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刘师培中乡举后，经人介绍，与革命党人林白水结为密友。1903年四五月间，刘师培外出未归。此时，家中已为刘师培定下婚期，准备是年8月为刘师培完婚。刘家举家皇急，派人四处寻觅，未见踪影。后来接到上海来信，才知与林白水一同赴沪。刘母派人到沪将刘接回家中，禁止他一人外出，上海的信件、电报雪片似飞來，家人也不与他看。8月，刘师培如期完婚，婚礼是旧式的，“仍是仪仗、街牌，相当煊赫”。因刘师培已剪去辫发，故用假辫子装在清服红缨纬帽上，再加上红丝绳。
刘师培身体羸弱，其貌不扬，妻子何震却绮年玉容，能诗善画。何震原名何班，其父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震的长兄娶刘师培伯父之女、刘师培的三堂姐刘师韫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震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震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闺训甚严，婚后忽然思想大为解放，与刘师培出入同行。
婚后不久，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震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震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将名字班改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倡导女性解放，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账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账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开始寻求女性解放。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某晚，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正喘息不定，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刘顿时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出来。但刘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把他从床底硬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时亦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是一个学者，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既好名，而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了一种月刊，提倡女权，并带无政府色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
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轶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
朱维铮评述刘师培的婚姻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柳亚子回忆：“申叔死后，志剑（何震）神经病发作，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再后来就不知下落，也有人说她是已经去世了。”
逸事
少时，刘师培面容清瘦，两颧稍高，下颌略窄。行走极快，虽在家中，常是挟书疾趋。十余岁时，冬天喜戴绒檐棉帽，后垂红绥，刘母对其极为钟爱，外出必派人跟随在后。
刘师培与堂兄刘师苍关系极好。刘师苍吃饭时，喜欢将《儒林外史》摊在桌上边看边吃。幼年的刘师培看见后，爱不释手。两人读此书后，常笑着说熟人当中某人像书中何人。刘师苍的岳父胡文渊知道后，写文章痛斥“此书少年弟子决不宜看，足以坏人心术”。刘师培的父执朱凤仪看到此文后，大为不平，写了封嬉笑怒骂的信给胡，二人从此绝交。刘师培将此事写成小说，其中有一回的回目是“笑骂二进士跷须，讲潘三乡绅变脸”。
刘师培19岁时，到金陵参加乡试。此为刘师培初次出远门，刘师苍遂送其至金陵。途经镇江时，刘师苍因高度近视，天黑未看清，在登江轮时失足落水，不幸溺水而亡，终年29岁，这日也是刘师苍的生日。而刘师培此时已先上江轮，到南京后，径直入考场，竟不知此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此时初有香烟，名孔雀牌，包内有一套蜡嘴。刘师培初以为新奇，进而每日吸量极大，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洞穿。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得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梅鹤孙回忆：“舅氏饮食清淡，不近肥腻，每日必沦佳茗两三壶，佐以杭州天目笋（即是笋尖的别名）。此笋置在外祖母房瓷罐内，常时补充。舅氏一日必来掇取数次或十余次。读书写稿时，口中必定咀嚼不停，常夸其味隽永。”
梅鹤孙还回忆：“舅氏胆小好静，不喜与家人共处一室。乃辟东偏藏书室旁三间房子，白天一人读书其中。到了夜晚，仍不肯不往，其实心中是有点畏惧的。一夕，闻鼠啮书椟声甚厉，大骇，狂奔入外祖母（按：即刘师培之母）寝室，连面色都白了，家人多笑他。”
“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作反清专著《攘书》，反响极大，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去辫子。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高等司司长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刘师培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刘妻何震对刘说：“你们搞的这一套，太麻烦了。我有一计，到十月十日国庆，大总统在天安门阅兵，等军队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忽然哗变，涌上城楼，把黄袍披在大总统身上，叫他非当皇帝不可。大总统做出不得已的样子，当时即皇帝位，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中华民国的年号，改元洪宪。然后由军队拥着他回新华宫（当时已有些人称中南海为”新华宫“），这不就结了！”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与今文家崔适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恶札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与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名，我就是第二名了。”
据为刘师培阅过卷的冒鹤亭回忆：“予中乡试，刘申叔尚应小考。扬州府试，知府沈笔香延予阅卷，得申叔考卷，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但诗文冠场，如此不取府首案，决不能得秀才。予乃将其八股、诗赋密圈到底，竟压府案。诗题《咏扬州古迹》七律四首，其《咏木兰院》一律，中有警句云：‘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尤为俯仰感慨。”
每日除读书外，刘师培还要著文数千字，他写字力求迅速，故字迹荒率。写时间长了，墨盒干涸失润，他却不管，仍以破笔蘸上书写。又经常参用《说文》或隶书偏旁以图省事，故文稿类鼠须虫迹，不易辨认。其姊刘师烁常规诫之，并说：“老人有言，这样写字，是不主福泽的。”有时刘师铄干脆坐在刘的案头，取笔在刘师培的稿子上有字无墨之处，为之加墨，以为笑乐。刘师铄在给刘师培的信中亦写过：“古今人写字没有像弟这样枯瘦无法的。”刘师培常争辩说字是做记号的，要它好有何用处。之后刘师铄便不常说了。
刘师培在南京时，常有人送名人卷册来求题，还有端方、梁鼎芬等人，请在碑帖上写题跋，并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刘师培得意地对其姊说：“姊常言我写字枯瘦无法，何以仍常有人请我题字呢？”刘师铄笑而不言。
汪东记载：“申叔擅经术……小学则非其所长。尤拙于书，笔画欹斜，类小儿初习学者。其妻訾之，申叔不服，曰：我书佳处，唯太炎知耳。妻问果佳否，先生诡答曰佳。复问学何种书，曰：俗人不晓，此乃‘比干剖心碑’也。”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涂又光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激进
刘师培18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在上海，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迅速转变成一个反清斗士，从此绝意科场，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反对满汉一体的论调，主张排满，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刘光汉，“光汉”为“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排满之决心。
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该会，并担任《俄事警闻》主笔之一。后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担任主编。
刘师培革命思想激进，曾自诩“激烈第一人”，并以此为笔名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文字激昂，革命情绪高涨。刘师培在文中说，唯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
刘师培曾先后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加入暗杀团时，先“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