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栋建于十八世纪的小屋，前门上方弯弯曲曲爬着多瘤的紫藤，都要够到屋檐了。跟房子紧邻的车库曾是个马厩，现在已经与正房连为一体。
达茜打开前门，步入昏暗的门厅。她犹豫了，种种情绪互相推撞，让她僵在了那里。
“有什么问题吗？”
她勉强地摇了摇头。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待在外面照顾埃玛。”
她点点头。
埃玛在小路上踢落叶玩。
我穿过门厅的石板地面，经过一个空荡荡的衣架，注意到衣架下面放着一把雨伞。厨房在右首边。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后花园，一道木栅栏把修剪整齐的玫瑰丛跟相邻的花园隔开。滴水架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麦片碗。洗碗池是干的，擦得很干净。厨房垃圾桶里有蔬菜残渣，卷曲的橙皮，以及狗屎色的泡过的茶包。餐桌上空无一物，只有一小沓账单和打开的信件。
我扭过头大喊：“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达茜透过打开的门回答：“八年了。成立公司的时候，她不得不第二次申请抵押贷款。”
客厅的摆设很有品位，但家具都有些老旧，一个上了年头的沙发，几把扶手椅，以及一个巨大的餐具柜，柜子角上还有猫的抓痕。壁炉架上放着镶框的照片。大部分是达茜穿着不同的芭蕾舞服照的，不是在后台，就是在表演中。一个展示柜里摆放着芭蕾舞奖杯和奖牌，以及更多的照片。
“你会跳舞。”
“是的。”
这本是显而易见的。她有着典型的舞者身材：修长且四肢柔软灵活，双脚略微向外撇。
因为我的提问，达茜进来了。
“你上次回家时就是这样吗？”
“是的。”
“你什么都没移动过？”
“没有。”
“也没碰过什么东西？”
她想了想。
“我用过电话……报警。”
“哪部电话？”
“楼上那部。”
“为什么不用这部？”我指着靠墙的桌子上那部立在基座里的无绳电话。
“那部电话当时在地上。电池没电了。”
桌脚边散落着一小堆女性的衣服——一条洗得有些破损的牛仔裤、一件上衣，还有一件羊毛衫。我蹲下来。沙发下面露出一抹颜色——并不是故意藏起来的，而是匆忙中扔到下面的。我摸了下，是内衣，一副胸罩和一条同色的内裤。
“你妈妈在跟谁约会吗？有男友吗？”
达茜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没有。”
“有什么可笑的吗？”
“我妈将成为一个养了一群猫、衣柜里满是羊毛衫的老女人。”她脸上露出微笑，然后又想到她妈妈已经没有将来了。
“她如果在跟人约会，会跟你说吗？”
达茜并不确定。
我举起内衣。“这些是你妈妈的吗？”
她皱着眉，点点头。
“怎么了？”
“她好像很迷恋这种事——把东西捡起来。我都不能借她的衣服，除非我之后把它们挂起来或是放到洗衣机里。她说：‘地板又不是衣柜。’”
我顺着楼梯走进主卧。床没有动过，羽绒被一丝褶皱都没有。梳妆台上摆放着各式瓶子。毛巾叠得整整齐齐，依次放在毛巾架上。
我打开那个巨大的步入式衣橱，走进去。我能闻到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味道。我摸着她的长裙、短裙和衬衫。我把手伸进她上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出租车票、一个干洗标签、一枚一英镑硬币，还有一盒饭后薄荷糖。有些衣服她已经多年未穿。陪她一路跋山涉水的衣服。这是一个曾经富有、突然间钱不够花的女人。
一条晚礼服从衣撑上滑下，落到了我的脚边。我把衣服捡起来，感受着织物在我指间滑动。还有满满几个鞋架的鞋子，至少有几十双，整齐地摆成几排。
达茜坐在床上。“我妈喜欢鞋子。她说那是她唯一的奢侈。”
我记得克里斯蒂娜在桥上穿着的那双大红色的周仰杰皮鞋。宴会鞋。下层鞋架的一端有一双鞋子拿走后留下的空当。
“你妈习惯裸睡吗？”
“不。”
“她曾经裸身在家里徘徊吗？”
“没有。”
“她脱衣服之前会拉上窗帘吗？”
“我没太注意过。”
我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外面是一块地，上面有菜园，还有一个温室，温室门口种着一棵榆树。蜘蛛网像细纱布一样交错着缠在树枝上。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观察房子里的情况而不被发现。
“如果有人来到门口，她会打开门，还是插上防盗链？”
“我不知道。”
我的思绪不停地回到电话旁边的衣服上。克里斯蒂娜赤身裸体，却并未尝试拉上窗帘。她没有把衣服叠好或是放到椅子上。无绳电话掉到了地上。
达茜说她妈妈没有男友或情人，她可能说错了，但床上也没有睡过的痕迹。没有避孕套，没有纸巾，并且没有闯入者的痕迹。看上去没有东西被弄乱或是丢失。没有翻找或是挣扎的迹象。房间里干净、整洁。这不是一个放弃了希望或是不想活下去的人的房间。
“前门是锁着的吗？”
“我不记得了。”达茜说。
“这很重要。回家的时候，你把钥匙插进锁孔。你当时用了两把钥匙吗？”
“没有。应该没有。”
“你妈有雨衣吗？”
“是的。”
“什么样的雨衣？”
“就是一件便宜的塑料雨衣。”
“什么颜色？”
“黄色。”
“雨衣现在在哪儿？”
她带着我走进门厅——衣架上空无一物。周五那天在下雨。大雨倾盆。她选择穿雨衣，而不是带伞。
埃玛正坐在厨房桌子边，拿着彩色铅笔向一张纸发起进攻。我从她身边经过，走到客厅里，努力描绘周五当天的情形。那是平凡的一天，一个女人正在做家务，洗杯子，擦拭洗碗池，然后电话响了。她接了电话。
她脱下衣服，而且没有拉窗帘。她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塑料雨衣出门。她没有锁门。她走得很匆忙，手提包还放在门厅里的桌子上。
厚厚的玻璃咖啡桌面由两只陶瓷大象支撑着，象牙向上扬起，顶部被磨平。我在桌子边蹲下来，低下头，顺着光滑的玻璃表面观察，注意到上面有彩笔或是口红的小碎屑。她就是在这儿往肚子上写了“荡妇”两个字的。
桌面上还有东西，一些不透明的圆点和用口红画的短线。那些圆点是泪痕。她当时在哭。那些线可能是圆形字母的边缘，只不过写到了纸外面。克里斯蒂娜用口红写了什么东西。不可能是电话号码，她本可以用笔。更可能是一条信息或一个符号。
四十八小时前，我亲眼看着这个女人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自杀无疑，但从心理层面上看，这说不通。她的所有举动都暗示着这是有意为之，但并非自愿。
克里斯蒂娜·惠勒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明白。她说得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