯。
人生不是奥运会。它是田忌赛马。
最好的教育，不用走后门。最好的教育，最坏的教育，永远都在家。
对不起，我没有名片
前些日子脸上长了一颗粉刺，本没怎么在意，打算任它自生自灭，直到有天洗脸把它蹭破，留下了一个红疤痕，久久不见消散。去问皮肤科医生，以前不会这样啊？他看了看说，正常现象啦。
“你的意思是，”我有点狐疑，“年纪大了？”
他点点头，同情地笑了笑。
又发现头发掉得厉害，洗澡时一把一把脱落下来。向发型师抱怨美国的水质有问题，那韩国男人摇摇头：“No,it's aging.”
那是我第一次光顾，居然如此不客气。
朋友们常常问，皮肤好似会发光，身材也不走样，有什么秘诀？我告诉她们，用钱堆出来。
可即便这样，还是老了。
美术馆再也不给我任何门票优惠。我开始钻研有机奶酪和菲利普斯学院。过去总觉得商店里的衣服老气横秋，如今都想捧回家。以前并未发现祖母绿耳环这么好看。
上个月回国，我穿了一双十块钱的白球鞋，许多长辈问道：“这鞋你从哪里找来？”他们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连妈妈也看不过去，叫我别再穿它。
人到中年，体面变成一件至为要紧的事。
一位好友常对我讲，你是为着理想生活，而我们还在为生存奔忙。他并不知道，早晨他坐进华尔街的办公室喝着秘书准备好的咖啡的时候，我正背着十几斤物料在零下十度的中城街头东奔西跑。三十几岁再次当实习生，是个多少有些尴尬的时间。既没有二十岁不需要睡觉的超能力，又没有四五十岁的德高望重。本应在名利场上使出全力的年纪，我却在整理办公室的仓库，更换被汗渍浸透散发着怪味儿的头套。联合国大会期间，每日早七晚七兼周末无休，我的生物钟被彻底打乱，整整两个礼拜睡不着觉。
容颜渐去，加上记忆力和体力的减退，让我更为珍惜那件唯一没有变老的东西。我把整个成年人世界全部留在中国，断绝一切社交派对，终日与学业和工作为伴，这样偏执地过着一种躲在角落里的生活，无非是想拼命保存住那件东西。
九月的一日，某大国驻联合国代表来访，一位主管先生提前到场检查，他突然指着在收拾资料的我问，这是谁，让她站到一边去！我笑了一笑，默默退到后面。
到了次日，我换上正装参加会议，结束发言以后，这位仁兄小步跑过来与我握手，递上名片。
“抱歉，”我说，“我是学生，没有名片。”
“啊，没有关系，留着我的，请随时联系。”他说。
岁月送给人最好的礼物，是不需要名片装点的自尊心，和站在Jimmy Choo上的梦想。
就在巴黎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一位叫Amar Bakshi的年轻人在纽约搭起了一个占地仅两平方的帐篷。公众可以预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走进这个像随意门一样的篷子，与远在约旦难民营里的叙利亚难民进行实时面谈。我遇见了三名男孩儿，十几岁的他们长着漂亮的黑眼睛，穿着夹克衫，好奇地看着地球这头的我——一个身在纽约的中国女性。我们像朋友一样闲聊，我问他们在营地里都干些什么，有没有在临时学校里念书。他们很害羞，可还是忍不住一直打量我。我笑，他们也腼腆地笑。
我们的交集本来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可由于Amar，它变成了百分之一百。
走出帐篷，抬头看到的已是不一样的世界。
是VR虚拟现实技术让这些男孩儿的日常生活成为触手可及的影像。站在联合国总部的我，看得到他们一边打电子游戏一边在招呼我：“快看！我赢了！”他们在操场上踢球，喧哗打闹，以图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他们跑过我身边时，我伸出手去想抱住他们。无数人在摘下VR眼镜时泪流满面，即使里面的内容并不悲伤。
站在巴黎街头对着人群扫射的是他们的同胞。他们也曾有漂亮的眼睛，想要好奇地看世界。现在我时时想起那三张羞涩而善良的面孔，他们对世界的希望如何穿越扎泰里愈加厚重的阴云。
世界渐渐让人无能为力。孤单，恐惧，焦灼。即使每条街都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人们也无法感到安全。然而上班还要继续，还要清空感恩节时的购物清单。在扑面而来的生活面前，没有人是防守型球员，而梦想并不能保护你不被撞断手脚。人们说梦想是奢侈品，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消费得起，剩下的大多数不过是市场营销过后的一只马桶盖。也有的人，即使情怀辽阔，仍然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无限与未知从未如此让人沮丧。电影院里的明日世界也无济于事。我们都想与时间赛跑，但恐怕已没有多少胜算。
可我不想停下。即使一切终要退去，依然需为世界留下片刻光芒。
寂寞的堡垒
考入哥大，对于十几年前的我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一则太贪玩，不愿牺牲谈恋爱的时间来背单词；二则不懂经营履历，未曾谋求名气响亮的实习职位，或达官显贵的一纸荐书。大学毕业前，我第一次向新闻学院递交申请，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
再次点开哥大的官网时，一切变得简单多了。不用绞尽脑汁地去想如何填满工作经历，更无需上留学论坛查什么PS模板。提交完文件后我几乎忘了这件事，以至于二月末因为春节而漏掉了视频面试的邮件。
进入哥大，办好学生证，从东亚研究所老旧的楼房走出来，我站在台阶下遥望端坐在中央的智慧女神。她张开双臂，目光坚定地守护着这所古老的学校。环绕在周围的是两排如雷贯耳的楼房，依旧保持着一百多年前刚刚从中城搬到晨边高地时的模样，赭红色的外墙，浅绿色的房顶，薄暮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好似一幅毕沙罗的画。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每过两年便会面目全非。对于成长于其中的年轻人来说，时间是残酷片段，是已逝的瞬间，除却记忆，无从追溯。而这个地方却像一张缓缓流动的照片，让人看到了时间温柔的一面。应该会永远存在下去吧，真是值得庆幸呢。
当然，收拾起观光的心情坐进教室的第一天，心中对常春藤的威名抱有强烈敬畏。教授恐怕严厉得很吧，同学应该都是精英。环顾四周，心里暗暗叫苦，如不勤工，恐怕拿不到这张文凭。
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开学两个月后，发现部分课程内容浅薄，与本科相差无几。上课时间缩水，每节课比别的学校少去一个小时。那些资历极浅的教师，照本宣科令人味同嚼蜡。至于我的同窗们，水平参差不齐，浑水摸鱼者亦大有人在。MBA课堂上只有我一个外系来的旁听生创建过公司。学院的兼职写作辅导员告诉我，他从艺术学院毕业后，在朋友的沙发上住了一年，只好靠这份零工赚点生活。
更滑稽的是根据学校排名来划分三六九等的社交圈。刚入学的新生连图书馆还没进去过，已经印好名片，把那顶著名的蓝色皇冠派发到每个陌生人手上。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大家的开场白好像都提前统一过似的。
“你好，我是某某，×××毕业。”
“你好，我从中山大学毕业。”我说。
对方讪笑一声，敷衍两句便托词走开。更有那“东岸名校相亲派对”，简直是我见过最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难道“常春藤”这三个字，真的变成旅游景点了吗？高昂学费的背后，究竟给予年轻人何种与这世界抗衡的武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是在这种种失望与沮丧中度过的。
冬天来临的时候，我坐在刚刚打开暖气的图书馆里，决定停止抱怨。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后面的四个学期更有价值才对吧。即使是中年女人，时间也是宝贵的。
于是主动与教授们约见，不为拿A，而是讨论课堂尚未解答的疑问或不曾谈及的话题。去参加各式有趣的小型讲座，法学系的最佳，躲开政要名流的高谈阔论。拜访过学校里每一座图书馆，流连于充满古典之美的Avery分馆，这里收藏着1499年那本神秘的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寻爱绮梦》）。这些图书馆只有在期末考试前才会一座难求，大多数时候它们冷寂清净，只有管理员坐在柜台后偷偷打盹。那地下三层如防空洞一般四壁森严的藏书阁，不知为何，一走入便觉和风拂面，好似置身夏日旷野。
圣诞节前的一个黄昏，我从教室出来经过哲学系，透过高大的落地窗向里眺望，有一位站在书梯上的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
离她不远的书桌后，刚下课的学生们熙熙攘攘地聚在一起闲聊，一对年轻情侣斜倚在她旁边的沙发里看电影。窗外正要归家的行人，神色匆匆，川流不息，有人一边走，一边大口啃着汉堡。校园大道两侧的圣诞夜灯这时亮了起来，喷泉缓缓落下，夜幕随之升起。
可这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高处，目光跟随着书本上的字慢慢流动，圆脸上散发着阅读中喜悦的光。
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何为一流高等教育。
并非乌托邦，亦无理想国。名利喧哗，泥沙俱下，本就是立身的关键一课。然而我仍坚守这寂寞的堡垒，将世上所有智慧自那动荡的红尘中救起，等待着有一天不远千里寻找它的人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