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做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每次去学校上课,梁启超坐的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旁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道:“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学生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在会上谦逊地说:“我梁启超-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適、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大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叫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炼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东南大学罗时实在课堂上问梁启超:“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梁容若回忆,梁启超曾在北师大讲授“中国文化史”,学校考虑到校内外旁听者的方便,最初将课定在风雨操场。几次开讲以后,旁听者越来越少,就移到特别教室。选课的大概有六七十人,旁听的常维持五六十人,凡一百余人。有一天,师大和清华篮球比赛,旁听人和一部分选课学生被吸引到球场。梁进来看见稀稀落落的只有三四十人,面露不悦,坐到椅子上(梁平常讲课时站着的),掏出烟盒,想吸烟,迟疑了一下,又装了起来,问道:“他们哪里去了?”有学生回答:“看赛球去了。”梁感慨地说:“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不,他们不是要跟我做学问,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有的看一次就够了,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也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可是出来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等,一个顶一个!”说完,梁逐渐恢复常态,又起劲地讲下去了。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他矫情。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宣统即位。梁启超在日本横滨蓄起辫发,因梁以为慈禧已死,清廷会召他回国委以重任。
徐世昌曾语人云:“任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推海内第一人。”
胡適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中云:“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会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適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二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
1923年,胡適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適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一张书目,名字叫作‘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適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梁容若回忆,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適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適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適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曹聚仁回忆:“初见梁启超时,年纪很轻,不懂得他的高明之处。只是他和我们晤谈时,他刚访问齐耀珊(那时的浙江省长)出来。他说:‘齐省长真了不得,我和他谈了这么久,他几乎有问必答,听起来好似很有条有理似的。此刻,我想一想,凡是他问我的,我都老老实实说了,至于我所要问他的,他也可说句句答了,也可以说一句也没有说呢!’齐耀珊是有名的琉璃蛋,官场混得久了,真是圆滑得很。梁氏虽是著名政论家,说到手段圆活,那就差老官僚一脚。”
刘太希回忆:“任公脑部特大,目光如炬,态度诚朴而自然,虽两任财、法部长,而无北洋官僚习气,应接朋友学生,亲切如家人,礼貌自然不虚伪,送客多送至房门握别,其洒脱处,殆具备了先天性的民主精神,然于千钧一发之际,收视反听,迅赴事机,又绝有果断,如述其戊戌政变时如何脱险,又如何计划蔡松坡云南起义,与其匿于日轮火舱起草讨袁檄文及军务院组织大纲,虎虎有生气。余广州龙济光有如鸿门宴之拍案雄辩,茶杯跳汤亦不自知,以如此热血正义感情丰富之人,其不能与骄横卑劣的北洋军阀相处,自在意中。”
梁启超好追随潮流,有些寄给子女的信件,字里行间是模仿冰心《寄小读者》的笔调。胡適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適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梁:“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一再点头,但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因政见不同,章太炎与梁启超早年有隙。王国维去世后,清华国学院学生希望能聘请章太炎、罗振玉担任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听闻学生的建议后,欢然说道:“二公,皆吾之好友也。”梁曾一人负手,盘走室中,对吴其昌(字子馨)说:“子馨,汝提起太炎,好极!使我回忆二十年前在日本时,吾二人友谊,固极厚也。太炎而今亦老矣,如肯来,当大乐!因汝一提,使我此二三日来,恒念太炎。”
陈登原回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延梁启超来讲学。“启超时寓成贤街一大宅子。予投之以书,忆所问者曾及《左传》真伪。明朝,复书竟至,嘱我次日上午九时去。予如约往,启超犹拥被卧。闻客至,询为谁,即嘱侍者导予入其卧室。启超一面与予谈,一面命侍者进香烟,有烟筒,以橡皮为管,侍者执筒,启超欹枕吸之,一次尽五六支始住。当时虽面对,仍未审《左传》真伪,启超意究云何。语次亦及康有为,启超但微笑,未肯置答。当时第觉其和易近人,乐于奖掖后进少年。”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之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考试时,由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旋即进入清华读书。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革命党人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贺麟回忆:“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间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也时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亦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