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在南京时，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寒暄道：“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我正在编次‘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黄侃所说“漆黑”是“昭明”（出自《昭明文选》）的反义词，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尽写迂腐文字。戴季陶十分尴尬，不知所答。
吴梅在1935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林公铎至，言黄季刚昨夜至渠处谩骂，以为公铎不通，两人于是破口。”而杨树达也曾在日记中记载：“季（指黄侃）高亢，其同门马裕藻（马幼渔）辈畏之如虎。”
刘成禺说黄侃：季刚少溺女色，晚年更沉湎于酒，醉中狂骂人，人不能堪。刘成禺曾劝他：“学者变化气质，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黄侃答曰：“我乃章句之儒。”
对于黄侃的狂，弟子刘太希说黄侃“惟其真挚，故不解作伪，视朋友如骨肉，有不合，呵责随之，晚年尤旺，人多不敢近，亦由病态使然也”。
黄侃曾对陆宗达说，一次，他去岳丈家，岳丈因事惹怒了他（陆宗达猜测是因为黄侃系庶出，岳丈家人轻慢了他），黄一气之下，蹲到岳丈家的紫檀木椅子上解了一泡大便了事。
对于黄侃狂戾性格的形成原因，陆宗达之孙陆昕认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黄侃是年13岁。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在蕲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侃临终前，对自己一生任气颇有悔悟，吴梅日记记载：“闻公铎言，季刚临死时，诏其子侄云：‘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
伐异
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在北大教骈文，上课就骂散文；姚永朴教散文，上课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黄、姚彼此不再对骂，一致抨击白话文。黄侃抨击白话文可谓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以痛骂白话文开篇，然后才讲课。往往一节课50分钟，一多半时间都用于骂白话文。后来黄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依旧鄙夷白话文。徐复观曾三次听过黄侃的课，他回忆，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对象，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
1917年，年仅27岁的胡適自美国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胡適的超迈见识，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予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所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適，才正式讲课。
一次，黄侃当面向胡適发难：“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適，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又一次，黄侃讲课时，谈起胡適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適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班捧腹大笑。
上海开了一家叫作“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大肆宣传。有学生看到“四而”二字，不解其意，就去请教胡適。胡適也不知何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得知此事后，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胡適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授们聊起京剧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適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马上高声反驳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黄侃、胡適同赴一宴。席间，胡適大谈墨学，黄侃对其所言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適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適怒极，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便委托胡適主持，胡適常“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学者们对此极为不满。林纾称胡適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则讥讽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黄蝴蝶”出自胡適的白话小诗《朋友》：“两个黄蝴蝶，双上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罗家伦回忆，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適说：“胡適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听说胡適去见了废帝溥仪，对溥仪口称“皇上”，他认为胡大逆不道。1934年胡適在中央大学演讲，他跑到中大校门，跳脚大骂，其辞粗秽不堪。
胡適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一直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上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適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此言何意？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在日记中，黄侃也常取笑胡適，曾称胡適为“胡胶钉”。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適“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勃然大怒，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適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
有一次，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言语中对黄侃颇有冒犯。黄侃作书责之，信末署名：“弟黄侃顿首”，旁注小字一行：“即以此为取消师生名分之证可也。”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同为章太炎弟子，但钱玄同主张新文化运动，故黄侃素来对其鄙夷，常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请黄侃代替自己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后黄侃与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发生龃龉，迁怒于钱玄同，写诗讽刺钱道：“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
一次，黄侃与钱玄同同去章太炎家中拜访，与大家一道在客厅等候。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很是不悦，但强忍未予理会。黄侃接着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咆哮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来，调解一番，两人才作罢。
此事钱玄同后来曾有记载：“与季刚自巳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在课堂上抨击白话文，对同门师弟钱玄同尤为刻薄。他上课时，开着门大骂对面也正在上课的钱玄同，称钱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说他们共同留日时，钱趁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钱玄同闻听此言，不予理会，关上教室门了事。
关于此事，黄侃去世后，《立报》发表《黄侃遗事》称：“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黄侃在章门弟子中，别号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黄侃在北师大任教时，住在同门吴承仕的另一所住宅里。后来黄讲课，有不尊重女学生的语言，女生反映给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吴婉言转告黄侃，希望他日后注意。谁知黄侃大怒，愤而辞职。吴挽留不得，只好任其离去。但黄竟要求吴一同下台。吴在师大多年，又身任主任之职，岂能为此离职。此时又正值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病逝，黄侃悲痛欲绝，愤然应东北某大学之聘，悻悻而去。临行前，黄在住宅墙上写了七个大字：“此天下第一凶宅。”
趣闻
民国学人中有三位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三人之中，章、刘友谊在师友之间，且都是黄侃的老师。
黄侃在南京居住时，每周六必到上海拜谒章太炎。偶或二人治学意见不合，章怒而拍案，黄则唯唯低首，不敢有言。又因黄惧内，尤畏犬，故时人为之笑语：“一主三畏黄季刚。”
有黄侃研究者认为黄侃嬉笑怒骂的性格，遗传自乃父黄云鹄。一次，黄云鹄在办理朝廷交代的重要差事时，途经四川雅安金凤寺，为该寺风光所吸引。他进寺游览，遇到一位能文善诗的和尚，便流连多日，与和尚畅谈诗文，相互唱和，将正事抛诸脑后。上司极为恼怒，上折弹劾。执笔的幕僚将此事含糊归结为“流连金凤”，让朝廷误以为“金凤”是妓女名。清朝规定官吏禁止狎妓，所以黄云鹄差一点被朝廷严谴。因而，黄侃的研究者认为黄侃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痴”，还将之发扬阐发为“癫”与“狂”了。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名追随者甚众，黄门子弟被人们戏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適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之一，为黄侃所器重。
一天，马叙伦拜访黄侃，临别时，黄侃约明日来家中吃午饭，并嘱咐说，请早些来，大家多谈谈。第二日，马叙伦如约而来，谁知黄侃犹高卧未起。马等了半小时，黄侃尚无反应，直至正午，仍未备饭菜。一等再等，马叙伦饥肠辘辘，便向黄侃提及昨日之约，黄侃双目瞠然道：“对不起，我忘怀了。”遂草草设食而罢。
刘成禺《世载堂诗》载：黄侃上清史课时，对学生们说，“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而且“称获确证”，但人问证据何在，他却“匿不示人”。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在武昌高师任教时，一次，黄侃与竺可桢在楼梯间相遇，黄端详了竺可桢一会儿后说：“这小子倒还不错！”
黄侃在南京时，某人日日造访，黄侃不胜其烦，一天笑着问此人道：“你家有收音机吗？”此人不解其意，答道：“没有。”黄侃笑着说：“难怪每天来听我播音。”
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出入乘坐小汽车，最起码也坐着黄包车。唯黄侃进出都是步行，每次都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用一块青布包着几本常读之书。武酉山也记得黄侃包书的布包，上课时，他将布包放在讲台的右角上，看上去好像戏台上官府的大印一般。武氏教书后，也学老师黄侃，用布包包书，结果一次他听见几个女生议论，说他看起来像一个皮匠。
黄侃曾将自己的诗集《撷英集》交给常任侠录副，后又让女婿潘重规索回。后潘对常说，诗多艳体，老师后悔，请不要传出。
常任侠在中大附中任教时，黄侃让常带着他的两个幼子去幼儿园入学。入学考试问话时，两个孩子一言不发，常只好请主任张若南破格录取。回去，常告知黄入学之事，黄说：“谁讲你的小师弟不会说话，可以当面一试。”遂将孩子叫来，果然能把卷朗诵。孩子入学后，黄侃一次去看他们，直接从课堂上把两个孩子叫出，带他们去看动物，旷课半日。为此，常任侠被主任责难一通，常无言以对。
黄侃清明踏青，见两姓后裔因争墓地而发生殴斗，遂改南宋高翥《清明》诗嘲讽：“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纷然。毡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作红杜鹃。日落死尸横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架需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一次，黄侃请张继（字溥泉）在四川馆吃饭，宴罢，他发觉账单比平日要多，一查其中一项是张继司机的餐费，便对张说：“溥泉，我请你，并没有请你的司机呀！”张继连忙将司机的餐费剔除。
某次，黄侃动了游兴，到武昌后，下榻于弟子刘博平家中，做客月余。黄侃每餐非佳肴不饱，每天茶烟不停，而且都要上等货色，碰到高兴时，还要到附近逛逛名胜风景，刘博平一定奉陪，无不曲意承欢。刘妻事后曾向人诉苦说：“伺候黄老师是一件苦差事，只要不合他的口味，他就瞪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