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雇了苏拉格太太之后，她每天早晨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跟我打招呼。她日日坐在那张红木做的大办公桌旁，就像端坐在王位之上的女王。我一进门，她就起身接过我的手杖和大衣，我则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衣架上方的搁板上。与此同时，苏拉格太太会过一遍当天的预约安排，最后递给我一沓病历档案，这些都是从办公桌后面她一丝不苟地整理好的档案柜上拿下来的。然后，我和她简单交流几句就会开始忙工作，直到中午12:45，我才出门去附近一家中规中矩的餐厅吃饭。
就好像有规定一样，我外出用餐前，她都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等我吃饭回来，又会看见她坐在我出门时她坐的那个位置上，分毫不差。有时候我会怀疑她压根儿没吃午餐。空气中闻不到一丝饭菜的气味，而且我从来没在她桌子底下发现哪怕一丁点儿面包屑。
苏拉格太太是不是不需要吃东西也能活着？
那天早晨，她告诉我有个德国女人打电话过来，想过会儿登门拜访，预约咨询的时间。
“和杜兰德医生聊过后，我得知她几年前因为严重的躁郁症自杀未遂，住进了圣斯特凡医院。”
“不行，”我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收这个病人，因为要治好她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杜兰德医生也认为她应该再次住院治疗，但是，她坚持要找您做心理咨询，医生。我可以在预约日程上把她安排进去，不难。”
苏拉格太太一脸怀疑地盯着我，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这不合理。还是委婉拒绝，请她去别家治吧。”等到退休的时候，我就已经执业近50年了。所以，我已经受够了，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再来一个新病人。
苏拉格太太又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很快就继续查看预约安排了，没有再追问此事。
“谢谢，非常不错。”我说着接过一沓病历档案，转身向办公室走去，我的办公室就在苏拉格太太的地盘正对面。所谓她的地盘，就是病人等候的接待区，空间充足，所以我这位秘书打字的咔嗒声和她与病人之间的对话都不会打扰我工作。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甘斯堡太太，一个无趣的女人。她刚来，正在翻阅苏拉格太太偶然买的一本杂志。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在心中提醒自己：等接待完她，我就只剩下753次咨询了。
这天就像浮萍一样轻飘飘地过去了，直到我午餐后返回办公室，在门口差点撞到一个面如死灰的黑发女人，我为自己的笨拙向她道了歉。那女人瘦得吓人，棱角分明的脸上长了一双巨大的眼睛。
“没关系，是我挡路了。”她边说边往里走了几步，“我是来跟你约时间的。”
她有明显的口音，我意识到她一定就是那个德国女人。她将一张印有圣斯特凡医院标志的地图抓在胸前。
“恐怕不太方便。”我回答。
那女人慌忙地向我跨近一步，急切地说：“预约心理咨询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但是我没别的地方去了。求你帮帮我吧……”
我本能地后退几步。她褐色的眼睛放出狂热的光，逼视着我，那目光仿佛一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显然，要想摆脱她免不了拉扯一番，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于是，我朝苏拉格太太招了招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这位太太请随我来。”我说着绕开那女人往屋里走去，“我的秘书会跟你详细解释一切的。”
说到底，这女人出现在这里是苏拉格太太的失误。所以，由她来将这个女人劝走才合适。女人千恩万谢地跟在我身后朝前台走去，我带这个女病人来到苏拉格太太面前，意味深长地给她递了个眼色。我的秘书只将左胳膊肘抬起了寸余。
“苏拉格太太，你帮帮忙，跟她说一声吧？”我询问道，然后低下头，拖着僵直的身子匆匆逃往我的安全区——办公室。但是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的身影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好像总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每当我打开办公室的门，那气味就像灰尘一样打着旋儿向我扑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