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相对于古典诗学接受研究而言，起步较晚。在新世纪之前，所出成果较少。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古典词学研究的不断兴盛及古典文学接受研究作为古代文学分支学科的日益壮大与繁荣，古典词学接受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体现出一定的特色。本章对新世纪以来的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略作述要。
一、对词人接受的研究
对具体词人接受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中出现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研究者们围绕对词人词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加以考察。所考察过的词人主要有：温庭筠、李煜、欧阳修、柳永、贺铸、苏轼、秦观、李清照、朱淑真、周邦彦、史达祖、张孝祥、吴文英、王沂孙、朱敦儒、辛弃疾、姜夔、崔与之、倪瓒、纳兰性德，等等。其研究取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通观性地考察某一词人词作在后世的接受情况，二是选择不同历史时期对某一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三是选择某一词人对前代或同一时期某一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四是选择某一词作选本或词派、词体对前代一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
在通观性地考察某一词人词作在后世的接受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谭新红、程继红、王秀林、刘尊明、黄敏、赵佳聪、宗顶侠、朱长英、蔡菡、赵晓辉、程晶晶、朱丽霞、陈水云、陈敏、游容华等人的文中。其论文主要有：谭新红《史达祖词接受史初探》（《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李清照词的经典化历程》（《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程继红《辛词接受史导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王秀林、刘尊明《“亡国之音”穿越历史时空：李煜词的接受史探颐》（《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黄敏《论李清照词的多维接受》（《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李清照与朱淑真词接受差异论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朱淑真接受现象论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赵佳聪《彩云深处稼轩风：论稼轩词对滇词的深远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宗顶侠《张孝祥词的传播与接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朱长英《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梦窗词接受状况的受众分析》（《工会论坛》，2006年第1期）、《隐辞幽思，陈喻多歧——梦窗词接受状况的文本分析》（《理论学刊》，2006年第10期），蔡菡《“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词的接受现象浅析》（《名作欣赏》，2006年第4期），赵晓辉《历代贺铸词评价及解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程晶晶《“易安体”美学意蕴的历史阐释——易安词千年接受史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陈水云、陈敏《纳兰性德文学接受述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朱丽霞《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刘尊明《历代词人追和李清照词刍议》（《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游容华《从“表达—接受”双向互动模式来看柳永词的化用研究》（《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第11期），等等。上述论文，由点到线，立足于勾勒词人个体在后世的复杂接受历程，体现出宏观性观照与把握的特征。如：朱丽霞《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作者从接受史的视角，考察和寻绎秦观词自其当时直到近代上千年的接受历程。透过秦观在不同历史时期词史地位的升降，动态地展示出了秦词的历史意义、审美价值及艺术魅力，同时也借此探究了秦词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即：北宋时期，于酒肆青楼中广被传播，旨在秦词抒情的感染力度；南宋时期，由于尚雅的词学情趣，秦词开始遭遇冷落而光辉顿减，秦词仍未进入主流行列；元明时期，伴随词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秦词的正宗地位逐渐得到确立；清及近代，伴随词坛旷日持久的正、变之争，秦词的艺术价值和词史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广泛认同。立足秦观词作这一基点，考察上千年中其起伏升沉的历史轨迹，并由此透视古典词学批评思潮的演变与发展，是甚富观照意义的。
在选择不同历史时期对某一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张春媚、刘尊明、兰香梅、余敏先、米学华、刘锋焘、罗剑霞、尹缉熙、邓建、张春义、洪豆豆、尹丹、孙纪文、陈旭献、陈岳芬、李静、张颖、叶晔、夏汉宁、冯小云、李佳、甘松、王丽琴、王萍等人的文中。其论文主要有：张春媚、刘尊明《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兰香梅《绿肥红瘦有新词——论宋人对李清照词的接受》（《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余敏先、米学华《试论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刘锋焘《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文史哲》，2004年第4期），罗剑霞、尹缉熙《空谷足音：苏词在北宋的接受》（《邵阳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邓建、刘尊明《宋代柳永词接受论析》（《古典文学知识》，2005年第3期），邓建《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渤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张春义《苏轼词南宋初“接受”情况简论》（《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南宋初中期东坡词接受背景探源》（《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洪豆豆《题咏：清人接受李清照词的一个侧面》（《学习月刊》，2005年第11期），尹丹、孙纪文《王沂孙词在清代的评价异同之探析》（《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第2期），陈旭献《朱敦儒在清代的接受》（《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陈岳芬《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李静《朱淑真诗词在宋代传播与接受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颖《宋代文人对李煜词的接受》（《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叶晔《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以苏轼、崔与之、倪瓒词的接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夏汉宁《评价式叙事：人物评论的独特方式：以南宋关于辛弃疾的评论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冯小云《浅谈李清照词学接受转折期的批评与辨析》（《中学课程资源》，2008年第2期），李佳《论北宋后期与南渡前后期的词话对苏轼词评价的差异》（《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甘松、王丽琴《欧阳修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王萍《周邦彦词在清代的接受——以词人和词论家的接受为考察对象》（《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等等。上述论文，体现出由点到面的研究路径，择取特定历史时期对具体词人的接受批评进行考察，将对词人接受的探讨进一步细化与拓展了开来。如：邓建《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度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人们的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这使柳词在明代广为盛行。截取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柳永的接受进行考察，更为立体性地展开了对柳永词接受的认识。
在选择某一词人对前代或同一时期某一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张璐璐、鲁竹、朱丽霞、梁鉴江、孟虹、赵立芳、李春英、凌天松、岳毅平、张进、谷颖、邱阳、梁颖珠、彭文良、木斋等人的文中。其论文主要有：张璐璐《论张孝祥对苏辛词风的过渡作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鲁竹《从厉鹗对周邦彦的接受看其词的创作》（《中国诗歌研究》第二辑，2003年8月），朱丽霞《“向词坛直夺将军鼓”——论陈维崧对辛稼轩的接受》（《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1期）、《刘须溪对辛稼轩的接受》（《同济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论陈迦陵对辛稼轩的接受》（《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梁鉴江《稼轩词与迦陵词》（《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朱丽霞、孟虹《晚清芸阁词对稼轩词的接受》（《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1期），赵立芳《梦窗词对温庭筠的继承与发展》（《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李春英《论陈亮对稼轩词的接受》（《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志同道合者的唱和与推尊：论龙川词的稼轩接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凌天松《蒋捷词对稼轩词爱国志意的承传》（《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岳毅平《张孝祥对苏轼词的继承》（《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张进《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唐都学刊》，2008年第2期），谷颖、邱阳《王船山〈潇湘怨词〉对稼轩词的接受》（《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梁颖珠《试论蒋捷词对辛词的接受》（《阅读与写作》，2008年12期），彭文良、木斋《论秦观对东坡词的接受》（《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等。上述论文，在研究路径上呈现出由点到点的特征，从纵横两个维面展开对具体词人接受的研究，或历时性地将具体词人置于后世某一词人或词论家的接受批评中，或共时性地考察具体词人对同时期其他词人的单向度影响。这一研究取向将古典词学接受研究进一步予以了细化与微观化。其中，历时性接受研究如：鲁竹《从厉鹗对周邦彦的接受看其词的创作》（《中国诗歌研究》第二辑，2003年8月）一文，作者从分析厉鹗对周邦彦的接受与舍弃入手，指出厉鹗理论上虽推崇周邦彦，但在实际创作中，从词的题材、结构、意象到所传达的情绪体验方面都与周词有一定的差异。厉鹗接受了周词婉约隐秀、律吕协畅的优点，而舍弃其由于应歌而作带来的不雅不正方面。这既与厉鹗对词体的认识有关，也与其时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密切相关。此文依托较充分的材料，对厉鹗接受周邦彦的复杂情况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开人心悟。共时性接受研究如，李春英《论陈亮对稼轩词的接受》（《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认为，辛弃疾登上词坛以后，雄踞于词坛峰巅，南宋诸多词家笼罩于“稼轩风”的晕圈效应中，陈亮作为辛弃疾的好友及志同道合的同志，也以表达“经济之怀”的词作，与其声气相求，陈亮对辛弃疾词多有接受，这表现在题材、风格、语言等多方面都受到其词作的影响。该文从词人词作横向接受的角度，进一步展开了对辛词接受的研究，拓展与丰富了对辛词接受的认识。
在选择词作选本或词派对前代词人词作的接受进行考察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程继红的文中。其论文有：《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这方面研究体现为注重文本与史实，其所出成果还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如：《〈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弃疾。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辛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辛词经典化的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出了铺垫。其中，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词学理论的转向，二是豪放词风的延续，三是时代因素的影响。作者从对具体词集的考察入手，对辛词的接受作出了独特的论说，脱却一般常论，为进一步深化对明代词学的认识、重新估价明代词学的历史价值找到了一个观测角度。
在这一研究领域，勒成专著的主要有：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璟《苏词接受史稿》（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等等。上述几部著作，选择苏、辛两大词人的接受作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论说出了苏、辛作为典范词人的接受历程。如：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一书，共45万字，其主体部分包括上、下两编，上编从创作的角度考察对辛弃疾的接受，下编从词学批评与词选的角度考察对辛弃疾的接受。其主要内容，“上编”包括：易代之际的词坛与稼轩接受，百家腾跃中的稼轩接受，清初山左词人与稼轩精神的追寻，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鼓荡，广陵总持——王渔洋的词体期待与稼轩接受；“下编”包括：清初词论与稼轩，乾隆盛期——稼轩的“边缘”位置，嘉、道词坛与稼轩接受，同光词坛与稼轩接受，世纪之交词学转型中的稼轩接受，从清代词选看稼轩词之接受；书后附录“稼轩经典文本接受史论略”，包括：《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之接受境遇，《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之诠释史，《摸鱼儿·晚春》之诠释历程。全书以辛弃疾接受为立足点，以清代词坛的历史演变发展为串贯线索，在创作与批评两个维面展开对辛弃疾接受历程的考察，视见开阔，所涉词人、词论家众多，内容甚为丰富，动态而立体性地展示出了辛弃疾在有清一代的接受情形。
二、对词作、词集接受的研究
对具体词作、词集接受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中的又一领域。这一领域所考察过的词作、词集主要有：温庭筠《更漏子》、李清照《一剪梅》、苏轼《江城子·记梦》、蒋捷《竹山词》、姜夔《樵风乐府》及周密所辑编词集《绝妙好词》，等等。其主要论文有：程晶晶《“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兰州学刊》，2005年第1期），欧明俊《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接受史解析》（《文史知识》，2007第10期），闫文芬《郑文焯词对姜夔词的接受——以〈樵风乐府〉为例》（《邢台学院学报》，2008第1期），高莹《论清代浙西词派对蒋捷〈竹山词〉的接受》（《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刘德《千古第一悼亡词的经典化历程——〈江城子·记梦〉接受视野的历史嬗变》（《鸡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郑海涛《〈绝妙好词〉在清代词坛的接受》（《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等。
上述论文，在考察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词作历史上少数经典篇什与词集的传播接受；在考察线索上，一般以通观性为主，或以点串线，或由点到面。如：程晶晶《“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兰州学刊》，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一剪梅》作为“新妇相思”之经典，引发了绵延千年的接受史，后人或赏其风格用语，或论其在词史中的地位价值，或沿用其句式语意以借易安之语倾一己之悲愁，到90年代又成为一首流行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来源被赋新曲，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一剪梅》的接受史大致可分为：旨意的阐释史、风格的鉴赏史、“经典”的影响史三个方面。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一方面可横向挖掘此经典文本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则可从纵向展示这首“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又如，刘德《千古第一悼亡词的经典化历程——〈江城子·记梦〉接受视野的历史嬗变》（《鸡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悼亡文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尤以诗、词为最。悼亡词的开山之作当属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尽管这首词有近千年的影响史，但它却长期被词评家所忽略，只有近百年的效果史与阐释史。该词长时间被埋没的原因，缘于该词思想的超越性、审美的超前性以及写法的独特性。直到20世纪，随着学术界对该词在题旨、词境、风格、音调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深化了对这首词的理解，最终把它推举为“千古第一悼亡词”，从而完成了“经典化”的进程。选择具体的词作篇什，细致考察其传播接受的特点及“经典化”的多方面因素与内在历程，是上述两文的共同特色。
三、对词体、词统与词学群体接受的研究
对具体词体、词统与词学群体接受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中的另一领域。这一领域所考察过的对象主要有：五代花间词、宋代俚词、宋代女性词、宋代僧人词、宋代遗民词、金代大定、明昌词、清代常州派词统，等等。其主要论文有：赵晓兰《论花间词的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第1期），赵成林《论元代文人对宋代俚词的接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黄敏《宋代女性词的传播与接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胡梅仙《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阴山学刊》，2005年第2期），王玫《论元代散曲对花间词的接受》（《现代语文》，2006年第10期），郑璜《以〈全宋词〉为例看宋代僧人词的接受》（《莆田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赵晓辉《从选本看谭献对常州词派词统之接受推衍》（《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祝东《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殷都学刊》，2008年第4期），等等。上述论文，主要是从词作体式与词作风格的接受来加以考察的，它从一个视点上拓展了早期词学接受研究的较为单一化的模式与内容。如：黄敏《宋代女性词的传播与接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作者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宋代女性词，发现宋代女性词的传播与接受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互动关系。从传播方式上看，因传播媒介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传播范式：一是书面文字传播，二是合乐歌唱传播，三是题写刻录传播。在接受类型上，宋代女性词在传播过程中，因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传播目的、传播环境等不同因素，形成的接受差异主要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休闲娱乐型接受，二是审美鉴赏型接受，三是情感认同型接受。同时，各种传播范式和接受类型之间又存在复合交叉的现象。从创作主体相异的角度，着力探讨宋代女性词传播与接受的特征，确显示出别样的意义。
四、对词人词作对前代作家与非词体作品接受的研究
对具体词人词作对前代作家与非词体作品接受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中的又一领域。这一领域所考察过的前代作家主要有庄子、屈原、陶渊明、杜甫、刘禹锡等，所考察过的前代非词体作品主要有庄子散文、楚辞、屈骚、唐诗包括唐乐府诗、唐代文人小说等，所考察过的文学传统养料主要有屈原精神、道家审美意趣、渊明情结等。其主要论文有：郭建勋《论词对楚辞的接受》（《求索》，2002年第1期），马丁良《“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浅析苏轼词对唐诗的采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谭海燕《试论辛弃疾词中的屈原遗风》（《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邓莹辉《论苏轼对屈原精神的承继与新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杨海明《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贾美艳《柳永在文学活动中的继承与创造》（《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1期），周期政《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薛泉《南宋词人黄昇的渊明情结》（《湘南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王晓骊《论宋词对前代文人小说的受容》（《阴山学刊》，2004年第3期），金燕《试论苏词在艺术上对庄子散文的继承》（《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郭建勋《楚辞意象、形制在宋词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8日），陈代湘、鞠巍《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词看庄子对苏轼的影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韩立平《论张炎对陶渊明之接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赵海霞《试论辛词的屈骚精神》（《语文学刊》，2005年第7期），胡遂、邬志伟《论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陈磊《浅论唐乐府诗对宋词的影响》（《焦作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杨雅骞《三生似是刘宾客——从须溪词中“前度刘郎”典故的使用看刘辰翁对刘禹锡的人格接受》（《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于年湖《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陈中琴《略论姜夔对道家审美意趣的接受与表现》（《现代语文》，2008年第6期），等等。上述论文，不局限于从词人词体内在接受本身而论，而是将考察的维面拓展到前代作家、非词体作品及对传统文化养料的汲取中。这一研究路径在一定意义上打通了词体与其他文学之体的界线，沟通了词的创作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是值得倡导的“大文学接受研究”的生动体现。如：郭建勋《论词对楚辞的接受》（《求索》，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楚辞句式因“兮”字省略而形成的三、七言句，经由汉魏六朝长短句的乐府小令，成为早期词作的句式资源；楚辞中幽兰秋菊之类的草木意象、湘妃蛾眉之类的人物意象、楚天南浦之类的空间方位意象以及“兮”字句式等形式要素，直接为词家所汲取；南宋以来兴起的“端午词”，蕴涵着作者复杂的感情，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兴寄手法，对词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而提倡作词效法楚骚、以楚骚作为词作优劣的标尺，也构成词学批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该文从多维面就词体对楚辞的接受作出了阐说，揭橥出了词与楚辞的内在承传关系。又如，周期政《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认为，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运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宋人主要是从人格认同上来接受陶渊明的，他的真淳、自由、达观、傲世、安贫的人格深受宋人的喜爱。他机智风趣、潇洒飘逸、超脱娴雅的魏晋风度也让宋人叹服，而对他愤世情怀的忽视与对艺术创新的漠视在词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文章从多维面论说出宋代词人接受陶渊明的丰富情况，深化了对宋人接受陶渊明的认识。
在这一研究领域，值得提及的是，还出现了对词人或词论家对其之前词学思想接受的研究。这方面论文主要有：张秋娟《试论张炎对“类诗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接受和发展——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之一》（《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3期），巨传友《论唐圭璋对“重拙大”理论的接受：以〈唐宋词简释〉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等。如：张秋娟《试论张炎对“类诗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接受和发展——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之一》（《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张炎对词体的接受是从“本色说”和“类诗说”两方面进行的。在对“类诗说”的继承和扬弃上，张炎提出了以“骚雅”论词的标准，他接受了“类诗说”中要求词作“言志”的内容，但又对抒发这类感情的词进行了规范，在表现方式上，则要求含蓄蕴藉、中正平和。他的这一主张也表现在其词作中。他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将“类诗说”予以了传承和扬弃。
五、对词作为文学之体接受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中还出现对词作为文学之体接受的研究。这一领域研究主要体现在杨金梅的几篇论文中，其主要有：《迢迢不断如春水——论晚唐、两宋时期词的审美接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论词在宋代的接受背景》（《海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论词在宋代的地域性接受》（《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上述几篇论文，主要是从词作为独特文学之体的角度，在总体观照词的传播接受的基础上加以考察的，体现出独特的词学接受研究意义。如：《论词在宋代的地域性接受》（《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认为，文化的产生除了直接源自本土之外，还有一种“异地移植”的方式。积极的文化移植是一个有选择的接受过程。因此，移植之后的新文化已不完全等同于原来的文化，其突出的特点是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词在开初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词在早期具有明显的北方文化气质；至宋代，词则完成了由“北方文学”向“南方文学”的转变；五代以后，全国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环境的变化对词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词向“南方文学”转变的基本动因。从南北方地域与文化的转替视点来论说词作为独特文学之体的传播、扩散及其新的创变，其结论是富有启发性的。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在词人接受研究，词作与词集接受研究，词体、词统与词学群体接受研究，词人词作对前代作家与非词体作品接受研究及词作为文学之体接受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这从一个侧面标示出我国古典词学研究的范围正在日益拓展，研究的对象正在日益丰富，研究的论题正在日益细化。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不够多，这与词作为与诗并驾齐驱的抒情性文体地位是不相称的；其次是古典词学接受研究的范围还比较窄，研究的对象还比较少、比较集中，应进一步拓宽与丰富；再次是古典词学接受研究的内容与方式还比较单一，未来的古典词学接受研究应该在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多维面、多向度考察中拓展与深化其研究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