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在民居建筑方面，汉族民居分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汉族之外，其他各民族的住宅形式也各有特色，呈现繁复多样的面貌。
住宅是人类基本生存要件之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居的木构架形式，远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开始萌芽。在以后的几千年，经过各民族的不断努力，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住宅建筑形式。这些住宅建筑形式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却都是历代先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人类住宅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中国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在这些自然条件各不相同的地区内，人们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发展出适合当地的居住形式。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肥沃的黄土层既厚且松，能用简陋的工具从事耕作，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发展农业，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当时这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而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人们选择靠近水源的平坦台地，搭建房屋作为栖身之所。
根据考古资料，当时母系氏族社会的房屋有许多种形式，有的是半地穴式，也就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浅土坑，利用坑壁做墙，然后在坑口搭建屋顶；有的则是全部在地上建造。但无论哪一种，墙壁都很矮，最高的也不过一米左右。墙芯是木棍草绳编扎的篱笆，然后在篱笆两侧抹黄泥。墙壁的上部向外倾斜，上面接着屋顶。有趣的是，房屋的门并不是开在矮墙上的，而是开在屋顶上，其原因是墙太矮，所以只能如此。学者称这种有趣的民居造型为“鼓腹外倾”。由于当时的房子十分低矮，只有中间的部位因为屋顶较高，人可以在里面直起腰来，而在房屋其他地方活动，则都要弓腰。房屋的平面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都很狭小，只能容纳三四人居住。如果房屋较大，里面还设置若干柱子支撑较大的屋顶。
当时一般的村落里有几座大房子，四周则是许多座小房子。大房子的边长约十几米，入口处还有一个长约四五米、带有人字形屋顶的信道。大房子是男性、婚龄前的女性和超过生育期的女性集体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也是族群祭祀神明的地方。大房子的中心是火塘，也是族群的大食堂。小房子则分配给婚龄妇女每人一座，每到晚上，小房子的女主人便会叫她的意中男子前来同居。小房子的门都朝向中央的大房子，以方便族群之间的联系。
原始住宅使用柱子是住宅技术的一大进步。黄河流域的住宅从半穴居阶段的承重木柱开始，柱子的功能不断分工，逐渐演化出了檐柱、墙柱、中柱等；梁也逐渐演化出了横梁、斜梁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期的住宅，室内已经有两个类似山墙形状的梁架，这就是后来三开间民居的雏形。
商代的民居虽然还部分保留了半地穴式住宅的特点，但随着木工工具的发展，人们已经用版筑的方法夯制土墙，因此，民居建筑的高度也随之增加，住起来也较为舒适。当时室内铺席，人们坐于席上，而且已经有了床、案等家具。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又发明了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人们还建起了有门、有塾、有院、有堂的院落型住宅。
汉代是住宅形式比较繁多的一个朝代。住宅屋顶的形式更加多样，楼层也越来越高，木结构的形式也更加复杂。当时的住宅已经有了回廊、阳台，附属建筑包括功能各不相同的车房、马厩、库房、牲口房、奴婢住房等。甚至还有为防御而设置的坞堡，为观赏而修建的园林。汉代的这种高楼式住宅到后来反而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地震容易倒塌，二是森林不断被砍伐，建筑木料越来越不容易取得。
唐、宋、元、明、清几代，中国的院落式民居已经定型。过去的皇家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譬如明代《舆服志四·室屋制度》就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祠堂”；“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木共，饰彩色。”尽管在历史上，有不少高官、富商、地主并不遵守这些规定，但这些规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居形式的发展。
总之，民居是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民居坐落于旧时的城市或乡村之中，其形制是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紧密联系的。研究中国传统民居，就离不开这些文化背景。中国民居之所以像久酿的陈醪，越品越香，就是因为民居的内涵不是通过简单的测量和绘制平面、立面、剖面图就可以将其完全捕捉到的。和官式建筑相比，民居的结构十分简单；和欧洲的洋房相比，中国民居也显得过于古朴。但是这丝毫都不影响中国民居的文化价值。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所综合形成的复杂的民风、民俗，正是构成民居文化的深厚基础。
原始民居
距今约7000～5000年前，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由于从事农业生产，定居下来，从而出现了房舍和聚落。已发掘的聚落遗址多位于黄河两岸阶梯状台地上，或者在两河交汇处比较高亢平坦的地方。这些地方由于地势高，没有泛滥之患，而且土地肥沃，近河，有利于农业、牧畜、渔猎，交通也很方便，所以分布于沿河地区的聚落相当密集，例如：在阳谷县发现了多处仰韶文化遗址，随后在东阿、茌平、济阳等县均有发现。
聚落有着与氏族公社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布局，一般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等部分。聚落的面积一般在3万米2—5万米2，最大的达数10万米。
聚落的布局，充分反映了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说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体性质和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集中的大面积的公共墓地，除了反映氏族制度之外，还表明当时存在着原始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灵魂不死，企望在另一个世界中团聚于一处。
当时的房屋，就构造技术来说，已是在长期定居条件下积累了相当经验的结果。所用于木料加工的工具，有石刀、石斧、石锛、石凿等。由此可知当时采伐木料和施工技术所达到的水平。
仰韶文化的宅舍，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方形，一种是圆形。方形的多为浅穴，内转角成弧形。这种浅穴通常在黄土地面上挖成50～60厘米深的浅穴。门口有斜阶通至室内地面。阶道上部可能搭有简单的人字形屋顶。浅穴的四周壁体内，紧密而整齐地排列着木柱，用编织和排扎的方法相结合，构成壁体支撑屋顶的边缘部分。宅舍的中部，又以四柱作为构架的骨干，支持着屋顶。屋顶形式可能用四角攒尖顶，也很可能在攒尖顶上部，利用内部柱子建采光和出烟的二面坡屋顶。柱穴内的土质，多数经过打实，并在周围用泥圈固定柱的下部。壁体和屋顶铺敷草泥土或草。室内地面用草泥土铺平压实。
圆形房屋一般建造在地面上，直径约4～6米。周围密排较细的木柱，柱与柱之间也用编织方法构成壁体。室内一般有2～6根较大的柱子。屋顶形状可能在圆锥形之上，结合内部柱子，再建造一个两面坡式的小屋顶。
黄河下游地区，在进入龙山文化之前已存着大汶口文化。据《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记载：“大汶口墓群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在原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内，存在着一个时代比它更早的原始文化，即大汶口。”
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龙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以后，氏族聚落在原有基础上又有发展。分布得更为广泛，更为密集。在民居的平面布置上和构造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般来说，龙山文化的居住遗址，多数为圆形平面的半地穴式房屋。室内多为白灰面的墙面，早期遗址有大有小，平面形状并不限于圆形。但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多是圆形平面，直径约为4米左右。室内地面稍低，在草泥土上涂白灰面，中央有一个圆形的灶，有的南面伸出一段白灰面，显然是进门的过道。如与仰韶文化的民居相比较，这时多数房屋的面积有所缩小，大体上是跟一夫一妻制个体小家庭生活的需要相适应的。
1975年和1980年分别在茌平县的尚庄和南陈庄发现了两处山东龙山文化居住遗址。
尚庄位于茌平县城西2千米处，北距翟庄0.5千米，地势平坦，居于黄河冲积平原。遗址坐落在尚庄村东的一块隆起的土岗上。房屋呈圆形，中部微凹，直径4.25～4.3米，门向东，方向130°，漫坡式门道，坡度17°，门道长约175米，宽1.5米。房基系用草拌泥铺垫六层，每层厚4～6厘米，表面抹一层0.15～0.2厘米的白灰面层，平整光滑。居住面上有一层不整齐的草拌泥土块，厚约4厘米，可能是屋顶或墙壁塌陷的敷料。因此，房屋很可能是土坯墙建筑。
南陈庄遗址位于茌平县城东南郝集乡南陈庄以西，距县城7.5千米，原为两个南北相连的山丘，因农民长年取土，平整土地，二丘已被削平，地面到处散布着商周和龙山文化的陶片。
先秦民居
夏朝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中心在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以及山东的西部。根据文献，夏朝已开始使用铜器，建有大量的民居，并且有规则地使用土地，同时修建了城郭和宫室、台榭，以供奢侈享乐。
商朝的民居，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后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木构房屋。根据考古发掘，当时建造工具已有青铜制的斧、凿、钻、铲等。在山东地区发现有锯骨料的铜锯，并发现若干方形、长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平面的穴居，以土阶升降，穴内壁面有些不加修整，有些用木棒打平，有些涂有草泥。根据刻有占卜记事的甲骨，文字数目已达4000以上。从一些有关房屋的字如“宅”、“宫”等，可以推测当时房屋下部有些在地面上建台基，有些使用干阑式构造。
根据甲骨文和青铜器物，知道当时室内铺席，人们坐于席上，家具则有床、案、俎和置酒器的“禁”。此外，在陵墓内发现用白石雕琢的鸟兽，背后有凹槽，可能是某种器物的座子。还有在木料上雕有以虎为题材的云纹浮雕，表面涂朱，木料虽已腐朽，花纹和朱色却清楚地压在泥土上。不难想象，当时室内的陈设已经相当华丽，房屋也有某些雕饰。
春秋、战国时期，房屋建造已很发达。根据《考工记》记载，周朝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线，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曲阜是春秋时代的鲁国都城。当时鲁国已有东西二宫。鲁国的宗庙则前堂称大庙，中央有重檐的大室屋，后部还有房屋，现存的孔庙仍基本沿袭春秋时代的格局。
根据《礼记》所记载礼节，春秋时代，士大夫的宅第已大体判明宅第前部有门。门是面阔三间的房屋，中央明间为门，左右次间为垫，门内有院。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见宾客、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堂的左右有东西厢，堂后有寝卧室，都包括于一座房屋内。堂与门的平面布置，一直沿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变。现存的孔府大门及平面布置与其相仿，只不过其规模有所扩大而已。
这时的生活习惯，仍席地跪坐，但席下垫以筵，据《考工记》所载，筵应是宫室房屋计算面积的基本单位的一种。家具类型除商朝已有的几种以外，又有凭靠的几和屏风、衣架等，几也是计算室内面积的基本单位。
春秋时代出现了有名的建筑匠师鲁班。鲁班，鲁国人，曾创造攻城的云梯和磨粉的皑，又相传发明过木作工具，为人所崇敬，所以被后代奉为建筑工匠的祖师。
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叶，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日趋繁荣，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如齐临淄，是当时人口较多和工商糜集的大城市。
秦汉民居
秦汉时期的民居，根据墓葬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明器陶屋和各处文献记载，其规模较小的宅舍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屋门开在房屋一面的当中，或偏在一旁。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采用木构架结构。墙壁用夯土筑造。窗的形式有方形、横长方形、圆形多种。房屋多采用悬山式顶或囤顶。有的宅舍规模稍大，无论平面是一字形还是曲尺形，是平房还是楼房，都以墙垣构成一个院落。也有三合式与日字形平面的宅舍。后者有前后两个院落，而中央一排房屋较高大，正中有楼高起，其余次要房屋都比较矮，构成主次分明的外观。此外，明器中还有坞堡，是东汉地方豪强割据在房屋上的反映。
规模更大的宅舍，其布局分为左右两部分。右侧有门、堂，是宅舍的主要部分，左侧是附属房屋。右侧外部有装置栅栏的大门，门内又分为前后两个庭院，绕以木构的回廊，后院一般多为面阔三间的单檐房屋，往往用插在柱内的斗拱承托前檐，即为晋左思《吴都赋》所记载的“雕栾镂屘，青锁丹楹”，屘即曲木开，指曲木共，这种结构做法一直流传于后来的民居中。梁多是抬梁式结构。左侧一般也分为前后二院，都各有回廊环绕。院内多盛植花木。这种宅舍，一般多为当时官宦、乡绅和富商的宅舍。
贵族的大型宅第，外有正门，屋顶中央高，两侧低，其旁设小门，便于出入。大门内又有中门，它和正门都可通行车马。门旁还有附属房间可以居留宾客，称为门庑。院内以前堂为其主要房屋。堂后以墙、门分隔内外，门内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饮食歌乐的后堂的。这种布局是自春秋时代的前堂后室扩展而成。除了这些主要房屋以外，还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以及奴婢的住处等附属房屋。
在民居艺术方面，从石阙、石祠、砖石墓室、明器、画像砖石和铜器等方面，大致可以看出当时豪华和一般房屋的形象。中国建筑所特有的斗拱，从西周初期到战国时代，在若干铜器的装饰图案中可证明柱上已有栌斗。到了汉朝，斗拱不仅见于西汉文献，还见于东汉的石阙、崖墓和明器、画像砖的建筑中。这时的斗拱既用于承托屋檐，也用于承托平坐。它的结构功能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房屋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
东汉房屋的细部处理，台基表面主要在夯土台的外侧用砖或砖石混合的方法面，台基上的房屋各间面阔大致相等，但也有的明间较宽。间的数目有奇数也有偶数，如祠庙中有以柱分为双开间的。柱的形状有八角形、圆形、方形和长方形四种。八角柱的柱础形状如倒置的栌斗，柱身短而肥，具有显著的收分，其上置栌斗，而墓表与崖墓中的柱，有在柱身表面刻束竹纹和凹槽纹的。如山东沂南古画像石墓的八角柱和山东安丘汉墓的八角柱及柱础。房屋转角处往往每面各用方柱一个，各承受一方面的梁架，这是后代房屋所少见的。据朱鲔祠雕刻所示，这时梁架已使用叉手。
在装饰方面，已发现战国时代的瓦当有20余种不同的花纹。其中有用文字作装饰图案的，其他装饰文样的图案都相当秀丽，线条也趋于流畅。这种倾向到汉朝更为显著。汉朝房屋所用的花纹题材大量增加，大致可分为人物文样、几何文样、植物文样和动物文样四种。人物文样包括历史事迹、神话和社会生活等；几何文样有绳纹、齿纹、三角纹、菱形纹、波形纹等；植物文样的卷草、莲花较普遍，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绳纹、卷草纹和沂南石墓石刻的垂幛纹和齿形纹；动物文样有龙、凤、蟠螭等。这些文样以彩绘与雕、铸等方式应用于地砖、梁、柱、斗拱、门窗、墙壁、天花板和屋顶等处。雕刻手法也较丰富：石马、石虎等是先雕出简单生动的圆雕轮廓，再以浅浮雕和线刻表现细部；野人抱熊等雕刻中，把形象轮廓四周凿去一圈，形成斜面，造成浮雕效果，和后代的“压地隐起”的手法近似。在一般石墓雕刻中，有的只在光滑表面上留出所表现的形象，其余空隙部分凿低一层，或凿成几何形粗糙纹路，以增强衬地的效果；也有把上述两种手法结合使用，在留出的形象上再加线刻、压地隐起等手法。
色彩方面，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加以发展，如柱涂丹色；斗拱、天花施彩绘；墙壁界以青紫或绘有壁画；官署则用黄色；雕花的地砖和屋顶瓦件等也因材施色。总之，汉朝的房屋已经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做各种构件的装饰，达到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以后中国传统民居的传统手法之一。
魏晋南北朝民居
北魏和东魏时期，根据砖刻资料，贵族宅第的正门已出现庑殿式的屋顶和鸱尾，围墙上有成排的直棂窗，墙内建有围绕着庭院的走廊。当时有不少贵族官宦宅舍为寺，不难想像这些宅舍是由若干大型厅堂和庭院回廊所组成的。不过当时鸱尾原仅用于宫殿，对宅舍来说，不经特许是不得使用的。从雕刻中又可以看出，有些房屋在室内地面布席而坐，也有在台基上施短柱与枋，很像用此两者构成木架，再于其上铺板与席。墙上多数装设直棂窗，悬挂竹帘与帷幕。
在这个时期，自然式风景园林有很大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宅第后部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或重岩复岭，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新风尚对当时园林和苑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时期的室内家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了很大的发展。如睡眠的床已增高，上面还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即后来发展为罗汉床，如历城县展村翟宅的罗汉床就是这种床演变发展的结果。起居用的榻已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既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摺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摺多牒式。此外，东汉末年传入的少数民族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型圆凳等。这些新家具对当时人们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席地而坐习惯的前奏。
这个时期宅舍的技术、艺术成就缺乏充分的证物，但从文献、雕刻和壁画中，可以看出在大型宅第的组合中，回廊盛行一时，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特点。而木结构形成的风格，大体来说，房屋构件在两汉的传统上更为多样化，不但创造若干新构件，而且它们的形象也朝着比较柔和精丽的方向发展，如台基外侧已有砖砌的散水。柱础出现复盆和莲瓣两种新形式，如定陶县陈集镇谷宅的莲瓣柱础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遗物。在室内，多数用复斗式藻井。斗八藻井见于敦煌彩画中。天花除方格与长方格平崁外，还有用长方形平崁构成人字形顶棚的。根据壁画，当时房屋的天花和藻井绘有五彩缤纷的彩画。莲花是南北朝时期房屋上最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头和柱础的装饰，柱身中段也用莲花作成“束莲柱”。连续不断的枝条两侧岔出弯卷枝叶的卷草纹，从汉朝到南北朝继续使用，在这基础上发展为唐朝盛行的卷草。
从南北朝的雕刻和壁画中，可以看到各种装饰的处理手法和风格不断在发展。概括地来说，房屋和装饰的风格，最初是茁壮、粗犷，微带稚气，到北魏末年以后，呈现出雄浑而带巧丽、刚劲而带柔和的倾向。
隋唐民居
隋、唐、五代时期的宅舍没有留下实物。根据文献所述的贵族宅第，只能从雕刻和绘画中得到一些旁证。贵族宅第的大门有些采用乌头门形式。宅内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但也有房屋位置不完全对称的，但是用回廊组成庭院则仍然一致。至于乡村宅舍见于《展子虔游春图》中，不用回廊而以房屋围绕，构成平面狭长的四合院；此外，还有木篱茅屋的三合院，布局比较紧凑，与上述廊院式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图画所描写的宅舍多数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无疑地，这是当时宅舍房屋中比较普遍的布局方法。孔府是在唐代以后建的，宋仁宗宝元年间，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是比较典型的以中轴线为主的总体格局。
这时期贵族官僚，不仅继承南北朝传统，在宅舍后部或宅旁掘池造山、建造山池院或较大的园林，还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营建别墅。
这个时期的房屋用料，包括土、石、砖、瓦、木、竹、铜、铁、石灰、琉璃、矿物颜料和油漆等等，这些材料的应用技术都已达到成熟的程度。
根据初唐的壁画，栌斗上已出跳水平木共。盛唐时期则有“双抄双下昂”出跳的斗棋。补间铺作在初唐时期多用人字形木共，到盛唐出现了“驼峰”，并且在驼峰上置二跳水平木共承托檐端，由此可见，斗木共结构至迟产生于盛唐时期。由于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在结构上机能不同，繁简各异，主要和次要的作用十分明确，再加上开间较窄，柱身较矮与斗木共雄大，出檐深远等，因而成为构成唐朝简洁雄浑的建筑风格的因素之一。
根据壁画所示，自南北朝以来在梁上置人字形叉手承载脊檩的方式，在唐朝仍然使用，可是后代房屋建筑中已没有这种做法了。
唐代盛行直棂窗，而在初唐时期，乌头门的门扉上部也装有较短的直棂，据唐末绘画所示，这时的木鬲扇已分为上、中、下三部，而上部较高，装直棂，便于采纳光线。后来又发展为龟锦纹窗棂和花纹繁密的球纹。室内墙壁上往往绘有壁画，天花有平阁与斗八藻井，形制都很简洁，但藻井彩画花纹有过于稠密之感。这时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对于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在屋顶形式方面，重要房屋多用庑殿顶，其次是歇山顶与攒尖顶，极为重要的房屋则用重檐。其中歇山顶的形制、收山较大，山花部分向内凹入很深，下部博脊也随之凹入，上部施博风板及悬鱼。在组群建筑中则往往将各种不同形式的屋顶组合为主次分明而又相当复杂华丽的形象。
文样的使用，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很流畅而挺秀。此外，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
总的来说，唐朝的城市布局和房屋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在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使房屋建筑与绘画、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与提高，创造出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
宋元民居
宋代的民居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构造和艺术造型上已趋向于规范化。但在乡村的宅舍还比较简陋，有些是墙身很矮的茅屋，有些是以茅屋和瓦屋相结合，构成一组房屋。城镇的小型宅舍多使用长方形平面，梁架、栏杆、棂格、悬鱼、惹草等具有朴素而灵活的形体。屋顶多用悬山或歇山顶，除草葺与瓦葺外，山面的两厦和正面的庇檐则多用竹蓬或在屋顶上加建天窗。转角屋顶往往将两面正脊延长，构成十字相交的两个气窗。稍大的宅舍，外建门屋，内部采取四合院形式。有些院内莳花植树，美化环境。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所绘宅舍多处都有大门、东西厢房，而主要部分是前厅、穿廊、后寝所构成的工字屋，除后寝用茅屋外，其余覆以瓦顶。另有少数较大宅舍则在大门内建照壁，前堂左右附以夹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大中富户宅舍生活情况，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明、清时期的民居风格。蒲松龄故居始于明代，可以说这种风格是明代的代表宅舍，宋代民居的延续。
贵族官宦的宅第，在外部建乌头门或门屋，而后者中央一间往往用“断砌造”，以便车马出入。院落周围为了增加居住面积，多以廊屋代替回廊，因而四合院的功能与形象发生了变化。这种宅舍的布局仍然沿用汉以来前堂后寝的传统模式，但在接待宾客和日常起居的厅室与后部卧房之间，用穿廊连成丁字形、工字形或王字形平面，而堂、寝的两侧并有耳房或偏院。除宅第外，宋朝的官署居住部分也采取同样布局方式。房屋的形式多是悬山式，饰以脊兽和走兽。北宋时期，虽然规定除官宦宅第以外，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以及彩绘梁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但事实上有些地富商甲并不完全遵守。
宋朝私家园林随着地区的不同，具有若干不同风格。北方园林，一般规模较大，具有别墅性质，引水凿池，盛植花卉竹木，虽累土为山而很少叠石，且仅建少数厅堂亭榭，错落于山池林木之间，整个园林富于自然风趣，同时这时期园林利用自然环境，采用借景的手法也是一个重要特点。而一些宅园，则规模都比较小，且借用江南造园的手法，在布局上是“值景而造”。同时园中建筑较多，盛植牡丹、芍药，并且叠石造山，引水开池，竞为奇峰、峭壁、涧谷、阴洞等，都是江南园林的特点。赏石之风到宋朝更为普遍，往往庭院中置一二块玲珑透漏的太湖石以供玩赏。不少文人、画家参预园林的设计工作，因而园林与文学、山水画的结合更加密切，形成了中国园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后来明清两代园林的基本风格和叠石、理水以及大量建筑用于园中等手法，就是在这种造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十笏园的宅园虽始于明代，但其庭园的手法与风格与此完全吻合。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陆续传入的垂足而坐的起坐方式和适应这种方式的桌、椅、凳等，到两宋时期，历时已达千年，终于完全改变了商周以来的跪坐习惯及其有关家具等。这时期桌、椅等日用家具在民间已十分普遍，同时还衍化出很多新品种，像圆形和方形的高几、琴桌与床上小炕桌等。
在房屋的技术与艺术方面，由于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和房屋功能及社会意识的改变，互为因果地促进宋朝艺术风格朝着柔和、绚丽的方向发展。从唐代遗留下来的房屋与宋代木构房屋相比较，这种发展的趋向是十分明显的。
辽代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简朴、浑厚、雄壮的风格。在整体和各部分的比例上，斗拱雄大硕健，檐出深远，屋顶坡度低缓，曲线刚劲有力。细部手法简洁朴实，雕饰较少。这就使辽、宋房屋有迥然不同的形象。
与南宋约略同时的金是辽和北宋建筑的继承者，因而在建筑艺术上，揉合了宋、辽建筑的特点。在外形比例上，开间比例已成为长方形，柱身很高，斗拱用材大体与北宋相同，出檐也很远，屋檐曲线雄劲有力，但由于开间和柱、枋、斗拱的比例不同，总的风格也自然与唐、辽不同。
这时期的建筑装饰绚丽而多彩。如栏杆花纹已从过去的勾片造发展为各种复杂的几何文样的栏板。室内“彻上露明造”的梁架、斗拱、虚柱（垂莲柱）以及具有各种棂格的格子门、落地长窗、阑槛钓窗等，既是房屋功能、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又发挥了装饰作用。其中门窗的棂格花纹除常见的之外，在金代的房屋中，常有构图富丽的三角纹、古钱纹、球纹等窗棂雕饰。室内天花使用平崁的较少，而各种形式的平崁和藻井的数量则有所增加，其构图和色彩也极为富丽。这时期的小木作不仅雕刻精美，而且富于变化。彩画方面，继承了唐代遗风，在梁枋底部和天花板上画有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图案。颜色以朱红、丹黄为主，间以青绿。北宋彩画随着房屋等级的差别，有五彩遍装、青绿彩画和土朱刷饰三类。其中梁额彩画由“如意头”和枋心构成，并盛行退晕和对晕的手法，使彩画颜色的对比经过“晕”的逐渐转变不至过于强烈，在构图上也减少了写生题材、提高设计和施工的速度，适合于大量建造的要求。后来明、清二代的彩画都是由此发展而成的。
总之，由众多的实例和各种彩画中可以看到，从北宋起，民居的风格都向秀丽而绚烂的方向转变了。
明清民居
明清时期的建筑，沿着中国传统建筑道路继续向前发展，获得了不少成就，民居艺术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此时期，民居不仅得到了广泛地发展，而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宅第和中小型宅舍。如大型庄园栖霞的牟氏庄园，潍坊的十笏园，济南的万竹园，淄川的蒲松龄故居，文登的梁氏庄园和刘宅以及孔府等，都是在此时期建造的比较典型的宅第。在艺术风格上，除具有北方民居的传统风格外，还融汇着江南民居的风韵，使传统民居艺术在历史上达到最后的一个高峰。
明清时期的城乡建设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历城县、曲阜县以及德州县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在规划上，除了沿袭中国传统的棋盘式的街坊外，还根据地理环境出现放射型的城市规划。在大型村镇的建设中，不仅对街坊进行了规划，而且出现了围墙、城池、寨门，如定陶县志《创修县城记》记载：“会都郡邑必有城池门禁，已保障之，无非为民而已，城池完固虽卒然有警，则民有所恃，而可保无虞体曰，城郭沟池以为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国即为之意也。……城高二丈，有奇池深九尺，有奇围约九里许，四面有门，以砖瓮之门上有楼，楼各三间。”由此可知，当时为了防御外患，保障居民的安全，已建有城池沟壑和门禁。
由于经济繁荣，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不断增加，公益房屋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城镇。在城镇和乡村中有了较多的宗祠、祠堂、店铺、牌楼、围门和桥梁等公益房屋和设施。民居的性质也不断提高，除了一般平民宅舍外，还出现了楼房。楼房以二层居多，而三层以上则少见。在大、中型的宅第中，都有着丰富的砖、木、石装饰。这些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的情况。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中国民居的地方特色从明代起更加显著了，并开始走向程式化。明清时期的私家宅园，由于数量多，园林艺术不断发展，在明代末年出现了一部总结造园经验、由计成著的《园冶》，这部著作在中国的造园史上起了主导作用。
这时期的民居，随着民族、地区的不同，在结构、布局的风格上都产生了很大差别。面在黄河中下游民居，多采用抬梁式木构架系统的院落式宅舍。这种宅舍的布局、结构和艺术处理，由于各种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大体上与北京的四合院住宅相仿，但又由于南部与江苏省相邻，又受到江南民居艺术风格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黄河中下游民居是以北京民居为主导，并融和了江南民居的特点，特别是在细部装饰上，如苏式彩画、江南的云墙、花街铺地以及各种漏窗等都具有江南民居的特色，而为江南民居之特殊构造的“轩”也偶而有出现。
在技术与艺术方面，从宋到元代虽然建造了不少精美的砖塔，唐、宋时期还用砖包砌城垣、铺街道，可是元代的城垣，大多是土筑的。到了明代，砖的生产大量增加，民居房屋很多都用砖瓦，而且大部分县城以及村镇的围墙都加砌砖面，成为雄厚的砖城。
许多地方的民间房屋虽然在发展上也和官式建筑一样趋于标准化、定型化，但由于地区和民族不同，各地区的民居有相当大的差别，还由于各地民间房屋都在自己的基础上得到成熟的发展，所以明清时期中国民居的地方特色更加显著起来。北方民居创造出融大江南北为一体的独特风格。
在民居的艺术方面，明清两代由于斗木共的比例大大地缩小了，出檐的深度减少了，柱的比例细长了，柱的生起、侧脚和卷杀不再采用了，梁枋的比例沉重了，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了，因而呈现着比较沉重、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这与唐、末房屋发生很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民间的其他房屋和园林，在空间组织、房屋造型、细部装饰、利用地方材料和设计施工方法等方面仍有很多新的创造和发展，同时由于南北的交流与融汇，在室内装修上，结合室内空间把江南民居中各种轻巧秀丽的“轩”也引用于北方的各种民间房屋的室内装修上。
在造型艺术方面，各地区的民居创作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尤其经过南北的交流后，出现了一批新风格的新民居，为丰富中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增添了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