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何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有无内在体系？这是20世纪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界着力探讨的基本论题之一。80年代以来，我国古典文论研究界在对古代文论范畴及其理论建构展开系统研究的过程中，对上述两大论题的探讨进一步细密开来，并在持论上产生出交锋。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古典文学批评发展演变的历时构架中缺乏一个有机的系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是有其体系或曰潜体系的，这从不同文论范畴、批评理论、批评方法的“纽结”中可以勾画出，它们往往表征为一个个隐而未彰的系统，有待我们去钩索与“显形”，而这正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之所在。罗宗强、邓国光两位先生在《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国的古代文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至今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里有几个问题尚需研究：一是有没有体系；二是这一体系是某一流派的体系，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三是这一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范畴，是某些观点的组合，还是别的什么；四是这样的体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一时形成的，还是自古及今才形成的？”（《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他们二人所论，触及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内在体系的有无及如何认识、挖掘与重显等本质性论题，呼唤并警示着古代文论研究者作出自己的回答。张伯伟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一书，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对上述两大论题作出了切实的探索。它作为我国当代第一部多方位探讨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著，在撰著原则、研究方法上，显示出自身鲜明的特色。
一、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内在体系、民族特色及现代意义的切实探讨
1.努力勾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个个隐而未彰的系统
从宏观构架上探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内在体系，这是极有意义的。但在21世纪的古典文论研究界，似乎更需要的是具体而微的探索，它对于廓清长期以来的“纽结”似更具现实意义。正基于此，张伯伟先生从大量文学艺术的实际批评中，选择“以意逆志”法、“推源溯流”法、“意象批评”法三种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与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六种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加以系统地研究，切实地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系统。
在对三种批评方法整体联系的持论中，作者认为：“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这三种方法，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各个层次的研究：‘以意逆志’法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推源溯流’法则偏重于作品与作品间关系的探讨；而‘意象批评’法则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三者中，“‘以意逆志’法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两种方法偏重于内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着重于描写手段和表现手段等细节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评’法又着重于整体上的把握”，三种批评方法相成相融，便将共时批评与历时批评、影响批评与文本批评、细部批评与整体批评结合起来，从而，构筑出一个有机的方法论体系。
在对三种批评方法的具体考察中，张伯伟先生也为我们勾画出其各自内在的系统。对于“以意逆志”法，他认为：经过了两汉对诗人之志的“言”到六朝对诗人之志的“不言”，再到宋明对诗人之志“言”的历程，发展到集成期的清代，则表现为反思对诗人之志的推逆是可能，还是不可能，以及如何推逆。“以意逆志”批评方法走过了一个辩证否定、螺旋上升的过程，在两千多年的历时视阈中完成了其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经典模式的建构。对于“推源溯流”法，他这样勾画道：建基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思想基础之上的“推源溯流”法，在钟嵘手中得以大成。钟嵘吸收了“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将其运用于“推源溯流”中，因其立足于从“文体”本体上推溯，“着眼处或为主题，或为题材，或为语言，或为个人经历”等，因此，构筑出了一个有机的、甚具包容性的推溯系统。后世文学批评中或从字句上，或从风格上，或从流派上，或从变革上推源溯流，乃均从《诗品》中引申而出。而从横向展开来看，“推源溯流”法的构成又包括渊源论、文本论、比较论三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两相交错，“推源溯流”法在历时视阈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点射状的立体网络构架。对于“意象批评”法，作者则是这样勾画的：它由书法批评逐渐进入到诗歌批评、词曲批评、小说批评，继而其他批评领域；采用的意象有人物意象、自然意象，后还出现禅语意象等；其对批评对象的把握由早期对某种风格类型的形象描述进入到成熟期对作者个人风格的整体把握；由着意于“品”过渡到“品”、“评”结合，显其优劣高低；其思维方式也由直观性思维发展到出现“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意象批评”在从东汉后期萌芽到宋代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个不断丰满圆融的梯度运行轨迹。
在对六种批评形式的考察中，作者也指出：这些形式与形式之间存在“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六种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有机性和整体性”。落实于具体的联系中，则表现为：选本最早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意识的自觉及其批评功能，它之于后世文学批评形式具有强烈的包容性，诸种形式在其中孕育，融为一体，不见扞格。相对于选本，摘句却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常有机地融入选本、论诗诗、诗格、诗话及其他文学批评形式中。诗格与诗话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相互融通与转换的特征。论诗诗在形式上虽区别于其他批评形式，但内容上却与诸种形式接通，论诗诗中并且有论诗话的。诗话亦有强烈的包容性，它在内涵的不断充实，体制的不断变化中，常将很多批评收入囊中。评点往往与选本相结合，它注重文本的字句、意象，然也不废义理与思想，实际上成为具体而微的“诗格诗话”。通过这种勾画，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潜在系统已颇具雏形地呈现了出来。
2.切实凸显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在努力勾画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内在系统的同时，张伯伟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民族特色着意进行了描画。他极为注重从内含不同“因子”的文化系统入手，通过对中西文学批评的比较来凸显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民族特色。
在考察“以意逆志”法时，张伯伟先生从儒家人性论的视点出发，从孟子“求放心”与“推此心”的思想结构中推衍，将“以意逆志”的产生定格于儒家所强调的修身、治学论，强调它不可能在其他民族文化系统中产生。其建基的思想基础只能是儒家的人心相通论与“仁义”论。因此，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物。与发源于宗教的西方诠释学相比，“就其起源来看，一个是人文的，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人学的，一个是神学的；一个认为理解与其对象是相通的，因而是可解的；一个认为理解与其对象是隔绝的，因而是难解的。”“以意逆志”法秉承的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原则，注重的是对人的精神情感的沟通。
在考察“意象批评”法时，张伯伟先生对其产生的思想基础予以多方面的钩索，从中凸显其民族特色。他认为，庄子对“道”的把握方式——直观性，“乃以‘不可言说’，‘整体把握’及‘物我为一’为主要特征”，“落实到批评方法上，就是给‘意象批评’法的思维方式奠定基础，并进而构成了‘意象批评’法的思想内核”。来自《周易》中通用的表达模式——“立象尽意”，则成为“目击道存”的外在表现，它为“意象批评”确立了表现形式。禅宗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庄子思想，它为“意象批评”法带来了若干新的特点。人物品评在“意象批评”的形成转换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很显然，建基于上述思想基础、人文资源之上的这样的“意象批评”法，是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中所不可能出现的。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考察中，张伯伟先生也十分注重通过具体而微的论述来凸显其民族特色。在探讨“诗格”这一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缘起时，他指出：作为主要讲述作诗规则、法式的“某一类书”，它显然是为了适应初学者或应举者的需要而写的。其名称的运用，“除了从六朝的批评术语演变而来的可能外，也许还受到当时刑书的启示。”唐代刑书多以“格”、“式”命名，诗格的大批出现，又正在初唐律诗的成型过程中，所以借用“格”、“式”之名来规范做诗的声律、句法，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不妨可以说，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格’这种形式，在性格上是更接近于法家思想的”。将诗格与“尚法”思想联系贯通，其民族特征确显而易见。在探讨“论诗诗”这一中外文学批评中都有的批评形式时，作者从影响其产生的历史源流入手，除述及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述两点原因外，还拈出禅学对宋代论诗诗的影响加以探讨，“以补前人之所未及”。他将偈颂、《对寒山子诗》、禅宗“三句”与论诗诗分别联系考察，使论诗诗这一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民族文化内涵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在对文学评点批评形式的考察中，作者则从四个方面沿波讨源，概括出“章句提供了符号和格式的借鉴，前人论文的演变决定了评点的重心，科举激发了评点的产生，评唱树立了写作的样板”的论断，这为我们识见文学评点的民族特色勾画出了神髓。
3.有意识地挖掘与升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意义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究、钩索中揭示其现代意义，这是张伯伟先生撰著此书的又一目的。
在考察“以意逆志”法时，作者专列“‘以意逆志’法的现代意义”一节，努力从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视点加以观照。他认为：从“文学批评的含义有两个重点：一是解释，二是评价看，‘以意逆志’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是‘理解’”。此批评方法在实际批评中，受到来自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一、“言不尽意”；二、“意图迷误”；三、“见仁见智”；四、“诠释循环”。他结合英美“新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对我国古代“以意逆志”批评方法所蕴内涵详细予以挖掘，充分而深刻地揭橥出“以意逆志”作为批评方法在当代的文学思想意义。
在考察“推源溯流”法时，作者又将其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联系起来立论。他认为“法国学派”强调的“影响研究”，与“推源溯流”法的“渊源论”比较接近，但“影响研究”往往只限于考察某些事实联系，却很少乃至根本不进行文学价值上的评论，这与“推源溯流”法形成差异。“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与“推源溯流”法中的“文本论”和“比较论”相似，但“平行研究”在执著于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中，往往隔断了文学比较的“渊源论”。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推源溯流’法，在方法论原则上，兼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因此，以‘推源溯流’法为基础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然的。”他又提出：“若是以‘推源溯流’法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核心，并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作进一步发展，则‘中国学派’必定能够独树一帜，而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鼎足而三。这不仅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丰富、完善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而且站在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立场上看，这也是传统的‘推源溯流’法在今日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意义之一。”此论断极显识见。
在考察“意象批评”法时，作者则从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最大弊端表现为远离文学现象，“因而也远离了文学本质”入手，提出“意象批评”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有三：一、警示文学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密切与具体文学现象的联系；二、警示文学批评传达出文学之美，注重引发与激活读者的审美感受；三、警醒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以“心斋”的心态与“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的精神状态，以心印心，搜索至真地从事文学批评，从而，使文学批评能极致地趋近文学的质性。
张伯伟先生在“导言”中曾言：“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一方面将其隐而未彰的体系重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这一体系不断完善、丰富的历史呈现出来，并在重显与呈现的过程中，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应该说，是书基本实现了这一初衷。
二、走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之路
张伯伟先生在著作“导言”中曾说：“我所理解的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属于文学思想史的范围。这样的研究对象，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须是综合的。所谓‘综合’指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结合，即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这三个结合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即文献基础。因此，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这道出了他撰著此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也成为本书的特色所在，它给予我们以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1.从大文化的历史人文背景观照与透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
张明非先生在《一种切实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曾言：“什么是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将研究的视野和重点投向古典文学同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相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等各种因素，而是将各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呈现。”（《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对古典文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做的总结与张伯伟先生所实践的“综合研究”之路不谋而合。它准确地道出了张伯伟先生治学追求之一端。
从儒家思想文化切入，从儒家人性论思想结构切入，从儒家人性论在修身治学方面的伸衍切入，这是张伯伟先生在考察“以意逆志”批评方法时所采取并不断细化的探讨视点。他将具体批评方法的产生置放到特定历史文化的内涵中，置放到其具体的发展历史中。在考察这一批评方法的发展演变时，又具体联系汉儒说诗的社会历史背景、魏晋至唐代玄学和古典解释学中的得意忘言与义疏之学、宋代儒学的复兴以及清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势，得出“以意逆志”的发展，“两汉是以经学的‘意在言外’为特征，六朝以玄学的‘得意忘言’为特征，而宋明就以美学的‘言近旨远’为特征，至清代则以集成融合为特征。”明晰地从历史文化相渗相变的角度透视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
在考察“推源溯流”法时，作者又从我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形成谈起，从“孔子在古代学术传统形成与确立中的位置”和《汉书·艺文志》所开创的推溯传统入手，指出：“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视传统，强调‘通变’的特色，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一个方面。这种精神贯注到学术，就形成了学术上的重视师承的传统；这种精神作用于文学，便形成了文学史上的模拟传统；这种精神影响及文学批评，就形成了批评史上的‘推源溯流’法。”在论及这一方法产生于六朝时代，并且在《诗品》的运用中达到高峰时，他论述道：“一种批评方法的产生，绝不会是偶然的，它往往凝聚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思维习惯、文学特色的某些侧面，而方法在使用中的成效，也与使用者的个人素质有着内在联系。”正由此，他又从“模拟仿效的文学风气”、“追本穷源的历史眼光”、“‘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入手，探讨与界定这些方面乃是时代给予“推源溯流”法影响的“大文化”系统中至为关键的因素。
诗话是我国古代最为通行的文学批评形式，张伯伟先生在考察中，对诗话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话所内含的文化因素、诗话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多方面联系进行了广泛的探究。他认为：宋代士人优厚的俸禄、大量的假期，导致诗酒之会的普遍，聚会、结社、闲谈、宴游成为诗话产生的社会人文条件，并从内在规定着诗话的自由体制；同时，宋人文学批评意识的普遍觉醒又内在地推动了诗话这一文学批评样式的发展；语录体的兴起与流行，对诗话体式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诗话形成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时代文化或深或浅地在其形式上留下“特定的印记”，诗话从一个射角呈现出各个历史阶段在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时代折光。据此，他又从诗话与党争、诗话与禅学、诗话与刻书业、诗话与淫靡之风、诗话与考据、诗话与地域六大方面，对诗话所烙印的文化“印记”进行细致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话的认识。
2.“采铜于山”的著作原则
“采铜于山”，以扎实的文献为据依，是张伯伟先生撰著此书的又一特色。作者“为了完成此书”，曾有意识地“通过不同方面的学术训练”，此前曾出版过《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钟嵘诗品研究》、《禅与诗学》等多部著作，这为完成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所征引文献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他不仅运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娴熟自如，显示出扎实的国学功底，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文献也用之甚多，比照阐释，开人心悟。尤其是对域外汉学文献的收集研究，在国内古代文论研究界更属不多的几人之列。这极大地夯实了研究基础，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论述清代是“以意逆志”批评方法的总结期时，作者指出，其理论总结主要集中在能否“以意逆志”及如何“以意逆志”两个论题上。他从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朱克敬《暝庵杂识》中引出持论能否“以意逆志”的两种对立的看法；从钱谦益《书瞿有仲诗卷》、朱彝尊《天愚山人诗集序》、焦循《答黄春谷论诗书》、朱鹤龄《辑注杜工部诗集序》、薛雪《一瓢诗话》等文献中辑出对“以意逆志”困难的探讨；又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以意逆志节》、吴乔《围炉诗话》、袁枚《再答李少鹤书》、《程绵庄诗说序》、吴雷发《说诗菅蒯》、黄锡璜《汉诗总说》、沈德潜《说诗晬语》等文献中勘出对如何“以意逆志”难题解决的不同方法之论，极给人以切实信服之感。
在对诗话的考察中，张伯伟先生为了论证“宋人诗话大多数是晚年所作”这一论断，除根据诗话本身提供的线索外，又参考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郭绍虞《宋诗话考》、李裕民《宋诗话丛考》等著作，将属于宋人晚年所作之诗话及其论据用表格的形式一一列出。这对说明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特征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论及宋代诗话与党争时，他更是详细地将分属于“熙宁派”和“元祐派”的诗话一一列出，展示其中所难免的溢美溢恶之词。在考察诗话与禅学的关系及讨论到“云门三句”时，他又将《人天眼目》及《五灯会元》所载诸禅师对此三句的解说用表格对照列出，凡八家十说，极便于读者观览自悟。在对域外诗话的述说中，作者则根据自己所“寓目”情况，对1920年池田胤所编辑的《日本诗话丛书》进行补充，共辑录“丛书”所未收日本诗话28种，如《江谈抄》、《文章达德纲领》、《北山纪闻》等。在论述日本一些诗话“诗格化”时，他则详细地征引贝原笃信《初学诗法序》等17种“诗话序”为证。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不对《日本诗话丛书》所收诗话文献一一“过录”，是不可能举出这些例证的。
“采铜于山”的著作原则还表现为作者把大量的文献依据置于注释中，努力追求言必有征。如在“论诗诗论”一章中，作者为了论证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本为禅门习语，但经元好问运用后，乃为人们所习知这一论断时，在注释中共引证了《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张恒润《论诗》等6条材料，甚具说服力。在“诗格论”一章，论及于济、蔡正孙所编《联珠诗格》“在后世影响很大，并远被域外”时，作者在注释中又以日本江户时期山本信有《新刻唐宋联珠诗格序》与朝鲜柳希龄《大东联珠诗格》为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3.中外联系、比照的广阔学术视野
致力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文学思想，并将中国的文学思想置于与各国汉语文学的交流中进行细致的观照，这是张伯伟先生撰著此书的又一特色。
作者曾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文学思想具有两种不同的性格，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文学思想，只能根据材料本身作有条理的分析阐释，而不是先根据西方文学思想中某一派、某一说的框架，来范围、限制中国文学思想的材料，或者以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来比附西方。”他又说：“研究域外汉文学，可以从一个侧面（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各国汉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特色，并进而从整体上把握汉文学乃至汉文化的特色，探究其凝聚力和包容性之所在，以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才是中外结合的最终价值所在。”这道出了张伯伟先生对进行中外联系比照所作的深层次思考与定位。
在考察“以意逆志”法时，作者先将“以意逆志”所含括的理论内涵与英美“新批评”派所提出的“意图迷误”联系比照，指出两者在对文学阐释的取向上各执一端，在对立中又含括相通的理论内涵，呈现为同一事物彼此相成相对的两个方面。他又拈出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循环”来阐述“以意逆志”理论，提出“以意逆志”中亦存在“诠释循环”的悖论：即“能逆”是需要以“得志”为前提的，而“得志”又需要以“能逆”为条件。“这样，整体与局部相互依赖，而各以对方的理解为自身理解的前提。”这便是“以意逆志”法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遇到的难题，也是它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的相通之处之一。之后，作者又从历史纵向将“以意逆志”法分别与西方起源期的诠释学、传统诠释学与本体论诠释学进行比较，寻绎其相异相通，得出：初期诠释学起源于宗教、在诠释范围和诠释精神上与“以意逆志”法“存在本质的不同”；十九世纪以来出现的传统诠释学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强调人性的普遍性，这与“以意逆志”法颇为相似；但发展到本体论诠释学，则与“以意逆志”法很少有可通之处，这表现为：一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差别，一在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区别。如此联系比照，确将论题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从汉文化圈的视点来观照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及其影响，这在本书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如作者对“选本与域外汉文学”的论述，“域外诗话总说”中所论诗话对韩国、日本文学批评的影响，等等，鉴于篇幅，我们不作过多述及。
值得指出的是，张伯伟先生这部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为研究对象，旨在勾画其内在体系，阐说其民族特色，揭橥其现代意义的论著，更多地偏重在对批评方法和批评形式的微观探讨与钩索上。至于如何切实地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串联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中，并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加以贯通，这方面他似乎还未能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也许，这正是张伯伟先生下部著作所要致力探讨与解决的课题，我们满怀热忱地期待着他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