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热情。推开第五病室的门，一股热热的风就呼啦一下蹿来，扑头盖脸的热让人始料不及。委顿病床前的几张疲惫面容如久旱淋雨的禾苗，霎时水灵光鲜起来。人们因突然而至的激动而面颊潮红，像涂抹一层绯红胭脂。有几位分明欠起身，仿佛招待期盼已久的客人，接过我们的大包小兜，兴冲冲放置到病床前的柜子里。
这是一种独特的热情。一种发自内心的秘而不宣的安然与塌实。快乐与幸福即使张扬着眩目的外衣，也会让独处的空间很拥挤。而不幸与困顿却如严霜下的娇弱花草，抱成一团也是垂暮的恐慌与无边的伶仃。新患者的到来，瓜分了人们头顶那片阴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在病痛面前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与公平无疑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这里了无生趣。除了洁白的墙壁，洁白的病床，便是床单下那张张苍白萎靡的脸。病室有四个床位。十床是一位邮局退休老者，瘦小的躯体蜷缩于被下，只露几蓬白茫茫的发。老人整日默不作声，或许病痛早已剥夺他说话的能力。他只能靠尚未背叛大脑的左手做出一些动作，间杂含糊的话语，来表达某些意愿。老者的儿子三十多岁，矮个，健谈。儿媳妇穿一件格子毛衣，梳一条细长的马尾辫，很少说话。病床前的柜子上，依次摆放着牙缸、牙刷、毛巾，还有一瓶乳白的奶液。饭盆和碗筷用一条洁白的丝巾罩着，看起来纤尘不染。惟有这样的洁净才让人寻到过日子的蛛丝马迹，感到一点点生活的余温。
十一床也是一位老者，性格暴躁。从我进房间起就不停地斥骂陪床的老太太。尽管嘴拙体僵，言辞含混，却是嘟囔不休。老太太消瘦的面容，干瘪的身体。厚厚的上嘴唇努力突起，甚至包住单薄的下唇。看来有点滑稽。
母亲是十二床。这让我们暗暗庆幸躲过十三床。人在面对阳光的时候多是无神论者。一旦走进生活的阴影，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不知是否缘于不吉利的臆测，十三床始终空着。这给十床的儿子和儿媳提供了夜晚休息的场所。每个深夜，小两口头插脚挤在狭小的单人床上，轻鼾如细微的波浪，慢慢漾开在漫长的夜，病室便进入短暂的休眠状态。
十床的儿子健谈，风趣。病房里的笑声大多是他的杰作。媳妇显然纤弱文静许多，每天默默地给公公洗脚，刷牙，洗脸。接大小便……似乎伺候公公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男人，只不过偶尔给老人按摩腿脚，或开几句玩笑，给病房调剂单调紧张的气氛。只是她的贤惠惹得老太太眼角总是潮润润的，仿佛每天上下四层楼梯，每天气喘吁吁地打饭，提水，侍侯反复无常的老头都是伤怀之事。
这里是特病区。走廊两旁经纬分明：北面是肿瘤患者病房。南面是中风患者。这种疾病突发性强，往往如猛兽般突袭而来，不仅瞬间击垮病人，更让病人家属无半分回旋之地。母亲就是这样猝然病倒，让我在震惊与恐惧中模糊记忆。每当走过一层楼梯，我的思维便恶作剧般地紊乱、拥挤，找不到楼梯的出口。静默片刻，还是杂乱无头绪。踅回身，却发现十床的儿子站在楼梯的角落。男人似乎很焦躁，压低声音急切解释着什么。见我走来，竟一脸尴尬。不知为什么，那神情让我想起电影《手机》里的男主人公。男人打完电话，径直往前走去，我急步跟上。回头看，这是三楼。
上午的病房阳光饱满。太阳的第一缕光芒从东边两座楼的空隙闯进，人们便情不自禁地伸个懒腰，感谢新一天的莅临，更庆幸生命中又一个漫漫黑夜的逝去。他们惧怕这样无边的夜，恐慌与危机潜伏在病人家属绷紧的神经里。于是病房的灯彻夜不熄，似乎一盏灯的光明足以驱逐所有的黑暗与恐惧。
病房里的语言简单有规律。可以列成一个菜谱样的清单：今天感觉好吗？看您老气色比昨天见好。早饭吃得挺好……陪床者之间最初的家常里短早如蒸烂的肉，没几分嚼头。无聊与沉闷是缠在身上的蛇，拽不掉，打不得。只在每天例行的查房，听到病人恢复有望，人们才会轻松地笑几声，或彼此打趣几句。也有例外，比如那次主治医生查房，询问十一床老人：大爷，今天早晨大便几次？
老人伸出五个手指：五次。
医生愕然，再次问：大爷，想清楚，到底几次？
老人毫不犹豫：五次。话语清晰好多。
医生再次和蔼地启发：怎么会呢？仔细想想到底几次？
“五次”老人很固执。
“你拉肚子啊！”医生的耐心终于达到底限。
病人扑哧笑出声。那神态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所有人都笑起来，包括那位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