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在西雅图下机接了我，之后两人一同前往东京和京都。
贝恩舅舅平时花钱精打细算，这次却为我出了路费。我身无分文，这当然是因为自己承认是那孩子的父亲，长期以来一直支付孩子的扶养费所致。我付不起这一次的国际旅行费用。舅舅之所以带我一起走，是因为他处境实在困难。他很不光彩地逃避卡罗琳（眼下他正值强壮之年，声名显赫），这使他感到十分丢人。能和他谈话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与特丽基的关系不洽，因而他对我不必羞于启口。我们俩是一对呆头鹅。此外，我除恭听他的絮聒之外，还可热情地充当他的顾问。我想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好律师，别人有什么烦恼，尽可以前来找我。也确有许多人来找过我。我很少拒绝倾听别人的谈话，更没有拒绝为人出主意、想办法。我十分爱管闲事，或者说生来就专爱替人排忧遣愁。
我早就警告舅舅，要他提防卡罗琳·本治。谁不会提出这种警告呢？她长得漂亮，明摆着会给男人带来麻烦。她个子高大，像旧时的淑女举止端庄，但本性放荡；她富有，好打扮，动作慢吞吞的，喜欢成为别人注目的中心。她虽然人到中年，可风韵犹存，活像齐格菲[29]狂剧中的一名女神，一位五老[30]式的维纳斯。当乐师们起劲地弹奏他们的乐器时，她会像有些人那样，穿过舞池站立在舞台中央，身上佩着白鹭羽毛，挂着珍珠，戴着钻石，站在扇形贝壳之中。她那种属于过去的气质，二三十年代的气质，倒是她身上令人奇怪的优点。她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这种琼·亚瑟风格的发声法曾风靡一时。不过，我得承认自己喜欢与卡罗琳作伴。如果进一步探究的话，你会发觉她那种属于过去的气质主要来自她对现实的疏远。这一情况也许是她身上的锂元素所致。经常服用安神药片是百分之百的当代做法。如果你不完全地跟上时代，你就算不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代人。然而，狂热分子总是具有当代的特色。他们好比海滩上的矶鹞[31]，始终跑在海潮的泡沫线前面一样。
那么，为什么贝恩没有认识到那位可怜的女人有点神经不正常呢？
他是在波多黎各一座海滨的高层赌场旅馆里与她初次相遇的。那次他到里奥彼德拉斯讲学，那儿的同事带他外出观光。因为他对骰子和海盗旗赌局均不感兴趣，他们便将他送到游泳池附近，然后他们自己上赌场碰运气去了。
舅舅说，旅馆的游泳池简直是007间谍作案和耍弄性爱阴谋的理想场所……他慢悠悠地踱着步，想找一个阴凉处呼吸一下海边空气。（他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游泳池四周弥漫着氯气，摊在椅子上晾的湿报纸散发着水气，结果，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唯有在酒厂附近才闻得到的酒曲味。在一片疯狂的喧哗声中，有震耳欲聋的摇摆乐声，孩子们的尖叫声，也有天空中拖着大幅广告的飞机的轰鸣声。远离这些赌徒和阳光崇拜者的地方，是静悄悄的棕榈树丛。地中海的美姿已经沿着海滩后撤数百码远。
卡罗琳刚好在他找到的阴凉处近旁晒太阳。让他选中此处的，究竟是由于该地阴凉，还是这儿有空座位呢？莫非是那齐格菲的身影吧？她体态优美，舅舅自然不会不注意到。游泳池里游泳的孩子中有几个她的孩子。不过谁也没有弄明白究竟哪几个是，因为不曾看到他们来找过妈妈。贝恩在白格子的塑料椅上坐下，两人攀谈了起来。他记得脚下的草看起来像纸一样，几乎是人造的。他采了一片叶子，仔细察看起来。其脉络是细条纹的，不可能加工而成。“人们弄来一卷卷草皮，像地毯一样铺设开来。我不喜欢那种由于难以把握天然和人造之间的界限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他对我说。接着他又对卡罗琳的浓妆艳抹作了一番评话。对于胭脂、眼睑膏和唇膏这一类东西，我倒是喜欢法语中的“脂粉”一词及其内涵——既是装饰，又是负担。
她问舅舅干吗在热带海滨穿着北方城市的冬装，两人便开始了谈话。他告诉她说，自己是来作短期访问的。“植物学使她产生了兴趣。”他说，“她甚至有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她有一种隔世之感，可并不显得麻木。她谈吐矜持，说话总是字酌句斟。你似乎可以看得出她在每讲一句话前先打腹稿的模样。她清理思路时，双目斜视，模样楚楚动人。”她说贝恩在这种时候穿冬装“表明了自己的个性”。有人对她说过，印象派画家贝克曼往往西装革履来到海滨。个性强的人才会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贝恩则说他压根儿未想到该带别的衣服来。她对脑子发达者的动机颇感好奇。她说自己常为哲学所吸引，并设想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必然对形而上学十分感兴趣。多时以来，她对巴克敏斯特·富勒[32]的一句重要的话感到不解。她当时在场，亲耳听到他说“上帝是个动词”这句话。她把此话当作符咒沉思默想了许久。这话与上帝同在，这话就是上帝。富勒强调逻各斯[33]不可能是个名词，他指出，《浮士德》一书中说：“行为在初。”
舅舅说：“很好，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好。”
在向我转述时，贝恩也许把意思说得比她当时讲的时候更清楚些。这种表面上给人以刺激的谈话，当时实际上在听者的头脑里没有引起反应。他那不寻常的自我表达天赋，可能植根于惯有的吐露真情，这一次又发挥了作用：“我开始感到性的冲动，”他说，“她说话的当儿，我混身麻酥酥的，倒没有什么不快之感。就好像服用了希腊草药猪笼草似的。她还在滔滔地讲着。”由于某种原因，贝恩从人们身上看到的东西总比其他人所愿意看到的要多。我本人便是许许多多不情愿的人中的一个，所以他这种特殊才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卡罗琳对贝恩说她离婚已经多年。她还谈及她在伦敦拥有一套公寓，在东汉普顿也有一幢房子。谈及长岛的社交生活的档次——有些人既是画家又是亿万富翁，有些亿万富翁则喜欢与画家为伍。到了星期天，画家和亿万富翁会在一起玩垒球。许多人特地从曼哈顿驱车前往观看这些名流赛球。城里出来的人草草地吃几块烘馅饼，然后便开车回城。路上往返五个小时，仅仅是为了去看上一眼。接着她又谈起艺术品商人、批评家和税务律师之间的种种趣闻轶事，其中罗斯柯庄园的丑闻是舅舅闻所未闻的。商人从来都靠不住。谁也说不清杜维恩们、贝伦森们及其他骗子不知搞了多少赝品。梅隆们、摩根们、阿尔特曼们、弗里克们、加德纳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上过当，被骗走过钱，还有不少博物馆专家也是一样。运输大王耶克斯和芝加哥饮食业大亨汤普逊也买进过伪造品。她又扯了些敌对公司之间互相兼并的情况，还谈到她在邮政和仲裁部门工作的朋友所赚的钱。她罗列了联合国的大人物，领袖、耶稣会会士，到汉普顿访问的电影明星和摇摆乐乐师，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吸毒习惯，性生活，所患的病症（艾滋病，疱疹，等等）。她的一些朋友身为股票掮客，却积极支持中美洲的革命者，为他们筹集基金。他们正在“投身政治”，她说。
卡罗琳曾是已逝的火炬歌星莉比·霍尔曼·雷诺兹的挚友。此人曾一度被指控犯有杀夫之罪——其夫是骆驼牌烟草公司的继承人——但后来又被宣布无罪。这位可爱的女士曾是爵士乐时代富有生气的女英雄。卡罗琳曾是她的知己，同时还是她丈夫夏克的好朋友。她擅长木刻，因其一幅与一堵墙壁一样大小的木刻而闻名天下。她手里几乎总是拿着刻刃。然而，她心肠挺好，以容忍的态度看待莉比喜欢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的毛病。她为了在晚年保持自己的风韵，必须与小伙子周旋。卡罗琳说自己从心底佩服莉比，倒不是要把她当作榜样进行仿效，而是佩服她对生活所持的勇敢态度。她又谈及她所照管的公爵家的产业——大房子，罗尔·罗伊斯高级轿车，包机，成群的仆人，她还一次又一次深情地提及自己的纵欲行为，谈及她的不幸：一个孩子夭折，以及她被自己钟爱的情夫遗弃，等等。
据我观察，卡罗琳向舅舅毛遂自荐，借描述莉比之机自我介绍了一番。“她像一个动人的女歌手一样唱歌给你听。结果成功了，你迷上了她。”我对舅舅说。可我没有说那是一个服用锂和安定药片的奇怪的女歌手。
舅舅说她一定是模仿了莉比，那个被怀疑谋杀丈夫的夜总会明星的举止。莉比虽然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但丑闻将伴随她的一生。不过据舅舅说，卡罗琳讲话时带着无聊而懒散的神情，她说话晦涩，常常叫人无法理解。舅舅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呢？唔，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说，世事是无法全部用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她摆出一种挑战性的超然态度以引起他的兴趣。
他本人也是从一个隔世的场所——他沉浸在对植物世界的冥想之中——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性欲使他回过神来。因为他无法与我讨论科学问题，便常常要对我讲起女人来。
“她要我去买一条适合热带地方穿的裤子。我当时正浑身冒着汗。她说我到大海中洗个澡该有多好。我可去向服务员租借游泳裤。又问我非得马上回到北方的冬天中去不可吗？”
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我要他把自己对她的感情理出个头绪来。
“主动前来找你！”我说，“她真不失时机。”
“这话并不确切……我在旅馆周围闲逛又为的是什么？我正在物色一个像卡罗琳那样的合适的女人：漂亮、敏感、成熟。”
“说说她的成熟。”
“她正值中年，懂得我这样的男人的价值。她可能宽容我的缺点，能百分之百地接受我。”
“爱情这门学科比苔藓可难多了。可是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人往往只有经历过不幸才会增长见识，而这却需要时间。可是时间会使你变形。她曾经有过很美的双腿。不过现在已不再年轻。一个男人在观察女人时往往忘了自己已不再是个孩子。我不知怎么老是把自己当作十八岁左右。”
他这人的弱点就是特别喜欢漂亮女子。在卡罗琳身上他发现这女子过去漂亮过。他想这一点对自己已经足够。
反正，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讲话，她讲了许多奇怪的事。舅舅告诉我，她的谈话有时像动画片中的人物那样喋喋不休，小孩子用大拇指使劲一按，动画片中的人物便翩翩起舞，做出一个又一个滑稽的动作。总之，他被卡罗琳吸引住了，尽管他说不出她的吸引之处究竟在哪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确很难说得清楚。在这件事上，也许舅舅认为一个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女人往往对一个把握不住自己的男人较少批评意见。一个神不守舍的女人也许正适合。哦，我想他有点过于自谦，把自己看得太不值钱。不过，我继而又修正了这一看法：弱智女人往往很能使一些男人上钩，俄罗斯文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托尔斯泰笔下的圣人，塞尔吉乌斯神父能够不受一位见过世面的女人的诱惑，后来却拜倒在一个弱智姑娘脚下；老克拉莫佐夫和一个低能女人勾搭上了，并使她怀了孕。这是因为他喝醉了呢，还是因为一个低能女子具有一种使他性欲亢奋的特殊能力？
我跟往常一样又扯得太远了，舅舅对我说。卡罗琳自然不是低能女子。她常常装得吸毒上了瘾似的。她告诉我说，她在六十年代曾服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34]。她说她曾经做过许多异想天开的试验——在她谈及对麦森的个人迷信和琼斯顿谋杀和自杀等事时，她要你这样看。只是她从不过分，别人与她相处都很愉快，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总是刻意打扮，穿着入时，使人看了感到她全身上下都是从一流商店里购买的时髦用品：例如邦维特百货公司，古驰皮革店，蒂凡尼首饰店等（见过世面的人会知道更多时髦商店的名字，而嘲笑我的无知）。
我说：“舅舅，你现在已见过她在汉普顿的房子，也参加过她在东七十大街举办的晚宴。你真的想成为卡罗琳家的一员吗？”
“她只是想让我了解，需要把她从什么之中拯救出来；在她的生活中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又是何等的少。她已经受够了。她打算卖掉东汉普顿的房产，搬到松达河对面新的环境中去。也许到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市区。她要买两辆梅塞德斯奔驰牌轿车。”
“你们两个一人一辆？你和学校的关系怎么处理？”
“我可以把在校的工作时间缩短一半。”
“你不会打算放弃植物学，住到米斯蒂克或老莱姆去吧！”
“她的律师们会设立一项数目不大的私人研究基金，让我继续对北极的苔藓进行研究。我目前正在追踪某些细胞学方面的细节……我不想拿这些东西来打扰你（他不想与我进行专业性讨论）。这样系里也不会计较我经常外出，因为他们可以节省开支。”
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与卡罗琳关系已很密切。她去纽约时曾到他住的斯特勃利旅馆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走近她躺着的床边时，她突然拧亮了电灯，以便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他一番。接着她说：“我就‘买下’啦。”他听后感到有趣。事实上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无法掩饰。她认识的男人不计其数，却认为他可以被接受。“由此可见，我还不坏。”
“那个孟加拉女人也对你说过这话。”我说。
“你是指拉查希瓦利吧？是的。可是东方女子可不是以西方标准来判断人的。”
“谁说过你非得符合西方标准不可啦？我宁愿跟一位印度女人好，而不是跟卡罗琳。”
“不是这个意思。西方的幽默感对我十分重要。”
“你得想一想，你正把什么当作幽默——把胃康安定、锂，外加烈性酒，可能还有可卡因都当作了幽默。剂量大得可以使大浪滔天的印度洋平静下来。”
对于幽默感不必在意。在开亮床头灯时，她所看到的也许不止一个男人，而是三个。她会乐意将他们全部“买下”来。
“你担心她可能把你和我两人拆散，将我埋在老莱姆市，担心再也见不到我了。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的，肯尼思。”
“听起来你好像正在考虑结婚。我不责备你。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老不结婚。我看是缺了点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即使像亚当那样可以与上帝本人直接谈话的人也需要人的陪伴。如果有可能我也会和特丽基结婚的。在你这种年纪，喜欢过家庭生活是自然的事。我们两人就此讨论过许多回，有赞成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契诃夫说：‘你若害怕孤单，请不要结婚。’《伟大的麦金迪》一书中阿基姆·坦米罗夫争论说：‘没有老婆的男人好像只穿上衣不穿裤子一样，好比想买东西而没有钱一样。’然而你却说：‘我已经变得过于自给自足，再不需要任何人。当我认识到不管哪一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那么无足轻重时，我感到自己的心都要冷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挑上卡罗琳，似乎她特别关系重大。你是要两个用爱情结合在一起的人呢，还是要一个双倍地自给自足的男人加上一个借吸毒来逃避现实的女人呢？”
他听我不停地说着，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然而，他让卡罗琳继续牵着鼻子走。她分好几次向他讲述他们今后共同生活的前景。他将会有自己的实验室。她将陪伴他外出考察——我的脑子中不负责任地又闪现出卡罗琳与四个满嘴粗话的男人在茫茫雪野旅行的图景。一次，贝恩告诉我当他乘直升机降落在埃里伯斯火山上收集标本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来到地球的尽头，到了边界的极限。“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他说，“可是确有这种感觉。”是啊，和卡罗琳在一起，你会感到自己来到了边界的极限。
我跟你说了吧，从上帝的悲天悯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包含着许多怜悯的成分。可是我们这些弱小的千差万别的人能长久地保持这种角度吗？幻想可以带来帮助——事实上，我们让自己自由遐想是因为我们称之为平凡而又单调的世界迫使我们朝涌入世界的反常潮流流去。性自由和性解放已经蔚然成风。和特丽基这样的姑娘相爱以后，我发现自己与受虐狂问题有了某种瓜葛。那些过去被视为出格的行为现在与每天在家中摆餐桌一样司空见惯。舅舅告诉我（他不常跟我说他的私生活，由于他常记着我不过是个小孩，也由于他不断自我反省），例如，他说卡罗琳不是吃药进行避孕，而是代之以一团纸巾塞进体内——擦脸用的香纸或餐桌上的擦手纸。晚饭快吃完时她便着手准备：坐在餐桌另一端的她开始心不在焉地收集餐巾纸。
他把这个告诉我是很不容易的。
“有没有任何暗示，说明她正在干什么不寻常的事？”
“这倒没有。”贝恩说。
“也不是性专家们所称的准备阶段吧？”
“她不如去刷牙倒也罢了。”他说。
我说了些西方的幽默感的话。舅舅听后耸耸肩膀。
我不想把舅舅说成是个天真无邪的人——连试都不想试。然而我相信，在内心的神龛中他对永久的亲密无间一直保持着幻想，即对爱情和善良的憧憬。不过他却在最奇怪的地方寻找这些东西。这倒不只是指他希望找高大、漂亮的女人（我正好相反，我喜欢小巧玲珑的女子）。真正意义上的美，一定会带来某种困难。这也是世上最难解开的症结，任凭你心灵手巧，百般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卡罗琳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说心不在焉[35]的模样）却正向自己选中的男人发起进攻。她为自己购买了一件结婚时穿的套装。她的“家人”已在准备结婚证。她问贝恩，列娜在婚礼上戴过的头饰准备得怎样了。他说已存放在银行的贮存箱里，箱里还有他自己的金袖结、他母亲的贵重金属盒和父亲的金笔。“我想起来了，也许换一个新戒指会更好些。”她说。她把自己乘坐的航班号和到达时间通知他。她制定了全套计划——她有一种安排计划的狂热。在希尔顿饭店订了一个套间。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爱的表示，甚至连一点点亲昵之感都没有。他挂断电话，接着似乎过了许久许久才听到重新拨号的声音，他要了拨往京都的直拨电话。
在西雅图机场，他问我：“你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他打量了我半晌。那横写的“8”字形眼眶这时给我送来了我相信自己理解的信息：既然他现在已舍弃了卡罗琳·本治，我，肯尼思·特拉奇登伯格便又一次成了他世间唯一的亲人。这一想法并不高尚，但我马上用话鼓励他：“也许是你体内的第二个人做的决定，”我说，“是他决定了你必须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也许是这么一回事吧。那个人是否宽厚我没有把握。我好像已经在电话中请她不要来。”
“从一个追求自己的女人手中喜剧性地脱逃。这种事毕竟并不多见。”
“我体内的那第二个人有时活动起来像魔鬼一样。”
“果戈理写过一个短剧叫《婚礼》，剧中的新郎刚做完娶亲的决定便从窗口爬出逃走了。他合理地做出了决定，然后却逃之夭夭。再说，即使你体内有个魔鬼那又怎么样？难道你想要个看管孩子的保姆？如果你真是这些女人们眼中的那个天真无邪的植物学家，那么你充其量只能将她视为看管孩子的保姆。她们把眼光转向了叶绿素教授。这个人不损人，你可以放心地把一个孩子托付给他。他和那些让女人吃苦受难的坏男人不一样。”
“我和他们并无两样。你还记得戴勒·贝岱尔的事吗？”
“你又来提这件事，舅舅！那件事的确很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她自己也很主动。”
“但是我照办了，我没有开脱自己的借口。”
贝岱尔太太就住在他楼上的公寓房里。一天她下楼来按他厨房里的蜂鸣器。她不走前门，因为她不想让楼梯平台上他的邻居瞧见自己。她从后楼梯上楼。人们可能会同情戴勒·贝岱尔，那个与酒鬼离婚的女人，她自己也喝一点酒。她是个不幸的良家女子，可是人挺能干，在市区担任一项重要工作：一家大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她平时白天工作十分紧张，到了周末（以及某些晚上）才让自己放松一下。她颇有几分姿色，可她让身体长得过于壮实了些，头发也剪得过短——虽然时髦却不适宜，多少有点像个朋客。
随着她按响的门铃声，舅舅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时已是晚上十点。也许在这之前她已经思想斗争了许久。但是根据妇女杂志和电视节目的说法，女子采取主动并无不得体之处。
那么，贝岱尔太太的借口是什么呢？原来她家厨房里的电灯坏了，她挪不开天花板上的装置，需要找个男人帮她换一下灯泡。她不能去叫房屋管理员来吗？舅舅问道。当时他的衬衣没有塞进皮带，正给研究资料补充新内容。她不想这么晚去打搅房屋管理员，他会叫她等到早晨再说。她的楼下倒有一个男人，像她自己一样是个单身，不必担心打扰任何亲属。舅舅向她建议说，如果要烧水泡茶可以去隔壁房间拿一盏灯。可她这段时间一直不喝茶。于是，也许出于单纯吧，他穿上鞋子便跟她上了楼。她家没有简易梯子，他只得站在装有椅套的餐厅用椅上。她请他把鞋子脱掉，结果身上的一切都脱光了。
她原来是个胖胖的小女人，从身体方面来说，有这种欲望于她并不怎么合适。他很尴尬，不想与她做爱。他谈起了奴隶和自由——他不得不这么做！他事先没有准备好一种立场，可以使自己根据自己的原则有礼貌地撤退。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永恒世界的公民。我的预感是他将来会成为这些公民中的一员。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可以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正是他所能看到的程度。如果他能够集结自己的力量，那么地球便成了他的天堂。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他成为一个笨蛋。贝恩向世界呈现的坚定的外表受到了欲望、渴求、急需、贪婪等的包围。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戴勒·贝岱尔没有多大的区别。她本人也受到来自内部的侵蚀，且已达到危险的境地。反正，他不忍对她说：“你很迷人，但我在陌生人的床上总感到不舒服……”；或者“我们是邻居，但这种偶然性并不意味着有理由这样干。除非在这放纵的时刻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否则，这只是多了一条死胡同。”然而，他像老式的堪萨斯银行一样，哪一个不老练的强盗都可以前来抢劫。贪欲的女子抓住他不放。眼下贝岱尔太太像一名十六岁的少女那样攫住他，将自己装成烂醉如泥，咄咄逼人地要求自己生理上的权利。后来却发生了技术性故障：他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最后不知怎的居然大功告成。舅舅可以走了——回到自己的床上，把这一经历忘掉，如果能做到的话。他当然做不到，那天晚上他根本无法入睡。
她现在期待着他按她的门铃。他没有去。他也没有送去一张得体的字条，这样干又笨拙又侮辱人。过了几个晚上，她又下楼来按他厨房的门铃，唇枪舌剑，怒气满面。她在他的信箱里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假装自己不在家。可我怎么活下去呢！”接着又写道：“我的性生活该如何处置？”
贝恩深感沮丧。“我上回为什么要干哪！”他黯然自问。
戴勒·贝岱尔自有借口喝得酩酊大醉或感到绝望，可他没有任何借口。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这件事对双方都不适宜。”
我试图向他阐明时下正起作用的各种动机，并用我这一代大多数人拥有的看法对他进行劝慰。我说：“不管人们遇上什么麻烦，大家总是在性爱中寻求补救。无论经商受挫，事业失败或性情烦闷，身体不适，甚至形而上学等，人们都把性爱作为止痛药。”
“不，不，肯尼思，性爱不是阿司匹林，不是的。这样看太轻描淡写了。”
“那么好吧。人们通过做爱传达爱情，如果确有任何爱情的话。”
“这样讲还差不多。”
“再则，现在已允许妇女在这类问题上比以前更主动。但是一旦遭到拒绝，那就糟了。因为过去往往正好相反：女人拒绝男人。男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我当时就该拒绝她的，不该先试行一次。使她难受的是我试了一次。”
“她注定要让人当傻瓜——你看她穿的衣服、发式以及说话的神态，根本不像一位自重的女子。你怎么这样看重她呢？”
在这一事件中，理论分析对舅舅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于是对他说：“如果我们将这些荒唐的小事看得过重，我们就是自找麻烦。”
“我是荒唐了些。”舅舅说。
他精神沮丧，不断自责，同时表示对戴勒·贝岱尔的怜悯。过后她又来到他的前门，叩起门来。舅舅的房子是一处正派人的住所，并不是那种时髦的公寓房，在那种地方一个女人与两个丈夫同居，房客要么拼命吸毒，要么枪杀对方——那是闹市区的场景。所以舅舅又采取了惯用的办法。他逃往巴西，在那里做形态学方面的讲学。
接着，不幸的事发生了。他走后，贝岱尔太太死于心脏病突发。这使他不能自已。他说：“那天我开门见她手里拿着一只灯泡时，发现她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在此之后她说过‘我的性生活该如何处置’。这话听起来当然荒谬。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独身女子哀叹自己的不幸的心声吗？不是一个独身女子对命运的泣诉吗？”
“请注意，舅舅。不要言过其实。”
“是我与她做过爱。我明白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这不是做爱而是歇斯底里。你第一次对我讲起这件事时，你的话听起来才荒谬呢。”
“唔，不错。也许是这么回事。我要是不把这件事当作玩笑，那才可怕，叫人无法正视呢……但是她已亡故。这使我于心不忍，肯尼思。我看着她被按捺不住的欲望窒息而死。可怜的人儿，她的心碎了。”
“那与你无干。”
“也许我可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是反复唠叨它或许于事无补。几天前，一位报社记者给我打电话。我的上司富廉姆先生把他推给我，自己却摆脱了那位记者。他要我就植物生长和核辐射水准增加等方面的情况发表一项声明。还有二氧化物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情况。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提出责问，说起来我也同意情况很糟的说法。但是最后我说：‘情况确实严重，不过我认为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死于核辐射。’”
“他肯定认为你是个怪物。看来你脑子里老想着戴勒·贝岱尔。”
“不只是……不，不是。”
我继续开导他。人们出于帮助人的动机常拿些冠冕堂皇的话相互纠缠，这实在可怕。这时我对他说：“你得制定一项相应的原则，你不可能对每一个打你面前走过的人都感到愤怒。你知道她是一个常喝醉的小胖女人，你干吗不这样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把这件事看作一桩不光彩的举动？为何不把它看作一种戏剧性的转折？你有一双灵巧的手，替她换了一只灯泡。在卧室里她熄了灯，不想让人看见，就这样。”
然而，他继续为她感到难受。
飞机起飞后，我们不再谈论戴勒·贝岱尔。我们升到西雅图上空的大片雨云上方，进入广阔无垠、阳光灿烂的高空。飞机上升时，阳光直照我的脸膛，使得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舅舅那深蓝色的双眸中的形象：由于长发分成两绺从太阳穴边垂挂下来，眼睛高高地突出在脸部。
“我一直在揣摩造成这些麻烦的原因，”我说，“也许是时代不同造成的吧？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好像你现在还用公牛耕田。设想你在内布拉斯加州那样的地方，那儿有你和你的耕牛，你跟坐在有一百只耙片的机器上的邻居相比，大家一定会捧腹大笑，嘲笑你那过时的努力。”
“然而对于我的需要来说，他们先进的技术一点也不比我的牛来得更有用处。”
如果舅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也不至于有这些问题的。如果戴勒·贝岱尔是个美人，如果卡罗琳是个循规蹈矩的女人，舅舅也不会像果戈理剧作中的波特柯辽辛那样从窗口逃出来。有些女人被迫进行勇敢的革新，表现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精神。另一些人担心自己落伍、沉沦或为潮流所吞没，于是拼命做出许多无聊的举动。另有些时候，一些穷于应付的人们透过窗户瞥见了大自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生长、平衡、美丽，是无数亿年以来大自然逐渐发展的一切结果，这使他们自惭形秽，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们像笨拙、空虚的笨伯一样坐着，凝视着。突然间他们想起，“看到这种秩序、美丽以及其他一切的是我的主观意念。也许创造这一切的也是我的主观意念。可能大自然本身根本不存在。是我创造了它，用以填补空间。哦，我既然有这么一种了不起的主观意念，那么为什么还怀着一颗颤抖的心躺在这里，像刚生下的小豪猪那样被一群狗撕咬呢？”
飞行员宣布我们已到达飞行的最高高度。他报的大概是三万八千英尺的高度。可以设想地球已被我们甩在后头。然而，我们依旧处在椭圆形的宇宙之内，那儿的所有生命，所有人类死而复生，新陈代谢，在爱的欲望中受着死的威胁，这种欲望是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唯一力量，可以使之不致被完全吞噬。“纯粹的自然是地狱。”斯威登堡这样写道（请记住列娜舅妈把斯氏选集留给了我）。假若将性与大自然统一起来看待的话，那么欧几里得的逻辑便十分简单易懂。在性欲的快感中（或者人们在这方面准备将就的某种满足）同时也包含着许多痛苦。纯自然的份额越大，其中所孕育的地狱成分就越多。简言之，正如你可以从这些反思中判断的那样，我对舅舅深感怜悯，也正由于我将他看作先驱者，我个人的先锋，我也就对自己带有几分遗憾。我明白，私利是资本主义道德的核心，但简单的经验表明，人们往往都责己严而待人宽。
为了使舅舅从自己逃往东方的举动所感到的耻辱中解脱出来，我便与他谈论特丽基。我边说边打着法国式空泛的手势，以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是沿用我父亲的方式）。我向他指出整个事情该有多糟，并问厄洛斯能否斗得过黑暗势力。我争辩说，明智、务实的人对这一点早已失去希望。你孤身一人与世界规模的不可能性对峙不会有任何用处。斯威登堡为什么说纯自然就是地狱呢？他指的是字面意义的自然，一种机械的解释。我并不想触及他脆弱的感情，但是戴勒将电灯关掉是因为她害怕被肉眼看到。被肉眼看到会使人性枯竭。尽管如此，在一个女人把灯关上时，你难道要给自己下达全面理解世界的任务吗？这意味着你是一个微观世界，永远需要对宏观世界负责。你这实在是自讨苦吃。宏观世界将把你碾得粉碎。倒不如集中精力考虑将自己的积蓄存入哪项互惠基金，这样会更有意思些。别试图仰仗个人的努力击败市场。巨额投资者拥有成千上万的计算机。这些电子占卜器不会出错。另有一个层次稍低的宏观世界（如纽约股票交易所）。别介入所有这一切……我自己也有点稀里糊涂起来。我的主要意思是，过于直率，毫无掩饰，将使人的兴趣迅速消失殆尽。伯德将军在北极对其同伴的观察的要害在于这种观察过于直率，毫无掩饰。从性爱的观点来看，这种毫无掩饰是致命的。一旦触及四肢、肌体和器官等，厄洛斯便面临全面崩溃。
“嗨，肯尼思，听着：压抑的事以后再讨论。我们到京都是度假去的。”
“真对不起，我们再来谈特丽基吧。”
“她喜欢你才给你生下孩子的。”
“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她想要个孩子。一个矮女人生下了我们俩这个高个头的孩子。你会说她选中了我。我不过是受到了短暂的欢迎。我将这比作感恩节的一个流浪汉。行善者邀你进屋去，给你美美地吃了一顿火鸡。但是这福分只有那个星期四才有，星期五可别再上门来。”
其他人听了可能要发笑，舅舅却严肃地点点头。“也许她等着你采取什么主动步骤呢。”
“该我主动做什么？”
“噢……一桩她认为重要的事。”
“我一点也不知道特丽基在等什么。我们俩从不谈到我。最近几天我们谈的尽是关于她的事。她想告诉我她在自我实现方面的进步，她正在改正的错误，她对自己以往见解的新认识以及因此而采取的决定。她现在比过去好得多，等等……”
“听人讲这些东西真不容易。”
“要向好的方面转变可以从向别人讲解这种转变开始。你发表一项声明，然后不断向别人重复自己的意图，到后来别人会开始向你复述你的声明。你听到别人说时，你就可以讲：‘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你的意图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变得越真实。关键是流利。流利地进行系统的阐述至关重要。不管怎么说，她极具魅力，可亲可爱。”
“可是，那些伤疤是怎么回事？”
“也许这只是一个阶段。人的发展分几个阶段，后来会清醒过来的。”
“她也许已进入做母亲的阶段。”
我毫无信心地说：“也许是吧。”接着又补充道：“我担心的是那孩子。她长大了将会怎么样？我感到特别对不起她，因为她的性格像我。我想她从我身上继承了一些基本特征。”
“正是这些特征使你怜悯她的吧？”
“恐怕是的。我想自己一定有一种父亲的直觉。”
“如果你多做做工作，也许可以说服特丽基。假若她能真正认识你的话，看法就会改变的。”
“障碍在于她的赶潮流的心理。我俩好像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似的。”
“人们不情愿让你就此结束，达到你的目标。他们千方百计不让你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归根结蒂，这种做法可能对我们最有好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总之，你在肉体上渴望得到她。那有多好！要是卡罗琳对我也有这种渴望就好啦。”
“你在这方面应当多少知道一点。你会记得，不过六个星期以前，你还去机场接她，在门口等她，而她却打你身旁走了过去。”
“人会陷入沉思，这种事时常发生的。”
“沉思，不错。她却是服麻醉品倒下的。有这么一位新娘，如果说她确有一只嫁妆箱子的话，那么箱子里装满的是可卡因。我说舅舅，你还记得霍桑的小说《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吗？那美丽的姑娘对极毒植物有免疫力，因为她在毒草丛中长大。然而她却是她情人的死神。她只须对着他吹口气，他就完了。我记不清了，她吻过他吗？反正，他从此一命呜呼。”
“致命植物吗，那是个极端的例子。”
无论我们谈什么都无关紧要。他因为破坏了卡罗琳预定的婚礼而心中十分难受。我竭力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但他总是反应不过来。我原先来美国是为了完成学业，从舅舅身上吸收某些必不可少的力量，而我很快发现，他在指望我的帮助。当然，在他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里，他无须任何人的帮助。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凡不涉及日常生活的事，他们都可以应付自如。然而一旦卷入生活的旋涡，他们非得有人保护不可。
我喜欢舅舅，并不期望他十全十美。他有他的才干，但是在生活的旋涡中，他却是一个不称职的角色。广而言之，这其中也许包含着某种决策：即故意抛弃自己的精明。我猜想他天生与周围的人一样精明。精明透顶的人自然绝不会接受这一看法。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会说这都是装出来的，还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会说他是在坦率的烟幕后面搞鬼，因此是个超级伪君子。你怎么能期望这些人承认天才，将有天赋者纳入自己的考虑呢？再则，舅舅也不该单方面地自动解除武装，让那些精明人保持主动。他的决策错了。他体内需要更多的政治纤维。
这一点到时候会一清二楚的。眼下我发现自己处在顾问的位置，而且觉得自己作为感情“顾问”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固执己见，小题大作：对于我，不管是摆饭桌、拔包裹上的钉，还是重新热咖啡，似乎都只有一个办法。也许我这种爱管闲事的脾气是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他们几千年来为每一桩事情都作了规定：掰面包，上厕所，参加葬礼后回家各有不同的仪式。不错，这只是个小毛病，然而妨碍我与特丽基关系的可能正是这一点。她把我糊在厨房用柜上的装饰纸全撕了下来。“什么事该怎么做你全知道。”她对我的美学观嗤之以鼻。我在索马里的母亲说，特丽基如果没有怀孕，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她坚持所有的事按她的意愿办。”
“有益的说教”是我的另一个弱点。在许多情况下，我倒不如向自己说教一番更好些。一次在飞机上，我对贝恩谈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烦恼的女人的特性。“女人看到像你这样的人，”我说，“会感到你身上具有某种价值。她或许会对自己说：‘这个男人想干点不平凡的事业。’与此相配的是‘改造你的灵魂’这一说法，是极少数人走的生活之路。而管教和引导智者正是受这一说法影响的知识妇女的嗜好。这就是许多风流公子喜欢农妇和妓女甚于高贵女子的原因。如今农民阶层正在消失，没有受过一两年高等教育的妓女已是凤毛麟角。如果我们打破这一种惯性，它的碎片便会掉进现代意识的大锅中。这样，你面对的是现代女性：她们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及先进思想感到骄傲，但是又暗自担心自己并不具备必要的品格，以吸引肩负重任、精力充沛的男子……她们不必过分担心——肩负通向高层次生活重任的男人并不多见。但是，她们的确担心。她们所怕的是自己会使这样的男人感到厌烦。他们会看穿她们的。所以她们梳妆打扮，她们谈论不休，并开始向你发起进攻。她们行动轻松，然而心理沉重，异常忧郁和沮丧。她们早就受到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开导：这些女孩子高贵、典雅、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前途无可估量。可是，她们在哪儿？她们在外边暗处，可怜的心正在破碎。女子的这种失意和悲凉令男人很不受用。他们常常自认为有责任帮助她们恢复失去的自尊。”
舅舅一定心不在焉地听我讲话，因为他突然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是不是说起过特丽基腿上的伤痕？”
“我告诉她说，这些伤痕使我想起了对孩子的虐待，我认为她有本事认出那些虐待孩子的人。”
“你从未说过这类话。我想她不会喜欢这种玩笑。”
我对贝恩多少有点失望。我设法对他讲点绝顶重要的事，可他却不听我说话。但是，人都得准备好了才能听旁人讲话，你得等待时机。反正，我讲话的声音就能使他高兴起来，即便他不注意我讲的内容。
我们快到日本时，他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朝鲜海域上空迷路，我们会被打下来的。我不喜欢这个玩笑，因为他用的话是：“被你的俄国朋友打下来。”
在东京降落以后，他对派来迎接我们、弯着腰、躬着身恭候的主人鞠躬。我们马上乘坐高速火车前往京都，在田原屋旅馆订了房间。这地方真不错。在那儿你得穿和服、睡地板；在木桶里洗沸水澡。四周空荡荡的，给人以轻松感——没有椅子，没有桌子，没有报纸，也没有书刊：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假日。
早饭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送来。纸糊的门上传来了的声响。一个服务员双膝跪地托着托盘，等待我们允许她进来。她的头发向后梳得紧紧的，给人以苦行或受罚的感觉。她走路迈着轻快的小步。从我的房间可以看到一个小花园。这种不大的空间若在其他国度里可能不会利用起来，让客人随意扔威士忌酒瓶和牛奶瓶。花园中有个长苔的花坛和一棵矮树。地上覆盖着白色的鹅卵石。这种布局使人产生了奇怪的延续感——花园并不是完全在室外，我的房间则并非全在室内。房里除了地板无处可坐。如果你要看《纽约时报》，则得到洗手间去看。
对舅舅来说，这一切都是古老的文化，因而使他心境豁然开朗。作为一个形态学家，他喜爱坚固持久的组织，他们这儿这种结构多着呐。此时，他的良心不再自责。我已使他对卡罗琳的负疚心理多少减轻了点。他从卡罗琳身旁逃走，避开她的符咒，犹如大卫从索尔身边逃走一样。在我脑子里，她好比起火的大楼上空的一个有形物——性欲之火从屋顶窜了出来，一团女人似的烟云没精打采地横卧在空中。我准备对他说，他最终也许还得送她进教养院了事，然后或许要与她的家人打官司，因为很难说她的房产到底有多少，也不知他要打多长时间的官司——最后被人指控企图谋害她，好像那个冯·比洛案例一样。然而，我没有机会把这一切对他说，因为抵达日本之后，舅舅几乎闭口不谈卡罗琳。
他坚持认为在席子上就寝对人很适宜。角度的更换使你进入不同的精神世界，睡地板会做许多有趣的梦。
斯威登堡在遭受重大挫折的年代写下的私人日记记录了从“天使般的性爱”到人间的色情等各种梦境。我不知道舅舅所说之有趣的梦是否指的就是这个，我怀疑他是一个，或者曾经是一个肉欲主义者。说“曾经是”这样的话真够傻的。如果你是肉欲者，那么你一辈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夸张地说，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于洛男爵或者斯特拉温斯基笔下的百岁外祖父。贝恩舅舅如果没有肉欲的吸引力去吸引异性的纵欲者和承受女性的发泄（或者是他主动要求吧？），那么他也不会一再成为女人们性欲发作的对象了。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东非看望母亲时，我试图让她跟我讲讲她弟弟的情况。她否认许多年前曾打过他的耳光。然而，她承认“他是个性感的小坏蛋”，还说住在杰弗逊大街的母亲们都不让小姑娘跟他玩耍。可是进入青春期后他变了，她说。她不想与我谈论这个。她认为在发生饥馑和死亡的环境中谈论舅舅的性爱很不得体。这儿是谈论这类事情的地方吗？考虑到她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历史——这种生活使她最后来到这儿的难民营——我真的不能责备她。为了客观地了解情况，我还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了那些现在还怀着胎、生儿育女的受苦受难的民众。“噢，这可不是纵欲，”她说，“那是必要的繁衍，或者是为了防止绝种。这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人是伤风败俗。”
母亲年迈体弱，冒着生命危险在难民营工作，她认为在她的小小房间里谈论舅舅是“不严肃”的。不过，在我打开从福冲商店买来的一盒盒礼品、她喝了两三杯蒸馏水和卡尔瓦多斯酒之后，母亲倒是给我讲了舅舅十七岁时曾一度精神濒临崩溃——也许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分裂症。要他躺在床上简直办不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下床来，躺在地板上。他家的医生解不开这个谜。“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母亲说，“柯勒蒙大夫提到了这个病，可是那时候杰弗逊街上的居民哪里知道这个？如果大夫谈论中国的长城，大家也同样听不明白。”爱情显然是主要原因。贝恩爱上了裁缝科恩的女儿。那姑娘身材单薄，脸色苍白，却长得标致，母亲说。“营养不良才会给你如此迷人的外貌，我在这儿住了几个月后才有这个体会。科恩家的姑娘的甲状腺肿大，又患缺铁症。一个人只有住在裁缝店的里面，睡在一个没有窗的房间里才会有那种魅力。”
“原来这样！”我说。“他爱上了她，她爱他吗？”
“她是个性感、热血的女子，”母亲说，“我想他犹豫不决，没有干她希望他做的那种事。少一点理想主义的人会比他更愿意满足别人的要求。她开始与另一个男子幽会。你舅舅满腹忧伤，失魂落魄似的——皆因性欲无法满足。贝恩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母亲讲这些话与其说出于同情不如说出于不耐烦。她属于那种坚韧、泼辣的女子。你若满足她的要求，她会由衷地爱你。然而，她对你进行严格的考试。你得经历一些严峻的考验，正如她本人过去和现在正在经历的那样。她作为主人，接待过两三代有影响的法国知识分子，观察他们对酒与色的嗜好；他们对心爱者（或男或女）所具有的大胆的念头以及所采取的怯生生的战略；这些接触与观察使她消除了美国中西部女性在“观念”方面的胆怯心理。她已习惯于听人讨论民族与时代。世界历史也罢，存在主义的范畴也罢——没有一样会难倒她。任何人的思想都不会在她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恐怕我常常想做的正是这一点。好像她会让自己的儿子超越于众多的学者、院士，存在主义著作的作者和地理政治家之上。作为一名足球守门员，母亲永远不会让你进门得分的。
我和母亲坐在那座活动小房子的房间里。门外，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当官的偷走了那些可以拯救他们生命的粮食，运到遥远的地方非法出售（诸如：阿斯普勒蒙、蒙塔尔万、比塞大、卡塞以及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不少粮食被老鼠和鸟类吃掉，或被虫子衔走，或者霉烂变质。
我发现许多埃塞俄比亚人长得非常美。我忘不了他们头部美丽的形状和水灵灵的黑眼睛。我想起了斯威登堡关于通讯的观点，也就是说，创造是上帝与人类交流的语言之一。我熟悉的俄国象征派学者是从他们的法国先驱，如波德莱尔和兰波，或者直接从俄国人阿克萨科夫（斯威登堡著作的俄文译者）那里继承这一点的。所以，难民营有点像梦境一般，我母亲在那里出现同样有点像梦境。她那模样像特蕾莎修女，尽心尽力地为啼饥号寒的人们服务。
尽管如此，我仍不停地谈论贝恩舅舅，追问母亲，让她提供有关材料。她很快对我表示不满起来。（她做得对！）她说：“亲爱的，你疯啦。你要了解我的弟弟和他的女朋友？你父亲……好吧。不过他倒是有一些鉴赏力。你舅舅却不知道哪是黑，哪是白。他与列娜的婚事是够幸运的，自然他也该如此。她是个贤淑女子，但是用真正的标准来衡量，她是个守旧派。她去世时，他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你还以为她是个什么圣人呢。他应该坚持从事树叶研究才是。或者研究树液，或者随便哪一件正事。”
自然我不能表示同意。她生气时对谁都不宽恕。你不能责备一位男子，因为他希望从自己母亲嘴里听到有关女性的指导性意见。获得些许智慧的闪光，这也许是能使我感兴趣的唯一遗产。可是她什么也不想给我。她对我感到失望，甚至有些生气。她曾希望我成为一个显赫的人。我应该可以成为《泰晤士报》驻巴黎办事处的一号人物，或者成为《世界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或者当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西欧办事处主任，领导三十个人的工作班子；或者担任莫斯科大使馆的发言人。假如我是一名资深的新闻记者，我会对那些难民更为关注吗？我的全部心思将会放在摄影和电传上，要不就是致力于如何击败竞争对手。
她毫不了解她弟弟的真实意向，不了解他是个“永恒世界”的居民，其位置虽则处于我在上文列出的那些人之下，但他同样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
她责备舅舅将我引入歧途。他为什么要将我与他搅在一起？她也不希望我像自己的父亲——因为她对父亲的一切了如指掌：追逐女性，沉湎于婚前性关系，一对赤条条的高贵男女在巴黎的床上胡闹。至少，鲁迪·特拉奇登伯格正在对自己身上的一种天才作出反应，如果你想隐匿这种才干，它会置你于死地的。因此，我母亲也就听之任之，向他屈服，甚至还怂恿他胡闹，也许为他的天才感到某种骄傲，她与他配合默契。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她又能怎样？然而，在她看来自己的弟弟与她丈夫不可相提并论。他在植物学方面的才干在她眼中毫无意义。她责备舅舅把我引上歧路。这种学术上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当窝囊的教授？我当时与大学生合用宿舍的淋浴龙头，他们的摇摆音乐几乎要使我发疯。我对特丽基的温顺使她十分不悦。与我父亲一样的男人对一个姑娘绝对不会这样忍让。她不希望我像父亲那样做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然而，难道要我成为与他截然不同的人吗？我对舅舅的依恋会使我后退一二十年。我那生气勃勃的母亲为我已经受了无数磨难。现在我却使她深感懊丧，因为迄今为止我仍然一事无成。
在索马里时，我想与她谈论自己的观点，这是个错误。我屈服于自己郁积在心间、欲向她一吐为快的弱点。我并不是自己装作考基夫或者甚至装作乔治·巴塔耶，不过我的目的是帮助她透过傻乎乎地成为蠢姑娘牺牲品的外表，对我的计划有一个大致的或一般的了解。除非你的生活是一种转机，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加入正在衰落的人类行列也毫无用处。我已将自己文章的单行本（原载《俄国周报》）寄给她，文章题为《极端主义的早晨：从古米廖夫和格鲁特斯基到曼德尔施塔姆》，着重阐述了下述引文：“活着——这是艺术家的最大骄傲。除了存在之外他不希冀别的天堂”，等等，等等。我在文章里讨论了这一观点与几乎不谋而合的帕拉切尔苏斯、斯威登堡和布莱克等人的观点之间的相似之处。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子，我给她机会，让她慢慢领悟到：我之所以对舅舅有一种亲切之感，是因为舅舅显然不希望有别的天堂（倘若你亲眼目睹过他与他的那些植物在一起的情景，你自然会发现这一点的）。他在柱头的对摺心皮方面所做的研究在别处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指的是几十年前使他一举成名的研究成果。他使我对自己将来过上高层次生活产生了合理的期望。很自然，我不希望自己和其他什么人相像，我就是我。但是我傻乎乎地指望她会从一篇学术论文中获得某种领悟。这不啻要她，一位六十开外、弱不禁风的女子，站在铁路沿线的小站上，当直达快车以每小时一百英里飞驰而过时，挥动手臂使车停下来让自己搭乘。
但是，如果你真有一个聪明的母亲，你便不会轻易放弃与她沟通思想的希望。
眼下正是夜晚，难民们在带刺的丛林中的帐篷里栖身，你无法看见他们受难的情景。此情此景适合于讨论比较重大的题目。那天晚上我们不必在宿营地食堂用餐。我打开几听大刀牌猪肉罐头，最后还喝了甲等苹果烧酒。我渐渐有点忘怀，拿我的一些关于东西方的观念来试探她。饥荒与猪肉罐头的联想又使我打开了话匣子。然而，薄伽丘毕竟在小说中描写年轻的男士、淑女在大饥馑中相互以色情故事和笑话取乐。于是，在我们将精美的食物撤走之后，饮了上等苹果酒而微醉的我，开始向她讲述俄国集中营文学——即索尔仁尼琴、萨拉莫夫和其他人的作品。我说，在东方，人类经受着贫困的折磨。人类的许多高级功能被抹杀。而在美国，人们则被局限在低级的趣味上——苏联强调消灭高级功能，美国则任凭低级趣味泛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么回事。美国受过教育的人羡慕东方人有培育与发展的机会，因为那里的人受苦更深。在这儿，人们所受的苦难则微不足道。没有人因为思想问题遭到千刀万剐。这意味着你即便玩十五子棋戏也无关大局。哦，也许是这样。但是，苏联人民是一个沉闷的实体。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可以保证。主要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受到了所谓革命的压抑。然而，俄国有它自己特有的财富，即相信俄国才是深沉而真挚的感情的故乡。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人一起促成了这种绵绵深情的好名声。西方不过是一所医院，专门接待感情受到创伤的病人和其他伤残者。嗯，确有俄国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被人以噱头骗取了信任。列夫·纳夫罗佐夫（此人可一点也不蠢）说过，就非理性的纯感情行为而论，二十世纪的美国相当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眼下这儿感情的流露要比苏联丰富得多。倒并不完全是令人愉快的感情，但感情的流露的确丰富。他甚至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幻想家，一个有心计的理想主义者，脾气不好，几乎是坏透了。诚然，我们可以撇开这个不谈，如果你愿意的话，妈妈。
我讲的话她一个字也不同意。她认为我的讲话不着边际。
我毫不让步，反而再次向她开火。东方遭受着贫困的折磨，西方遭受着欲望的折磨，我说。我的话使她震惊。也许她想起了父亲的放纵行径，她说我疯了。受折磨，可真是的！然而受折磨的不是他，而是母亲！多少年来她忍受了他的欺骗，可我现在反而对她说受折磨的是他。我生下来耳朵就有点背，这已经够倒霉了，我没有必要再成为白痴。“你要将伦敦、巴黎和纽约与马加丹和科雷马[36]进行比较吗？或者要与我们眼下在这儿坐着的难民比较？我不该吃你带来的那些高档食品。蓦地，爸爸与他的那些千姿百态赤裸着的女子一个一个地从我们两人面前飘忽而过。这才是受罪！”
痛苦接踵而至。她没有读过D.H.劳伦斯所写的关于一只发出叫声、“受着性欲的折磨”的乌龟的那首诗。同时，她也没有读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尽管她家中的书架上摆满了该作家的作品。她认为我在当时的环境下杜撰各种理论，让自己沉湎于奇谈怪论，实在没有良心。
我应该告诉她（本着做和风细雨的指正的精神）俄国人的苦难，从广角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一种古老的苦难，即人类在战争、饥荒和奴隶制度中司空见惯的那种苦难。这些巨大的、人们普遍熟识的苦难形式必定会加深幸存者的人道主义感情。我真想试着让妈妈明白：自由所遭受的苦难也应给予考虑。否则我们等于把一种高标准让给极权主义，我们会说只有压迫才会使我们保持诚实。自由的人们如果得不到耳聋的上苍和中性的地球的帮助，他们便会面临异常危险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决定文明将来的命运。说到这儿，我稍稍离了题，谈起了舅舅的痛苦的时间表。
母亲以认真的关注打量着我，好像我已失去理智似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大几岁。停止入时的打扮之后，她便显出一副老态。她想告诉我以下这些情况：为两千名难民建造的难民营里住进了四千名难民；饮水得从三十英里之外用卡车运来；帐篷不够用，许多家庭只得在树枝下栖身。边界对面的埃塞俄比亚民兵抓走奥罗莫儿童，强奸女孩，索马里官员企图强迫难民回去，这样，为施行更大暴行而建立的孟吉斯都部队便可以完成使命。然而，她的独生子到这儿是给她上课来了。在这一点上，他颇像其父，就生活乐趣而言，仅次于性爱的莫过于给人上课了。
来访的儿子向她大谈一九〇五年的风暴，大谈旧政权的最后几年中对蒙古人入侵的恐惧，又谈沙俄在中世纪的库利科夫战役中击溃了来自亚洲的金色游牧部落。勃洛克就此写过一首伟大的诗。别雷为此诗的预言性含义所倾倒：除非升起一轮精神太阳，除非青铜骑士成功地越过历史，俄国可能陷入原始的混乱。革命的意义在于俄国企图将自己从现代意识的磨难中孤立出来，这是一种封闭。在这封闭的国土上，斯大林让大批人以旧的方式死去。而在西方，其磨难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死去。没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自由世界的灵魂所发生的事。别介意“不断扩大的权利”，别介意奢侈的“生活方式”。我们被埋葬的判断力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都被遥远的意识中心所瞧见，这些意识中心正与完全的清醒进行斗争。完全的清醒会使我们面临着新的死亡方式，即我们这个世界特有的磨难。让真正的意识了解实际发生的事将等于进入炼狱。
“我不该让你向特拉贡路的那个老头学俄语的，”母亲说，“他影响了你的一生。”
我想我不该把自己的观点带到这个正在遭受饥饿和种族灭绝的地方来的。母亲对我的理论感到震怒。我讲话时她所听到的依然是那个半聋的孩子的声音。我能够站在她的立场上看这件事。如果我对她说：“我有办法使弗洛拉·刘易斯从报纸对页版上抹去，由我接替她的位置”，那就标志着我终于已经长大，这样的话，她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但是我既不中用又愚蠢，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也许是老耶玛洛夫（以及我舅舅）弄得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用处的。不过我不想在索马里多耽搁。
舅舅与我已在京都（我从地球的一端被带到了另一端）住下，舅舅的主人，小松教授——另一个植物学的巨人，到我们下榻的田原屋旅馆来带我们去看著名的神社和庙宇式花园。
小松已有八十余岁高龄，他脸庞消瘦，肤色棕黄，身上穿一件颇旧的和服，脚着凉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戴着一副老式的金属柄眼镜。他于一九二五年就学于牛津大学。他来时乘坐的出租汽车也是那个年代的产品。我想汽车是维克斯霍牌的，除了在无声电影中之外，我从未见过类似的车子。舅舅的情绪已有所好转。他说话轻松、俏皮，几乎表达不尽自己的欢乐。他似乎想亲手帮着干一些活，不过他的这双手一直没有去碰那些他喜欢的东西。这儿正值春天，天气潮湿又温和，不像西雅图那样阴雨连绵。周期性的毛毛雨从明亮的天空轻轻飘落下来，并不使人情绪低落。你若站在树下，可以听见小雨滴落在透明的新叶子上的声音。小松教授带着一把栗色大伞。
这儿没有开阔的地平线，往远处望去，只见长着树木的小山和小片田野。这儿也见不到工业化的日本的踪影。大概工业化有其适当的场所，而且相当辽阔，不过眼前看不到正窥视着我们的工厂窗口。那教授为我们准备了一种特殊的款待。他将自己写的几首诗译成了英文，我们坐上那辆车子之后，他便要求我们允许他为我们吟几首诗。他的诗作只有一个主题：那老人的奶妈——七十五年前他深深地眷恋过她，她已于一九一二年去世，是年他才六七岁。
“唯有她是你一生中心爱的人吗？”舅舅问。
年迈的小松无法接受这种西方的客套。
诗歌背诵尚未结束，司机便慢慢停住车。我移位坐到走道中的折迭式椅子上，以免挡了路。舅舅的脸因出于礼貌的专注而显得异样。我们俩都注视着老人下排牙齿的动作——牙齿的残留部分像正在晾干、变成棕色的石榴籽一般。我被介绍给教授时，舅舅以发表正式声明时的低沉声音向我保证说，小松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在世界上发表过具有真正科学权威的论文。这样一个人竟写了献给那位作古多年的妇女的田园诗，这足以证明爱情在一些科学家——即受过教育，专门阅读大自然那本蕴藏着无限神秘的书的人——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上帝由于爱因斯坦的提及而身价倍增，同样，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落的爱情声誉，由于小松教授的推崇而得以回升。
有着垂直线条、早在流线型成为大事渲染的特色之前的那辆老式车子开进了林地的凹洼处，一群身着深棕色的妇女正在那儿劳作。熟悉美国生产流水线的人——在流水线上操作的工人有时会边工作边抽大麻——在日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工作概念，日本人工作时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似乎不给自己留下一点自由。这些小个子妇女躬身向着搁在支架上的树干，剥下树皮，正在把木头刮净、擦洗、磨光。年迈的小松解释说：“这些用来造房子的柱子，在建造传统结构的住房时有着特殊的意义。”
“啊，是呀。我想是专门种植的吧。”舅舅说。
“还要经过检查和加工。然后再由这些妇女用专门配方的材料进行处理，可能是用浮石粉和油料处理，全部用手工操作。简直是一种宗教祭礼仪式。”
舅舅马上就此发表评论：“做这种工作的妇女可以成为贤妻。”
这下你会注意到小松老头脸上的表情渐渐起了变化：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表示赞许。他仰脸对着轿车的顶部，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他要拿起通话管，将笑话译给司机听呢。只见他双臂交叉（双膝上摆满了诗文）说：“克拉德博士，这是一句俏皮话。你是以说俏皮话闻名天下的。你把我刚才所说的处理从房屋柱子移到丈夫身上。但愿做丈夫的愿与树干互换位子。”
“噢，教授，有些时候我真的愿意互换一下。今天如果能交换的话，那就好比上天堂呢。”
卡罗琳显然不愿为他做这些事的。可怜的戴勒·贝岱尔也不会干。
“这些妇女的手上得长老茧，”小松说，“老茧脱皮需要时间。我想你今天出门时头脑中带着童话故事，《魔笛》这则故事中，一个丑老婆子变成了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妻子。”
“但是，有计划、合情理的选择似乎并不奏效。”舅舅说。我十分了解他的脾气。舅舅居然谈起合情合理的选择来了！他心境极佳，高兴异常。
小松老教授开始跟他调侃。那老人说：“我们的封建主义对你们这些人很有诱惑力，但是到这儿来寻找温顺妻子的美国人往往感到失望。到美国一两年后，这些女子就美国化了，扮演的角色相互换了个儿。不久之后，克拉德教授，你便成了服侍者，听从你那个懒散的妻子的一切吩咐。”
确实如此，哦，即便这样也比贝恩后来的遭遇好。假若我当时要求小松推荐一位可靠的日本媒人，那么，就不会有玛蒂尔达——也就没有拉亚蒙一家了。
好笑的民众——我指的是我们美国人，不是指日本人。噢，他们日本人也十分可笑。东京和大阪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到处人头攒动。每打开一道门，便有几百人蜂拥而出。你拉厕所的门时总发现有人正在使用。你若揭开人孔盖，人们便从里面鱼贯而出。但是在我们国家，人们显得更加可笑，他们寻求各种欲望的满足，他们在世界上活着就是为了这种满足，或者为了满足各种欲望而挣钱；或者证明你有本事用他人的钱来满足一己的欲望。在此不妨触动一下我自己的创伤。特丽基在西雅图曾对我说：“各种各样的选择于我已经司空见惯。”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的话使我想起司汤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的那个友人，对他来说，与任何女人的性行为仅能带来一次快感，最多两次。
而眼下我们正在京都，有人陪着游览。
轿车在一座古庙山脚下停住了，我们拾级进入花园，不时停步稍事歇息。我因时差的影响尚未完全适应；舅舅则不同，他经常周游世界，因此感觉正常。
而后在日本的经历都不及那天那么令人满意。我的长辈们：两位生物学家，交换了有关叶和花的信息，这时雨点像摩尔斯电码一般滴滴嗒嗒打在教授的雨伞上。太阳很快便出来了。乌云散开时，我忽然想起特丽基将头发梳向一边、垂挂到眉目之上的模样。倘如姑娘的形象这样出现在你的脑际的话，你便从上天得到暗示：麻烦已经找到了你的门上。或者是你自己找到了麻烦的门上，似乎别人给你造成的麻烦还不够多。
贝恩独自一人在前头走着时，小松教授对我说舅舅有着特殊的洞察天赋。就约定俗成的含义来讲，此种天赋也许并不“科学”。他对“出现在他面前的植物”会产生鲜明的视觉形象。一种思想可能变得极为清晰，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阶段，不只是思想极为清晰，而是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仿佛画出来似的。
我是否已听懂老教授的这一席话，自己并无把握。教授本人也不能完全保证他懂得自己所说的内容。一种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物体吗？唔，欧几里得创造了思想的图表。法国人把花叫作蝴蝶花[37]，他说。这并不算数，这是一种带感情因素的习惯用法。用于花的爱情语言？奥菲莉娅发疯的场面确实使人感动，但是除了色情引起的心碎和做子女的人的悲伤以外，唯一余下的是少女的习俗，别无其他。我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冒犯小松教授，也许他在诗作中也运用过花的语言。我从老人口中获悉的是，我关于舅舅的预感——他看问题的方式有别于我们其他人——得到了证实。难怪他经常向我讲述，从他的角度出发，植物是一种奇怪的生命，需要人们以特殊的，几乎是神一般的力量去对待。植物结构严谨，但它们并不显示出我们所理解的意识的任何迹象。植物生长在石头世界的顶部，多汁，能呼吸，向外部发展，相反，人类的发展则是内向型的——只须想一下我们的肠子和布满皱褶的大脑。
舅舅在古庙旁忙乎着，显得十分快活。我望着他弯下身去，仔细观察植物的叶和花。他那俄国人的背部越来越显得好像他的外衣罩在一个翅芽上似的，假若他愿意，他可以脱去几件衣服，在神庙的花园里展翅飞翔。但是，他不能将朋友撇在一边。他是一个十分知礼的人。
问题又来了：如果世上存在着类似于对人类的洞察力，那又怎样呢？如果他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又怎么样？（当人脸进入他的视野之内时）可能会有某种影响，一种绿色的交叠——让我们暂时借用这个词。然而，他不可能完成向人际关系的心理转化。这一点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中很快变得清楚起来。
我马上就要谈论这件事——向读者介绍玛蒂尔达·拉亚蒙。
首先我得描述一下在京都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游览。
一天晚上，老教授的几位年轻同事带我们俩进城。他们一边嘻嘻笑着，一边说他们要给我们弥补一下，因为小松先生老用那些写奶妈的诗歌来讨人厌，他们还问克拉德博士是否反对去看姑娘们表演。因此请各位读者想象一下：一位植物王国里的观察家被邀请前往观看脱衣舞。“真正的热门货。”其中一个说。舅舅评论说：“我还以为这儿是亚洲圣城之一呢。”他们似乎觉得这话十分好笑。我可以看出，舅舅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可能是建筑在对不同文化传统的误解的基础上的。这些年轻的同行不时发出笑声，或许是出于礼貌。（又是礼貌：维持秩序的规范越解体，礼貌就变得越可笑。）
舅舅以往很少看淫秽表演。这种演出不是他的爱好。事实上，这些年轻的学者是想试试他。他们要看看这位著名的美国植物学家对女性作何反应。我则怀着好奇心前往。即便现在我也不能确切地说出舅舅对女色有多大兴趣。我知道他脑子里想着女人，可是我不知道他脑子里为什么想着女人。他可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兴致，这一点我可以面对着公证人起誓。他有异教徒的嗜好吗？他是否有着希腊语原来意义上的色情的动机？他是否称得上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人物呢？唔，首先，他是个犹太人，长得像俄国人的犹太人。我想永远会有像他这样的犹太人。像我父亲，也像我这样，消瘦、皮肤偏黑，凡事总是盘根究底，直率与狡猾兼而有之。但是，就性爱而言，我们俩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时刻，既不同于巴比伦王国和罗马，也不同于古老的印度。这将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天资聪颖，能找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题目的人真是寥若晨星。
那些资历不深的同行晚饭后带我们去的剧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观看。在剧场中央有一舞台，四周围着许多男人。这儿有着到处可见的日本人的拥挤，高密度人群。观众中大都为年轻的企业管理人员，穿着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相仿的西装，也就是英国人通常称谓的普通西装，好像有谁在美国国际通用机器公司、日本三菱公司和索尼公司工作的人在工作岗位上闲逛[38]似的。许许多多看上去收入颇高，衣着讲究，黑头发的日本男士正抬头注视着舞台，他们显得专注至极但又异常自制。表演者在海报上分别以大阪小姐、东京小姐、奈良小姐、横滨小姐和长崎小姐署名。她们穿着织绵缎和服，腰间系着盛典时用的宽腰带，脚蹬木屐，手拿花纸伞，头发梳得高高的，脸上涂着白粉和油彩。每一位少女都来自学校，嘴里用颤音唱着歌。在一番开场表演之后，她们像世界各地的脱衣舞女一样，开始正式演出。这些姑娘异常标致、秀丽。她们每次两人一起走进一个有机玻璃笼中，有机玻璃笼用单轨铁索吊在房顶下。玻璃笼在剧场里打圈，聚光灯跟随着表演者转动。两女子时而嬉闹，时而扭打，时而拥抱、接吻，时而伸出舌头，然后装作在兴奋之中死去。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嬉戏，而那些仰着刮得光光的脸的男人则正忧郁地受着煎熬。地上站着的男人可难受了，特别是在有机玻璃的爱情之笼回到舞台之际；两位姑娘依次蹲下身来，张开双膝，用手指把自己的宝贝张开之时，四周一片沉寂。一种静态的疯狂气氛笼罩着全场。从男人的双眼到引起性欲的中心之间，你简直可以画出笔直的力量之线，那圣洁的宝贝正洞开着门户。每个人都无法不注视，看着那宝中之宝，看那个红得像缎子针插的小小器官。男人们挤在一起，一个个纪律井然，没有人动一动。所有这些商业界和实验室的奇才，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同行们的竞争对手，这些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喝醉，没有一个人张着嘴巴，大家都到这儿来看这些姑娘们表演。大阪小姐和奈良小姐，尽最大可能地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显露在你面前，她们越是这样毫无保留地裸露自己，仿佛内中的秘密越加深不可测。那几位带舅舅到这儿来，想来观察他的反应的年轻学者，此时此刻全不在看他。所有在座的生物学家、工程师，发明诸如电子显微镜和能将土星环的照片送回地球的设备的大发明家，除了注视那正在缓慢地张开的宝贝之外，其余的一切全然不顾。他们显得还没有看够。两位姑娘感到自己所引起的注意的分量，似乎知道自己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折磨，知道观众受到了多大的冲击。我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可能不受冲击。舅舅穿着鼓鼓囊囊的浅灰色西装，神情严肃地在那儿站着。
这表演超过了他的承受力。在京都他失去了许许多多，对此他一点也不含糊。第二天一早，他说他准备走了。
“你没有睡好吧？”
“我服了一片安眠药。我现在要走了。你瞧，我们得在地板上吃早饭。这样的日子一星期就够了。”
“你以前也看过姑娘的表演吧。你已经五十出头了，这一回又不是你初次看脱衣舞。”
“当然不是。但我不喜欢我昨天的那种感觉。”
“你周游世界已经几次？”
“比凡尔纳还要多。”
“你昨天感觉如何？”
“被撩拨得不能自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事很难说得清，日本人的性观念很复杂。他们的前提与我们的全然不同。”
“我相信确实如此。尽管这与我毫不相干。”
“日本商人为自己安排了全球范围的性旅行。妻子们被留在家里，丈夫则飞到拉丁美洲去寻欢作乐。”
“这对人类学家来说可能很有意思，可它不是我的专业范围。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可受不了啦。”
“昨晚陪我们去的朋友还想带我们去一个夜总会，那儿的一个表演者用绳子在阴茎上打结。”
“不，我不想看这个人，”舅舅说，“当人们决定把自己的智慧运用到任何特殊领域时，他们往往走得太远了，最后便成了一种地狱。”
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否则，他的措词不会如此强烈。我当时应该明白他正在寻求保护。也许他正在回想起（我本人也一样）这些日本少女的阴毛，既直又黑，毛茸茸地围住了那红色的缎子般的缝隙。然而，舅舅对此不会采取嘲而远之的态度，他缺少世事的磨练。现在，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是整个世界，需要他加以判断。这里的含义是：“如果你对付不了这个，说明你运气不佳。”问题在于，由于谁也对付不了，便出现了普遍性的运气不佳。至于说到性，舅舅不是真正有资格的玩弄者。他永远成不了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并不是因为他十分天真。不可能有这种事。只要想一想那些半托班的孩子在法庭上控诉那些上年纪的保育员对他们进行性骚扰的案子（其审判结果也许会导致可敬的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以孩童为对象的骗人把戏是怎么出笼的？还有雷米·德·古尔蒙[39]的腐朽习俗，成套的斯温伯恩[40]的“英国式”不道德行为，以及上世纪的《痛苦的花园》。所有这一切都与早餐时食用的干谷类食品一样普通，一样使人愉快。至于“天真”，自从我了解斯大林的副手，白俄罗斯的首脑波诺马连科关于保持群众的“天真”的谈话之后，我就再也不让自己有半点天真了。“纯洁”是各种各样深层意思上的犯罪行为的烟幕（也是各种形式的烟幕）。因此，我们还是再来谈舅舅吧，他并不天真，但有点乖僻，小事过于认真，爱挑剔到了难以解释的地步，无法归入我熟悉的范畴。当然，他读过福雷尔[41]、艾利斯[42]、金西[43]等人的经典作品，还有另一个研究性行为的艾利斯——阿尔贝特，性革命方面的托马斯·潘恩[44]，还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45]夫妇治疗小组，等等，等等。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贝恩曾不遗余力地了解疱疹、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情况。难道我可以若无其事地假装他不曾对戴勒们，卡罗琳们以及其他女人有过希冀？他有一次曾经说过，他与卡罗琳拥抱着交媾时，她喊叫着说：“噢，你是个天使！你这个天使！你呀！”要不是为了自我标榜，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她是个怪人，他则是个科学家，富于童趣的男子汉（天使般的天真），他将自己委身于她的需要……我可做不到这一切。
他的确与列娜舅妈相依为命过，他也曾是个忠实的丈夫。不过我现在将他的一桩隐私在这儿披露一下，现在讲出来已经没有害处。他三十岁时，有一回在自己身上作了一种试验，并不是与其他女人鬼混，而是去试试毒品的滋味。他的一位在医学院工作的同事给他注射了几针睾丸激素，仅仅作为试验而已。起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效果。可是有一天，列娜舅妈外出购物去了，他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性冲动。“我躺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我忽然成了一个婴儿。一双小手，一双婴儿的小脚，其余部分都在膨胀，除了肿胀还是肿胀。胀得你像一个啼哭的婴儿一样——你啼哭是因为你感到一筹莫展。”
“那你怎么办？”
“我等着它发作完毕。除此还能怎么办？我从此没有再打那种针。”
在我看来，他并不需要打针。眼下，他已五十多岁，却依然憋得慌。他是一个受欲望折磨的典型例子。我与母亲谈话时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到了五十多岁，却依然沉醉于性欲冲动所带来的快感，而在其他文明世界，人们在这种年纪往往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我听说他们总是带着尊严面对生活的一个个阶段，而不是像我们的一些诗人（其中有一些是很有天才的诗人）那样在这一阶段的性欲无政府状态中发出忧伤的抽泣声。然而，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肉体上的危险：如果这种危险达到了高潮，你很可能会被它们所吞没。请想一下黑死病、世界大战和集中营。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几乎谁也没有希望幸免。也许，把我们在肉体上的危险（譬如肉欲的危险）和战争或集中营相提并论显得有点奇怪，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可能夺走千百万人的灵魂我们都必须认真考虑。这一点特别需要指出，因为时下“聪明的观察家们”正警告美国，为了成为一个貌似强大的怪物，美国应当为艰难时世做好准备，因此，美国需要大规模的磨难——即老式的磨难。如果M.耶玛洛夫的天使们前来给我们注入爱情，却发现我们尚未做好准备，于是只得直接将爱情注入我们的肉体，我们会立即沦入既辉煌又可怕的堕落状态（而我们却盲目地把这种堕落当作快乐！），那么，你拒绝把这视为磨难的唯一理由将是你并不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为什么我那么不信任“聪明的观察家们”，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虽然聪明，但对于本质却一无所知。
不过，我不在此继续细述。我仅想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舅舅为一系列性生活的不幸深深地伤透了心。为什么横滨小姐和长崎小姐会使他如此震动，使他如此痛苦，竟然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似乎找不到任何充分的理由。在这一点上他不想对我开诚布公。我猜想他并不想把自己完全交到我手里。这一类选择得由一个人自己决定。这一点我可以明白。我明白为什么让他和肯尼思·特拉奇登伯格讨论婚姻问题会使他发疯。我无法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会选中玛蒂尔达·拉亚蒙这样的女人？如果他所需要的是平静或者秩序的话，且不要说享乐了。
反正，圣诞节期间正当我在国外时，他和这位女士在她的父母家中，即威廉·拉亚蒙医生和太太家中，悄悄地举行了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