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厦门大学在面向21世纪的战略构想中提出弘扬“四种精神”，即：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以萨本栋校长为代表的抗战时期厦大内迁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以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厦门大学有着光荣的历史与传统，这“四种精神”正是厦门大学90多年来优良办学传统的历史积淀，是厦门大学特有的精神财富。
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独特而鲜明的人文传统。牛津大学校长科林·鲁卡斯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代表国外大学发言，他在演讲中特别推崇大学的人文传统，认为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良好的人文传统便是其中之一。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而独立人格正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要知道，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性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就意味着拥有足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代代学子的精神血脉；缺乏独特的文化品性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就没有资格跻身于世界顶尖名校的行列。
厦门大学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成为世界上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毫无疑问，首先必须加强培植和守护自己的人文传统，打造自己的骨骼和精神，使自己拥有“历沧桑而常在”的独特的文化品性。那么，努力学习和大力弘扬“四种精神”，便是每位南强学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
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国际著名的风云人物，他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和东南亚各国。他有力地推动了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运动，领导、团结海外华侨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他的一生是一部华侨近现代史的缩影，也是中国和东南亚近现代史的重要篇章。陈嘉庚先生的伟大和崇高就在于他的无私奉献，特别是为振兴中华而倾资办学的壮举，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创办、维持和发展厦门大学，陈嘉庚先生呕心沥血，历尽了种种坎坷，终于把厦门大学办成具有“面向华侨、面向南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并成为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大学之一。这是我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为后来海内外华人个人办学、社会办学开创了风气。
一、心系中华 教育救国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一个侨商家庭，9岁入私塾，接受较为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特别喜爱文天祥的《正气歌》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而接触《三国演义》、《古文精义》等书，使他自幼便“崇尚忠良，痛恨奸邪”。他成长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国难深重的时期，耳濡目染，强烈的民族意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潜滋暗长，最终形成伟大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
17岁时，陈嘉庚远离家乡，到南洋谋生。在家业破败时，他艰苦创业，施展才干，很快在新加坡实业界崭露头角，成为东南亚橡胶业的拓荒者和先驱，被誉为“橡胶大王”、“华侨大实业家”。
陈嘉庚是位渴求知识、善于思考的人。在新加坡时，他长期住在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寝室对面设了图书室，收藏着丰富珍贵的中外图书。经营之余，他手不释卷。在这里，他接触西方的先进文化，眼界大开，西方的科学民主、经营管理等思想意识对他影响极为深远。由于融会中西文化，陈嘉庚能以战略家的目光，高瞻远瞩，紧跟时代潮流，一手缔造了“企业王国”，同时凝练出非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根据长期的观察与思考，陈嘉庚认识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先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普及和发达。而中国的教育实在太落后了，回想他的家乡集美，十几岁的小孩无法上学，成群结队光着屁股嬉戏玩耍，他感到痛心疾首。
与一般企业家截然不同的是，陈嘉庚到南洋不仅仅为了经商发财，当实业蒸蒸日上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教育救国”。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因此，要改变祖国贫穷愚昧的面貌，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而开启民智的教育尤为重要。因此，辛亥革命后，他心系中华，“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天职”，决计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也兴办教育。在他看来，兴办实业只是手段，教育救国才是目的。
二、倾资办学 独步古今
陈嘉庚的兴学活动，最早是从侨居地新加坡开始的。他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长达20多年之久，领导这个会馆兴办许多中小学，包括爱同学校（1912年）、崇福女子学校（1915年）、南洋华侨中学（1918年）等。南洋侨中成为当时海外规模最大、名气最大、吸引力最强的华侨中学，著名作家老舍曾在该校任教过。其后还陆续倡办水产航海学校（1939年）、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941年）。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的陈嘉庚回到家乡，当他发现地方上的纷乱、械斗、贫穷、愚昧依然如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兴办新学实为当务之急，并决心从家乡集美做起。他先创办了集美小学，后来又陆续开办女子学校、师范、中学、商科、农林、航海和水产学校，竭力推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办学实践中，他认识到中等学校的师资培养，各项专门人才的培植，均有赖于高等教育。可是，当时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福建省，竟连一所大学都没有，而要依靠当时腐败的政府办学，那是根本没有指望的。陈嘉庚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人物，在“教育为立国之本”思想的指导下，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他决心为振兴中华而独资创办大学。
1918年，陈嘉庚经营的橡胶、船运、黄梨等实业，资产已达400多万元，实业的巨大成功使他十分感奋。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陈嘉庚看到希望。他将海外的所有企业暂交给胞弟陈敬贤管理，亲自回国筹建大学。在此之前，他还特意前往广东岭南大学进行精心细致的考察取经，了解岭南大学办学的全过程。所以，对创办大学，陈嘉庚在思想上、精神上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1919年7月13日，他在厦大发起人会议上慷慨陈词：“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可见，他把兴办大学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此而下定“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宏大决心。为兴办厦门大学，他倾囊捐资400万元洋银，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尤其是，对当时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犹如一片荒凉沙漠的福建来说，独资兴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但陈嘉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袭击殖民地经济的时候，陈嘉庚的企业濒临破产，不少亲友力劝他知难而退，全力保住自己的企业。究竟要企业，还是要厦大？二者只能择其一。面对迫使他停止维持学校的巨大压力，他竟然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陈嘉庚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把经济鼎盛时在新加坡购置的三幢豪华大厦立即变卖掉，作为继续维持厦大的经费。在关系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陈嘉庚置个人利益于度外，而把祖国利益、民族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至此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1934年，陈嘉庚的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困难重重中收盘，但他仍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给厦门大学，其毁家兴学、倾资办学的义举，独步古今，永垂青史！
三、团结华侨 支援祖国
早在1909年，对反封建民主革命事业心慕已久的陈嘉庚，在新加坡结识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次年春天，陈氏兄弟双双剪去辫发，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多次资助孙中山。从那时开始，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思想也从朴素的爱国主义发展为希望祖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较高层次的爱国主义。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侵占我济南，枪杀我外交人员和平民百姓，制造“济南惨案”。随后，“山东惨祸筹赈会”成立，陈嘉庚任会长，在新加坡积极筹款救济难民，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号召救国捐款和抵制日货。“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1938年），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领导南洋1200万名华侨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使华侨爱国大团结进入一个新阶段。“南侨总会”成立不久，他曾猛烈抨击重庆国民党中的妥协派。当时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人心动荡，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当即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电报提案，邹韬奋称这寥寥11个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叛国后，陈嘉庚致电蒋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这种大义凛然、顽强斗争的民族气节跃然纸上！
1940年，陈嘉庚率“南侨总会”代表团回国慰问重庆和延安边区等地军民，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关注和平建国的前途，对重庆谈判不抱希望，认为“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果然，不久即爆发全面内战，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杜鲁门总统，美国参、众两院议长等，明确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为斗争需要，他在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的协助下，创办《南侨日报》，毛泽东为该报题词。这家报纸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支援祖国解放斗争做出了贡献。陈嘉庚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并被选为该会主席，领导华侨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
四、恪守古训 国事为重
1949年新中国诞生，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从此，他报效国家的责任更重，积极性更高了。他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产业变为现款，加上筹款，共汇回1000多万元（人民币），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对国家大政和家乡建设提出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如鹰厦铁路和杏集海堤建设方案最为人们熟知。
陈嘉庚回国，不是为了养老，不是为了安度晚年，既不拾弄花草，也不饲猫养狗，更不吃喝玩乐，而是争分夺秒，全身心地投入集美学村和厦大的扩建、发展事业中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处于大变革之中，百废待兴，困难不少，国家财力有限，能投入高校的资金不多。陈嘉庚勉励厦大师生顾全大局，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自1950年10月起，在厦大扩建工程5年多的岁月中，从筹措经费、校舍设计到备料施工，他都全面筹划，事必躬亲，精打细算，一丝不苟。
陈嘉庚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例如，1950年回集美定居时，他亲自主持集美学村的校舍和村宅民房的修建工作，上百幢大楼拔地而起，却舍不得花半分钱重修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坏的自家旧居。他的居室陈设十分简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这位昔日鼎鼎大名的“橡胶大王”，晚年过的竟是如此清贫的生活：穿的是缝缝补补的旧衣服，用的是打了许多补丁的破蚊帐，自定伙食标准每日不超过五角。如有客人来访，每人每餐增加五角招待费而已。即使是接待贵客，也从不讲排场，从不大鱼大肉和山珍海味宴请，而是以诚待客。有一次，陈嘉庚请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吃午饭，由陈老好友黄长水、庄明理二人陪同。席间仅米粉一盘，外加花生、皮蛋等四碟小菜，主食则是地瓜粥。黄长水怕费社长误会，特地告诉他：陈老一生就是以地瓜粥为主食，四碟小菜是为招待贵宾而设，已是额外的享受了。
陈嘉庚对子女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给子女留下最大的遗产是靠自己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他常对后辈们说：“你们青年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临终前还把遗产3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国家。国家给予陈嘉庚以国葬的哀荣，首都各界举行公祭仪式，主祭人周恩来，陪祭人有朱德、陈毅、谭震林、习仲勋等13人，廖承志致悼词。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安葬于集美鳌园。
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华侨史上空前杰出的领袖人物，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把一生献给开启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事业，献给民族空前危难、奋起图存的救亡大业，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倾资办学、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1990年3月31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纪念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特别贡献。
嘉庚精神，永放光芒！
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
在厦门大学烈士陵园，有一个年轻的生命安静地长眠在春花秋月之下，他就是罗扬才烈士，牺牲时，年仅22岁！他实在太年轻了，我们甚至可以从身边的同学之中找到他的影子。然而，正是他，组织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将星星之火带到了八闽大地；正是他，为了解放深陷灾难的同胞，毫不犹豫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罗扬才是马列主义的执着追求者，厦门地区共产主义者的先驱，点燃革命火炬的旗手，是福建革命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一、建立组织 推动革命
1905年，罗扬才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学尚未毕业时父亲病逝，在叔父的资助下继续求学。1920年考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投入爱国运动。师范毕业后，罗扬才于1924年考入厦门大学文教法科预科，第二年升入教育系。在集美师范部时，他与罗善培、李觉民一同领导组织“协进社”和“星火社”，并创办《星火周报》，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进入厦大学习后，他在厦门组织“闽南文化促进社”，推进新文化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革命理论，扩大革命阵地，为厦门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
1925年5月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运动席卷全国，由于罗扬才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突出，被共青团广东区委吸收为共青团员。1925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地区学联代表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厦门的革命斗争直接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罗扬才被指派为厦门学联代表到广州参加这次会议，并在区委特派员杨善集和已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的罗善培（罗明）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厦门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罗扬才回到厦门后立即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为了加快在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由罗善培建议，经杨善集同意，调派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学厦门大学。1926年2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罗扬才和李觉民、罗秋天三人在厦门大学囊萤楼召开厦门大学第一次党员大会，宣告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正式成立，罗扬才任支部书记。
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是福建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它的诞生，掀开了厦门人民革命新的一页，也揭开了福建革命史的新篇章。罗扬才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一心为公，团结党团员和爱国民主势力，密切联系群众，把厦大支部建设成闽西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战斗堡垒。
鲁迅于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教后，罗扬才主动与鲁迅取得联系，并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经常关心鲁迅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争取鲁迅对厦大民主运动的支持。在罗扬才的邀请下，鲁迅在罗扬才参与创办的厦门革命势力活动阵地——“中山中学”和“平民中学”分别作《革命可以在后方，但不要忘记了前线》和《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等著名报告，在校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在鲁迅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罗扬才领导的厦大党支部在校内打开了民主运动的新局面，成为厦大民主力量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校内，罗扬才本人还担任国民党厦大区分部书记和厦大学生会轮值主席。1927年1月，鲁迅因不满学校当局的守旧，愤然辞职离校，奔赴广州。罗扬才率领厦大党支部掀起了挽留鲁迅的运动，并且适时地把它发展成为改革学校的运动，锋芒直指厦大校内的右翼势力，因而震动了省内外。通过这次运动，队伍进一步壮大。罗扬才领导的厦大第一个党支部为厦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留下了光荣的传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厦门大学获得“东南民主堡垒”的声誉，正是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的产物。
厦大党支部成立后，罗扬才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把厦大学运和校外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1926年夏天到1927年春天，罗扬才领导的厦大党支部先后指派大批党员到厦门地区、闽南地区和闽西乃至闽中地区等地组建或协助组建当地党的组织，推动了当地革命斗争的发展，为福建省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全省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厦门大学曾被誉为闽西南地区“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的摇篮”。随着国民革命浪潮的到来，通过社会革命实践的磨炼，罗扬才迅速成长为厦门地区学运和工运的著名领袖。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罗扬才整天吃饱没事干，只会鼓动别人罢课罢工。要知道，当时国内连年的水灾、旱灾、兵祸、匪祸，使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秩序紊乱无状。学校当然不是“世外桃源”，学生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已很难静下心来读书。另外，罗扬才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努力追求革命真理，他最后英勇就义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