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清明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中国境内民族大多有清明或类似清明的祭祖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祀是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祭祖仍为民俗生活中的大事。
清明起源
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惟有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古称八风之一，它温暖清爽，在和煦的春风之下，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
汉魏以前清明主要指自然节气，它是与农事活动密切关联的一般节令。后世成为清明重要节俗内容的祭祀活动，此时由另一民俗节日承载，这就是寒食节。寒食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禁火冷食、墓祭及巫术性游戏等构成寒食节俗的特殊景观。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民间渐将寒食节的节俗内容与清明合而为一。
清明虽然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源头，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名为“尸”的神主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时期，墓祭风气渐浓，据《孟子》记述的一则笑话说，在齐国有一个无所事事又颇好脸面的穷人，其人外出，常常醉饱归家，声称自己有诸多富贵朋友，对妻妾颐指气使，其妻生疑暗地跟踪，发现丈夫并不是出入于富贵之家，而是乞讨于墓地之间。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以酒食在墓区祭拜先人的习俗。但这种习俗似乎还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家，对于身份低微、财力薄弱的庶民阶层来说，并不普遍。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扩大，人们因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念日益增强，人们对于祖先魂魄托寄的坟墓愈加重视，上墓祭扫之风转盛，如严延年不远千里从京师“还归东海扫墓地”。
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从礼经的记载看，古代并没有春季上墓祭扫的例规，但唐时已成风气。据《旧唐书·玄宗纪》载，唐玄宗鉴于士庶之家无不寒食上墓祭扫，于是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朝廷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清明前的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的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唐人已将寒食清明并称，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描写寒食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与许京兆书》中描述，每至清明，“田野道路，士女遍满，卑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置于自己名下，如蹴鞠、秋千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的娱乐，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清明地位逊于寒食的话，那么宋朝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除禁火冷食仍为寒食特有的外，清明已承担了许多原属于寒食的节俗功能。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说，北宋时人们在清明这天都要祭拜扫墓。至于扫墓的目的和具体仪式，宋代也有人专门说明。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说，人们“到郊外去上坟扫墓的目的是为了尽自己对祖先的思念之情和敬仰之心”。扫墓作为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延续下来，直至明清时期，风气更盛。
清明时节莺飞草长，风和日丽，在屋子里被闷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人们，正好可以走出户外，探春踏青，呼吸一点春的气息。宋代天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以恢弘而细腻的神来之笔，描绘了清明时节人们上坟踏青归来后逍遥自在的场景。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一书中，更详细记载了南宋临安城（今杭州）清明时节人们踏青春游的热闹情景。
进入清代，清明节仍是流行于广大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据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说，清代的北京，清明节一到；“倾城男女”纷纷扶老携幼，去往四郊扫墓祭祖。富裕的人家，往往还要用盒子装上准备好的酒菜烧纸，乘车坐轿前往。到了墓地，人们要修整坟墓，往坟头上添点土等。祭扫完之后，人们就在坟前将随身携带的各种纸莺放飞，互相比试各家风筝制作和放飞水平的高低。这一天，还流行摘柳树枝佩戴的习俗，所以，踏青外出的人们人人都要往身上挂点柳枝。明清时期，寒食基本消亡，春季大节除新年外惟有清明了。
祭祖扫墓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一到清明，人们就忙着上坟祭扫，湖北民谚有“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上祖坟”。无论城郊还是乡村，清明祭祖扫墓都显得出奇的热闹，古代帝王宫廷祭扫陵墓的声势与排场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百姓也是提篮担盒、携纸将烛，竞上墓地。祭扫的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当天，在前三天，后四天的范围内均可。民间有“清明朝祖，前三后四”之说。这样的习俗规定显然为人们提供了时间选择上的便利，特别对城市居民来说，不必拥护在清明当日的出城人流之中。
上坟祭扫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挂纸烧钱；一是培修坟墓。唐代以前已有烧钱祭亡的习俗，但因寒食期间禁火，墓祭亦不能火化纸钱，人们将纸钱插、挂在墓地或墓树之上，有的压在坟头，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费用。这种因禁火而改变的祭祀习俗在当时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唐代诗人王建的《寒食行》中有“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民间习惯一经形成，就往往成为一种特定的民俗传统，它在后世已不禁火的环境下仍然流传，挂钱成为清明墓祭的特色之一。随着寒食禁火习俗的松懈，清明祭墓的流行，在清明墓祭中，人们不再忌讳烧纸钱，再说清明本来就是钻取新火的日子，“神前新火一炉香”，自然有它的灵应。烧纸钱与挂纸钱的习俗并存。
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是清明扫墓的又一活动。在雨水到来前的春季，人们借清明祭祀的时机，对坟墓进行清整，既保全了先人，又尽了孝心。唐人就很在意这种习俗行为，王建诗中有云：“但有陇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由墓上有无新土可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在。现在某些乡村仍以清明祭墓活动的有无作为家族是否绵延的标识，民间有“有后人，挂清明，无后人，一光坟”的说法。民间也有一套自发形成的习俗压力，“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俗谚，正是对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人的告诫。
清明祭祖除扫墓的“山头祭”外，后世还有祠堂祭，称为“庙祭”。庙祭是宗族的共同聚会，有的地方径直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在祭祖仪式结束后，族长主持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最后会聚饮食。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团聚宗族，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周礼·大宗伯》中就有所谓的“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诗经·公刘》所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后世祭祖费用一般由专门祭田田租开支，祭田为祖业族产。
清明处在生气旺盛的时节，也是阴气衰退的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挂青的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祖先在坟墓里安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子孙的兴旺又能保证祖先的安宁与香火的延续，这是一种“互惠关系”。这样，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乡里庐墓。
春游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探春、寻春。古时以农历三月三日为踏青节。是日，人们纷纷出城采蓬叶，备牲醴纸爆竹，为土地神庆寿行祭礼。后来，由于清明扫墓，正值春光明媚，草木返青，田野一片灿烂芬芳。扫墓者往往“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圃，列坐尽醉”，由单纯的祭祀活动演化为同时游春访胜的踏青。
清明时节的户外运动其原始的意义在于顺应时气，是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万物萌生，人们以主动的姿态顺应、进而促进时气的流行。踏青、秋千、拔河、放风筝、斗蛋等大都是有助于阳气发散的活动。当代山东仍有这种古俗的传承，清明儿童在村外踏青时，有的用柳条做成口哨吹，有的仰脸大口呼气，以泄内火。
清明踏青，最早的源头应是古之游春习俗。《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谈论志向的一段对话。当孔子问到曾皙的志向时，曾皙回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的话，说明上古之民早就有季春三月野浴、踏青的愿望和习俗。后来的清明踏青，应该说是发源于上古而又继承古上巳节祓禊遗风的结果。
西汉时，武帝在清明赐宴群臣于曲江，倾都人士于江头置亭游赏。唐朝至清明节，长安妇女郊野春游，遇名花便在草地上设下张张座位，并将红裙挂在树枝上，作为举行野餐的帷幔。踏青可陶冶人的情志，使人心旷神怡。提到踏青，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代诗人崔护清明日游城南庄之事。崔护清明游春到城南，因口渴而得村女之杯水。第二年清明，崔护又来城南庄，可那女子却因思念崔护而死，于是崔护写了《游城南》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今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堪当趣事。
宋代的时候，围绕扫墓、踏青形成大型的娱乐活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清明之娱乐时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临安清明节俗时说：“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肪，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宋人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汴京汴河两岸的景物以及清明人们游乐的情景。画面人物多达五万五千人，牲畜五十多头，船二十多艘，车轿二十多乘，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行各业集于游市，充分反映了清明日踏青娱乐的情景。
明代的清明踏青，有些就是扫墓之后接着游春的。明人刘洞、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说：“清明来到，是日签柳，游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游。”
踏青习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插柳与戴柳。
戴柳插柳
插柳戴柳，是古时候清明节期间一项与踏青、扫墓相联系的风俗活动。插柳，或插于房檐，或插于轿乘，或插于儿童的衣襟；戴柳，或戴于妇女头上，或把柳枝做成圈戴于头上。有的地方，还有把柳芽掺人面中做饼吃的习俗。
插柳戴柳之俗可能与柳树的强大生命力有关。柳树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随便插在哪里，随便插在什么地方，它都能成活下来并生长得很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觉得柳树有灵，再加上柳枝柔软便于插戴，所以形成插柳戴柳之俗。据唐代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中宗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带之可免虿毒。”《唐书·李适传》也有“细柳圈辟病”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戴柳始于唐代。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清明》中说：“至清明戴柳青，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子渭水之隅，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
唐代以后，插柳戴柳之风盛行。据《五代史·后周序》记载，江淮地方寒食日家家杨柳插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子推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榻”；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凡官民不论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也记载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锢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明代的时候，插柳戴柳之风仍盛，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物略·春场》记述了清明踏青，游人也要“簪柳”的风俗。
清代相沿了唐宋以来清明插柳、戴柳的遗风，直至民国。如《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浙江杭州一些地方，“清明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人家插柳满檐，青青可爱。男女亦咸戴之，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谚”；安徽一些地方“清明日，家家门插新柳，俗意谓可祛疫鬼。挂纸钱于墓树，谓之赆野鬼”；湖南一些地方清明日也是“各家门户，必插杨柳一枝”。
正因为清明节有插柳戴柳之俗，所以有些地方清明日有卖杨柳之俗。据清代顾禄的《清嘉录》记载，江苏吴地一带“清明日，满街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谚语“檐前插柳青，农夫体望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吴地的“妇女结杨柳球戴鬓畔，云红颜不老”，也促进了卖杨柳之风。
荡秋千
清明节是春天的一个重要的游艺性节日，打秋千就是其中一项主要的游戏。秋千起源很早，南北朝时期即已盛行。
据古书记载秋千原来是春秋时北方一个古老部族山戎的发明，后来齐桓公北伐山戌时，带回了这种游戏，于是秋千便在我国中原地区逐渐流传开来。这是有关秋千来源的一种传统说法。
在云南拉祜族中，也流传着一种有关秋千起源的传说，颇具神话色彩。从前每逢过年，村村寨寨都要竖起木架，将猪吊起来宰杀。猪对自己的这种命运极为不满，心想：“为什么我就该被人吊起来，难道我就该杀吗？”它愤愤不平地跑到天神那里告状，要求每年也把人吊起来一次，让人也尝尝这种滋味。天神听了猪的诉说，觉得有理，便下令人类每年也必须照样把自己吊起来一次，以示惩罚。这下可把人难坏了，不吊吧，违抗天神旨意，罪更大；吊吧，人怎么能像猪一样呢？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有个聪明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能既不违反天神命令，又不失人的尊严。他在广场上竖起一个高高的木架，用两根绳索吊起一块木板，人可以站在上面，也可以坐在上面。天神派员来巡视，看到人已执行了自己的命令，便也不再追究了。从此，拉祜族便有了过年荡秋千的习俗。
秋千在南北朝时传到了我国长江流域，成为每年寒食清明前后的一种游戏，从此相沿成俗。南朝梁人宗憬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立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到唐代，清明节前后荡秋千的风俗更为流行。唐玄宗李隆基是个出名的爱玩乐的皇帝，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年到寒食节，皇宫中都要竖起许多秋千架，让嫔妃宫女们尽情玩乐。宫女们身穿彩衣，随秋千凌空上下，宛若仙女从天而降。唐玄宗看得入迷，称之为“半仙之戏”。
清明节打秋千，主角主要是女孩子，秋千上的女孩仿佛手持彩练当空而舞的窈窕仙子，在空中留下一道道潇洒优美的弧线。秋千这个舞台使随风起舞的女孩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成为一件魅力飞扬的艺术品。“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低。”女孩的天生丽质，就在众人的赞叹、艳羡、欣赏的目光中，像花儿一样灿烂开放。这生命初绽的美丽肯定会让所有在场的怀春男儿一见钟情，一朝惊艳，永世难忘，多少浪漫和哀艳的故事，就是在秋千架下结下的孽缘。
明代李祯在《剪灯余话·秋千会记》中就描写了一段秋千姻缘。元宣徽院使孛罗家住北京积水潭，屋后有杏园。每年春天，家中女眷就在杏园打秋千游戏，谓之“秋千会”。有一个叫拜住的公子骑马经过园外，听到墙内欢声笑语，探身张望，被一美艳女子吸引，窥望良久，后被看园的发现，仓皇而走。公子回家就犯了相思病，其母只好谴媒人到宣徽府求婚。宣徽倒也通情达理，命公子以秋千为题，《菩萨蛮》为调，赋词一阕。公子吟曰：“红绳画板柔荑指，东风燕子双飞起。夸俊与争高，更将裙系牢。……”宣徽赏识其才，遂将女儿许配给他。
放风筝
风筝，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发明。最早的风筝是用木头做的，叫“木鸢”。据《韩非子》记载，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思想家墨子就曾做过“木鸢”。墨子早年做过木匠，传说赫赫有名的木匠祖师鲁班就是他的学生。《墨子·鲁问篇》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即公输般，亦即鲁班）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用竹木做成的鸟，乘风飞上天空，能三天不降落。《淮南子·齐俗》也记载：“鲁班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墨子和鲁班制作的“木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
楚汉相争垓下决战时，韩信令工匠赶制了一只大风筝，让一身轻之人坐于其上，入夜来到楚营上空，唱起了凄凉婉转的楚歌。长年征战，远离家乡，此时又身陷重围的楚军，听到凄婉的楚歌，不禁应声唱和，黯然神伤，四面楚歌唱散了军心，最后楚军一败涂地，一代霸王项羽也自刎乌江，留下一段千古憾事。
大约在西汉时期，木鸢改用竹子和丝绸来制作，后又改用纸张。于是，“木鸢”也就改名叫了“纸鸢”。纸鸢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风鸢、纸鹞、风鹞、风禽、鹞子，等等。现在我国南方还有许多地方把风筝称为“鹞子”。
纸鸢最初常常被用做军事工具。据高承所著《事物纪原》记载，公元190年，汉将韩信攻敌城时，便用纸鸢测定距离。梁武帝时，侯景围攻台城，有人做纸鸢携带文书放出告急。
到唐代，国泰民安，各种民间游艺有了很大的发展，纸鸢也就更多地用于娱乐。纸鸢是在什么时候改名为“风筝”的呢？据明代陈沂在《询刍录》里说：五代时李邮在宫中做纸鸢玩耍，他在纸鸢头上安了个竹笛，风吹竹笛，声如筝鸣，所以叫“风筝”。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梁朝的《高祖记》和唐代的《田悦传》等古籍中，“风筝”这个词就屡屡出现。唐代高骄曾做《风筝》诗：
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
这首诗不但描写了当时人们在夜间放风筝的兴致，而且表明当时风筝上已装有琴弦。
宋代时，民间游戏风筝逐渐风行，已有专营风筝的买卖人出现。明清之际，是风筝的鼎盛时期。相传明代著名剧作家梁辰渔善扎风筝，尤其以扎制凤凰风筝闻名于世。有一次他用彩绸扎的凤凰风筝送上天空后，有百十只不同种类的鸟雀围绕翻飞，如百鸟朝凤。
到了清代，放风筝更为盛行，每年清明前后，不少老翁和儿童以竞放风筝为乐。曹雪芹写的《南鹞北鸢考工记》，记载了十几种风筝的扎、糊、绘、放的工艺，该书让后来的风筝制作者大开眼界。
风筝的妙处在于既能在近处观赏，又能放到空中在远处赏玩。近处看画面彩绘，远处观形象造型，画面和骨架密切配合，形象逼真，趣味盎然。
祭蚕神
在江浙一带的农村，清明节除了祭祖、踏青之外，还有祭蚕神的习俗。道教称蚕神为“玄名真人”所化，据说，灵宝天尊悯人间苦乐不均，衣无所得，乃命玄名真人化身为蚕蛾，教民养蚕织衣，村民感德，立祠奉祭。
每年除夕清明均有祭蚕神的习俗，蚕神的具体名称民间有多种说法。蚕乡历史上曾信奉过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称“嫘祖娘娘”，但在民间，人们对此印象却并不深。比较多的地方信奉马头娘，又称蚕花娘娘、蚕丝仙姑、蚕皇老太、马鸣（亦作明）王菩萨。其形象为一古代女子骑在马上，手捧一盘茧子（也有的为一女子戴马头披马皮手捧茧子）。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马头娘，今佛寺中亦有塑像，妇饰而乘马，称马鸣王菩萨，乡人多拜之。”“女化蚕”是我国关于蚕起源的最古老神话，始传于《山海经》，完整形成于《搜神记》。《搜神记》作者干宝为海盐人，故“女化蚕”故事在当地流传最广，旧时民间信仰最盛，在地方文献中记述甚多。清李兆《蚕妇诗》云：“村南少妇理新妆，女伴相携过上方，要卜今年蚕事好，来朝先祭马头娘”。有的地方（如乌镇一带）信奉蚕花太子。有的地方信奉三姑，三姑系从神话中的紫姑衍变而来。紫姑见于元代王祯《农书》，三姑的神像多为三个女子共骑一马。各县以蚕花五圣作为蚕神的乡村颇多，蚕花五圣为男性，其形象有三眼六手，中间一眼为纵目，是蜀地（四川）蚕丛氏青衣神的神话流传蜕变而成，海宁、海盐一带常见供奉。实际上蚕花五圣与马头娘，蚕农常混为一谈。清人汪日桢《湖蚕述》转引《吴兴蚕书》中的一段话指出：“湖俗佞神，不知神之所属，但事祈祷；不知享祀之道，借以报本，非所以祈福免祸也。或曰：蚕月人力辛勤，正须劳以酒食，屡借祠神以享余。是亦一道也。”名为精神寄托，实为变相的例行慰劳。祭蚕神时，各地蚕乡都要插蚕烛，供酒饭，由年长妇女合掌默默祈祷，以求蚕花利市。
最初蚕乡对蚕神的祭祀十分频繁，如《湖州府志》所述，孵蚕蚁，蚕眠，出火，上山，缫丝，每道生产程序都要祭祀一番。不过，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这些祭祀习俗渐趋简化，到了近代则已演变为每年主要有两次了。一次在清明前后，蚕蚁孵出的那天，蚕农在家中设马头娘神位，将蚕蚁供在神位前，点燃无气味的香，供三牲祭祀叩拜，称为“祭蚕神”。另一次则在做丝完毕以后（或采茧后），将新丝（或新茧）陈列于神位前，供三牲香烛，祭祀叩拜，称为“谢蚕神”。乡间还常有专设的小庙，供马头娘塑像（或画像），称为“蚕神庙”。蚕乡女子，无论老幼，在祭蚕神，谢蚕神以及一般的烧香拜佛时，头上总要插一朵用红花彩纸做成的纸花，叫做“蚕花”，以示对蚕神的虔诚。
清明食俗
清明前一日（一说前二日）为寒食节。在这个节日里有吃“寒具”的风俗。
寒具，历代叫法不一。《齐民要术》中称“细环饼”，《本草纲目》中又叫“捻头”。从文献记载的制法来看，就是馓子、麻花一类的食品。这类食品不仅存放时间较长，适宜冷食，而且具有油香酥脆的特点。《齐民要术》里称赞它“入口即碎，脆如凌雪”。它的确是寒食禁火之日的绝妙食品。随着岁月的推移，馓子、麻花一类食品已经越出节食食品的范围，发展为四季皆宜的面点。
醴酪是一种以麦芽糖调制的杏仁麦粥。一直到隋唐时，都还是寒食节的主要食品。
《荆楚岁时记》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邺中记》也说：“寒食三日作醴酪。”
宋朝的清明节，除了街市上所卖的稠饧、麦糕、乳酪、乳饼等现成的食品之外，家中也自制一种燕子形的面食，称为“枣锢飞燕”，据说是从前用来祭拜介子推的祭品。明朝人还会留下一部分的枣锢飞燕，到了立夏，用油煎给家中的孩童吃，据说吃了以后不得蛀牙。
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卷十五引《零陵总记》记载了另一种寒食节食品“青精饭”：“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饭，石饥饭。”寒食清明染青饭的习俗似乎在南方较为流行。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四十三就提到寒食节时吃的“青团子”。这种青团子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舂合而成，馅料则多为枣泥或豆沙。放入蒸笼之前，先以新芦叶垫底，蒸热后色泽翠绿可爱，又带有芦叶的清香，是很受欢迎的清明节食品。
这些清明节的节食都有一共同特色，就是皆可冷食。顾禄的《清嘉录》卷三按语中说：“今俗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所记的“寒食佳品”有香椿芽拌面筋、嫩柳叶拌豆腐，也都是凉拌菜。就连后来在闽粤流行的清明节薄饼也都是以冷食为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寒食的习俗已经势微，它的精神仍保留在清明的食俗上，历久不衰。
清代，清明节的饮食，也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来清明节寒食的传统特点。同时，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并不完全拘泥于寒食，而是也要热食一些应季食物。
如东北地区，家家户户都要在清明节前多备一些面饼等凉的熟食品，以待清明节时寒食之用。苏杭等地则盛行清明节吃青团和红藕两种冷食的习俗。四川成都一带，人们习惯用米粉做成团，用线串起来，在清明这天拿到欢喜庵前来卖，称之为“欢喜团”。有诗赞曰：“欢喜庵前欢喜团，村郊买食百忧宽。”可见，它是如何受人欢迎和怀恋。北京的寒食佳品，除了香椿芽拌面筋，嫩柳叶拌豆腐等，还有人采集天坛附近的一种龙须菜，洗净后生吃。这些食品，既有浓浓的时令特点，又有节日寒食的古朴气氛，所以十分受人喜爱。史料记载，当时人对这些冷菜，大都称许有加，赞不绝口。
寒食之外，南北各地的人们还要热食一些应季的鲜活食品。据清代苏杭名士徐达源《吴门竹枝词》说：“相传百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祭先。熟食安能通气臭，家家烧笋又烹鲜。”可见，此时的苏州人早已突破了旧时寒食禁火的局限，吃起了热火烧制的春暖上市鲜竹笋和活鱼来了。北方的节日餐桌，也同样不甘往昔的冷清，小葱炒面条鱼、芦笋脍鳝花等热食，都已成为富裕人家的节日佳肴。
端午
端午依托夏至时间节点，传承着古老的年节习俗，在汉魏六朝时融汇南北民众对五月的时间感受，并接纳了屈原沉江的传说，发展为一个全民性的民族大节日。正是由于社会上下层民众对端午节俗的共同重视，才保证了她传承千年的生命活力。
端午起源
端午作为五月五日的节名，始于魏晋时期。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有如下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端午本是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的午月午日，后人们用数字记时体制取代干支记时体制，以重五取代重午，但仍保持着端午之名。
唐代以前“端五”、“端午”混称；唐玄宗李隆基生于八月初五，为避讳，以后便正式将“端五”改为“端午”。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颇多。现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西汉《大戴礼记》有五月五日浴兰汤，即以兰草汤沐浴的记载，可见端午节的某些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有了。叙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的《穆天子传》，也早已有了关于龙舟的记载。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称五月五日是春秋吴国伍子胥遇难日，伍子胥死后变成涛神，民间于是有了驾舟竟渡迎涛神的习俗。此外，东汉蔡邕《琴操》和晋代陆《邺中记》称端午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晋代虞预《会稽典录》称端午是为纪念浙江上虞少女曹娥。流传影响最广的，认为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最早的记载可见南朝时梁朝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和南朝时梁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实际上是后人附会于端午节的一则优美传说，但这也反映了我国历代人民对于屈原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据《史记》记载，屈原当时是楚国的大臣，他很有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器重，但是也因此引起了同僚中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嫉妒，他们在楚怀王以及后来的继位者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昏庸的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最后受到奸臣的离间将屈原放逐。屈原悲愤满腔，落拓于江湖，最终在写下了绝笔《怀沙》后，怀抱大石投入汨罗江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楚国也在屈原死后的数十年被秦国所灭。
屈原的自尽震惊了楚国，百姓们非常悲伤，纷纷前往江边凭吊屈原。渔夫们竞赛似的来回在江上打捞屈原的尸体，这就是以后赛龙舟的风俗的由来。有一位渔夫还拿出准备好的粽子、鸡蛋往江中丢去，这些都是给鱼虾吃的，鱼虾吃饱后就不会去咬噬屈原的尸体，吃粽子的习俗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还有一位老医师向江中倒入一坛雄黄酒，想要迷晕蛟龙，不让蛟龙伤害屈原。传说没过多久，水面上果真浮起一只晕了的蛟龙，龙须上面还挑着一片屈原的衣襟。人们愤怒了，大家把蛟龙拉上岸，抽其筋，还把龙筋缠绕在小孩的手上和脖子上。
古代迷信称农历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日。所以端午节又有佩香袋、缠五色丝、挂蒲剑、饮雄黄酒、带老虎肚兜等风俗。届时，姑娘们多在衣襟上佩挂五色香袋、香袋里装的是雄黄、苍术、甘松、白芷、细辛、丁香和香草等配成的香料粉，可以驱虫排毒。据《荆楚岁时记》载，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丝线，系于臂上或挂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后汉书·礼仪志》上说可“以止恶气”。端午时，人们还将菖蒲采来剪成宝剑形，挂在屋檐下，将艾草挂在门楣上，据说这样可禳毒气，鬼也不敢进门了。有些地方还以芸豆荷包和五彩丝络成的小粽子、蒜头挂在儿童胸前，大人饮雄黄酒，在屋角洒雄黄水，并将其水涂抹在儿童面颊上，或用菖蒲、艾草煮水，用来沐浴，这些都是为了消毒杀菌、防疫去病、驱除毒虫、保人安康。
龙舟竞渡
端午赛龙舟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水上竞技活动。在有些地区它又称“划龙船”或“龙舟竟渡”。
赛龙舟“起于越王勾践”。春秋末期，勾践和吴国打仗，曾经战败被俘。他在吴忍辱负重三年，终于赢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而归国。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恨。而在雪耻过程中，他五月五成立的水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这种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人们效仿他，以五月五这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几种关于龙舟竞渡起源的说法。一说是纪念屈原，二说是纪念吴国大将伍子胥。吴、越都处江南水乡，河湖交错，民间习惯以舟代车，都很有条件形成竞渡之俗。
隋朝的龙舟竞渡已变为“竞渡之戏”，并有“棹歌乱响，喧振水陆”，岸上“观者如云”，可见是一种竞渡的比赛。
所谓龙舟者，首尾具龙形长可三、五丈，狭长如苇，舵窄仅容二人对坐，底尖。轻巧便捷，滑行如飞。各船有十余人分两排同向坐，各执短桨，如百足虫。船尾一人执梢，指挥进退。船上另有三人，一执旗，一击鼓，一敲锣，以助赛威。赛前，有祭龙头的仪式。丘桓兴《中国民俗采英录》里有详细介绍：“随着一串串鞭炮声，一队头扎白头巾，身穿白衣白裤的桡手，由扛龙头的‘头桡’和捧着香烛、鞭炮、供品的舵手领着，擎着船旗，打着锣鼓，扛着桡桨进祠来了。这是邻村‘白龙’船的。他们把用香樟木雕制的龙头摆在供桌上，便毕恭毕敬地朝屈原神像叩头礼拜。待主祭人将一条红绸布系上龙头，头桡扛起龙头，跑至江边，连人带龙头一块跳进江中洗澡，其他桡手也跟着在江里洗澡，然后才把龙头安于船头。据说，祭过屈原，又给龙头洗了澡，龙舟竞渡便能平平安安了。而洗过‘端午澡’的桡手们，也可托屈原的福，消灾祛病了。随后，‘赤龙’、‘青龙’、‘金龙’……各船一一进祠，朝庙祭龙头”。
竞渡的风俗在诗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现，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红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为一千多年前的龙舟竞渡作了生动描绘，热闹的场面和紧张的气氛跃然纸上。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首《竞渡曲》记叙了在沅江州刺史主持下的一次赛龙舟的活动。胜者欢欣，败者沮丧。赛后女子在水中嬉戏，与岸边彩旗相映生辉，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生趣。
今天，赛龙舟作为一项有益的体育活动，几乎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特别是在农村，人们对赛龙舟夺锦标更是十分重视，他们说：“宁愿荒废一年田，不愿输掉一年船。”据说，夺锦归来，不仅会使村名大振，而且还会带来丰收与幸福。龙舟竞渡风俗不改，但其活动的意义却完全不同了！
端午传说
在民间关于龙舟竞渡习俗的来历，还与这样两位历史人物有关。
其一是伍子胥，伍子胥名员，原是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投奔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十分感激吴国，对吴王忠心耿耿。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又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太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但皮革所裹尸体随波逐流而不沉，时人惊骇，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民间传说伍子胥死后，天帝怜他竭尽忠心却遭冤死，便封他为钱塘江的潮神。《曹娥碑》上说：“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江南一带的人们，怜悯伍子胥的冤屈，在每年五月五日他尸首投入江中的日子，都要划龙船迎接潮神。
其二便是曹娥。曹娥事见《后汉书·列女传》、《会稽典录》。《会稽典录》上记载：“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曹娥是东汉时期上虞人，有名的孝女。曹娥的父亲溺死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痛哭。过了十七天，到了五月五日依旧不见其父尸首，也投江自尽。几天后村人赫然发现，曹娥抱着其父，两人尸首一同浮出水面。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为之立碑，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并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竞渡以为纪念。
腊八
“腊”是古代的一种祭礼，即一年辛勤耕作，喜获丰收，至年底举行的一种对自然界风调雨顺的答谢祭。在中国古代，先民多在十二月腊祭先祖百神，所以十二月称腊月。后来这个腊祭的日子就选定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即称腊八。到了南北朝时代，腊八就成为祭祀节日了。
腊八节主要是供献天帝、祭祀神灵、祭奠祖先、祭鬼禳灾等，后来又增加了“赤豆打鬼”和吃“腊八粥”等食俗。
腊八节的规定可能与当时佛教的传播和信仰有关。相传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称“佛成道节”。佛在成道前曾苦行六年，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来一牧羊女供给饭食，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后来各大佛寺在腊八时做粥馈赠四方善男信女。传到民间，平民百姓也加以效法，用各色杂粮做腊八粥，并逐渐成为习俗。
另外，中国民间“赤豆打鬼”的传说讲的是共工的儿子死后变成了撒播瘟疫的鬼，这个鬼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赤豆，故有“腊八赤豆打鬼”之说。腊八粥多以豆煮就与此有关。
今天的腊八节，人们仍喜欢吃腊八粥，多用黄米、江米、小米以及各种豆类、杏仁、瓜子、花生、松子等熬成，乃至出现了“八宝粥”这样的风味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