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温情
梁启超与弟子蔡锷感情甚笃，蔡锷病逝后，梁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在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悬挂着一幅蔡锷将军的戎装油画像，这是梁为悼念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而请人绘制的。
梁启超对学生爱护备至，最喜与一般青年接触，尤其是天资聪颖用功最勤的学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他们生活有困难，就让学生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说，其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学生也可得二三十元。
梁启超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漱溟之父梁济仰慕梁启超数十年。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归国，梁济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后梁济见到梁启超为谭鑫培（艺名小叫天）题写的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谭鑫培”之句，认为梁启超“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乃大失望，于其所著《伏卵录》中详细记录此事。日后梁济自杀殉清，梁启超从梁济遗著中得知此事，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请梁漱溟“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的精神，拯天下溺”。
杨鸿烈回忆：“梁妻于1924年逝世。……眼见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的路直到宣武城门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梁氏子弟秉承家风，梁启超膝下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包括三个院士。梁常教育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子女们在海外求学时，梁启超在信中对子女的关爱跃然纸上：“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指次子思成、三子思永）”、“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
儿媳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被刺杀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深情地安慰说：“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她，这是第二层。”
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格外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思礼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梁启超不好体育运动，他自备了一辆新型的轿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偶尔也安步当车。梁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在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耍，对思礼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儿子学兵式体操。
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适逢梁启超生日，孰料被医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饭，梁启超说：“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挨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甚至连小儿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淋漓
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生辉。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让人啧啧称奇。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期间，常夜深或天明始睡，过午乃起；时或做方城之戏，往往亘两昼夜不休，休则睡竟日，友人多以为其生病。
梁启超写文章常一气呵成，早年办《新民丛报》时，一写就是几万字至十几万字，连续写两三天时间，写罢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弟子后笑言道：“汝辈玩了两日，吾乃成书一本，吾睡觉去矣。”后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时，梁曾为晨报作论文，后驱车至帝王庙开会，谓人曰：“我三日夜没有睡了！”
左舜生回忆：“予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先后凡十年，所见当代学人自书稿件之最整洁者，得三人焉，其一梁任公，其一马君武，其一则予友王光祈。”此亦能间接反映梁著文一气呵成。
梁启超喜欢召集学生一起围坐杂谈，谈必竟夕。梁先从文艺谈起，接下来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到谈起鬼怪玄学时，大家莞尔一笑，明白今天谈话即将结束，此时天已大亮，仆人端上点心，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
马相伯演说时语速极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讲者很难将他的话记录下来。1907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梁启超去听演讲，将马演说词完整记录下来，马看了异常高兴，常对人言：“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梁启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日文，有说一个星期，有说半个多月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道：“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姜亮夫回忆，梁启超可以“五官并用”，即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启超家中，梁正要写对联，让姜帮忙拉住纸张。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告诉他“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仍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进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一边写，听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瞥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一旁的姜亮夫心中颇慌，生怕他把对子写错，但他没有一个字出差错。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所说的“五官并用”。
黄伯易也回忆过梁启超的“五官并用”，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不停挥扇，有时一面写，一面又答复学生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桌面，让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觉得，他的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梁启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地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讲颇感动人。一次，冯玉祥邀请梁启超给西北军讲话。梁情感兴奋，滔滔不绝，冯玉祥被感动得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也跟着哭成一片。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做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曾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启超）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仿佛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帕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熊佛西回忆：“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吾友闻一多先生最能模仿先生讲学的神态。”
马逢华曾记述：闻先生（闻一多）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画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实秋亦回忆此次演讲：“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江父回忆，民十三四年，北京法大尝请梁启超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梁时年约五十二三，发秃如镜，已呈老态，衣履朴洁，态度严肃。上课时，不携书本讲义，口授大意，命诸生笔记。“先生拙于口才，其声调，骤听之，国语也，唯夹杂新会土音及广州方言。北方学生，无法记录，瞠目静听而已。下课后即群趋我粤籍同学处借抄笔记。先生每发言，必连声说‘这个这个’以开端。‘这个这个’之声不绝于耳，学生因赐以”这个老博士“之嘉名”。
一日，江父与三五同学，一起到梁家拜访，梁命人端上点心款待，相与纵谈今古。梁忽然问：“尔等何为赐予以老博士之名？予固年青未老也。”江等人忙解释称号由来，并说：“先生既不愿老，然则径称为‘先秦博士’如何？先生不正授吾人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乎。”梁闻言，连称不敢当不敢当，随即笑曰：“无已，可多加一准字。‘准先秦博士’，亦未尝不可予人以幽默感也。”彼此为之大笑。
梁容若回忆：“任公体格魁伟，得天独厚，豪气纵横，兴趣广博，以交游著述为乐。深信‘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之说，冒险犯难，不避艰危，感情奔放，哀乐过人。兴之所至，著作连续至数十小时不休，好酒爱客，卜画卜夜，自以为天生铁汉，可以寿至期颐。”然而，梁启超早年长期流亡海外，日后政治上又多不如意。因此，从1924年前后，体力便已渐不如前，但他不能安心休养，教学之余，又兼有许多社会职务，以至于积劳成疾，1929年便离开人世，寿仅五十有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