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南京发大水，黄侃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给了灾民。1935年春节，一位逃荒的妇女在黄侃寓所外分娩，倚墙呻吟。黄侃得知后，立即让夫人黄菊英煮红糖鸡蛋，并找出几件小孩的衣服，送给那个女人，还赠予她几块钱。对门的富户看到后说：“那女人是伪装行骗的，不要上她的当。”黄侃闻言愤然道：“时值新春，谁家不在围炉团聚。即令她并非就地分娩，冒严寒风雪，携襁褓弱婴倚门乞怜，亦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我以恻隐之心周济之，谁曰不宜？！”
“济南惨案”后，黄侃的日记专门辟出“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黄侃大怒；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黄侃对日本国旗的称呼）升起，他便“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而用“倭”或自造的字代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
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赠其《东方学报》两册，黄侃讥讽道：“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日本有人曾寄给他《古纽研究》等书籍，黄侃在日记中写道：“今时何时，予岂屑于与岛夷谈学乎！”
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大多身居国民党高位，他在南京时，鲜少与之往来。惟有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旁人避之不及，他却念及旧谊常去探望，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倒是居正常到量守庐拜访。居正问他为何不再至其家，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35年，黄侃因大量饮酒引起胃出血，卧床二日竟至不起，临终前他尤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
孝道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去世后，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黄侃都要拜祭父亲。黄侃一直搜集整理父亲的遗稿、手泽，并对诬蔑、攻击黄云鹄的言论据实批驳。黄云鹄著述甚多，黄侃未能将其一一刊印，内心深感愧疚。他在1921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则年向四十，而先人著述，未获重刊流布，墓碑、祠主尚俱未立。此罪直擢发难数矣。”1935年5月，黄侃去世前几日，检视乃父手迹，忆及慈怀，不禁失声痛哭。
黄云鹄去世后，黄侃对母亲极为孝顺，生怕母亲在大家庭中受半点欺负。每日晚饭后，他都要牵一头毛驴，让母亲坐上，在黄家的花园中闲逛。其母实在难以忍受，便对他说：“儿啊，我实在受不了你的孝顺了。”黄侃这才作罢。
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黄侃得知生母周氏病危，立即回国，“昼夜侍奉汤药。母亲病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坐在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自知”。
黄侃在日本时，以不得返乡为母亲扫墓为憾。一日，他梦见自己到生母的墓茔前祭拜，便请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亲自撰文，章太炎为之作跋云：“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这幅画黄侃一直带在身边，不离左右，直至终老。
黄侃早年丧父，嫡母田氏与生母周氏共同将他抚养长大，黄侃对田太夫人亦极为孝顺，称其为“慈母”。1922年，山西大学来函来电催促黄侃赴校授课。黄侃告知田太夫人，田太夫人立即落泪。黄侃见之，“心如沸羹”，“足以不饥饿，亦决不能舍弃年垂九十之母而它行”。于是，黄侃毅然辞去山西大学教席，留在武昌的中华大学任教。
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黄侃孝比柔容。一次，黄侃在一家饭馆宴客，当时宴中有蟹羹，店家忘记上田太夫人那份，他便大骂店家。
黄侃性情刚直，脾气暴躁，但唯独对其慈母田太夫人，“色思其柔，顺承如不及”。他在京鄂间千里来来去去，都是侍母而行，每次奉母出行，必随身携带一口棺材。这口棺材是其父黄云鹄留给田太夫人的，本为黄侃父亲当年准备自用的，但因棺材太小，就留给了田太夫人，棺材上有黄云鹄亲笔题字：“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田太夫人每到一地，必带此棺随行。据说当时北大之人一见此棺，就知道黄母又到了。
1922年夏，田太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黄侃云：“不能复分二母之恩我孰为少多。”文末又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以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全家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绝命
1934年，黄侃在南京蓝家庄建造房屋，取陶诗量力守故辙意，取名“量守庐”。房屋建成后，黄侃请汪东为之作画一幅，汪东集宋人词为联语赠之，上云：“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下云：“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黄侃甚喜。不久忽然摘掉，说联语平头为“此地何人”，语殊不吉。次年重九，黄侃登豁蒙楼归，饮酒大醉，呕血盈升，遂不起。殓之日，汪东前去吊唁，见此联赫然悬书室中，黄侃自题一诗于上云：“此地何人更不疑，蓝庄（山加献）蒋总迷离，先生一醉浑无事，上客为谁也不知。”题诗之时，即重九饮醉之日。
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老师章太炎异常高兴，书赠黄侃对联一幅为其祝寿，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勉治学；因黄侃说自己“五十之前不著书”，下联便用蔡邕《曹娥碑》的典故，欣喜黄侃今后终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惊恐，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孰料，章太炎的联句竟终成谶语。
11月6日重阳，黄侃携子女甥婿，游鸡鸣寺，登豁蒙楼，忽觉腹痛，便归。当晚，他依旧吃蟹喝酒，夜间，忽觉暝眩，汗流不止，四体若冰。第二天，他“吐血盈盂”，但依旧读书不止。去世前一天，他虽吐血不止，仍抱病圈点完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此时，吐血更加厉害，共吐三盆四盂，指甲变白，终夜不能入睡。10月8日下午，黄侃“哮气兴奋而坐，坐甫定而卒”。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赞誉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周作人谈到黄侃这位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范文澜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黄侃讲课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钱基博评价黄侃的词道：“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
1934年12月17日，钱玄同在师大月刊上发表《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的论文，认为论古韵“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
钱玄同挽黄侃：“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胡小石挽黄侃：“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浩浩洪流，抱简正逢龙起日；相知视惠施、庄周为近，茫茫泉壤，运斤空叹质亡时。”
20世纪40年代，罗常培就将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汪辟疆评价黄侃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徐复认为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陆昕总结黄侃有六“异”：“一、异在青年时曾为反清革命履危蹈险出生入死，而光复后不自居功。不取富贵，宁辞省府秘书长之显职而甘为一介平民，蛰居上海阁楼中潜心读书；二、异在对己之所学深为自负，乃不惜挥拳击案至以刀杖与人论学，而一旦服膺对方，则又折节下之叩头拜师；三、异在性喜佳山水，风月地，醇酒美食，却又刻苦自励，发奋向学；四、异在虽早已学术大成，名播海宇，却不急急著书立说；五、异在虽置身于讲究雍容优雅温文恭敬的上流社会，却是口没遮拦心没算计；六、异在虽因善骂而与友朋及世人多忤，死后却又深受师友门生的怀念。静夜长思，扪心自问，我觉得，以上的”异“，产生于”真“。正因为黄侃对学术‘认真’，对师友‘真诚’，对欲海横流人心叵测的世界‘天真’，才有了这许多成就、名声、故事和令人永恒的回想，才有了不是因为权势的显赫和表面的喧嚣而带来的不朽与辉煌。”
程千帆评价黄侃：“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