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艾天轶成为陈寅恪的研究生,这年春节,艾一大早便去老师家中拜年,他到时,已经有两位同学先他而至,正欲行礼。见他到来,三人排成一排,向老师三鞠躬。陈寅恪既不还礼,也不阻拦,师母唐筼亦如此。礼毕,唐筼端给每人一碗白糖糯米粥,中间有两三颗小红枣,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将红枣吃掉,以示吉利。艾颇觉新鲜,唐筼告诉他这是陈家的老习惯。
晚年,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偶随父亲陈三立夜逛书肆,购得有钱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陈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故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研究,并写出85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治《柳如是别传》,视柳如是为隔代知己,尤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柳如是别传》遭到不少学人讥嘲。陈不以为意,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风采
学生劳榦回忆陈寅恪:“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皮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耳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上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皮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一天,陈寅恪在清华园便服乘凉,一位新生看到后,告诉其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陈听闻,亦为之莞尔。
陈封雄回忆六叔陈寅恪:抗日战争以前,陈寅恪是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当时有些学生背地里称他为“怪教授”。他之所以被认为“怪”,是因为学生知道他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学识渊博,而他的装束却一身“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口戴上近视眼镜,完全是一副只知“子曰”、“诗云”的老学究模样。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把要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方布包好挟在腋下,低头而行。因为是近视眼,所以只顾走路,不和别人打招呼。
学生许世瑛回忆课堂上的陈寅恪先生:“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许世瑛还忆及:“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学生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挟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燃灯
蓝文徵曾对学生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
陈寅恪在清华给研究生讲佛学校勘时说,唐人译佛经采用音译,出了许多错误。他举例说,王维字摩诘,“维”在梵文中是降伏之意,“魔诘”则是恶魔,那么王维便是名降伏,字恶魔了。学生们哄堂大笑。
陈寅恪声名远播,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穿越西直门,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周一良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常听同学俞大纲(陈寅恪表弟)盛赞陈寅恪学问既博且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遂前去旁听。他晚年回忆说:“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当时和周一良一起去听课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榦,几个人都喜好京剧,每次听完陈讲课后,三人便赞叹说,犹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
周一良又提及:“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金克木曾在北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着旧长衫、神气落拓的老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管古籍的人觉得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又是珍本善本,怕借出去后收不回来,便以馆长换人无权出借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老先生走后,金克木默写出了这位先生提供的借书单,日后有了空隙便按此书单翻阅书籍,进行学习。多年后他回忆说:“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金克木并没有透露这位先生的名字,很多人认为,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赘语;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学生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他请假。他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觉枯燥。
许世瑛回忆:“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至十一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一、二年级必修课程多,而那些功课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因而根本无法选寅恪师的课。……寅恪师学同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梁嘉彬回忆:“寅师授课,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粉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数满黑板,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弟又曾笑语同学曰:‘寅师一堂所授,真是令人耳不及听目不暇给。’”梁嘉彬日后教学数十年,也效仿老师,“闭目始能讲出,睁目则心不贯注,口反迟钝”。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的教学方法时说:“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注重新的发现。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但作论文,他要求新资料和新见解,否则并无益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各同学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陈寅恪上课,从不点名,亦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他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学生卞慧新回忆:“30年代中,不佞曾在清华听过陈先生讲课。有一次,在讲到当时流行学说时,先生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概括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
陈寅恪曾在北大兼课,谢兴尧回忆:“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哨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番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在《陈门问学丛稿·前言》中王永兴写道:“1937年11月,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
在西南联大时,每次上课,陈寅恪须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他仍像在清华园时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到达教室时总是满头大汗。王永兴等几个学生不忍见先生如此辛苦,几次提议去接他,帮他拿书,他都拒绝了。陈寅恪讲课时,总是写了满满的两黑板材料,然后坐下来闭着眼睛讲。学生们又几次建议由他们来帮着板书,陈都不同意,但是他同意学生们帮他擦擦黑板。王永兴感慨道:“这似乎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教师的严肃态度。”
王永兴感叹道:“我们经常看见他老人家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地走在昆华路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一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他告诫我们,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总是在提出充分史料之后,才能讲课,这已是他的多年习惯。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
学生程靖宇回忆陈寅恪:“先生体弱多病,盛夏衣棉,在昆明时,四季如春,每至讲堂,必深闭门窗以防风,然从不轻易请假缺课。每岁讲演必不与旧岁者重复,盖先生每年必出其研究之新心得以授诸生。先生尝云,若干年讲同样的,印而刊之可也,又何必上课哉。”
学生宗良圯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面对生徒,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