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宓乘坐的姨母家黑色牝骡所驾的车去西安。途中,这匹骡子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他回忆道:“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过后,宓恒念及此骡。直到1950年阳历2月初,始为此骡赋成一律,如下:‘冬昼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牵擎。街衢历历行无尽,灯火家家痛此生。行缓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觉压肩轻。娇娥强忍千行泪,旅店中宵自洒倾。’”
骡一般不能生殖。吴宓15岁时曾问嗣父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骡不能生育的另一种解释:由于牝骡的****过冷。
吴宓对骡观察地细致入微。到晚年他都记得“牝骡恒含羞,畏人窥看,故在闹市,稠人中,虽停车久伫立,亦隐忍不溲。而车夫明知不顾,往往因牝骡正值涉河之际,或曾久久停车鹄立,甫行数十步之后,竟止步而急溲,遂痛鞭而怒责之,皆不仁、不智之甚者也。”使他更为深受感触的是一次,“此老且病之辕骡又踣地,不能起,痛受鞭击。此骡乃放声长鸣,自表其所苦,哀动行路。一时,在此市镇街衢中,或行过、或止休之骡马,约共三四十匹一齐作哀声以和之。宓往日未尚见骡马能互相怜悯、表现同情如此,亦使宓悲感甚深”。吴宓在其自编年谱中还详细记录了他是如何“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以及左手擎起骡的尾巴,详细窥看其阴部的情节。
到北京后,吴宓最爱的依然是家乡的骡,他对家乡的牝骡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他认为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晚年,吴宓为自己17岁(1910年)那年遇到的黑色牝骡写下了《美骡传记》。他说“美骡之动作及情态”,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中的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美骡的大小便,诗云:“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逸事
“吴宓”之名是吴宓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因吴报考清华时已经17岁,而清华规定入学年龄为15岁。为隐瞒年岁,故而改名。吴闭目于《康熙字典》中,以指任压一字,适为宓字,遂更名为“吴宓”,但平日仍以吴陀曼自称。
马约翰在清华提倡体育锻炼,说服学生们要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才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而清华也规定,在校学习的8年期间,必须通过“五项测验”,如果不及格,就不能出国留学。这一关难倒了部分学生,吴宓的跳远成绩为11英尺多,而跳12英尺才能及格,于是吴宓被马约翰扣了一年,直到通过才出国留学的。
在美国留学时,吴宓因受陈寅恪的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吴宓一时冲动,花费60美元(时官费留学生每月官费100美元),把摆在书店极少有人问津的全套《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册分两次买了回来。归国之时,吴宓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颠沛流离,数次搬迁,因没有合适的存放场所,只能一直随身携带此书,既费钱又费力,竟成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负累,售与了孙大雨,才算扔去了一个累赘。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但他却曾有过白话文的作品。1928年,吴宓南下拜访毛彦文,应毛之请为其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学生周锡光回忆,吴宓总劝人读他的诗集,并说:“很多人尽管都口头说已读完了,但没认真读完。只有一个人例外——郭沫若,但我们只见过一次……”郭氏30年代曾拜访过他,两人背靠在当时清华的一座桥边,一谈就是两个钟头,谈得很相投。
民国有几位学人,日记以记琐事著称,如赵元任、鲁迅、吴宓。赵元任爱记录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的小事,鲁迅记下每日的收支情况,吴宓则事无巨细,每日花销、生活琐事、身边亲友师生之事、自己的心路历程、爱慕的女性等等,且详尽备至,比如《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曹聚仁在《胡子先生——吴宓》一文中记录了吴宓的一件趣事:在西南联大时,吴宓曾追求一位女生。一天,他照例去拜访该女生,恰巧该女生出去了,同室的女同学在,听见敲门声,便开口问道:“谁?”门外的吴宓学着小生的腔调回答道:“吴宓来也!”女同学闻言答道:“她不在家。”吴继续学小生的腔调说:“请转告她,明日再来,吴宓去也!”女同学很不客气地说:“讨厌,讨厌。”吴宓回道:“岂敢!岂敢!”
刘绪贻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与吴宓同在武汉大学任教,住在吴宓隔壁。吴对刘这位昔日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心存不满,故从来不和刘打招呼。但他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此时也只能依靠这位不喜欢的学生替他开门。
1964年夏,西师一位钟姓教授去世,吴宓为治丧委员会成员。治伤委员会讨论追悼会事宜时,有人提议说家属致辞不好办,钟先生的儿子还戴着“帽子”,只有让儿媳来致辞。吴听后说:“三伏天干吗戴帽子?叫他把帽子揭了不就得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中,因为吴宓年岁已大,红卫兵便免去吴宓劳动,让他留在牛棚,帮其他人看守衣物。有时也支使他烧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与否,大家教他辨认,还是分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种大蒜,属于轻微劳动,红卫兵让吴宓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
一天下午,张致强去看望吴宓,吴正站在他的小屋门口,手扶门沿,一开一关地,口中不息地发出如像赶小鸡时的“嘶嘶”声。张好奇地问:“吴老,你在做什么呀?”吴宓毫不隐讳地说:“我刚才在屋里解了大便,把屋里的臭气赶出去。”
“****”中,吴宓曾冒险“偷书”。吴宓的书籍被抄走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宓在“劳改队”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籍,吴宓决定将自己的书偷回来。1967年9月27日,吴宓顺利取回1914年的日记一册。10月7日上午,他再次取回其1951年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又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两天后,他再一次“偷书”,差点儿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予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
吴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情:“由系办公室收到驺挂号寄来书一包,层层封固,贺君代宓用刀(甚费力)开启之。包内并非《语录》英译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烫金字红封面《******选集》一部,四册(小本,横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订购;幸刘又辛君愿购去,即付宓书价二元,清。书内附驺与宏勋十二月三日禀,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供宓佩戴者——宓向不佩戴,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驺”即吴宓老友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吴汉驺的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但二人并不了解吴宓的真实想法,为他买了中文版本的《******选集》,并寄来毛主席纪念章,“徒增宓之怫郁”。
风采
温源宁这样描写吴宓:“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外形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似乎就要披散下来,亏得天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楚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坚固、梆硬的钢条。”
唐振常写道:“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重有忧者。”
20世纪30年代,清华学生曾这样描写吴宓的“痴”:“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至痴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虽然贫困,可吴宓始终注意仪表,每日西装革履。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
1946年,武汉大学复回到珞珈山,吴宓从西南联大来到武大,任外文系主任。学生孙法理回忆:“他很瘦削,颅顶谢得厉害,且发亮,正中像山脊一样隆起,令我想起孔夫子的大名:丘。眉毛短短的,眉毫却很长,覆在深陷的眼窝上,眼睛闪着光。这一双眼睛和千千万万的人不同,那眼神严峻,即使在笑时也带着庄重,比他的颅顶给我的印象深多了,至今仍炯炯地在我眼前。……师生们上课都是腋下夹着书。吴先生却与众不同,夹着个布包袱,拿根手杖,咔、咔、咔地点着地,走得风快。上了讲台,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包袱,取出一个墨盒和一两支毛笔,然后拿出课本,开始讲课。讲完又整整齐齐包好,咔、咔、咔拄着手杖走掉。他的这一包袱、文房四宝,第一次在课堂上露脸时,曾使我大吃过一惊,特别是那墨盒,我总怕它有淋漓外溢的危险,可它却像有魔法一样,从不出事。后来看到吴先生的‘讲义’,我才懂得了那墨盒的重要性。吴先生写惯了墨笔,他的讲义有汉字也有英语,却都是用墨笔书写的。汉字写得整整齐齐,通行亮格,可以叫作‘蝇头小楷’,英文也大体是印刷体。重要的地方还用墨笔、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直线,加以强调。看见了这些点点和道道,我们便仿佛看到吴先生那长眉毫下的眼睛盯着我们,说‘Important’(重要),‘Emphatically important’(极其重要),‘Pitfall(易错)!’”
为学
在美国留学期间,吴宓师从白璧德,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次年,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吴宓任总编辑。《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8年,《学衡》改为双月刊,到1933乃停刊,共出79期。《学衡》后期,基本上由吴宓一人负责。吴宓曾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学衡》于新旧文化中取径独异,自成一派。
吴宓撰写有《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吴宓也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反对白话文,一次酒会上,胡適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口调问道:“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胡微笑道:“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適!”举座失色。
一次吴宓上课时,谈及文言文,一边挥舞教鞭,一边怒气冲冲地说:“As long as Wu Mi lives,wenyanwen will never die!”(只要吴宓活着,文言文永远不会死。)
在日记中,吴宓但凡提到新文化运动,便只有骂语,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曰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吴宓是第一个向国内介绍“比较文学”概念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