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坛翘楚
诗人的诞生和家世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旧历正月十四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诞生在楚国一个破落了的旧贵族家里。屈原的父亲号叫作伯庸，是一位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的人，他推算这个新生婴儿的生日正是寅年（太岁逢寅，旧星历学上称摄提格）、寅月（正月）、寅日（庚寅日），而这种现象正符合于中国历法中“人生于寅”的老话，所以他对这个孩子格外看重，给他取名“正则”，意即平正的法则，其中包含“平”鹏思；取字“灵均”，意即美而平均，其中包含“原”的意思。屈原本人在他著名的代表作《离骚》的开篇，就回顾了自己的生辰和名字的由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说：“屈原者，名平。”这也说明，屈原的本名叫屈平，字原。后来，人们用惯了他的字，而他的本名“平”反而不常被后人知道了。
屈原的家乡在今天湖北省的秭归县，那里是楚国最早建国的地方。屈原的家族是楚国的贵族，他的祖先与楚王同姓，他与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专续）氏。屈原与楚王同姓，则也应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被作为他家的本姓而流传下来。
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族开始衰落下来，屈原辞作中“勿忘身之贱贫”的话就说明了这种情况。那时，屈家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战乱中成长的青年诗人
屈原诞生的时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他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屈原的祖国——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恒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拖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哀叹：“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他五国都十分迫切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与“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最终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先人所创立的光辉功业的激励，也由于成长在一个虽然家道中落但仍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家庭环境中，所以诗人从年青时代起就胸怀远大的志向，刻苦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潜心研究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立下了为祖国的振兴富强而献身的决心。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青年时代写下的优秀辞作《桔颂》中。
“桔颂”，就是对桔树的颂扬和赞美。青年诗人屈原通过对生长在自己故乡，楚国江汉流域的桔树的由衷歌颂和赞美，表达了自己对纯洁高尚品德的赞美和追求，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严以律己的精神。
屈原在《桔颂》中，还借桔树果实的“精色内白”、“纷温宜修”的特点，赞美了人世中崇高圣洁，无偏无私的美德，表达了自己誓死不与丑恶的东西同流合污的决心。屈原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向腐朽落后的势力妥协，更不与之合流的精神，也正是来源于他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
《桔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代表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诗人青年时期就具有的美好而坚定的理想和情操。
从为官到第一次被放逐
青年时代的屈原，由于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已经成为一位在文学上有着较高造诣，在政治上有真知灼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做了楚王的文学侍臣，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一起，在楚兰台宫联藻赋辞，也曾跟随楚王游猎于云梦洞庭，赋辞作歌。
大约在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屈原22岁时又被升任为左徒（徒的地位仅次于丞相），担负起协助楚王治理国家的重任。
从这时起，屈原就全力以赴地将自己振兴祖国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主要做了二方面的工作：一是整顿内政，加强法制，以求富国强兵；二是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合纵”方针，联合齐国，抗击秦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说明屈原当时受到怀王的信任，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既直接参与怀王商议国家大政方针，制定法律政令，又肩负着对外斡旋交涉、协调各国关系的重任。这一时期，应该是屈原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鼎盛时期。
但是，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一时重用屈原，他们一伙当然心怀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的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稿子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煞有介事地挑拨说：“大王让屈平制定法令，朝中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他制定的每条法令一公布，总是自我吹嘘说‘除了我之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怀王听信了靳尚的谗言，十分恼火，不但疏远了屈原，而且免去了他左徒的官职。
后来，屈原在他的辞作《九章·惜往日》一篇中，悲愤地追述了自己的这段遭遇：“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妵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屈原在内政方面的革新措施受到了挫折，但仍怀着对祖国和怀王的一片忠心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他坚持“联齐抗秦”的战略主张，始终把秦作为打击和孤立的目标，全力维系楚与其他山东五国、特别是齐国的友好结盟关系。但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和旧贵族奴隶主集团的干扰反对，屈原的这种正确的外交策略也常常不能实施。
当日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时，秦派“连横”说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左右如靳尚等一伙官僚，并诱骗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国的联合，秦国愿把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礼物送给贵国。贵国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士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这番话，答应了断绝与齐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还乐不可支地宣布说：“我们又要收回商于地方了。”
对于怀王这种利令智昏的错误作法，屈原和朝中较为清醒的老臣陈轸都站出来反对，但未能阻止怀王的一意孤行。他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并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
楚国受地的使者来到秦国，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一定是秦认为我们与齐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便又派人跑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一通。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时，张仪感到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才出来见楚国使者说：“你怎么还不前去接受封地呀！从某地到某地，我们送你们六里见方的土地呢！”
使者将张仪的这番话回报怀王，怀王这才发觉自己上了秦的当。大怒之下，他立即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怀王十七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是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大将军屈珖等七十多位将领被俘，还被秦吞并了汉中郡一带的六百里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诈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便又派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到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次联合。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西方的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看到楚还不能一口吃掉，担心楚与齐恢复联合，便再次伸出橄榄枝，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郡六百里土地分一半还给楚。怀王旧恨未消，气冲冲地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已经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又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这个祸害呢？”但是，当怀王再一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
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公元前305（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而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在黄棘（今河南新野）正式联盟，甚至心甘情愿地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目睹这一切丑恶的行径，再也无法忍受，他愤怒抨击当权旧贵族的祸国秧民罪行，随之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怀王二十四年左右，屈原被贬出宫廷，放逐到汉水北部（今湖北郧、襄一带），也正是在这前后，他写下了不朽的代表作《离骚》。
屈原作《离骚》时，年纪约三十五、六岁。这时，他已经经历了由怀王的文学侍臣到左徒、由被怀王信任重用到被打击排挤、逐出朝廷的坎坷政治道路，眼看着自己为之奋斗的内政、外交的光明前途已化为乌有，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诗人心中充满无限的忧伤和悲愤，在这种感情下完成的《离骚》，回顾了诗人由一个英姿勃发、准备全力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到终于在混浊龌龊的政治漩涡中被排挤而失望的经过，通篇贯穿了诗人与旧贵族奴隶主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预示了他决不与旧势力妥协，宁折不弯，为坚持崇高纯洁的品德而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天问》的创作，反映了屈原对大自然奥妙和人间不平的原因的探索和追求，同时也记录了我国古代的大量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是研究屈原思想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神话的生动材料。
屈原在汉北大约呆了四、五年，这期间楚国又遭到了几次不幸的事件：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发兵伐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又与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怀王三十年，秦军再次伐楚，夺取了楚的八座城池。这一次次的灾祸，使得远在汉北的屈原心情更加沉痛，他无时不在怀念郢都，怀念那曾经有过作为、重用过他的怀王，担忧着祖国的命运。这种深切的怀念之情充分表现在他的《九章·抽思》篇中。
从第二次被放逐到自沉汨罗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吃了这一连串的苦头，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并下令召回了被逐于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
但是，秦的军威和谋略更是变化无常、势不可当。怀王三十年，秦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军事上占了对楚的绝对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要求与怀王在武关会面结盟。怀王面对这封吉凶莫测的来信，感到左右为难。前往武关吧，怕再吃亏上当；不去吧，又担心惹恼了秦国。这时，屈原极力劝阻怀王说：“秦是虎狼一样凶狠的国家，实在不能轻信，大王还是不去为好。”大臣昭睢也主张：“（如果怕秦发怒）我们可以整顿部队，加强守备。秦的虎狼之心，就是准备吞并各国，大王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可是，屈原等人的这一正确主张又一次遭到朝中旧势力的反对，他们被秦的强大吓破了胆，极力怂恿怀王前往。结果，怀王又一次被一伙奸邪小人所左右，同意前往武关会谈。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刚入关就被秦软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条件相要挟，怀王当然坚持不肯，结果便被秦长期扣留。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楚只得从齐迎回太子横，立为顷襄王。顷襄王二年，怀王曾企图逃跑，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终于死在秦国。
楚怀王死后，秦把他的灵柩送回楚国，楚国的百姓都十分悲痛。屈原更是哀伤万分，他特别作了一篇《招魂》，表达对怀王的无限怀念。
楚怀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怀王在世时，屈原就同旧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双方都是以争取怀王的支持为主要手段。而怀王在早年的确还有一点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所以屈原虽屡次被疏远，但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主张还能够被怀王接受，他本人还不时受到信用。等到顷襄王即位后，形势就完全不同了，顷襄王不但没有一点振兴国家的劲头，相反，他即位之初就彻底跪倒在秦的脚下，忍辱投降，对内更加荒淫腐朽。这样，屈原也就越发不能被他所容。据司马迁的记载，顷襄王即位后，任命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楚国人要求追究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责任，屈原也为此责备子兰。子兰便指使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说屈原的坏话，使顷襄王最终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南方更荒僻的地方。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年，屈原43岁。
在一个仲春的早晨，屈原极其沉痛地告别了他生活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的郢都，从夏首沿汉水顺流东下，过洞庭、夏浦（今汉口），后到陵阳（现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安徽省青阳县南六十里处的陵阳，但屈原的足迹似未必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并在那里住了九年。顷襄王十二年春，屈原离开陵阳溯江而上，再过鄂渚（今武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转而又向前入溆浦（辰阳、溆浦都在今湖南沅陵一带），不久又复下沅入湖，渡湘水而到汨罗。
屈原在第二次被放逐的将近20年间，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辞作。首先，他最终修定完成了自己长期以来收集并整理的楚国民间乐歌——《九歌》。《九歌》原来是楚国民间流传的祭神时用的乐歌经屈原加工再创作的《九歌》，是一组想象力十分丰富、文辞极为优美的抒情诗歌，带有浓厚的楚国民间文学的色彩，反映了当地巫风盛行的情况。
屈原在第二次放逐期间所写的其他作品，大多数收在《九章》中。如《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等。在《哀郢》中，诗人再一次抒发了贯穿于他全部辞作中的对故乡的怀恋之情，发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呼喊。
《怀沙》、《悲回风》、《惜往日》几篇，都是屈原一生中最后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一再流露出大限将近，准备以死殉国的决心。特别《惜往日》一篇，更是屈原的绝笔，写作时间约在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初。在这之前一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大将白起率领大军进攻楚国，打下了郢都，迫使顷襄王将都城东迁。到顷襄王二十二年末，秦军又攻占了楚国的巫郡和江南，设置了黔中郡（黔中就是辰阳、溆浦一带地方）。屈原和当地的人民，已面临着作亡国臣民的境地，这对于他无疑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促使他下定了速死的决心。
公元前277年（顷襄王二十二年）旧历五月的一天，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终年62岁。
屈原为了祖国而奋斗的一生和最后以死殉国的壮举，激起了楚国人民深切同情和怀念。为了纪念他，楚国人民中首先形成了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角黍）的习惯。人民还以端午节“竞渡”（赛龙舟）的风俗来纪念他。
这种端午节吃粽子和竞赛龙舟的风俗，后来又扩大到中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广大地域，并历经二千多年而一直保留到今天。可见任何同情人民的苦难，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是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的。
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以个人的诗作而得到大文学家称号的第一人。他的诗作开始了由集体歌唱的《诗》三百篇以来个人创作的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屈原以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同情，以自己坚贞高洁的情操，特别是以他那支如椽巨笔所写下的光辉诗篇，对后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辞与《诗经·国风》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共有25篇，但没有具体篇目。在目前比较通用的王逸《楚辞章句》中，明确标出为屈原所作的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26篇。这里，除《渔父》和《大招》还有一些疑问外，其余24篇都应是屈原所作。我们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主要也正是从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手法出发。
屈原和他的诗作所以受到历代人民的景仰、崇敬和喜爱，首先来源于他本人和他诗作中表现的强烈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
屈原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所热爱的自然是哺育他生存、成长的中国。但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战乱的时代，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便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由于当时七个诸侯国并峙争雄，而胜败存亡又直接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每一位爱国主义者都理所当然地希望和要求自己的国家首先富强起来，成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决定力量。屈原的祖国楚国地域广大，经济文化发达，实力很雄厚，本是具备这种统一中国的条件的，“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当时人和后代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这种结局。屈原更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作为楚国的宗室，更作为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必然力图促进和推动自己的祖国振兴富强，再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种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屈原一生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并在他的光辉辞作中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
但是，在当时楚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反动、腐朽的政治力量大大超过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所以，屈原一贯坚持的对内实行法制、选贤任能；对外联齐抗秦的正确主张终于被摒弃，而屈原本人也被疏远、放逐，到自杀殉国。历史已经证明，屈原所代表的坚持革新进步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中是具有极深刻的进步意义的，而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建筑在这一积极、进步的政治主张之上的。当他看清这种主张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决不向反动的旧势力妥协投降。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他悲剧的一生，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千古以来进步文人志士歌颂的对象和效法的榜样。屈原及其辞作在中国爱国主义历史中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屈原的辞作除了充满深刻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外，在其创作形式和方法上也以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屈原的辞作中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这是屈原作品的一大特色。所谓比兴，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以彼物引起所想象之物。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应用过的。屈原在自己的辞作中更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诗经》中使用过的比兴材料，如草木、昆虫、鸟兽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活的生命，使它们具有与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志，从而用以寄托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正如太史公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赞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其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内容，通过美与丑、香草与茅艾等形象反映在辞作中，给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第二，屈原的辞作以火热炽烈的感情，新奇大胆的幻想，灿烂漪丽的神话传说，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以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为主要创作特征的第一位大文学家。他的代表作《离骚》更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浪漫主义色彩。
屈原在他辞作中所表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壮丽的色彩，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对我国文学史上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我国先秦时期由《诗经》和屈原楚辞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已成为二千多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基本和主要风格，为历代优秀的文学家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