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的节制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5年2月发生的两件大事动摇了他对埃及命运的自信。因此，他决定不能等到1956年再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埃及军队。当月，英国政府居间周旋，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军事防卫协定。埃及对这个协定的理解是，废除苏伊士运河军事基地以后，英国还想继续保持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伊拉克也企图支配这一地区。近代历史上，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埃及和伊拉克两国持续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之争，常常是一个外国帝国挑拨离间另一个帝国，以谋取地区霸权。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缺乏纳赛尔的个人魅力，也没有称霸地区的野心。努里既是英国的盟友，同时也对美国示好，他把和土耳其签订的协定看成是一个可以建立更广泛联盟的基础。在伊拉克的领导下，这个联盟将把中东地区所有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所担忧的。
英国一直都在设法介入埃及的事务。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军事防卫协定之前，英国首相艾登就在1955年2月访问过开罗，他极力劝说埃及领导人，要埃及加入一个反苏军事协定。纳赛尔对英国的企图颇为怀疑，不想加入协定。他告诉艾登，如果苏联入侵埃及，他会请求西方的援助；如果西方国家入侵埃及，他会转而请求东方的援助。
第二件事涉及以色列。1955年2月28日，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军事防卫协定后的第四天，在一个名为阿里尔·沙龙的年轻军官的指挥下，一支以色列伞兵部队突袭了埃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旨在摧毁这个基地，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就是从这里进攻以色列的。对埃及领土的成功偷袭不但羞辱了纳赛尔，而且还加深了他的怀疑，即以色列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尽管历史上犹太人和英国政权在巴勒斯坦有过斗争，但纳赛尔还是固执地相信，英国和以色列政府之间，一直进行着某种秘密合作。他还让自己相信，是伦敦下令以色列进攻加沙的。“西方势力一直在利用以色列来组织各种针对我们的挑衅行为。”纳赛尔后来对尼基塔·赫鲁晓夫吐露了心声。在他的眼里，对加沙的进犯是对拒绝加入土耳其—巴格达联盟——即所谓的巴格达公约的回应。
1955年2月，唯有一个事件能让莫斯科重新激起和埃及保持密切联系的兴趣。巴格达公约的订立象征着包围圈的收缩，这个包围圈是由西方和其盟友们沿苏联边缘建立起来的。莫斯科担心，用不了多久，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和利比亚这些国家都将加入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联盟中。那样，它就会被转变为一个广泛的地区反苏联盟。莫斯科也看到了它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纳赛尔之间，有着相互的利益关系。纳赛尔想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他的这一梦想是和以土耳其、伊拉克为中心的地区集团是不相容的。
为了释放和埃及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意愿，苏联人在对待埃及邻国苏丹的政策上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1954年，苏联宣传部门和苏丹共产党都反对苏丹和埃及建立联盟，当时莫斯科把它视为纳赛尔的一个目标。1955年2月，莫斯科开始公开支持这个尼罗河谷地的联盟。
对苏丹政策的转变，赫鲁晓夫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还不清楚。2月，他一直忙于要通过正式程序免去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事务中。然而，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不久他就对纳赛尔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就像所希望的那样，纳赛尔主动回应了苏联政策的变化，提出就购买苏联武器事宜进行谈判。此时，赫鲁晓夫也受到了鼓舞。但是，当克里姆林宫回答，它可以立即启动严肃的谈判时，纳赛尔却再次变得躲躲闪闪。到1955年5月，来自开罗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感到非常失望。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会谈中，纳赛尔暗示了购买苏联武器所“涉及”的风险，这里很敏锐地联系到危地马拉的那场灾难。而且，刚刚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不结盟运动成立大会归来的纳赛尔明确向克里姆林宫保证，他无意加入苏联东欧集团。纳赛尔告诉苏联大使索洛德，他开始担心，随着埃及和苏联两国经济及文化联系的加强，会使埃及共产党的活动更加频繁。他认为后者反对他的革命事业。纳赛尔设想，埃及共产党反对纳赛尔的纲领直接来自莫斯科。这位埃及领导人向苏联大使索洛德解释道，他一直怀疑克里姆林宫是否会真正支持他的政府。
多少有些受到激怒的赫鲁晓夫在6月访问南斯拉夫时，曾询问铁托对埃及的意见。铁托建议他要有耐心，“纳赛尔真的倾向于苏联。”这位南斯拉夫人答道。
赫鲁晓夫很清楚，莫斯科对纳赛尔的要求如果能实现，它将不得不建立在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上，即削弱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势力。各种信息源源不断，既来自于苏联驻开罗大使馆，也有莫斯科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以及克格勃。这些消息表明，纳赛尔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偏爱美国军事援助的人。赫鲁晓夫对发展两国甚至两国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一点也不乐观。然而，纳赛尔之所以拖延时间，是因为他不相信赫鲁晓夫的观点，即开罗和莫斯科之间肯定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巴格达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两件大事在警告埃及，它需要强大起来。但是，这些并不是向苏联求助的理由。如果能找到说服美国人绕过三方声明的办法，纳赛尔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对埃及一直很慷慨，1954年12月，华盛顿就向开罗提供了4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1955年6月，埃及领导人决定，在牵制苏联人的同时，应该利用美国人对中东苏联势力所怀有的恐惧感，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军事援助政策。“俄国人已经向我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武器。”6月9日，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亨利·拜罗德。为了让他的小小伎俩更可信，因为莫斯科还没有和纳赛尔谈及一项武器援助计划的细节，纳赛尔告诉美国大使，为购买武器事宜，他准备一周后访问莫斯科。在没有得到美国人的正式答复前，纳赛尔选择了一个惹人注目的姿态以引起艾森豪威尔的注意。6月16日，他逮捕了埃及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又去会见美国大使。
拜罗德要求华盛顿给纳赛尔一个理由，让他相信，美国将会卖给他武器。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和纳赛尔交往的政策不能让以色列和英国产生敌意，要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平衡。国内政治，甚至比以色列明显的亲西方倾向还要迫切，要求不能忽视以色列。对英国来说，埃及也同样是个敏感问题。1954年埃及和英国谈判签订废除苏伊士军事基地协定期间，英国实际上已经反对过美国对纳赛尔的援助。这一困境的结果就是英美阿尔法计划的出笼，它最初的构想是，通过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在边境相互作出让步、实施大规模发展项目、给双方提供经济援助，来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从1955年1月以来，虽然华盛顿和伦敦一直在谈论这个阿尔法计划，但还没有启动这个计划。
纳赛尔逮捕共产党领导人的次日，华盛顿就通知埃及，购买武器是受欢迎的，埃及的要求将纳入三方声明的原则框架内考虑。如果埃及的要求是“合理的”，纳赛尔可以期待到华盛顿积极的回应。
6月30日，纳赛尔向美国人提交了一份武器购买清单，他需要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最主要的是120辆中型坦克、15辆M-24可喷射火焰的坦克，还有26架B-26喷气式飞机。清单是纳赛尔的参谋长递交的。纳赛尔还没有向苏联人提供同样的采购清单。
美国的回应非常迅速。纳赛尔在美国政府内有一批坚定的盟友，美国总统也包括在内。艾森豪威尔看到埃及的武器清单后，认为它是合理的。杜勒斯也不反对这项交易。实际上，中东发生的事件迫使他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做一个全面的声明。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答应要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但后来还是决定到1954年中期国会选举之后，再来处理这个敏感的政治事务。
全面声明的起草者面临的问题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期目标与中东的现实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不协调。首先，纳赛尔想得到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补偿。他并不认为这些难民有权回归到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但他相信，不管他们定居在哪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应该过得更好。然而，纳赛尔的其他目标却从未得到过认同。就像埃及外长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解释的那样：“如果我想乘汽车从埃及到大马士革，我就首先要得到以色列总理的许可。”埃及要求以色列把内格夫沙漠割让给约旦，“包括比什巴在内”。在英国最初制定的以色列建国计划中，也包括这个城市在内。以色列人或美国犹太人根本不会让它同意。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实际上根本买不起这些武器。起初，纳赛尔想以折扣价来得到它们。埃及政府的外汇储备正在以每月200万美元的速度在流失。其时，开罗仅有2400万美元现金。8月初，埃及向美国提交武器清单之后的一个月，纳赛尔亲自到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为购买武器提供经济援助。
拜罗德并不完全理解这次会谈的重要性。与华盛顿对纳赛尔6月提交武器清单的回应不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新要求回应很慢。这种延误将会引起许多后果。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正在对纳赛尔失去耐心。赫鲁晓夫并不知道纳赛尔访问美国大使馆的细节，但对此却有所怀疑。他决定派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去埃及，要促使纳赛尔组建一个反巴格达公约联盟的军事联盟。莫斯科向埃及承诺提供武器的决定已经过去三个月，然而，不但埃及人不接受这个提议，连纳赛尔似乎也在有意拖延。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一个亲信，理解赫鲁晓夫的外交思想，他要当一个完美的代表和观察家。
谢皮洛夫是莫斯科的精英人物，“德米特里式的升迁”成为深得赫鲁晓夫青睐的一种说法。1952年，47岁的谢皮洛夫被提拔为《真理报》主编，在促成苏联新闻反映赫鲁晓夫地位的上升方面，他一直是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支持者。1955年1月，撰写那篇宣告马林科夫政治生命终结文章的正是谢皮洛夫。那篇完美的、有节奏的文章，批判了马林科夫的经济思想。虽然谢皮洛夫选择了经济专业，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推荐他负责外交工作。1954年，他被任命为民族院下属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它是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政府下辖的众多常设委员会之一。在这个岗位上，谢皮洛夫批判了莫洛托夫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路线，同时也反对莫洛托夫扩大和铁托的分歧的愚蠢做法。
谢皮洛夫地位的上升加速了马林科夫的下台。赫鲁晓夫让谢皮洛夫参与制订访问贝尔格莱德的行程计划，他的任务是撰写外交公报。苏联人向南斯拉夫共产党提议，把这个公报当成一个加强兄弟友谊和团结的联合公报，而南斯拉夫反对这个联合公报。但是这次失败并未对谢皮洛夫造成不利影响。1955年7月，为了报答对自己的忠诚，赫鲁晓夫任命谢皮洛夫为三个新任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实际上这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新团队。
“在你访问之前我们一直很怀疑。”纳赛尔的国防部长后来这样告诉谢皮洛夫。7月21日～29日，谢皮洛夫访问埃及。此行旨在澄清开罗对莫斯科意图的猜疑。纳赛尔非常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澄清他对莫斯科的所有猜疑。因此，他为谢皮洛夫安排了一次个性化的访问。苏联代表被邀请到亚历山大纳赛尔父亲的家里共进晚餐。
谣言在莫斯科流传，称纳赛尔年轻时一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希特勒画像。然而，谢皮洛夫看见的却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认为，纳赛尔的政治观点有些混乱。“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道汤，各种观点混杂在一起，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尤其如此。”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
当谢皮洛夫问及其目标时，纳赛尔向这位《真理报》的编辑介绍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非常愿意建设温和的社会主义。”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谢皮洛夫问道。
“它是一种没有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分子，也没有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纳赛尔答道。
谢皮洛夫未加深思随口答道：“那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
然而，纳赛尔想更多地了解莫斯科，并不打算让赫鲁晓夫的特使失望。所以，两个人谈了好几天。“你写过一本书，是吗？”有一次纳赛尔问道。谢皮洛夫写过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那么，有英文版吗？”这个懂英语的埃及人想要这本书，来更多地了解谢皮洛夫的思想。
谢皮洛夫的访问打消了纳赛尔对莫斯科的担心，这足以让他把话题转移到购买苏联武器上。纳赛尔依然没有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下令派出一个秘密军事采购代表团。第一轮谈判是关于苏联提供飞机的问题。埃及人要求提供喷气式战斗机，如米格-15。纳赛尔还要求会谈要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