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回忆:“1935年10月5日下午,天气很阴沉,我在金陵大学北大楼朝北的一间教室里,在听季刚老师讲《诗经》。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陈,深受教益。可是老师讲书,也并非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每用以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这一天,他正讲《小雅·苕之华》,当他念完末章‘牂(按:音脏,意为母羊)羊坟首,三星在罶(按:音柳,意为捕鱼的竹篓子)。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接着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既没有对汉宋诸儒训说此诗的异同加以讨论,也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进一步的解说,但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当时的情景,现在还牢牢地铭记在跟我一同听讲的孙望先生和我的脑海中。”
黄侃弥留之时,已说不出话来,手却指向架上一本书。学生们将书拿到他跟前,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便逝去了。为老师办完丧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便找来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原来前几日学生们争论一个问题时,老师没能作答。而老师最后手指之处,正是答案所在。
固守
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次,众教授联句,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道:“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马上对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吴承仕家中教育新式,要求三个儿子读白话文教材,国语讲义多为武松打虎、王冕放牛等浅显的文章;布置作文也诸如《春节逛厂甸记》、《石榴庄扫墓记》等题目。有一天,吴承仕从黄侃家拜访归来,脸露不快,跟妻子说:“看看人家给儿子出的作文题——《唐太宗有功于世论》!”遂让二子、三子也以此题作文,限两星期交卷。到期两弟兄都交不上,吴承仕气极,责二人罚跪。
黄侃一生致力于反对白话文,但他并非不明潮流情势。1927年,陆宗达随黄侃到沈阳时,黄恳切地对陆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决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
黄侃对学生刘博平说,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刘问何故。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
黄侃过生日,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弟子们登门贺寿。一进黄宅,几位学生便毕恭毕敬地给黄侃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侃勃然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吗?!”几位学生只好重新磕头行礼。
黄侃很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北大学生。黄侃出门,郑常常跟随其后,为其拎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黄节在家宴客,黄侃和郑奠都去赴宴。到了黄家,黄侃见郑穿一件皮袄,大为不悦,责道:“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侃很是生气,从此与郑形同陌路。
1932年,语言学家杨树达让侄子杨伯峻拜黄侃为师,事前告知礼节,到黄家,奉上红纸封套装的十块大洋贽敬,然后磕头。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无奈,只好磕头跪拜。拜师仪式完毕,黄侃说道:“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程千帆研究《黄侃日记》时发现:“季刚先生对门下从学之士或称弟某某,或只谓学生若干人,不知是何缘故。后反复思付,方恍然有悟:凡称弟某某者,必定是正式行过拜师礼节的,而仅称学生者,则没有行过这种礼节,虽然他们也同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在课下向先生请益,甚或时相侍从、叨陪末座。”
1935年10月5日下午,黄侃最后一次上课,谈锋一转,议论起中西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比较来。他由木版书便于批点,便于执持,便于躺着阅读等等方便,讥讽精装西书为“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之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时,他双脚一蹭,褪下布鞋,然后又轻巧蹬上,对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大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学堂里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邹容《革命军》和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他很快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学校宣传革命,言辞尤为激烈,故被学校开除。
黄侃被学堂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安排他去日本公费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黄侃生母病危,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急忙回国侍奉母亲,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恰逢光绪与慈禧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举行“哭灵”仪式时,拒不下跪,被校长杨子绪悬挂“虎头牌”开除。黄侃获悉后大怒,冲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杨子绪后离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此事不了了之。几日后,田桓又因带头剪辫,被杨子绪悬虎头牌记大过。黄侃闻讯再次手持木棒冲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吓得杨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痛殴。不久,黄侃因母丧悲恸,卧病在床,清廷得知后命鄂督陈夔龙遣吏前往捕捉,黄遂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1910年,受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侃回到蕲春老家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黄侃因排行第十,被人尊为“黄十公子”。
黄侃最恨立宪党人,一次听说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拜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师,便去质问詹,声色俱厉,并要与之决裂。詹立即说明,当时因年少无知,曾向汤递过门生帖子,后深悔此事,便将帖子索回,并与汤断绝往来。说完向黄出示了索回的门生帖子,黄侃这才转怒为喜。
1911年7月,黄侃因极力鼓吹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他从开封回汉口时,《大江报》主编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间,众人论及清廷的腐败、革命的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着酒性,撰写了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刊出后,一时间江汉轰动,人心大振,革命士气高涨。清廷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鸣海。审讯时,詹、何二人不愿危及黄侃,承认是自己所作,各被判刑一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侃返回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两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此事为当地乡绅所知后,邀百余人到黄家,指责黄“蹂躏家乡”。黄侃愤而大骂,众人狼狈而去。但他们星夜派人前往清廷驻防水师处告密,该水师立即派人前来捉拿黄侃,黄侃被迫再次出走,逃到上海。
黄侃之侄黄焯回忆当时水师来捉拿黄侃的情景:“当时孝义会前锋约有数百人到达我家旧居笆第街附近时,驻田家镇清水师兵一营赶来镇压,向徒手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人,逮走数十人,余众溃散。先叔父刚刚离家出走,即有一群凶恶清军来追捕,将我家包围,楼上楼下到处搜查,甚至箱柜床下都用刺刀乱戳乱刺。彼时我年仅九岁,此恐怖情景至今不忘。”
袁世凯筹谋称帝时,曾请黄侃为其写《劝进书》,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许以银元3000元。黄侃勋章、银元照单全收,但对袁要求其写《劝进书》严词拒绝,并作打油诗嘲讽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据说后来他还将勋章系于家中猫颈。
黄侃未拜入刘师培门下时,即与刘交好。后刘背叛革命,又成为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话未说完,黄侃怒愤难遏,即起身道:“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对朋友情深且真,在日本时,他与刘仲莲交厚。刘去世后,黄侃亲自从日本送其归葬湖南。他在悼诗中写道:“飘零犹与共,死去忍相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