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的猴毛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真看不出来！”
这句话，几乎成了初次见面的问候语。
看不出我结婚了。看不出我有三十岁。看不出生过两个孩子。看不出我的小孩即将升入三年级。如今混迹在大学校园里，这些看不出又加上了一连串的惊叹号。
是啊，儿女双全尽然是天赐的收获，可裤子自此要买大两个尺码不免引人唏嘘，而我已近两个月没有吃过任何带淀粉的晚餐。全年无休地养育小孩当然是可贵的体力劳动，但如若次日早晨鞋脱袜甩地跑进教室，同学们定会投来同情的眼神。而论文如迟交一天，教授就要问话，要不要考虑暂时休学？
“看不出来”之后，紧接着的另一句总是：“呵，真辛苦！”
是啊，每天我早晨八点半送走孩子以后返校或去实习，晚间七八点回家。往返路途大概一个半小时，破旧的地铁里没信号，让我可以一目十行地浏览课本。妈妈不太懂英语，我放学后要顺便买菜，鸡鸭鱼肉装了满满一个书包，常常把肩膀勒出两道红印。晚上回家后先给孩子们洗澡，此时的他们必然发表浴缸演说，这是我获悉重大八卦的主要渠道。吃过饭以后辅导儿子功课，回复学校的信件，然后和大家聊聊天，给孩子们讲一小段故事。晚上九点半大家入睡，家里才安静下来，我开始学习，直到十二点半休息。周六我一定和妈妈、孩子们在一起，纽约有丰富的活动和演出，我会提前安排好，周日则总一个人在东亚图书馆的窗边度过。
自然也会有兵荒马乱的时候，比如厨房漏水，妈妈身体抱恙，偏偏明天又要考试，实在希望能像孙悟空一样，拔下一撮猴毛一吹，即有无数救兵出现。
但大多数时候，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辛苦。
每个成年人都肩负多重角色。在母亲、女儿、妻子、学生、员工几种身份间来回切换是件极有趣味的事，我得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了解了一个真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像一台变频空调，灵活地转换模式，而不至于深陷于一种单调的生活之中。
去年夏天飞往肯尼迪机场的时候，在廊桥上看到一句广告，教育是你最明智的投资。
在大多数人眼中，教育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是跨越社会阶层的捷径。人们期望通过不断获取更高的学历，而得到更高的收入和更高质量的人际圈子。
这自然不是免费。拿哥伦比亚大学来说，一张硕士文凭约要价十万美金。
那么，对年过三十的我来说，这又算什么呢？
最初级的投资者都懂得投得越早，回报越大。反过来，就像保险公司信奉的原则，年纪越大，代价越高。带着一家老小在曼哈顿求学，花费的是年轻留学生的数倍不止。可常春藤的名号在我身上却并不能套现多少。我并不相信坐在教室里可以学会募集资金，管理团队，或者改变世界。
然而，我在这里得到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体验。这所不大的校园，为我打开了无限的思考空间。
哈，思考！对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这应该是待办事项上的最后一条吧。最要紧的应该是产后瘦身、皮肤保养、投资理财、相夫教子，以及继续维持着那些“看不出来”的一切啊。每天谈政治体制、社会问题和自我局限，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
即使在纽约这样一个无奇不有的都会，人们也会讶异于这样的举动。他们会悄悄查看我的家庭信息表。也有率直的人会问，Are you still married？朋友曾半开玩笑道，你一定中途就要跑回家救火，不如还是免了来回机票，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的蠢事不宜做。
整个社会似乎在告诉女性，家庭是一枚我们万万不能打烂的西瓜，所有好名声都要由它来保底。一定年纪了无名指上不见婚戒就要做打折处理，结婚以后没有孩子的人最好远离高中同学聚会。如果成了单亲妈妈，胸前佩戴的小红花便要默默摘下来。总之，我须兢兢业业地保管我的家庭，方能避免自己被一股巨大的惋惜之情所淹没。
我并不对此感到愤愤。恰恰相反，我倒感谢这种偏见，这让我直至今天才意识到男女有别。
自小我就和男孩子一起读书，一起打球，我们一起翻墙逃学，一起淋着夏天的大雨，欣赏迷你裙下的长腿。我不懂娇羞，不懂矜持，也没有爱情的苦恼，我总是率先表白的那个，也是决然离去的那个。
父母给了我一个男女难辨的名字，从未教过我如何使用女性魅力。妈妈虽然与爸爸不欢而散，也未曾说过男人的什么坏话。
对我来说，男女不过都是人。男人是爱人、朋友、伙伴、兄弟。我与他们平起平坐，互相守望。我支持他们，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宠爱。我照顾他们，得到他们的是关怀而不是保护。
在我的父母心中，也并未因我已嫁作人妇而放任自流。在我丈夫眼里，我的价值永远高于子女。我没有因为穿裙子而得到过一份工作，也没有因此而少熬过一个通宵。我对男性的力量浑然不觉。他们从未与我作对，妨碍我的自由。
但悟空总有一天会从五指山下跳将出来大显神通，却不是每个女性都有大圣的机会和能力。我曾经以为任谁都能改写人生，现在看来不过是冷酷无情的纸上谈兵。扭转乾坤不是神迹，亦绝非念几句咒语便能奏效。我们均是肉体凡胎，每日为生计繁忙。既没有大闹天宫的胆量，更没有七十二变的神通。
但请不要忘记自己！
记得自己的强健，更记得自己的脆弱。那些藏在自信下面的自卑，躲在善良背后的虚伪，在这些连自己都快要忘记的致命要害里，站着最勇敢的自我。
一对珍珠耳环
一日早晨，远在北京的朋友发来一条短讯，说有位女友打算只身前来纽约游玩，我若有空可以认识一下。我想独自一人在这陌生都市里逛荡多少会有些寂寞，彼时又是寒冬，不如约出来喝杯温酒。我俩在我家附近一家法国餐吧见面，点了一盆煮青口，里头放些咸肉，配白酒味道很不错。三两老人坐在旁边独酌，有位老先生干脆坐着扯起了呼噜。
她回京前我们又见了一面，坐在电影院门口的长椅上，她忽然从耳朵上摘下来两枚耳环递到我手里道：“给你。”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初次见面时她便戴着这珍珠耳环，当时我说好看，没想她今天却要送我。
“拿着！”
“不用了吧……你一直戴着的。”
“没关系。戴上给我看看。”她很坚持。
我不常戴首饰，笨拙地摸着耳洞。总算戴好了。
“好看吗？”我把头发拢起来给她看。
“嗯，真好。”
深夜十一点钟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外面下着雨。她挥挥手，走了。
我回到家，把耳环摘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这是她早年自个儿配的两枚珍珠，大小略不同，颜色也有差异，一颗纯白色，一颗则带点轻微的粉。我用软布擦拭干净，放进了一只小小的绣花锦囊里。
我感到有点后悔，当时就这么稀里糊涂戴上，而忘记向她郑重道谢。
面对这些不期而来的热情，我总是出于某种客气的腼腆而难以恰当地表达感激。用数字了结的雇佣关系倒是让人更自在些。相较欠下一屁股高利息的人情债，直截了当的买卖不仅划算，而且似乎更加体面。
我实在没有想到，在纽约这样一个用钱甚至能买下天空的地方，自己却收起了支票簿，而把母亲拉来作后援。这真是有点自打耳光。
“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怎么舒坦。比起餐餐都有新花样的专业人员，我妈端上来的每道菜都让人对世界绝望。昔日我会打印一周的菜谱交给阿姨，可如今我妈可能会把打印机丢到我脸上。以前桌上摆的是鲜花和熏香，如今却变成了一堆莫名其妙的空瓶子。孩子们也不得不从头学起，从最容易的挤牙膏开始，然后是穿衣、扫地、叠被子，还要负责丢垃圾。
一天晚间回来，不知为何突然累极，我全身瘫软倒在沙发上睡去。朦胧之中好像是女儿抱来了她的小枕头垫在脖子底下，还为我盖上了毛绒绒的毯子。她哥哥伏在耳边，给了我一个轻不可闻的吻。即便如此，我起身的第一句话仍然是：“哥哥你又尿到马桶外面了！把它擦干净！记得洗手！”
育儿书里教的“慈母标准动作”早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如今我心中的高质量陪伴就是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闭嘴。然后孩子们会异口同声问我：“闭上嘴要怎么吃饭啦？”
“用牙吃。”
“像河马那样啊？”
“闭嘴。”
在漫无边际的回忆里，那些闪闪发光、永不泯灭的片段并不是这些。
是结婚典礼那一日的鲜花和礼服，让我们熬过婚姻中无光的时刻；是走上讲台接过毕业证书的那三十秒钟，让几百个不眠之夜变得微不足道；是孩子离家的那个早晨，父母失去的一切都得到了偿还。这些华丽的短暂，让我们不至在平庸中窒息，也给不计其数的黑白记忆涂上了色彩。没有人在乎刷牙、倒垃圾、挤地铁、吃快餐、买菜……这些海量、重复、无用的记忆垃圾。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几乎总在想更重要的事情。这些记忆在被创造的瞬间就被遗弃，我们想要给脑子留下足够的空间存放更完美、更辉煌，更让我们感动的东西。
过去这两年里，我埋没在日复一日的起床睡觉，还有对小孩的催促与絮叨之中，而未留下任何值得炫耀而挂在墙上的奖状。但是，从送走祖父那一刻开始，恢弘叙事已变得无关紧要。
某个晚上我给儿子关上灯盖好被子以后，坐在床边发呆。黑暗中传来他的声音：“妈妈，你在哭吗？”
我惊讶地转过身来问：“你怎么知道妈妈在哭？”
“因为太爷爷去世那天早晨你也是这样坐着不动。”
孩子们并不了解离别。
第二天清早，我在床上侧耳听他收拾书包。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磨磨蹭蹭，经过我的房间时，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只听得他对着紧闭的房门轻轻吻了一下，小声地说：“妈妈拜拜。”
在我接管他们的吃喝拉撒以前，在我们保持着客气而友好的教科书式母子关系的时候，我没有得到过这个吻。
随着他们的成熟，我知道我们的交集只会越来越少。我们不再有那么多合影，不再一起旅行，我不再出现在他们的重要时刻。他们日后记得起的温馨画面连起来也未必比一条广告更长。
这并没什么。
他们多半会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不再给我亲吻，而只会送我白眼。“跟你说了也不懂！”他们会这样想——就像我以前一样。
这也没什么。
我更喜欢看他们不好好吃饭，在地上乱爬，而我妈在旁边张牙舞爪。这些才是最宝贵的回忆。
我依旧喝酒，照常谈笑。这是过日子该有的模样。
与美貌无关
“颜值”，这个近两年新创造出来的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把美貌变成了如空气质量指数一样可以量化的名词。男女对容貌喜好之大相径庭，常因一句“她很漂亮”而点燃战火，但“颜值高”三字却甚有权威，好像由中华颜值协会这种“专业机构”认证过一样。
在这个词出现以前，漂亮只是一种天赋。但在“颜值”面前，不仅要和别人争出个胜负，还需与曾经的自己来竞争，以至于维持美貌，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职业。
小时候一位同班同学，五六岁的年纪已出落得十分标致，浓眉大眼，睫毛长长，鼻梁高高，头发带些自然卷，像混血儿。每逢大型活动或领导到访，学校总是安排她跳舞和接待。她穿着老师买的红裙子和黑皮鞋，涂着唇膏，头发上还抹了些亮晶晶的啫喱。我们远远看着，心里无比羡慕。可当她换回普通的衣服坐在教室里跟大家一起上课，却没有人跟她一起上学，一起逛文具店，甚至连追求的男孩也无。
我妈妈也是个美人。她在部队工作，一不化妆，二不能穿时髦的便服，可仍然美得厉害，鹅蛋脸上一双眼睛楚楚动人。她登上过杂志的封面，据说当年曾有许多显赫的追求者。我自小见男士们围绕在她周围，为已嫁作他人妇的美女鞍前马后。但我从未见过妈妈像她的妹妹们那样，有一群女朋友相约打打麻将，闲时出去郊游，或在伤心的深夜捧着电话倾诉流泪。
而我小时候比较像爸爸，跟漂亮二字不沾边，直至他们离婚后跟妈妈住，才渐渐随了她的相貌，也算因祸得福。第一次听人叫我“美女”是大学一年级，彼时刚学会化妆，特地从日本买来原装资生堂粉底液，厚厚抹上一层，白得像艺伎的脸。走回宿舍的路上，一名男生跑到我面前定睛观瞧，然后撇撇嘴走开了，他说：“什么美女，妆化得浓而已！”
这句算不上赞美的话，从此打开了我曾经只能远远羡慕的那个漂亮世界。
亦舒小说的女主角，总是那穿着白衬衫卡其裤，像周天娜一样美艳却不自知的可人儿。然而在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不知自己长得好看的人。你走在街上，异性流连忘返的目光会告诉你；你坐在美发店里，同性凌厉的打量也会告诉你。你常被拱到台前去做镁光灯下的主角，而只要你开口，很少会被人拒绝。广告也很早就开始教育：这双难得的长腿应该套上Dior的皮靴；白皙而优美的脖子上，除了持续不断涂抹La Mer，又怎能缺少一颗饱满动人的祖母绿。
凡事都有捷径，美貌是最简便的一种，没有人会傻到不去利用，错过这来之不易而又转瞬即逝的风华。头脑好的人，想不明白为何只需把摄像头对准胸口，即可收获昂贵虚拟跑车。
美貌所带来的真正唯一烦恼，只是如何能够更美——如果这也算烦恼的话。而这欲望一步一步，渐渐把人带向旁若无人的深处——我所关心的，不是站在我面前的你，甚至也不是我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而已。
幸好，我并没有好看到可以赚生活的水平，也没有天生丽质到用肥皂洗脸就能沉鱼落雁的地步，因此只好努力工作。当销售人员拍着桌子质问我“这东西怎么卖得掉”的时候，照镜子实属浪费时间。至于家中沉默寡言的丈夫和连续发烧的幼儿，更像是不断迎面而来的耳光，让我只有招架之功，哪还顾得上叫唤“不要打脸！”。
来到纽约以后，我终于彻底与“美女”脱了干系。再没有男士深夜拿着香槟在楼下守候，二十斤大米徒手抬上三楼也无需帮忙。寒冬的早晨，我只记得把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裹好，牵着他们在及膝深的大雪中跋涉上学，而不再烦恼雪上的狗尿会不会弄脏新买的长靴。一件连锁店里购买的灰色羽绒服，已陪我度过了三个冬天。
我享受着淹没于人群的自在，包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打盹和张牙舞爪地追赶公交车。没人会为我撑起一把伞，于是我只能淋着雨跑回家。但与此同时，当我坐在吧台上享受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时，再也不会有人上来打断这销魂的一刻。
渐渐地，我开始有了朋友。有当我因暴风雪赶不回来时，带着零食和玩具主动上门带小孩的朋友，有亲手做上几味家乡菜开车送上门的朋友，有立冬那天送上一台暖风机的朋友，还有无论任何时候，总会从天而降施以援手那样的朋友。也开始有年轻的学弟学妹半夜发来讯息，向我倾诉生活的烦难。
在纽约，我头一回与朋友度过除夕。她带着我们一家坐船到哈德逊河对岸，欣赏中国领事馆美丽的新春烟火。我们站在一处空旷的游乐场里，让孩子们尽情玩耍。焰火照亮了漆黑的滑梯，而友情像一条厚实温暖的围巾，把全部萧瑟挡在彼岸。
回国那天，是朋友载着我们和十二件行李来到机场。印度裔的地勤立刻跑过来帮我驯服那些满地乱跑的旅行箱。办理托运时，一位胖胖的年轻姑娘牵着我那兴奋过度的小孩。航空公司的小姐戴一副金丝眼镜，走近蹲在地上正因行李超重在翻箱倒柜的我，笑着问：“这是要彻底回国了吗？”
我披头散发地直起腰来答：“啊，是的！”
她又指指抱着行李坐在地上的儿子：“他倒懂事，能帮你了。”
我苦笑：“养兵千日。”
她挥手叫工作人员过来，把箱子一只一只抬上传送带，然后递给我四张登机牌。
我擦着汗直道谢，她注视着我说：“祝你一切顺利。”
上了飞机才发现，四个人都升了舱。
并不是因为长得漂亮。
再也不是了。
时光倒流
屋子里窸窸窣窣，好像有人在收拾东西，我翻了个身，小床嘎吱响了一下，声音立刻止住了。把眼睛打开一条缝，根据这个动作的艰难程度，我猜还不到七点钟。
八十七岁的奶奶用力拍拍我的脸蛋大声说：“起床了喂！”
“哎呀！”我把身子背向她，抱着头不理睬。
她又重重打了一下我的屁股，嘟囔道：“你们这些人，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都八点了！”
“我不信，肯定还不到七点半！”自打我小学她就这样骗人，啧，打得好痛！
“你自己起来看一下啊！”她出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约了这两个老同志今早打麻将，赶紧一骨碌爬起来。
呵欠连天地坐在牌桌上，爷爷坐我对面，脸色比较难看。他在气我不重视这个约会，竟然让他等。虽然退休多年，架子还是有的。
我当作没看见，嬉皮笑脸地码牌。
老头儿一言不发地摸牌，三下两下就胡了，清一色自摸。我表情夸张地问他：“你这是多少翻啊？”
“唔，不知道，随便吧。”很矜持。
大家都不知道，谷歌的答案五花八门。我只好打电话给我爸。
“爸爸，清一色自摸多少翻，还跳了杠？爷爷胡牌了，没人知道该给他多少钱。”
“哦……”话筒里一个巨大的哈欠。我看了下表，八点半。“昨晚我看球，五点才睡。”说完挂了。
我只好擅自做主：“每人五十，庄家六十。”
老头儿一下子开心了。
早晨八点半，这时候我妈应该打完太极拳，伺候外婆吃毕早饭，准备出门上英语课了。所以这两位分手，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我属猪。
属猪命好啊！大家都这么说。
二十岁以前，只要智商正常，我们基本只靠投胎这一下的运气。
到了二十岁，我遇见了一个既像严父又如严师的人。在99%的人心里想“不过是长得好看而已”的时候，他是那个1%。
“当然咯，”他说，“前提还是长得好看。”
我和他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油嘴滑舌。
一直以来，这些紧紧盘踞着我的，先天和后天的幸运，像一身隆重的戏袍，让我始终处在一种盛大的角色扮演里。我孜孜不倦地为台上的自己添砖加瓦，修内饰外。同时身为编剧，我让故事不断推向一个又一个不间断、却又与前面绝不雷同的新高潮。
这世界上很多人在扮演别人，无论威武气派或娇羞依人，倜傥风流或优雅高贵，总有人能看出破绽。可我的这个角色，却是从没有破绽。因为我只演我自己，而观众也只有我自己。我只是要让这唯一的观众惊讶，震撼而已。有时候，甚至会被自己感动到流出眼泪。
我以为它会像百老汇的剧目一样永恒地进行下去，直到我认为可以完美谢幕的那一天。
可它却在那一天突然消失了。祖父去世的那个早上，我走进那个阴冷潮湿的房间，伏在他的胸膛上说：“爷爷你放心，我会好好的，所有人都会好好的。”
我的舞台瞬间垮塌了，一丝烟尘都没有腾起。穿在我身上整整三十年的戏袍——早已经长在肉里的——似乎迎着风轻易碎成一片片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剧场的工作人员清理道具。他们把数量庞大的衣服和珠宝捆成一包垃圾样的东西，还拿走了让我的发型随时保持蓬松的卷发棒，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只有那戏袍上的一颗金纽扣幸存了下来，就像《盗梦空间》里唯一代表真实的陀螺，成为逝去者的唯一凭证。
以后不管起得再早，也不会有人坐在客厅等我打麻将了。我穿着旧衬衣，走在五月阳光明媚的街上。整个世界光亮温和，快乐鼓舞，每个人都在如常生活，独我漆黑一片。
这时才明白，过去那所谓从容的性格、豁达的姿态，以及时髦的品味，原来只是因为曾有人暗中守护。
从那天开始，那个只晓得自娱自乐，对旁人的喜悦和悲伤不曾产生过丝毫兴趣的幸运儿离开了。她开始感激每一顿不是太咸就是太淡的家常饭，变得对身旁的人有担心，哪怕是一场小小的头疼脑热，开始对泥泞一样的工作有忍耐，而在平常的日子说出以前难以出口的感谢。
世间一游，转瞬即逝，除了自己好好活着，也许还能做点什么。不是改变罩杯大小，也不是改变脑容量，而是改变周围的小世界，一点点。
理想是道数学题
十年前我刚进入新闻行业的时候，采访到一位大学应届毕业生，他的英语很差劲，大学四级考了三次都没有及格，结果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书。他向我诉苦道：“我又不打算出国或者去外企，为什么非要通过英语考试才能毕业呢？英语对中国人有那么重要吗？”
我很同情他，当年吴晗数学拿了零分也能进清华，如今却有人因英语不好而拿不到学位，连工作都找不到，实在太冤枉。
对我的打抱不平，熊猫很是不以为然。他问：“四级考试很难吗？”
“不难吧，很多人大学二年级已通过了。”
“这么简单的考试都不愿认真准备，怎么好意思抱怨社会。”他说。
对熊猫而言，这世上没有比考试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他从十岁开始参加数学竞赛，十五岁被大学破格录取。当年我翘课看《流星花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每学期拿十八个学分。
在常春藤学校，这样的人遍地都是。世界在他们眼里就像游戏通关，难度太低反而会感到无聊没劲。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在哥大的休息室小憩，走进来一名中国学生，似乎是刚踢完球，腿上还绑着护膝，他坐在钢琴旁歪头想了想，信手弹了一曲《菊次郎之夏》。
天才已经不再是《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他们也有会说话的眼睛和漂亮的肱二头肌。但他们仍然只喜欢约会机灵的姑娘，“啊，胸大是很重要没错啦，但和蠢人在一起实在难以忍受。”
在优胜劣汰的精英社会里，智商就像麦当劳套餐里的汉堡包，不管你点的是A餐还是C餐，这一样永远在菜单屹立不倒。薯条和汽水不过是吸引顾客的噱头。
凭着自己的头脑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从不抱怨社会的不公平。
我只有永和大王级别的智力，时常想到那些与我一样天赋平平，环境却更坏一些的人，是不是应该就此弃权出局？这个游戏是否已经设计得足够完美，只怪我们自己笨且懒？便是带着这些的疑问，我当了记者，后来又进入社会服务领域。
我和许多富有人文关怀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师生每日谈论社会平等的理想，以及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大家踌躇满志地走近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将精英推为众矢之的。
然而我渐渐发现，这样的热情大概是要落空的。
我认识一位服务边缘青少年的机构负责人，工作了八年，从未领取任何薪酬，仅靠业余教书维持生活。他能叫出八年来服务过的所有学生的名字，常常横跨数州去探望他们，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然而他创立的机构始终没有稳定的员工和资金来源，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少。
又有我校一名客座讲师，提倡美国应向中国“文革”期间学习按需分配——因人不需要维生以外的多余物质。
他们有无限情怀，可这样却改变不了世界。
互联网正在颠覆着一切，知识、传统，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样于十九世纪创立的《纽约时报》已被这新的世界一步步逼到墙角，而本专业却还幸运地隐居在世外桃源，对这震动时代的技术无动于衷。教授们号召从华尔街名校生的手里夺回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权，他们说道，这些MBA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大量失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然而课堂上却没人知道KPI是什么。相比这样的理想，赚钱发财反倒更值得尊重。
安迪·沃霍尔说：“你永远应该有个‘你自己’以外的产品。女演员应该计算她的舞台剧和电影，模特儿应该计算她的照片，作家应该计算他的字数，艺术家应该计算他的画作。如此一来，你随时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而且你才不会陷在那个圈套里，以为你的产品就是你自己和你的名气，以及你的光环。”
记得有一日我的中国胃突然发作，跑到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湘水山庄”，点了一大碗正宗常德米粉大快朵颐。正吃得满头大汗涕泗横流之间，隔壁桌几位中国客人的声音飘了过来。
那个××，去了某银行。
啊，我还没想好找什么工作呢。
跟××一样去做社工吧，哈哈。
社工？那是什么？
就是在社区里做些发大米的事，像咱们的居委会大妈。
真的不要说年轻人狂妄无知，这是什么年代，信息实在不闭塞。十几年前我这第一代社工刚毕业，行业尚未在中国落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这些，可谓闻所未闻的先进服务模式，老百姓不知道很正常。可如今已有五十万人在此岗位工作，如此闭门造车，真是让人如坐针毡。
在联合国实习的时候，不止一名同事满脸疑惑地问我：社会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出身一流学府，走遍世界，见识委实不少，甚至还有本校前辈，其教学楼与本学院只有一街之隔，竟也对此门学科不明就里。
联合国开发署每周要开一次电话会议，与全世界几百家民间组织协同推广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这十七项目标，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追求，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消除赤贫和饥饿，到进阶需要如优质教育、健康，以及气候变化。可是，从来没有社工机构拨入过这条热线。
当我连SDG的英文全称都说不顺溜的时候，Roxanne，一名来自智利山区的二十岁女孩，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来到纽约。她告诉我，几位没上过大学的女孩仅用白纸和铅笔，这最古老的文明工具，采访了三千多位智利农民，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在我的课堂上，专门服务边缘弱势人群的社工学院里，鲜见有人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只有一两名教授参加过关于SDG的研讨会，压根儿没人知道公众投票这回事。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是SDG的使命，可是站在社工背后的那些人，流浪儿童、未成年母亲、独身老人，以及游走在社会边缘无法走进阳光里的人，他们最终因为我们的平庸和懦弱被落下了。
不敢与现实交手的理想就像博物馆里的兵刃，须得放在玻璃箱里防尘除湿，它渐渐不再锋利，不再是真正的武器。远离红尘，也同时断绝了空气和阳光，一颗种子并不能成为一株挺拔的树。
十年前那位英语差劲的大学生，今天我会告诉他，努力让自己成为没有学历也能站着生存的人吧。要改变世界，先要拥有能爬到食物链顶端的本事。
家长们总是说，希望孩子的一生快乐就好，别的都不重要。这愿望实际比当上总统还难。有什么快乐能够持续超过一天？
有人会说也许国外有呢。国外多自由，人们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现实却是当你踏上新大陆以后，才发现帮别人除蟑螂都要考执照。
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地方，只有自由而没有竞争。
揉进许多没有代价的幸福的童年橡皮泥，已被岁月渐渐风干，而成为一座夜半时分用以缅怀的塑像。我把它仔细包裹好，放进街角的邮筒，寄给五十年以后的自己。
至于眼下，在这个游戏中我们远未完美，仍需要开动脑筋才能赢得比赛。
不常见面的爸爸
和同事一起出差，睡觉前聊些闲天。她说：“办公室某某，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我们要多包容些。”
我笑笑：“嗯。”
人力资源部的主管与我谈及一位大龄单身的女职员：“很有可能是单亲家庭，因此择偶有些包袱。”
我也笑笑：“这样啊。”
还有不太熟的朋友私下打听我的情况：“是不是单亲妈妈？怎能活得如此自在？”
跟我讨论单亲家庭的同事们，觉得我是个“正常人”，因为看起来挺开朗，眼睛一望见底，而没有那种因儿时不愉快而产生的隐约的阴郁。悄悄关心我的朋友，却又觉得我不太正常，对于婚姻之稳固与地久天长，我似乎不那么在乎，甚至还有点儿不相信。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妈妈把离婚这件事对身边所有的人保密，逢人问起只说孩子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她觉得这是她的失败，没有能力留住自己的丈夫，又害怕我在学校遭人议论，被人看不起，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在妈妈看来，“离婚”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不仅是她要背一辈子的耻辱，也是我头顶挥之不去的乌云。我无法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得到父母双方的资源去开拓一条平坦的远大前程，未来的男友和婆家兴许会不满意这残缺的出身，从而导致一段良缘就此告吹。
可是并没有。我从来不曾自卑，也没有受过排挤，长大以后，取向照旧，一直高高兴兴地谈着恋爱，然后一时头脑发热地结了婚。我是“破碎环境”里长大但仍然快乐的孩子，虽然不笃信婚姻，可还是愉快地做了某人十年的太太，暂时还没有跳槽的打算。
是运气好吗？现在想来，也许不。是因为妈妈当年不服输，不肯让我矮人一头，所以拼命把我笼在她的羽翼之下，让我感觉不到外面已经天翻地覆，所以才有今天的天真和浪漫吧。又或许是岁月渐长，让我对于婚姻有了新的理解吧。
父亲节那天，坐在爸爸的车里听着电台广播，女DJ深情地说：“我们曾经仰望和依赖的父亲，今天需要我们的陪伴。”我望着前排驾驶座的背影，觉得这话做作得很：父亲节才陪伴，是不是太形式主义了啊。
我和爸爸只是碰巧今天见了面，上次见面是六个月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是最频繁的了。对父亲这个人，很久以前我已经接受了他的退出。他不曾管过我的生活，多年来连一通寒暄的电话也少，陪伴和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我并不曾想是爸爸的缘故导致我再也过不了以前那样的好日子。出门没车了，坐公交也行；不能去美国读高中，大学拿了奖学金再去就好了。父母并不欠我什么，也没什么是非做不可。有吃有穿，就算不得吃苦。虽对爸爸没有怨言，却也无从亲热。我们曾经一度断了联系，大学毕业那天，爸爸没有打电话来祝贺，他每年过生日，做女儿的我也无声无息。
“无论如何，他还是你的父亲。”二十岁那年在旧金山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寄宿家庭的女主人一起站在厨房里洗碗，她这样对我说。
“他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对此我不怪也不恨，难道这样还不够吗？”我盯着厨房的瓷砖地板。
直到我生了孩子，爸爸破天荒来探望月子，每天买活鸡回家给我煲汤下奶，晚上就在书房熬夜看球，我才发现，父女俩天性原来如此相近，都是率性随意，不事正经，只喜顽皮享乐。我自此开始带孩子们回家过年，第一次向他抱怨丈夫冷漠不管小孩，他听完了就问：“夫妻生活怎么样？”
渐渐，我们成为不常见面的酒肉朋友。
我当然知道，是这个人，曾经让妈妈心碎，使我的生活动荡不安。我当然记得，初三那年自己躲在门后偷看妈妈焦头烂额地打电话托人找工作，而每次别人请妈妈吃饭，她一定会把最好的菜原封不动打包带回来给我吃。可是至今，爸爸并未对我说过对不起。
但今天，这已不妨碍我们聊聊夫妻生活。
因为曾经执念于give and take有付出才有回报的我，在自己做了母亲以后发现，对于至亲，除了不可强加任何义务，还可以更有想象力一点。
比如更多地忘却过去，放弃计算得失，看开这一段因果。
虽然是一个不常见面的父亲，不能为妈妈挡风遮雨，宽解孤单，不会挽着我走进结婚礼堂，未来大抵也不会留给我什么遗产，但仍然可以觉得，偶尔在一起吃次饭心里很高兴。
获得了这样的自由。
离婚没有原罪，自己人生中的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早已离开的父母。
做了这样的解脱。
因此无法同情那位工作表现不佳的同僚，你只是还不够努力。成长在单亲家庭而对婚姻望而却步的女性，望你早日摆脱那所谓“正常人”DNA的伪科学，你的家庭，是完完全全另一回事。
竭尽全力，然后坦然面对。每一次自暗夜里熬过来的开阔，已经包含了命运对幸存者额外的奖励。
背对命运
九月以后，纽约狠狠地热了一阵子。伴着一场暴雨，一夜间凉了下来，总算可以把高高扎起的马尾巴散下来。这时才发现早前剪短的头发已经落到了肩头。它连同略微变圆的面孔和衣袖上的一小块茄酱印渍，一起被悄悄忽略掉了很久。这天晚上吃过饭，妈妈坐在孩子们身旁一起学英语。忽然她抬起头来说：“这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
正在洗碗的我停下来，环顾四周，她和孩子们挤在一张小小的布沙发里，旁边一块餐桌一片茶几，既是孩子们画画的地方，也是我读书的地方。想起我的卧室里只有床榻和写字台。
以前回家，在家门口总能听到儿子从房里传来的呼喊：“妈妈你来一下！”如今他再也不叫唤了，因为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一眼就能望到头，这还叫作luxury apartment（豪华公寓）。战前老屋隔音不好，被人戏称邻居打电话能听见话筒那头的声音。薄薄的门板外孩子们喧哗不止，让我渐渐戒掉了周末的懒觉。
纽约晚上时常下雨，不急不慢的雨，下一整夜。
曼哈顿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能安下家的地方。来纽约的第一个月，儿子陪我去买家具，奋力推着比他高出一个头的购物车。买菜的时候，面粉撒在我的裤子上，女儿立刻蹲下身去用小手轻轻掸掉。在外面看房子看了一天，两个孩子疲惫地坐在地铁里睡着，两颗小脑袋抵在一起。下车后，我妈妈不忍心，背着小姑娘走回家。
即使经济复苏，生活依然咄咄逼人。纽约客们都被迫加速前进，只为了在这里生存下来。虽然也有不少人在工作日的上午到中央公园里慢跑，但仍然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挂着忧患。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泽西城才更像美国：平静、缓慢、干净，没有呼啸而过的yellow cab和坑坑洼洼的脏水塘。
很多纽约中产阶级因为不堪拥挤和压力搬离都市，让如今的曼哈顿成为贫穷的劳工和富商巨贾聚集的空心城市。
而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简单的三餐和几件行李。站在水槽旁望着他们，我问自己，这样可以成为“最幸福”的两年吗？
“你想回深圳吗？”我问。
儿子环住我的脖子嘻嘻地笑：“不要，我想和妈妈在一起呀！”
他俩喜欢曼哈顿，因为家里第一次有了高低床。我可没孩子们这么轻松。林书豪曾经说，你一旦进了哈佛，他们就会照顾好你。哥大的学生从没有这种幸运。纽约的每一个角落弥漫的都是同一种味道：成功。而在晨边高地，成功则是每个学生必须兑现的承诺。大部分美国学校毕业要求是平均每学期四门课，而在哥大，五门甚至六门必修课是司空见惯的。很多学生因此时常拜访校园的心理诊所，却没多少人抽空抬起头，看看诊所所在的建筑John Jay Hall。那是为纪念哥大校友、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一任首席大法官John Jay而建。
因为，这些只是给游客们看看罢了。Once Columbian, Forever Columbian，二百六十年的荣誉，只给予能够到达终点的人。
如今一条新鲜蹄髈带给我的愉快远远超越当季服装，这是与过去大不同了。只因凭我这平庸智力，应付学业同时照顾老幼已需竭尽全力。周六总要带着妈妈和孩子们在城中探索演出与游乐的场地，周日则总在东亚图书馆的窗边与书本、论文相伴。为使这副肉身继续坚持，还需再牺牲些睡眠时间在健身房锻炼。
唯有短短几天春假，可成为繁忙生活的逗号。那个时候，学校空无一人，校园里只有蓝天、绿影，和教堂的钟声。广场上的喷泉随着春天的到来重新开启，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池子里，和耳机里的舒伯特《F小调幻想曲》交织在一起。
我喜欢坐在台阶上，晒一小会儿太阳，稍息片刻。
他们说，这是何苦呢，明明眼前有条坦途，却要纵身跳进这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是吧，对于刚逃离本科生活，一心向往约会游乐的年轻同学们来说，这求学生活实在煎熬。可在我，却是享受的。我享受上五门课，享受熬夜赶作业，也享受图书馆里坐得腰酸腿疼的时刻——宝贵的资料太多了，缺本可以跨越地球免费寄过来，电子数据库无比强大，几乎全世界所有文章都能找到。我每天以十倍于过往的强度刷新着知识体系，亦以十倍的速度重建着自我的内在世界，这火烫的炉子，用来铸炼头脑再适合不过。
午休时坐在草地上拿出温热的便当，里面总是变着花样放着我爱吃的几个菜，那是妈妈的手艺。这个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吃着饭的熊猫。
几个月前他摔断了腿，急诊医生说要马上住院。他听到以后的第一句话是：“能不能给我太太也安排一个床？”
送我们走那天，他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口，什么也没说。
他每天努力做着骨折后的康复训练，在空荡荡的家里走来走去。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踏进好几年不曾造访的电影院，通电话时总是告诉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那是我背对的生活里唯一想要回头的牵挂。
每每念及此处，我也不免歉疚自问，这般孜孜不倦地做下去的心念究竟是什么，让人充满斗志的源头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简单的心念发生在蒙昧的时刻，也许童年就已埋下了种子。无论父母严加管束还是放任自流，家财万贯或一贫如洗，这股生命力都不会停歇。我为什么活着？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种问题在它面前将支离破碎。它发自于内在，外部世界不能左右，就像激流一般，不因在黑暗中而停歇，也不因在阳光下沸腾。
这就是你的雄心。
公寓的窗外，雨越下越大了，似乎有些雨点飘到脸上。漆黑的天空看不到月亮星辰。屋里微波炉上幽幽亮着绿色的时间。它看起来不属于此刻，有着永恒的意味。
再·见
长沙是我的故乡。父母离婚后我跟着妈妈去了广州，可是每年暑假开始的第一个晚上，妈妈都会为我买张卧铺票，把我送上火车，睡个摇摇晃晃的觉，次日清早六点就到了家。爷爷、奶奶、爸爸三个人，每年都在站台上等我，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在这里念完了小学的头四年，还记得学校的对面是省委，旁边是阿波罗商城，商城一楼有好吃的油炸鸡翅膀。放学路上偶尔会遇见一辆熟悉的黑色皇冠车停下来，窗子后面露出司机徐伯伯笑呵呵的脸，问我要不要坐顺风车回家。
我的家在湖南省政府大院东边的一栋四层小楼里，客厅朝南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墨山水画，是祖父的好友、画家曾晓浒二十年前的馈赠。我的房间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书柜第二层放着那本我曾经偷窥过无数次的《废都》。这个自我出生就有的大院里的熟食摊、门诊部和理发店，如今还在营业。以前每个暑假，我都要提着冰桶去机关冰室买十支绿豆冰棒，后来那里被改成了洗车场，没了那股冷飕飕甜丝丝的气味儿。楼下站岗的武警近几年换成了保安，还记得从前有一名姓舒的武警，常陪大院里的孩子们打雪仗，他那拗口的名字让人记忆犹新：舒叔叔！舒叔叔！
我是个幸运的人，抽到了一根好签，不是最好，而是刚好。刚刚好的家境，既不大贵，也不市井。作为女儿身，获得了恰到好处的教养。允许犯错，允许放弃，也可以不完美。这刚刚好的幸运使我的人生不曾逆流而上，也无需咬紧牙关。
但年岁渐长，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想和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那么一切都是可预期的。你会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想创业但为了孩子选择放弃；四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告诉年轻人什么叫作成功；五十五岁每天都会在朋友圈转发一条养生小窍门；七十五岁你的口头禅是只要身体好什么都好。从今以后还是每天忙得团团转，不过是原地打转，你脚下这块地板逐渐转出了一个深深的窟窿，你就像那只仰头看天的青蛙，这也是可预期的。
而我比较喜欢开放式的结局。
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信那天是二月二十八号。之所以记得这么精确，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来自星星的你》大结局了。熬夜看剧的我挣扎起来瞅了一眼手机，就重新沉浸在挥别都敏俊的深深哀痛之中。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小五岁蓄着齐刘海像毛绒玩具一样可爱的韩星，这一离奇事件本身，实在很值得荒废一切去庆祝。
去哥大其实不只为读书。毕业十年了，一切的领悟都来自人和事的磨炼之中，明白了最珍贵的知识只在不进则退的现实世界里，而当今先进的学习手段已经让学校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场所。当然，也不仅为常春藤的厉害学历，况且邂逅王力宏已经为时已晚。我只是觉得在自在懒散的加州和斯文体面的新英格兰胡混过以后，该去五花八门的纽约开开眼界。
我喜欢美国，这里亲切而冷漠、昂扬又理智，自由主义的味道跟麻辣火锅一样让人愉快，这里总让人有一种一无所有但却又异常富有的奇特感受。
哥大与中国渊源深远，而且馆藏丰富，在这段时间里，我打算多多实习，多多做事，也想多在图书馆念两本正经书，写点文章。隔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端详祖国，即便没什么贡献，也能有所反省。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不上不下夹在中间，常常束手无策，垂头丧气，便这样“躲”进故纸堆里去。与每天真刀真枪过日子的人相比，我不仅不能称为上进励志，反而感到惭愧。
但是直面渺小的自我却仍能富有勇气，却是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功课。
面对自己的焦虑、懦弱与恐惧，对过去的自己说，我现在一切还好，不必担心。
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力量。
不为挥别，而为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