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
狂戾、伐异、趣闻、嗜欲、风雅、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固守、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戾
黄侃之父黄云鹄于光绪庚子后,任四川盐茶道,黄侃随侍入川,时仅九岁。一日,有人携来蕲春绿毛龟一只,文案蔡某批示黄侃,戏之曰:“此公子同乡也(按:黄侃为湖北蕲春人)。”黄侃曰:“是非我同乡,乃公同族也。”黄侃不解,季刚曰:“公检《论语》‘臧文仲居蔡’一节观之,当知。”原来,此节注有“蔡,大龟也”。
黄侃年少时,拜访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参加县试,一场考完后,他在考场中闲逛,见有人架起锅烹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前一脚将锅踹翻。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道:“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陈独秀在日本时,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章,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谈及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以自己为皖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只听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一次,二人胼手胝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便拿起一根手杖塞给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后在中央大学再为同事,二人又“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学谱(按:同学录)。学谱的印刷费用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在中央大学时,黄侃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同门汪东说:“外面的人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值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耻,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这才怒气顿消。
在中大,黄侃常与同事胡小石切磋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大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常任侠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蟪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適、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嘲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是才子。
下雨天,黄侃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走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便登门探望,询问其故,黄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遂离开中央大学。
又一说,黄侃离职中央大学全因傅斯年。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自视极高,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又一次黄侃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用以嘲讽柳诒徵,因为柳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也曾说:“黄侃好骂人。”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话音未落,黄侃便起身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质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朗声答:“我听说的。”
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的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事实上,黄侃对石瑛也颇为忌惮。石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黄侃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石瑛字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对黄侃讲课只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唯唯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
黄侃在武昌大学讲课,作风散漫。一次,武昌师大学生集会,邀请黄侃到场答复。学生的用心,是打算用群众的声势给黄难堪。这种场合,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但黄按时大摇大摆而来。会场本是汹汹嘈杂的声势,反而肃静无哗。黄侃上台后,逞其雄辩天才,放言无碍,结果本是为了执经问难的学生群众,个个落得哑口无言,纷纷作鸟兽散了。
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而武酉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余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黄的骈文作不如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黄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是班上的学生所写,于是在课堂上持续大骂十日,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学生道歉。
20世纪30代,曲学家吴梅在中大讲授元曲。当时,元曲被传统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黄侃对此也非常不满。一次,黄侃讲完课,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怒而问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
吴梅与黄侃一度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讲得正确,黄则坚持吴说得大谬。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不甘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此后两人失和,吴梅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彼去我留,彼不去我从此逝矣。”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某次,一达官宴客,座中亦有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青年翩翩迟来,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青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邀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青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说他没有学问?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青年一记耳光,青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在教室门口遇到在暨大任教务长的学生黄建中。黄建中向老师问候,黄侃问他:“你教什么课?”黄建中回答:“哲学。”黄侃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黄建中愕然良久。
暨南大学教授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黄侃到暨大任教后,不肯佩戴,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戴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入内。黄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一枚校章的!”黄悻悻然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便走。幸有学生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误会。但黄侃自始至终不肯佩戴校徽,成为暨大唯一不佩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上课铃已响,黄侃仍安坐教员休息室。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提醒黄侃上课时间到了,孰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说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恰逢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芜青,唐突人葠(按:葠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其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时,他们都未同意。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干薪,从不赴校讲课。时间长了,学生们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解释道:“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无奈之下,陈时登门请求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黄侃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成为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