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记载:“梁先生死后,许多朋友都盼望丁在君但先生写任公传记的事。在君自己也有决心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在君替梁氏家属计划向任公先生的朋友征求任公一生的书札。……当时征求到的任公先生遗札,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这样的大成功是由于几个原因: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地。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黎东方回忆:“跟梁先生上了一年课,只有几句话与一个故事令我永远记得。是哪几句话呢?‘没有袁世凯,中国的历史不是如此。没有梁启超,中国的历史也不是如此。’”
梁启超自谓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又云:“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启超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亦。”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任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浓厚,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怀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护国运动期间,二十七岁的李宗黄奉唐继尧之命,在上海与梁启超居间联络。一天,梁请李到室内,二人促膝而谈:“当今之计,我们亟应设立一个总其成的机构,或者竟是政府组织来护国讨袁,对外则争取外交同情,对内也有以号召全国军民。我想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帅府,推大元帅一人,统率全局。”李便问:“以梁先生看来,如果要推举大元帅的话,哪一位先生比较适宜?”梁启超略一沉吟,目光闪闪,状至兴奋地答道:“未来的大元帅既然要和袁世凯对抗,一则他要能获得国际的重视,外交的支援,二来他得负天下之喁望,有政治主张,辉煌历史。斯人一出,全国上下都因此获知,袁世凯不可托以国事。”李追问:“梁先生的心目之中,是否已经有了这位大元帅的理想人选?”梁陆续提到唐继尧、岑春煊,又一一否决,并大有深意地说:“你知道吗?伯英兄,当筹安会起,北京闹出了洪宪丑剧。普天下嫌恶袁慰廷的人,哪一个不巴望着我出来,公开的表示反对。”李宗黄此时仍未听出弦外之音,犹恭谨应答道:“是的。”仿佛有点出乎意外,梁再望李一瞥,自言自语道:“无分朝野,都在盼望着我出山,无非是要借重我的鼓吹之力。对外可以一改各国舆论,对内尤足以维系全民的喁望!”李方始恍然大悟,按梁之意电告唐继尧,唐回电曰:“不便苟同。”
日后,梁启超失意于政治,黄秋岳记载:“记戊午任公居团城时,一日严寒,坐沁香亭中,望液池波欲成冰,大风作浪有声,任公方辞职,叹曰:‘求去亦何所谓?世事兴衰,大势略定,何人为之,皆不甚相远。’”
对于办学,梁启超也颇有兴味。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梁启超有八字诀曰:“宇宙未济,人类无我。”梁怀此信仰,故能乐而忘忧,尝谓:“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失望恐怖为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便终身不许他侵入。”
江父回忆:“梁任公先生,言其轶事者,必及于戊戌变政,故每以康梁并称。先生晚年,殊不喜康梁二字连为一词,闲谈中往往露其意。笔者尝不避唐突,叩询其故。先生反问:‘尔以为予之事功,尽于戊戌之一役乎?’乃知先生非抑康氏,实欲在历史上另占一新地位也。”
内省
周善培为梁启超诤友,多次面责梁,但同时又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梁启超言:“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友人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1918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丁认为梁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又觉得梁的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丁劝梁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梁亦深以为然,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梁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六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九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十二岁便中秀才,十七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有一次,梁启超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七岁时,梁启超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辨认。梁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父尴尬,欲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启超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十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同行者皆梁之父执。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配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却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满座动容。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十二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其师周惺吾叹曰:“吾不能教之矣!”
十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宴席上,父亲当众对梁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家乡的凌云塔玩耍。一天,十一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梁启超方十二岁,即能为八股文。塾师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命题,梁即援笔千言,中有警句云:“或大仇未报,凄凉吹吴市之箫;或时会未来,匍匐出细人之胯。”一时惊为才人之笔。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属寒士,在学海堂求学时,端赖考书院膏火为生。梁一般到应元、菊坡书院应试,同学诸人皆不敢到此二书院应试,因应元须举人资格,菊坡出题多为经史词章。应试期间,当同学埋头伏案、夜以继日时,梁则“游行自在,行所无事,至更深人静,则展笔疾书,并不起草,写毕而卷已完”。卢湘父感慨:“昔王勃腹稿,尚须拥衾高卧,任公则有过之矣。”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击节叹赏,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一说徐桐以为梁卷为康有为之卷)。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梁读李氏批语,感激知遇,捧卷而泣。
逸事
儿时,一次梁启超说谎被母亲发觉,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与其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光绪帝久闻其名,召见梁启超,欲提拔他作文学侍从之臣。但在召见时,因梁不谙官话,把“孝”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彼此不能达意,光绪帝大为扫兴,仅仅赏了六品顶戴,让他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之事。据徐致靖之子徐仁镜解释个中原因:“任公广东乡音很重,光绪听不清他的话,又怕慈禧的爪牙窃听,不便反复询问,故不得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