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关键词：
犯颜、傲睨、气节、奇貌、教学、学术、妙论、逸事、知遇、微瑕、评价
犯颜
******上台后不久，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被时任安大校长的刘文典断然拒绝，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还是按原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召见刘文典问话。刘文典见******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按：刘事实上从未担任孙中山秘书，而是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起草工作），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见面时，刘文典称******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快。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有说法称，******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而刘亦不甘示弱，在蒋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的肚子。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
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记载：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办公室。见******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版本来自于高伯雨的《刘文典与******》：“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大怒，立即下令扣留查办，消息传出后，教育界哗然。”
石慧庐是亲历者，高伯雨行文严谨，相较而言，他们的记载比较可信。且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徽大学的学生集会游行，后来又有几个学校响应，举行****，高呼口号：“打倒新军阀！”“释放刘叔雅校长！”******采取了镇压行动，逮捕了一批学生。随后宣布安大校长一职暂由程天放兼任。蒋离开安庆时，留下手谕：将刘叔雅交张亚威看管，听候发落。张亚威是省府秘书长，合肥人，与刘文典有私交。他将蒋的手谕偷偷拿给刘过目，表示无可奈何，将刘软禁在省府内的“后乐轩”，待如宾客，一日三餐外带烟茶，统有差役侍奉。
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適、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能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淞沪会战爆发后，章太炎到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刘文典到西城的花园饭店拜谒老师，章看见刘，摸摸刘的头说：“叔雅，你真好。”随后就大骂******的不抵抗主义，真是卖国军阀。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且戏言：“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31年12月11日，同门鲁迅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文中还不忘顺带讽刺胡適：“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適在营救好友刘文典时不遗余力，事后亦专为此事撰《人权与约法》一文抨击国民党的****独裁：“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適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论文，招致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出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对“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抵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適，予以严惩。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公文，对胡適给予警告处分。胡適不服，但迫于压力，只能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
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只能离开安大。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曾替人捉刀，为******六十生辰写过寿序。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刘平章少时曾问父亲为何要给蒋写寿序，刘回答说，他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时，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利益才与蒋据理力争，二人之间并无大矛盾。抗日战争期间******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有功的，为何不可以给他写寿序呢？
傲睨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得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適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学生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適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教员休息室的工友赶紧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教，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每次上课讲《庄子》时，他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得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刘平章听其父刘文典说过：“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得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刘的法眼，连胡適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