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运先生新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已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作者继出版《新诗艺术论集》、《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周易与中国文学》等8部论著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它集作者十余年积累之功，奋笔一年余乃成。如其在本书扉页所题“谨将此书献给21世纪中国文学史家”，是书可看作是作者献给新世纪建设中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一份礼物。
《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共58万余字，分为上、中、下三编，前附《焦氏易林》研究缘起作为自序，后附余嘉锡、胡适两位先生关于《易林》作者辨识的两篇专论和《焦延寿与〈焦氏易林〉四言诗》研究结题记感。上编《焦氏易林》诗选，作者从4096首《易林》诗中去粗取精，筛选出481首分类整理成8辑进行注释与诗意阐释，以便读者识见《焦氏易林》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价值。中编《焦氏易要》诗论，共分为10章，作者从《焦氏易林》所反映社会生活、所表现创作倾向、对诗体的继承与创造、对诗歌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运用及其在艺术思维上所显现出的嬗进等方面，力证《焦氏易林》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下编《焦氏易林》作者考辨及其他，共包括8章：前4章从不同角度考证和辨析《易林》作者为西汉末的焦延寿，而非东汉初的崔篆；后4章对闻一多研究《焦氏易林》及《焦氏易林》对我国古代“立象”思维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论述。全书将对《焦氏易林》诗的选注阐释、理论意义的阐发和对作者的考证、文本的传佚辨介等融为一体。文本注释、史实辨识与理论升华互为补充，这使本书独具特色。
一、分类选诗，阐释精当，以翔实的材料力证《焦氏易林》之辞中有相当数量的好诗，《焦氏易林》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四言诗集
《焦氏易林》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历来很多学者将其视为占卜之书，而否认其为文学总集。清代沈德潜所选《古诗源》、逯钦立所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部具有“总集”性质的大型诗库中，都不见《焦氏易林》之踪。20世纪以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多达上千部，也难见一部提及《焦氏易林》。这之中，也有少数人见出《焦氏易林》高度的文学价值，对之予以推扬，如：明代杨慎“摘《焦氏易林》佳句，叹为：‘古雅玄妙’，而嗤‘世人无识，但以占卜书视之’”（第2页）。闻一多先生拟将《焦氏易林》入其所准备编著的“诗的史”，可惜他英年遇害，未及付诸撰著实践。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高度评价：“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焉。”（第3页）但由于传统文学观念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焦氏易林》一直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陈良运先生在对《周易》及相关文本的研究中，敏锐地洞见到这一课题，见出深究这一论题对于不断完善重写中的中国文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集多年之力，将“这援《易》入诗的勾当”（第3页）做到底。
他在深受闻、钱两位先生启发的基础上，研读多种版本的《易林》，辨析体悟，择善而存，逐“林”逐首地一一揣摩，筛选出最富思想与艺术特点的诗作481首，按照它们所体现诗歌文体特征，分辑别类，为方便阅读欣赏，并重拟标题，而后进行注释与诗意阐释。这使庞杂混沌的《焦氏易林》眉清目楚，主旨在丰富中凸现鲜明，为我们了解《焦氏易林》做了一步极为细致而又甚为关键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陈良运先生对《焦氏易林》思想内涵深入挖掘，又通俗地予以阐说。他认为，《焦氏易林》诗有对昏君浊政的无情暴露和抨击，有对下层人们悲惨遭遇的真实反映，有对戍卒“徘徊外国”的伤悲，有对社会现实中男女情爱的透视，有对西汉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心灵的记录，有从现实生活中提升而来的种种理趣，等等，……社会、人生之百态，无不尽在其中；作才“孔忧”之思，无不充溢文本，故是一部内容十分广泛、思想倾向甚为鲜明的大型四言诗集。
在对具体诗作的阐释中，陈良运先生脱却一般常论，从诗人“独得隐士之说”的角度阐释焦氏诗作。如《雾夺日光》、《日在阜颠》、《光明伏匿》等7首，他认为是诗人用雾、风雨、虹等自然现象和“庭燎”等物象，毫不掩饰地挥斥奸佞当道。他又进一步阐释说，焦延寿不像董仲舒那样，仅将灾异现象作为预警信号，而是反过来：先有不良政治，灾异发生是其恶果，这形象地揭示出灾变与时政的关系，将矛头直指当朝奸臣，极富现实意义。又如，对于《三夫共妻》等反映不正常婚姻现象的诗作，陈良运先生分析说，这“可能不只是道德伦理之缺，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皆乏贫家，男子女子皆身不由己也”。（第152页）对于《长女三嫁》诗，他认为：“这也是一首讽刺诗，作者是否另有所指呢？比如那些在官场上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今天投靠这个权势人物，明天又依附在那家豪宦之下，朝三暮四，背信弃义。”（第153页）他总是紧密联系历史时代、社会现象，从深层次阐释诗作内涵。
陈良运先生还将焦诗与杜诗相提阐说，如对《东行破车》一诗的阐释说：“当我们细读《无家别》，……觉得他或已读过焦延寿《东行破车》，时隔八百年，两诗的情境何其相似。”（第101页）因而，叹息焦延寿这些诗篇以前竟一直无人察觉。在对《政为民贼》第12首诗的阐释中，他又说，焦延寿却敢“斥言”，而不“比类以言之”，中国文学史上早就出现了反映民瘼、抨击时政的诗篇，但我们的文学史家为什么没能发现？这又从勾连诗歌历史发展及其批评的角度立论，确鞭辟入里。
二、全面探讨，深入挖掘，以理论性的升华力证《焦氏易林》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陈良运先生在注释《焦氏易林》诗歌文本的基础上，注重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证。循着知人论世的原则，他鲜明地提出焦延寿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有姓名可识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是因为其创作的《焦氏易林》诗是“切入现实生活的人生歌哭”。它敢于直面社会现实，批判黑暗政治，揭露奸佞罪恶，描写百姓困苦生活，是对《诗经》以来“变风”传统的继承与恢复。其次，在创作取向上，《焦氏易林》突破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诗集中明白地宣称“作此哀诗，以告孔忧”。焦延寿不回避“指切事情”，以怨而怒、哀而伤的诗篇破解了“《诗》三百”的创作格局，故成为儒家诗教的叛逆者。
在诗体意义上，陈良运先生明确提出，《焦氏易林》是我国古代抒情诗之遗珠、哲理诗之渊薮、寓言诗之始兴。诗作充满着具有时代特征的个性化抒情，极表“幽思苦穷”之情状；作者在诗中直接“拟象”，善于将各种情感状态加以具象化表现，开创性地将内心无形无状的感情升华为可感可触之物；首创“拟情”诗，艺术化地代拟他人之情，不但拟男女之情，也拟远征塞外的将士思念故乡、亲人的忧伤情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他又认为，焦延寿善于将占卜之辞所表述的宇宙、人生之种种哲理意蕴加以诗化，故成为一位积极入世，“既明且哲”的诗人，其诗执著于为普通民众而作，在告知求卜者为人处世之道，在贴切地抒写实际的人生状况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其哲理思想和艺术水平达到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未有的高度，其口语化倾向和对形象意象的着意营构则深刻影响到后世诗人们。焦延寿又对置身其中的时代、社会种种事件常作“藉外论之”，他意欲为弱者代言，予奸佞以讽刺，给人们以喻示，这使他大量创作寓言诗。其寓言诗在所表现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所用物象的喻示中显示出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在所寓之物上，他的有些寓言诗还打通了咏物诗的界限，故实开后世咏物诗之先河。
陈良运先生还明确地提出，《焦氏易林》开“诗艺领域‘立象’思维之先觉”（第387页），表现为它非常“强化”形象感，描述形象与创意的意识非常自觉，他将由屈原开始的自觉的“立象”意识上升到思维层面予以发扬光大，有为表达心中情思自如地将具象化为意中之象的创造性才能，总是将自己人生的阅历与思考，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与批判等种种意识与情绪，投入对象世界之中。这因此成就了其“立象”思维，标示着我国古代“立象”思维从“立象以尽意”到“工于拟象”、“多变其象”的飞跃，对中国古代形象思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陈良运先生还认为，《焦氏易林》开拓了新的诗歌题材，诗集中包括具有历史真实的边塞诗，有生活根底的农事诗、商业诗，又极致地描摹出社会底层的人生百相。这些都是前此诗作中所少见的。它在创意、修辞上亦有超常的发挥，崇尚意兴，文约意广。上述几方面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注入了现实的活力。
三、求真务实，不迷信权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考证《易林》作者，勘正诗学术语内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易林》作者是谁？在2000多年的历史迷雾中人们莫衷一是。1948年，胡适发表《〈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将著作权不容商榷地给了东汉初的崔篆，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学术界达50年之久。
陈良运先生在长期细致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对“主焦”与“主崔”两方面材料的阅读辨析，认识到历史上对《易林》作者的辨正，都基本存在两方面缺欠：“一是他们都没有深入到《焦氏易林》原本，从文本所蕴含的思想实质去考察作者到底是何等性质之人”；“二是这些繇辞大量抨‘浊政’、‘奸佞’，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且情绪强烈，到底该产生于什么样的历史时代，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背景？”（第10页）他从对这两方面的探析人手，考察《易林》思想倾向、现实内涵、渊源、流布，比照焦篆、崔延寿二人所生活的具体历史时代，提出了三点令人信服的辨正：（1）《易林》有大量抨击“浊政”，挥斥奸佞之词，但无批评外戚之语，由此推断，它只可能产生于西汉宣、元之际，而不可能产生于西汉成帝以后。（2）“灾异”说从董仲舒引申用以警政以来，到汉元帝时形成高潮，王莽时期大力宣扬“符命”说，严禁“灾异”说。但对照《易林》来看，其中恰有不少表现“灾异”的作品，故它不可能产生于王莽与东汉光武中兴之时。（3）《易林》中还有大量反映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的“哀诗”，这只有接近民众或长期生活在民间的人才可能为之，由此看，《易林》诗思想内涵与焦延寿身份、为人当为吻合。陈良运先生在著作中连用4章的篇幅切入历史地辨析今传《易林》作者，细致地破解余嘉锡、胡适二人的权威之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不仅是对《易林》作者考证本身的意义，它显示出作者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于消解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些迷失甚有禆益。
值得提及的还有，陈良运先生在研究《周易》与《焦氏易林》的过程中，能触类旁通，发散论题，对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之“隐”作出了勘破。他不同意黄侃与刘永济两位先生之论，在受到周汝昌先生论断张戒引文只系以意“撮述”刘勰“隐秀”之论启发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张戒引文望文生义，肤浅地篡改了刘勰原意。他认为，刘勰言“隐”，源自《周易》，其最初模式是“互体变爻”，“隐”的底蕴就落在“互体”四隐象之上，刘勰为避免他人歧解，并特别强调了“辞生互体”。《文心雕龙》之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隐以复意为工”，“刘勰无疑是从文章整体而言‘隐’的，是从‘义’（意—‘复意’）而不是从‘情’言‘隐’的。”（第660页）这一持论修正、深化了张戒“情在词外曰隐”之论，应该说更贴近于“隐”之原意。
纵观《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笔者认为，它既具有文学研究的本体论意义，又富于学术探索的方法论启示，是陈良运先生文史互证、理论演绎的新成果，它多方面地展示出了陈良运先生深湛的学术功力和严谨求实的治学之道。
愿《焦氏易林》，或是因为陈良运先生这部专著的大力阐释，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引进中国文学史之连绵华厦，拥有它本来早就应该有的一席之地！”（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