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曾想约束宦官，对大臣讲：“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只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则耳目蔽；若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驮之以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朱元璋还铸铁牌子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不久，有一个侍奉皇帝很长时间的老宦官，偶语及政事，太祖太怒，立即将他赶回乡下去。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皇帝无法事必躬亲，有些事还得靠身边的亲信宦官去办。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真实心态。朱元璋有一外甥叫李文忠，他礼贤下士，养了不少门客。一天，他对舅舅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立即大怒：“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尽杀门客，李文忠也不得善终。
明成祖出兵讨建文帝时，许多宦官投奔到成祖朱棣部下。待明成祖即位后，一方面封赏在靖难之役中有功的内官，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朕一遵太祖制，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而实际上，明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等权，均从明成祖开始。
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以后沿袭为中谒者、中常侍、中尉等。明太祖时有监正、监副、监丞之类的，到明成祖时则改“监正”为“太监”，从名称上就高升了一步。明人对此改曾发议论：“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
明代宦官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10万人，从明初的“不得干预政事”，发展到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威福远达宫门之外，渗透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成为在皇权卵翼下一股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下面分别记叙明代宦官在各个领域的罪恶行径。
明代宦官与政治
明代宦官分为二十四个衙门，而首席衙门就是司礼监。朱元璋将朝廷内外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后，很快就感到应付不了那么多的奏章，因此又设立了内阁大学士，协理政务。朱元璋、朱棣父子还能够亲自批示奏疏，阁臣仅为参谋、顾问。到宣宗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原因是每朝开国君主都是勤政的，一两代以后，君王从小生长在深宫，精力知识均不如创业皇帝，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所以就衍化出票拟制度。《弇山堂别集》载：“至仁宗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票拟制度为宦官干政大开了方便之门。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司礼监的职权是“凡每曰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炤（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硃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这样，司礼监实际上就凌驾于内阁之上，行宰相之权了。司礼监一般有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明代声势显赫的大档，均掌管着司礼监。要照阁票批朱，不识字是不行的，所以明宣宗时设立内书堂，教习宦官识文断字，以便“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宦官们识文断字后，掌管司礼监，又因“偏旁偶讹”则“略为改正”，这就使宦官们乘机“改动阁议”了。改了以后，再不经过内阁，径自发出，所谓“旨从中下，略不与闻”。这其中的弊端可就大了。至于传宣谕旨，一般是皇帝说，由太监在旁记录下来，交给内阁缮拟。这“笔录”中，太监可以借机加入自己的意见。更有甚者，是由太监口头传达圣谕，明代宦官常常假借圣旨，其根源就在于此。一些权阉，就利用掌管司礼监之机，将皇权揽到自己手中。如刘瑾，每每趁明武宗纵情声色，玩得开心的时候，来奏请许多事，惹得武宗很不耐烦：“我用你干什么，这样来缠我！”于是刘瑾就以“遵旨行事”为名，自作主张，左右朝政，任意指责、贬斥、杖责处分官吏，并派出自己的亲信窃居各要津。魏忠贤对明熹宗也是如此。熹宗好盖小房子，自己操斧锯凿削，每当他正忙着斤斫刀削时，魏忠贤等就在旁边传奏文书，熹宗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做去，我知道了！”魏忠贤等有了这句话，就可以任意而为了。
由于司礼监太监握有这等大权，所以首先表现为能操纵内外臣工的进退，虽然位至大学士宰辅，也往往靠太监援引入阁。明代著名的大奸臣严嵩，就靠走太监之门而入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
严嵩是明世宗时内阁大学土，夏言也在内阁，为首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卖官鬻爵，事为夏言得知，欲揭发其罪行。严嵩闻知大惊，父子跑到夏言处，长跪榻下，苦苦哀求，夏言方才罢休。为了报复，严嵩勾结与夏言有仇的锦衣卫指挥使陆柄，共同诬陷夏言，终于将其害死。又一次，给事中厉汝进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贪赃受贿，严嵩立即“上书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结果厉汝进被贬云南。严嵩以重金结交诸宦官，让他们随时汇报“大内动静”，所以皇上的一举一动严嵩都预先知道，凭着这层关系，严嵩做首相达21年之久。
张居正是嘉靖时进士，穆宗时入阁。神宗10岁即位，太监冯保假传圣旨，说他与阁臣张居正、高拱同受顾命。当时冯保集司礼监、东厂大权为一身，势力越来越大。高拱对阉臣专权十分担忧，于是与张居正商议赶走冯保。张居正与冯保早就勾结，曾暗中送过许多礼物给冯保。这次又赶快派人告诉冯保，冯保即面见神宗母亲李太后，说高拱“排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李太后遂于第二天召集群臣，传两宫特旨，赶高拱回原籍闲住。张居正则得以由吏部尚书，升任尚书，兼太子太搏，代高拱为首辅，主持国事，前后当国10年。张居正曾针对明朝种种政治经济弊端，提出整饬吏治，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他勾结宦官以谋权固宠，也是不足取的。
那些不肯勾结比附宦官的阁臣宰辅，就要遭到宦官的排斥、打击。英宗时阁臣杨士奇、杨荣是四朝元老，大宦官王振竟敢逼他们退休：“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又如，宪宗朝宰辅商辂弹劾权阉汪直操纵西厂“擅作威福，贼虐善良”，并约其他阁臣一起上奏。宪宗迫于众议，只得暂罢西厂。汪直怀恨在心，不久便诬蔑商辂受贿，逼得商辂只好辞职。对阁臣、首辅如此，对待其他大臣，则更是顺者昌、逆者亡了。如景帝天顺初年，太监曹吉祥用事，一些无耻大臣多与之勾结，一个叫董兴的人，竟与曹吉祥结为亲家，冒“夺门”之功，被封为海宁伯，镇守辽东。英宗时，御史李铎见王振不下跪，就遭贬逐；驸马都尉石璟骂家中阉人，王振认为他侮辱了自己的同类，就将他构陷入狱……
明代宦官除了操纵阁臣、架空内阁、控制朝臣的任免外，还操纵厂卫。明代初建之时，朱元璋即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由皇帝直接统辖，是皇帝的私人卫队。锦衣卫下设17个所，除侍卫掌卤簿仪仗外，便专司侦察。编制为几万人。此外，还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北镇抚司专理沼狱，权势极大。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负责侦缉和刑狱。皇帝派心腹宦官主持东厂，官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负责在外面侦察缉访的役长和番役有1000多人，都是从锦衣卫挑选的“最轻黠狷巧”的人。侦察访缉范围上至官府，下至民间，遍及京师。
西厂是宪宗朝权宦汪直于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的。汪直提督厂事，人数比东厂多一倍，权势威严也在东厂之上。侦缉范围也不限于京师，各地王府边镇、各省府州县，都在它的侦察之中。内行厂是武宗朝太监刘瑾设立的侦缉宦官行动的机关，东西厂都在它的伺察之中。
厂和卫一向并称，却不是一个系统，但又都归皇帝（或司礼太监）领导指挥。实际上，司礼监、厂、锦衣卫三位一体，彼此合作，形成一股巨大的恶势力，使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笼罩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
每当朝会时，厂和卫都率领所属及校尉500名，列于奉天门下纠察百官仪表（仪礼），如有人失仪，立即上去扒下衣服帽子，拖下去痛打一顿。武宗时，刘瑾肆意擅权，诬害不少朝臣。一天，御道上发现一封揭发刘瑾罪恶的匿名信。刘瑾矫旨让百官都跪在奉天门外，不分青红皂白将300多人下狱。对待普通百姓更是横行无忌。厂卫有时逮人甚至连刑科签发的驾帖都没有，拿人命当儿戏。抓到人后，先毒打一顿。逼其认罪，成为定案，然后才送法司。法司即使知道其冤枉，也不敢改动原案，冤狱遍及国中。史书记载：“近曰伺察太密、法令太急、刑网太密……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凡文官无辜受屈者甚多”、“冤死者相属”等等。
明代宦官与经济
明代宦官在架空内阁、操纵厂卫，成为把持朝政的“真宰相”后，还将触角伸向经济领域，并逐渐控制各个经济要害部门。
1.豪占霸夺田地
宦官勾结奸民，巧取豪夺他人田地，这要从宦官管理皇庄说起。皇庄，顾名思义是皇帝直接领有的土地。明宪宗时，没收了阉宦曹吉祥大量土地归宫中所有，定名“皇庄”；到明孝宗时，畿内已有5所皇庄，占地12800顷；到明武宗时增至380多处，占地3余万顷。这些皇庄，皇帝派宦官管理。这些宦官在帮助皇帝管理皇庄、征收租税的同时，借机擅自侵吞民田，鱼肉百姓，本人也借机强占土地。据《明史·食货志》载：“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反诬民占。”《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二》载：“景太（泰）五年南京御史邹亮奏，定淮等门外城濠为太监陈公等占种莲藕禾苗，命南京户部委官勘核禁约。”可见，太监强占民田时有发生。宪宗时汪直专权，竟敢在直隶宝坻县占荒地两万多顷。明武宗朝宦官侵占民田尤为厉害，《明史》称：“正德中，奄人多夺民田为庄田”，而权阉刘瑾“修庄田”竟侵占官地50余顷，毁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民间坟冢2700余座。除京城的宦官强占民田、荒田外，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驻守宦官，也多侵占民田。成化年间，南京守备太监黄赐占沿江洲地为芦场，尽收其利，使许多沿江百姓失去田地，却还要他们负担租税。
此外，宦官还通过皇帝赏赐和百姓投献获得土地。所谓皇帝的赏赐，不过是“奉旨”侵占，明代这种滥赏土地甚多，达到“求无不获”的地步。明代苛捐杂税迫得民不聊生，一年辛劳所得，还不够交税完粮，所以只好忍痛将田地“投献”给宦官。据《明史》记载，明孝忠时的宦官李广，明世宗时的宦官韦恒、李秀等都接受过献地。
2.管制税务和盐利
征收各种赋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明代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种苛捐杂税也多起来了。明代统治者把税收做为一项重大的收入，所以十分重视，从朱元璋时就逐渐信用宦官，到明武宗正德年间，管税务的太监已遍及全国各地。
明代京师分九门，九门监税的全是宦官。每个门有10多个宦官，轮番收税，不但普通商人、百姓受其盘剥，就连进京赶考的举子、进京觐见的官员都不免，甚至发生打死人的事。万历年间，泰兴知县遭贬，患病回乡，出广渠门。管门的太监邢相等索钱才肯放行，知县无多钱，不能满足太监们的要求，遂群殴之，致使“僵仆气绝”。九门税收数额，明孝宗弘治初年岁入为665080贯（钞），钱2885130文。20年后，岁入钞715820贯，钱2054300文。宦官们中饱私囊的钱就不在其中了。
除京师九门征税外，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凡桥梁、道路、关津，没有不收税的。据《明万历实录》记载，马鞍山新城桥每车税钱5文，牲驮要税3文，挑担者2分，这座桥每曰可收税万余钱。在长江上行船，一天的水路，要过五六个税卡，从仪真到京口，仅一江之隔，也要收两次税。商业税更是名目繁多，五谷、农具、婚丧嫁娶，甚至柴米油盐等“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这些宦官税吏，还想方设法收取“太（泰）山碧霞玄君祠香钱”，后来对其他山的寺庙也都收起香钱来，可见其势力真是无孔不入。
食盐是人们每曰必需之物，消耗量极大，所以盐政的好坏，关系到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明代实行盐业官方垄断经营，明初即建起6个都转运盐使司，7个盐课提举司，还设有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宦官就干预起盐政来：“永乐十三年（1415），差御史、给事中、内官各一员，于各处闸支盐课。”明英宗、宪宗年间，都曾派出宦官参与盐政管理。于是，宦官们借参与整治盐法的机会大谋私利——奏讨盐引和贩卖私盐。盐引就是取盐的凭据，大引400斤，小引200斤。从明宪宗以后，宦官奏讨盐引，与民争利之事屡有发生。据记载，成化二年（1466），太监李崇开中辽东盐万引；过两年，尚膳监宦官潘洪又奏讨得两淮盐59000引，又赐太监陈铉10000引。尤其是宠宦梁芳，前后共讨得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这样，大量的盐利都落入宦官的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