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匆匆穿过我的身体，就像自来水从没人换的锈蚀的水龙头里往外流淌。那天，我漫不经心地接待了7个病人。午后的天空像铅块一样阴沉沉的，下着雨。再接待一个病人，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陪同阿尔梅达太太往办公室走去，同时向我的秘书瞟了一眼。她安安静静地坐在整洁的办公桌后面，正盯着桌面出神。悬臂台灯将她一动不动的身影打在她身后的墙上，她显得格外落寞。我甚至有一瞬间都在考虑要不要上前同她说些什么了，可是，又能说些什么呢？最后，我只是将身后的办公室门关上，转身接待我的病人。
阿尔梅达太太几乎比我高一头，一举一动总是格外显眼。她一阵忙活，将雨披脱下，把雨伞放下，往长沙发椅上重重一坐，抚平湿乎乎、皱巴巴的半身裙，透过架在她那个歪歪扭扭的鼻子上的小眼镜颇为埋怨地看着我。
“医生，我这星期过得糟透了。”她一边大声抱怨，一边挪了挪身子，让自己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我心绪不宁。我敢肯定，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我跟伯纳德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让我一整天坐在椅子上，单单这件事就让我心烦意乱！”
阿尔梅达太太总是紧张兮兮的。对她来说，没有哪天过得合她的心意。我的治疗似乎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改善，可她还是十分虔诚且兴致勃勃地每周来我这里两趟，就为了责备我一番。光是跟她说她本可以过得更好的就能让她生一肚子气，所以，我是真的不理解她为什么非要来。通常情况下，我就只管听她说话，偶尔会插嘴评论一两句，或者冒险就她完全忽略的问题多说点儿。
“……结果她说我上周欠她3法郎——3法郎，你听听啊，脸皮真够厚的！说起来我胸口就堵得慌。在商店里我差点转身就走，但是我忍住了，我告诉她，我说……”
我受过多年的训练，不必认真听就能择机小声应和，要是走运，我甚至一个字都不用说就可以挨到她离开诊所。
我的笔尖就要无聊死了。我低头看看，开始玩把眼前的病人画成鸟的小游戏。
“我确实神经敏感，可我要跟你说，我就是受不了不讲理的人！”阿尔梅达太太几乎是在喊叫。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除了一些模糊的形状，透过窗户几乎什么都看不清。糟糕的是，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格上的雨点似乎让我的病人说话声更大了，音量比平常高了许多。但是我显然得继续忍受这一通琐碎的诉说，我无奈地想，同时注意到她头顶上有一小块头发稀薄得可疑。想到她可能会逐渐秃顶，我不禁暗暗想笑，况且，说不定我比她还知道得早些。于是，我赶快画上了这处新观察到的细节。我想象着有一天，她站在镜子和玻璃窗之间，冷不丁地瞟到自己的后脑勺，吓得僵在原地，连忙伸出短粗的手指将头发扒拉到旁边，露出那块秃了的头皮，然后尖叫起来：“伯纳德！你怎么没告诉我啊，伯纳德？”就这样，这里画两笔，那里添两笔，我的生命又过去了一个小时。阿尔梅达太太做完了心理咨询，对我表示感谢。我为她打开门，小心地遮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不让她瞧见本子上画的秃顶鸵鸟。
还剩688次咨询。这时，我感觉688次真是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