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8日的《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一幅没有一丝笑容的赫鲁晓夫画像，而封面标题则是：“红色的征服蓝图”。“俄国的游说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副嘲讽的口味：“已经开始入侵亚洲的穷国，兜售其一系列的许诺。”
195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把自己在重新确定苏联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隐藏了起来。在克里姆林宫阴暗厚重的大墙后，有关苏联对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德国的外交政策之争已经发生。夏天，到处都在传言，莫洛托夫将要被赫鲁晓夫的追随者、《真理报》总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所取代，但这件事并未发生。而且，对这种猜测，这位平时倔强的外交部长也设法开一些常见的、公开的玩笑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日内瓦会议上，赫鲁晓夫已经被视为艾森豪威尔开放天空计划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然而，他对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却还没有被注意到。
赫鲁晓夫要在第三世界第一次体现出苏联介入冷战的一种新的、富有雄心的方法。“让我们在实践中来检验谁的制度更好。”1955年底，在访问印度时他说出这番话，“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说：不要战争，让我们竞赛吧。”赫鲁晓夫急于要扩大这种竞争，以便影响第三世界。在那里，欧洲帝国的影子消失了，当地的新一代领导人成长起来，他们急需别人的建议、外部的资金，还有承认其合法性。
1955年9月底，赫鲁晓夫对发展中国家的野心引起世界的关注。此时，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埃及要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武器。开罗的行为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局面。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法国领导人的脑海里，开罗的行为也表明，从1942年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装甲车攻入亚历山大郊区以来，其统治这片石油产地的巨大野心。中东是苏联探索其影响力的一个出乎意外的地区。19世纪，英国和沙皇俄国没有在这里竞争过，也有例外，二战后斯大林曾想在利比亚占一块殖民地，也曾短暂支持过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除此之外，苏联主要还是远离这个地区。埃及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决定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一个要从这里出发的强烈信号，而埃及则对美国和西欧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赫鲁晓夫用什么条件来设法软化他要影响这个后殖民地的动力，苏联和埃及的这种明显的盟友关系代表着一种十足的现实政治。西方无法理解，这件事情竟就这么轻易地发生了。
在赫鲁晓夫让莫洛托夫黯然失色之前，苏联就开始设法和埃及建立关系。斯大林死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外交官向第三世界全面展开攻势，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寻求建立贸易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然而，亚洲和非洲的主权独立运动也不过才五年，实际上还没有多少对象国可以选择。尽管莫斯科也曾努力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关系，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还是博得了莫斯科的青睐。在首选三个伙伴中，最终，埃及成为最吸引苏联的一个伙伴国。然而，这还不好预测。
一开始，苏联和埃及几乎完全局限在经济关系上。1952年7月，埃及王室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领导的军政府推翻，这成了瓦解这种有限关系的催化剂。纳吉布将军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急于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因为英国曾对倒台的法鲁克国王施加了很大影响，准备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援助。1953年8月，苏联和埃及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同年秋开始贸易谈判，最后达成一项易货贸易协议，次年春正式签约。很快，埃及就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进口了高达其使用量40%的煤油。作为回报，苏联也从埃及购买棉花。
1954年，纳赛尔取代了纳吉布，和莫斯科的关系似乎停顿下来。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后，几乎才35岁的纳赛尔一直是政府的智囊。凭着超凡的魅力，纳赛尔把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吸引在自己周围。一旦借助电台，让埃及人民感觉到他的这种个人魅力，那么，其追随者会达到几百万人。纳赛尔带给听众的是一种扩张的信号。他梦想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成一个国家，由埃及来领导。对此他有许多想法，它们收录在其名为《革命的哲学》一书中。纳赛尔说道：“因为某些原因，看来在阿拉伯世界有一个角色在无目标地漫游，在寻找一个英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到处漫游而精疲力竭的角色最后终于在我们国家边界附近定居下来。它非常疲惫、困乏，它在召唤我们前进，继续走它的路线，穿上它的服装，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来扮演这个角色。”
一开始，纳赛尔并未想到要把他的魅力用在苏联人身上。他一点也不信任共产党，而是设想苏联人将利用阿拉伯的共产党人来削弱他的力量，威胁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因为曾在苏丹担任军官，服过兵役，他对苏丹有一种特殊兴趣。因此，他特别关注莫斯科对这个英国前殖民地所怀有的野心。
上任之初的几个月，纳赛尔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消除大英帝国对埃及的影响力。英国在苏伊士运河还驻有军队，纳赛尔想通过谈判让他们离开埃及。担心自己过于亲近莫斯科，他不想给伦敦一个推迟谈判的借口。
这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自然资源，也没有多少可出口的货物。相反，还要大量进口工业品。意识到埃及所面临的严峻财政困难，纳赛尔允许其政府继续和莫斯科的代表讨论经济问题。确实，纳赛尔和他们秘密会谈，就是要让莫斯科对他的梦想感兴趣，那就是建立一座阿斯旺大坝。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能发电，还能控制尼罗河的水流。他希望苏联人能向他提供财政援助以建设这项工程。
1953～1954年初，纳赛尔就已通知苏联代表，希望用现代武器武装埃及军队。尽管暗示或许会从苏联东欧集团购买这些武器，但他又不提出正式要求。不想告诉莫斯科的是，他宁愿从美国购买武器。但问题是，从1950年以来，美国声称不鼓励武器流入中东地区，以避免另一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战争。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发表了一个三方声明，正式警告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他们只能期望购买那些用于国内治安和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但一点也不能多买。纳赛尔想要更多的武器。
1954年夏，离埃及数千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大事，差点把克里姆林宫想和纳赛尔建立密切关系的希望带入死胡同。1954年6月，中美洲另一个年轻、激进的上校被推翻，这件事让纳赛尔更不愿意如此密切地接近莫斯科。尽管这件事发生在赫鲁晓夫负责设计苏联的外交政策之前，但对莫斯科来说，当它试图帮助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时，到底会出什么差错，危地马拉的雅可比·阿本斯事件将会成为一个永远难忘的、值得吸取教训的实例。在1955年有所突破之前，这个悲哀的故事不仅使纳赛尔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将会影响赫鲁晓夫未来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那些美国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1950年底，当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时，莫斯科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共产党员，尽管外交部知道他的一些顾问是危地马拉共产党的主要成员。1952年，危地马拉议会通过一项广泛的土地改革法令。次年，法令允许阿本斯把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实现国有化，这些土地原属于危地马拉两家最大的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和美洲铁路公司。对此，克里姆林宫非常关注，也颇为赞许。
华盛顿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点也不奇怪。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引起美国的担心，担心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人。杜鲁门政府策划了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第一次秘密行动，但是这个计划直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入主白宫后才得以完成。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发出的警告，即第三世界容易被共产主义侵入。作为新政府的代言人，杜勒斯解释了它对西方安全威胁的实质：“在自由世界的前沿，那些殖民地和扈从国大多变成了激烈竞争的战场。西方的政策和苏联的政策在这里很容易就会发生冲突……那些制定征服世界策略的苏联领导人偶然发现了民族主义，以此作为其吸引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在开始阶段，这些共产主义鼓动家们想要激起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以便使他们与现存的秩序进行激烈的武装斗争。然后，在它们刚刚赢得独立，凭借其自身能力变得稳固和强大以前，共产党人就会接收这些新政权，利用它们来把其人民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危地马拉很快就被视为一个主要战场。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意的这次秘密行动，其目标是破坏危地马拉军队对阿本斯的支持。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危地马拉军队的装备很差，尽管那些军事领袖曾经和阿本斯一同在军队服役，但他们把阿本斯对军队所承担的责任视为现代危地马拉的一种惯例，即他能给军队提供多少装备。华盛顿对危地马拉实施尽可能严厉的武器禁运。这个计划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役，以消除军人们对共产主义影响的担心。与此同时，设计了一系列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的小规模军事战斗，以最终引发一场让人同情的军事政变。
面对武器禁运和宣传战，阿本斯要寻求从苏联东欧集团得到武器。1954年春，克里姆林宫安排一艘瑞典货船来向其运输捷克武器，并采取许多措施来隐瞒这艘船的航向，甚至连船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直到航行到了加勒比海，才知道苏联的目的。危地马拉人为这批武器支付了490万美元。作为商业汇款，这笔钱经过瑞士联合银行和布拉格，被电汇到捷克的一家公司。
就像克里姆林宫看到的那样，这次武器交易引发了系列事件，它们对阿本斯和危地马拉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中央情报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商业汇款的消息，在错误跟踪一艘西德船只后，他们很快就确定武器在这艘瑞典货船上。1954年5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福斯特·杜勒斯指责运送武器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玩弄阴谋的有力证据。瑞典货船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这件事引发了对华盛顿的强大支持，要求后者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阴谋采取某种措施。“这一船武器就像是一颗被放置在我们后院的原子弹。”美国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科马克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不再是理论，它已经来了。”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是丑闻，而对阿本斯政权来说，它是最终的条件。瑞典货船的靠港加速了中情局发动进攻的步伐。1954年6月18日，一支小部队侵入危地马拉境内数英里。这支部队不是用来推翻阿本斯政权的，中情局负责此事的军官说它“规模太小，装备不足”，它确实也没有这么做。瑞典货船的到来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情绪，这支武装要做的事就是夸大这种情绪，制造骚乱升级的感觉，以此来促使危地马拉军队抛弃阿本斯政权。这一点确实做到了。军队中的骑墙派都知道了这个来自东欧的秘密采购案，他们已经开始把阿本斯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发现瑞典货船，让美国赢得了来自美洲国家组织一些成员国的强有力的支持。早在1950年，就有记录显示，这个组织公开反对在西半球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或受苏联的影响。
为敌人提供了如此多的把柄，然而，苏联人却不能为朋友助一臂之力。苏联情报机构，包括克格勃在内，都没有连接危地马拉市的直通电话。苏联海军也没有能力把兵力投送到加勒比海。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苏联军事基地可以利用，以摆出一副出兵姿态。
1954年6月23日，危地马拉请求苏联提供帮助。他们要求苏联的外交官至少利用联合国来制止这种侵略行为。次日，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要向危地马拉人民表达莫斯科“最深切的同情”，推动安理会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危地马拉的局势也进一步恶化。6月25日，危地马拉外交部长给克里姆林宫发电报，称反叛分子从洪都拉斯基地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危地马拉的城市。这份令人不安的电报被送给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他们决定发表危地马拉外交的这封令人痛心的电报，以便为这个垂死挣扎的政权谋求其他更有利的帮助。
当主席团正在决定不能给危地马拉政权提供多少援助之时，阿本斯也在告诉其内阁成员和追随者，军队叛乱了。两天后，阿本斯政权被一支军事武装推翻。这些人既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同时也不愿意遭受华盛顿所期待的惩罚。
阿本斯政权倒台后的六个月，纳赛尔有意不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似乎危地马拉发生的一切还不足以成为他小心翼翼的借口，而那年夏天等待已久的和英国签订军事协定的结局，则又表明，冒犯西方，至少在短时期内而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英国已同意，在1956年年中，放弃其设在苏伊士运河南端城市的军事基地。纳赛尔不想在未来两年内给英国制造任何借口，让他们借以破坏协定以便在埃及继续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