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策犹如阴晴多变的天空，变化不定。阴转晴时是发展，晴转阴时是倒退。
不知是县里的政策或是省里的号令，要求公务员工龄满三十年或任职满二十五年以上的可写申请要求提前离岗或退休。单位的老覃问我，老石，你到点了吗？我就说点还没到，还得干几年，有点像得了前列腺炎症的女人，总不定时地朝某个肮脏之地钻。老覃就说那是屙不干的痢疾，让人感觉不痛快。就在我不经意间，他说他到点了，得离岗了，也好，免了那些不必要的酒肉应酬，那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低三下四。
那天就在我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属我暂时所独有，就因那纸红头文件，我比至少单位的某些人或部分人有了那么点可怜的特权：有电脑（应该每人都有），有应该属我办公的那些物件。他至少没我那点可怜的特殊，因他在大办公室里服务。我可以接听来自某个旮角的电话，可以会见某天在酒桌上结识的某位不知来自何方的美丽女伶，也可对她满嘴胡说八道、东南西北、古今趣事，也许一个眼神，一个挑逗，再一次酒醉心明白，便来一次温柔。他呢？可得谨慎，害怕同室的他们交头接耳，粉饰太平。
对于那些阴晴政策，我对他说，那是，至少，少了不必要的在酒桌上的装腔作势，不必要的在他人面前的打哈哈，不必要的假惺惺，不必要的人面兽心，不必要的欺上瞒下，不必要的人鬼情未了，不必要的“白骨精”，N多个不必要，就像那N次方程有N个解——值。
对不起，我忘介绍了，我们这幢办公楼是一幢综合楼，县里那些无专有办公楼的单位几乎全都蜷在这幢楼里。五年前，我们搬来了这里，听说是因风水原因，因这幢新建楼耸立在雄巍的文笔峰下，十二层，让市民给送了一个哈哈大笑的雅号：弯弯楼，楼弯弯，里面全是“贪官”。
有电话来了，原来是韦艳从老家打来的，我并未忌讳老覃，但他也知趣，见我有电话，便自顾悄然离去，无声无息。
对韦艳的电话名，在手机上我并未记名什么“韦老师”或“小韦”或“韦局、韦县”之类。妻子知道韦艳是谁，没必要隐瞒，与其隐瞒不如直截了当。但我还是多留了一个心眼，害怕她在电话中对我说什么“亲爱的”或“国”，如果真是那样就事必定会在我那小家庭里爆发超级航母战斗群似的战争了。不过，我与她有个来自那个温柔之乡的约定，一般只能在上班时间来电话（上班时间我有私人空间），下班时间如无特殊情况不打电话（八小时之外在我的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和耳朵）。
“叔，你（她用的还是你字）能回来一趟吗？”她在电话中说。我分析她说这话有两层含义，要么是她寂寞了，要么是她家里出事了或我父亲的身体原因。
“怎么啦？”我在电话中问道。我心中的莫名诧异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知道一位年轻女人带着另一位智障的中年女人的辛苦：寂寞，劳累，辛酸，苦闷，无奈。
下班回家，我刚踏进我总算凑齐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又接到侄儿周意从沿海城市（我相信他一定如此）打来的电话。这是中午，也许现在是他的午休时间，也正因为是午休时间，他才有时间打电话，我相信我的判断。
他在电话中是这样对我说的：
“叔，我爷爷那些阿拉伯数字弄出来没有。我总觉得那些阿拉伯数字与某件宝物或家族留下的某件宝贝有关。”我认真地听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发财了。放心，叔，我会让您得到您应得的那部分的。”电话停顿了几秒钟，我像是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与他说话，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清楚，何况他远在千里？
“叔，您如果有钱的话能否给韦艳带一点去，就算我借您的。我们已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不知何时才是个头？前天一工友因没钱寄回家，就跑到老板那儿去索要，工钱不但没要来，反被那抠门的老板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要钱没有，要做就做，不做就滚蛋，你们问我要钱，我找谁要去？他们一门心思只知催工期，钱不拨一分，我的私钱全‘他妈的’投进去了，我也快成乞丐了。去年，我几乎因为要钱快跳楼了，才可怜地得了一点，给你们开了工资。现在，你们问我要，我问谁去？真混蛋，要工做时求爹告奶，现在逼我？我容易吗？’后来，那工友没办法了，只得爬上那塔吊。为什么？因他家里的老父亲病了无钱医治，送去医院，医院说要交两千多元的押金，虽有新农合，但门槛金得交。前几天，他寄了两千元钱回去，总算让父亲住进了医院，然后又让自己的媳妇马不停蹄地回到老父身边去照料。现在，医院又在催交钱了，不然就停药，就让出院。最后，那工友爬上塔吊虽没跳成，毕竟人命关天，老板无奈只得又给他结了两个月的工钱让他带回去。我不知他父亲在医院还能撑多久，也许会医得人财两空，反正医个心死不干，因为他对我说，他父亲得的病是喉癌晚期。”
“叔，还是您们好，不会欠发工资，旱涝保收，不然为何每年的大学生们都去挤那独木桥？怪只怪我自己，当年没好好读书，不过，识得秤来姜卖完了。您在听吗？叔，我好久没这样和您说话了。”我说我在听，你说吧，其实，我是在耐着性子，不好驳他的面。“有文化就是好，我们工地也有大学生，可他们是搞设计，是项目经理，我们都得听他们的。不说了，外面的世界虽然好，但那是有钱人的灯红酒绿的世界。我们呢？住工棚，吃冷饭，吃面疙瘩，喝自来水，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酷暑难耐。谁来管我们？只有自己管自己。哦，现如今就这么回事，富的富得冒油，穷的穷得丁当响，就像济公活佛唱的那首歌：鞋儿破，帽儿破，酒肉穿肠过。我也想成为有钱人，不过可能没这希望了，房价这么高，我买得起房？物价这么高，我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挂电话了，挂前，他千叮嘱万嘱咐地要我一定多回家去看看他娘，如果她们需要钱的话，让我先垫给她们，然后他来还我。
油盐柴米，只有当家人才知道，侄儿的心思我自然明白，可他哪知道我的脊背也疼痛，尽管如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说行，没问题。
“什么人的电话？这么长时间。”一直劳动在锅碗瓢盆间的妻子的唠叨又在耳边响起，饭桌上的菜早已凉了，在我接电话间，她已吃过了午饭收了碗筷早去厨房了。
“是周意，”我说。对于桌上的冷饭冷菜，我开始狼吞虎咽。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因为我怕洗碗，因为我们夫妻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谁先放碗，后者就得洗碗抹桌，特殊例外。
看来还真得需要回老家一趟了，因为父亲的孤独，哪怕陪他说说话，给他点燃一斗烟。曾想将父亲接来城里，可他说他过不惯城里的生活，进门换鞋，还用什么纸巾，车又多，没老哥们侃心事，还不能抽那让他吧嗒吧嗒的土烟。
“送我回去，我有那些老哥们陪着，亲热。农村的菜不要钱，想吃去土里掏一点，想吃新鲜肉寨里总有人家杀猪，买一点，换味儿。”就在前次，接父亲来城里不到一星期，他便闹情绪了，拗不过他，便只好顺了他的意。
“叔，如果那些阿拉伯数字真是什么金银财宝的话一定要等我回来后再起土。我相信我们叔侄俩一定没什么秘密和官司。”就在我正骑上自家摩托车（为方便而买）准备启程时，周意又来电话了。
“什么金银财宝？你们周家的前世并非大户，也非什么资本家，哪来的金银财宝之说？你简直是想钱想疯了。那些阿拉伯数字其实应该是你们周家的一部血泪史，如你不信的话——你应该知道真像，可是，现在你还真得在那里老老实实地给家里挣钱。”我挂电话了，因为我被他的那句“我相信我们叔侄俩一定没什么秘密和官司”的话气冲了脑门，接着我又对自己找补了一句：“简直想钱想疯了。”
家里，父亲正与他的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儿玩点子牌。这点子牌是他们的乐趣，我不懂，我怎么会懂呢？我只知麻将，还有什么“双升”牌，什么老虎吃鸡，什么“划船”，什么“对对碰”，我相信对于牌类我懂得的东西是有限的，因为我得注意我的那可怜的身份，我向来不喜有人在背后说我属“骨架是正人君子内脏却是男盗女娼”那样的货色。
当我跨进门时，其实并未影响他们，但父亲的这些老哥们就好像很识趣，他们起身离开了，就像这老屋的空间属父亲与我所独有。
“怎么又回来啦。”父亲说。“你单位忙，就别回来，我不是好好的吗？吃得，喝得，走得，玩得，乐得，‘五得牌’。”他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自然，不过我还是从他的笑容里看出了他岁月中的悲哀，尽管他将自己的撵不走的岁月的悲哀不当回事儿。
“您活得好，我知道，难道您不想我常回来陪您说说话？真是笑话，嘴上说得滴水不漏，其实心里恨不得我天天回来。我还想听您讲故事呢。”
他又笑了，笑得像个老顽童。
晚饭的菜，是我去菜园里掏的，正如他所说，菜园里的菜就是他的宝贝：苦瓜，茄子，西红柿，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儿的蔬菜。煮饭很简单，都用电饭锅。晚饭后，我给他安上新买的电风扇。一试，果然效果不错。只见他一眼不眨地盯着那旋转的风扇说道：“买这干啥，我们农村用不着这玩意儿，几十年都过去了，棕扇是最好的宝贝，还怕这几年？花钱。”
我知道，父亲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肯定会这么说，其实在他的心里却偷着乐：“社会发展了，我这乡下老头也能用上这现代洋玩意儿了。”
赶着黄昏的晚霞，夕阳的美好，我与父亲行走在不久才铺就的硬化路上。车辆很少，此时的大货车或客车已不见，偶尔从身边驶过的都是那些家庭小轿车。
“何时你也开一辆车回来？”
“摩托车不是车？”我回答。
“我说的是四个轮子那样的车。”
“不久的将来，相信会有的。”
乡间的空气就是好。父亲像是没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是我硬拽着他出门走走的。我对他说饭后百步走要活九十九，再活二十年，您将看到社会的翻天覆地变化。
“我看，我没你那饭后百步走，不也活到八十多了？”他愣了一下，像是又显得有些悲哀地说道：“生活好了当然想多活几年，如果哪一天，我睡在床上起不来了，要死不活的，你们还不巴望我早点死？生死是命，哪有长命百岁？皇帝们都想长命百岁，可他们却往往早夭。还是农村好，空气好，人与人之间虽也吵吵嘴骂骂架，当面锣对面鼓，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你们城里那一套弯刀刀：当面打哈哈，背后笑里藏刀。”
我知道父亲信命，他想表达的一定是“生命由上帝掌握”，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他们一贯听信“命由天定”，但他们哪知道自己的命运主宰权在自己手中？
二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村村寨寨更不例外。
寨里的那条硬化路改变了几辈人的“不可能”，先是一条毛狗路（因为人烟稀少），再是将毛狗路踩成人行大路，后来又将这条人行大道变成坑坑洼洼的能让车辆通行的公路，再到现在的水泥硬化道路。几辈人的时空，几辈人的岁月。这条硬化路虽然通向另一个乡，也经过其他村寨，尽管能供给五姓寨的人们于黄昏后散步可能的那一段却很短，因为夕阳西下的原因，面前的硬化路就像一条蟒蛇钻进了黑暗的丛林。
我们当然不想被黑暗所恐怖，谁又知道黑暗的天空里将有什么黑暗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呢？在远方，我们看到了星星闪烁，仿佛天街，我们知道那肯定很遥远。
我与父亲绕寨走了一圈，就像学生们用的圆规画了一个圆。碰到那些留守的老人与孩子们一一点头就算打了招呼。这并非冷漠，而是他们的行色匆匆。也许在他们或她们的家里等着他们的同样是一锅冷饭冷菜，也许还有他们家畜圈里的猪、牛、羊在等着他们给它们喂食嘞，满寨飘荡着它们的饥饿声，这是何等的一曲乐谱？
老屋并未变，尽管变化也只是岁月的时空。几十年了，只是多了一些烟尘，还多了一些岁月，同时也多了一些灵魂，也多了一些梦想，多了一些回忆。我与父亲坐了下来，将那只茶垢就像榆树皮样的老茶罐灌满水煨在火坑里，这才是父亲的习惯。火坑里，父亲从未熄灭火种，那火种就像是他的人生，如果一旦熄灭，就像结束了他的世界一样，尽管天气热得让电扇终日不知疲倦地工作。
“周浩然就那样死了？”我将茶罐煨在火坑里，又在火坑里添加了少许木柴，目的是想让茶罐里的茶水能尽快沸腾欢笑，同时也延续火坑里那不灭的火种。我这么问父亲，并未让他感到突然。我听到了他那声长叹，发自他的肺腑。当然，我们并未坐在火坑边，而是坐在电扇旁，听着那只争朝夕的扇叶的工作声，就像我在听父亲讲那《一千零一夜》故事，永远没个头尾似的。
“不那样还能怎样？难道你想去找兵捐队的麻烦？找他们打官司？与他们讲公平正义？”父亲说。从他的语气，从他啜气的粗声，我知道他在心里抱不平。“你浩然祖一气倒在地上，一口气没接上，就这么去了。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只听老人们说，桂树英悄悄拿来十块大洋给你周庆政爷爷，也许是道歉，也许是抵罪，或许是她自己悄悄拿来的，或许是那王保长让她拿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你周浩然祖就这样去了那边。”
“难道那时没法律？”我不经意间又问道。
“法律，什么是法律？保长可杀人，乡长可杀人，县长更可杀人，他们认为你该杀就可杀。法律是那些富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法宝，老百姓们到哪去找法律？饭吃不上，衣穿不上，路上到处是‘花子’，三五一群，五个一伙。他们通常是一家子在一起，要得一碗饭，大人们就给小孩吃，饿死在路边的通常都是大人。城里就更不用说了，沿街店铺门前，东一家西一家门口倒的都是‘花子’。”
沉默，父亲的话带着哽咽。
“难道父亲说到了伤心处？”我想。
“我们家呢？难道比他们家好过些？”我又问。
“只能说我们家比他们稍幸运，因为我们家的田土在那次暴雨中被冲坏的不多。我们有自己的田土，在王保长家才租那么一块地，再说你姑公好歹也是另一地的保长，他还有个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不看僧面看佛面，总算还能保住一条命。”
我们家的历史我还是第一次听父亲提及，让我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姑公也曾经是保长，他的儿子是国军连长，但我不知道那位姑公是否也如王保长一样，有逼死人命的劣迹。我还想，既然姑公是位权倾一方的地方保长，那么我那姑婆至少在年轻时也定是位漂亮女人，是否也有桂树英那样的人生？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便是我的回答。
时事变化，社会变迁，过去的事只能见诸文字，曾经亲人们的面孔早被时间抹得不存痕迹。周栋华叔那发黄笔记本上的“1941618”这样的阿拉伯数字，也许我就这样明白了，也许也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爹，他们周家难道在1945年也发生了大事？”我问。“1945”是那发黄小笔记本上的下一串阿拉伯数字的开头数字。
父亲感到愕然，抬头看看我，冷不丁地问我道：
“你咋知道？”他的惊讶证明了我的判断。我愣了会儿，只得将实情相告，说周栋华叔的那个小笔记本上有这些年号记载。
“他有记载？”惊讶被父亲染浓了颜色，覆盖了浓度，就像那些曾经的往事与伤心重新跃然于面前。常说人的伤疤通常被岁月的尘土所覆盖，一旦被揭，那伤疤尽管裹着尘土也总还有血淋淋的气息，不免让人想起那血淋淋的悲惨场面。此时的父亲就像那伤疤的保护者，举着手中的盾牌左冲右突，以便抗击我这“凶手”的乘胜追击，让那伤疤血淋淋地“暴殄天物”。
“他记的是年号，我想应该是，如果不是，那又能是什么呢？”我对老人说。
有水沸腾的声音，我知道肯定是火坑里那只茶罐在欢笑这老屋里的宁静。我起身去找来茶叶，灌进茶罐里，那些带着灵性的茶叶一进入沸水里便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自己得以施展拳脚的世界灵动地跳跃着，片刻间，一股清香便扑鼻而来。我知道这清香来自那茶罐里，是因为有这沸水与那茶叶的互动，是它们劳动的付出，是它们配合的结晶，两者缺一不可，就像那受精卵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父亲说那茶叶是他去茶山采的清明茶。
“肯定不是什么金银财宝的埋藏地，从家族的发展来看，周家能有什么金银财宝？”我的分析是对的，父亲并未否定我的看法。
茶煨好了，清香弥漫着这幢黑黢黢的老屋的整个空间。又似有叽叽的叫声，父亲说那是老鼠，肯定是它们也闻到了茶香，让它们羡慕了，让它们嘴馋了，馋死它们。我给父亲倒了一碗，土黄的茶水，似乎就是他的水宝，听他喝得有滋有味的“呿呿”声，简直让我羡慕。
“1945年，那时我还小，能够活下来就算命大，能活着就是那时人们的最大希望，每顿能吃上一口苕就算不错。周家就更难了，有时看着他们实在饿得肚皮贴后背，不过也没办法。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挖野菜，躲战乱，那时的人们就这样。我们也常给周家一两碗米，你爷爷毕竟与你周庆政爷爷是同胞兄弟，尽管他过继给周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在面前。自你周浩然祖去世后，他们一家四口很不容易，你周庆政爷爷在王家当长工能带回家的无非就是点破衣烂衫还有王家吃剩的饭菜。”父亲将碗里的茶水喝完，将碗放在身后的桌上。那张木桌是我母亲嫁过来时的嫁妆。桌面上的黑油疤包裹着我们赵家几十年的历史，父亲对它格外珍惜。
电扇的扇叶始终不觉疲累地工作着，就像牌桌上的那些驴友们的聚精会神。
“那时候，我们是没资格去县城的。只听老人们传说，那一年，侵略者被赶走了。城里的人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几乎全民欢呼，就像锅里沸腾的水；城里到处燃放鞭炮，就像鞭炮过后即将来临的是太平盛世；学生们上街游行，欢庆胜利。那时的热闹，不亚于现在过春节，就连躺在旮角里的那些乞丐们也仿佛被观音菩萨给他们注入了某种神力而兴高采烈，他们希望的是热闹过后便是馒头、面包、牛奶、米饭。”
从父亲的话语里，我已触摸到，他非常惋惜自己没能去城里一睹闹市，总觉心有不甘。
“不久，王保长也将这一喜讯通过他那面铜锣的传递告诉给村里的老百姓们。他每到一村寨，他那面铜锣就成了他高声喊叫的乐谱：‘侵略者被赶出中国了——侵略者被赶出中国了。’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纷纷驻足谛听；窝在家里感受亲情的人们听到这一消息也纷纷出门或探头躲在窗洞边窥望。‘王保长，侵略者已被赶跑了，那兵捐应该不缴了吧。’有人就问。‘缴不缴，那是上峰们的事，我一保长哪能回答？’——‘侵略者都被赶跑了，还要缴兵捐？我们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我倒是希望什么捐都不缴，只交租就行，你们有吃，我那租也收得上来，两不欠，何乐不为？’王保长想到的就是他自己的田租，老百姓想到的是自己的肚子。只是他一听到乡邻们与他的对话，他也不得不略表关切，尽管显得有些虚情假意。见乡邻们的脸色在他们的谈话间突变，他又故作神秘地找补说道：‘听说国军还要剿“共匪”，至于兵捐嘛还缴不缴那就不得而知了。’——‘谁是“共匪”？’。有人问。‘“共匪”就是以前的“红匪”。知道贺总吗？那就是他们的头儿，两把菜刀拉杆子，说的就是他。’——‘贺总拉的杆子是“共匪”？他们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是好人，而那些国军……’这人的话还未说完就被王保长一声‘嘘’给打断了。只听王保长悄声说道：‘你不要命了？你那贱骨头是铁？你可知道现在是“青天白日旗”掌天下，还敢这样说话？你吃豹子胆了？’他用手在自己的脖颈上比划了一下，‘“咔嚓！”你懂吗？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共匪”是想与“青天白日”争天下，那简直是自不量力，几杆破枪，小米加步枪。国军呢？有飞机大炮，听说还有美国人的支持。“共匪”争天下，想坐龙庭，简直是癞蛤蟆打哈欠口气大，天鹅肉都吃得到，那不人人都成了孙猴子？哪还有天蓬元帅下界？县里有人说，老蒋早就准备彻底干净地消灭他们了，一安天下，哪知这鬼子……“嘘，”你们给我记住，以后给老子闭嘴，不要乱说胡话，更不要让自己的子女去参加什么游击队，那是鸡吞汤圆定会被噎死。就在前天，那些游击队又被枪杀了十个——大庭广众下的枪杀。’王保长改不了狗吃屎的本性，既想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告诉给老百姓们，又想通过这些消息来恐吓打压乡邻们，他不想在他管辖的地界突然间冒出什么‘共匪’。不过，老百姓们在心中自有他们的打米碗。”
有人喊父亲，我忙起身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叔兄刘朝举，只见他跑得很累，整个脑袋都裹着气喘吁吁。他一见我像是气急地对我说道：“赵国，你回来啦，快去看看你周姐吧。”
“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本是来叫叔的，既然你在，你就去看看吧，”他将那双大眼睛瞪在我的面前，“还不快去？会出人命的。”他见我犹豫不决，气急败坏便在他的身子骨里表现出来。“你不也是她的哥吗，怎么来找我们？”我想。我终于不得不下定决心，给父亲打了声招呼，然后屁颠颠地朝韦艳家颠去。韦艳也许知道我已回老家，因为上午那个电话，她希望我回一次老家。尽管有于黄昏晚霞中与父亲沿硬化路的散步，但我并未在她家门口露面。她那撕心裂肺般的尖厉骂声就像那闪电突然从天际间向我袭来，由远及近，越来越亮，越来越刺得让我的大脑疼痛：
“你这老不死的，咋就不死？咋老这么折磨我？”然后便是她那嚎哭声：“天啦，这日子咋过呀，我为何汤到这家呀……”
淡淡的灰白月光在这尖厉的骂声与嚎哭声中躲来隐去，实在躲不过了，也只得露一下头脸，它不知道在自己的目光里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故事的凄悲还是夜幕的破碎。
三
是有心还是无心？是诚心还是故意？是悲泣还是表演？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
世间万物之变化，对人类来说，既可理解又不可理解。
见我冷不丁地出现在门口，韦艳似乎一愣，张巴张眼地瞪我一眼，就像盼来了救星一样，本想站起身来，又觉实在太委屈太伤心，便又恸哭起来（她肯定知道我会走上前去安慰她的，此时的她一定在假象背后揣摩着我内心的疙瘩，或许她正在心里问那个影子：你终于回来了）：
“叔，您看，我怎么汤到这样的家呀，周意那死鬼又不回来，我说我去打工，让他在家照顾他妈，我给他带钱，你们，就是你们，非让他去打工，”她边哭边诉，“你们让我在家照顾这死老婆子，您看，您看……”她哭着，她十分伤心地哭着。听得出，她的伤心不是假象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她此时十分委屈的肺腑。她在不断抹泪，没有装模作样的迹象。
人生本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可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同时也是导演，她也不例外。而现在，这段表演只不过是她的一个片段，我相信这个片段的绝对真实性。我还能说什么呢？
因为听到哭声，过路的人们便好奇地围上来，围在门口，堵上他们的身影。只听他们和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真磨人，又不死。”——“几十年了，不知她那老父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就因为他受不了她的折磨才走上自杀道路。”——“人这一辈子，图啥？平安二字，没个好身体，没个快乐，没个自由，拿钱来干什么？”我知道他们在议论谁，我还知道他们的矛头应该指向谁，不过，他们与她们的叽叽喳喳却让我听来颇觉有些不入流，不入耳。
“少议论他人好不好，谁敢说自己的一生永远无病无灾平平安安？谁不生病？病人有何办法？难道她想生病？你们敢说你们的明天就不生病？散了，散了。”我说。许是因我的话对他们有些刺耳，让他们听来有些别扭，于是这些议论声便瞬间变成了窃窃私语，不时交头接耳。
在我的目光里，是韦艳坐在地上哽咽着，她的母亲周柳则蜷缩在另一间屋里，昏黄的灯光下的她没穿一件衣服，在她的旁边是一堆散发着恶臭扑鼻的脏衣服，就像一位蹩脚雕塑家笔下的一件草稿作品。水泥地上一洼淡黄的水泽，是尿液还是屎尿的混合物？披散着头发的她，那发已被汗或什么污龊物绞成了不规则的几小股，乱七八糟地耷拉在她的头上，就像街头的那些疯女人，肮脏的皮肤上东一条西一印的带血的痕迹纵横交错。她一见我出现在她的面前，像是意识到我的存在与到来一样，那失神的目光闪了一下，目呆呆地盯着我，一眼不眨。
“难道她知道是我？”我想。
“周姐，穿衣服，乖。”我走上前去，不顾羞耻地蹲在她的面前。她的身子在我的视线里暴露无遗：肚腹部的血痕就像两条蜈蚣安静地爬在她那肚腹上，她的胸前就像两个脏兮兮的肉袋儿吊在那儿。
“她身上那么脏，怎么穿？”韦艳冲我喊道。她刚才还坐在地上，现在，她站了起来，对于门前的那些围观者们，就好像她是他们眼中已被围住正作垂死挣扎的野兔。她感觉自己像是受到了羞辱，受到了来自外人的不公正待遇。
“滚开，没见过女人哭？你们如果也处在我这样的日子也许比我更无二、更糟糕。看什么，西洋镜？”她在怒吼，她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围观者们一听她如此怒骂，便自觉没趣，散去了。
现在，这幢木屋又归于平静，因为现在这幢木屋只属于我们三人。
“去烧点热水。”我对韦艳温和地说，此时的韦艳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绵羊。
我知道周姐这肮脏的一身，如果换上干净衣服也定是一身臭味，必须得先洗洗。韦艳前脚踏进厨房，我便后脚跟进，对她说：“耐心些，人人都会老，人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何时得病。”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她将水舀进锅里，我帮她将柴禾塞进灶孔，然后点燃。沉默也许是我们此时最好的沟通。从她顺手舀水与摔瓢的动作中，我已感觉到在她的心里一定有这样的话想说：“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谁遭遇这一天，也会暴跳如雷的，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在给她烧火，现在，她进屋了。我知道她肯定是去给她的母亲找干净衣服。好在天气温热，不然一位本就有病的女人蜷坐在地上肯定会得病的。当我们俩将温热的水端去周姐蜷身的屋里时，也许我已适应了那股刺鼻的臭味。
“让我来给她洗吧。”父亲说。当我们正准备给周姐洗身时，父亲进屋了。“让我来吧，她会听话的。”他又说。
“爹，您老了，还是让我们给她洗吧，”我对父亲说，“我与韦艳能行。”
此时的韦艳这样对我说：“很多次都是叫赵爷爷来帮忙洗的。”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说：“爹，就让我们给她洗吧，她会听话的。”父亲并未继续坚持，而是回到堂屋里坐在凳上，一双显得木讷无神的眼睛看着我们，就像一位监督者，监督他手下的工人去创作一件雕塑作品。
“姐，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赵国。”我让韦艳稳住她的身体，她似乎已经听懂了我的问话，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很乖的”。其实她就像一个小孩儿，此时的她傻笑着。当她一见韦艳出现在她的身后，她那目光立刻就变了，变得那么猥琐，变得需要保护，躲躲闪闪，就像老鼠见了猫，瞪着双眼，目光里饱含着恶意，当她将目光再次转向我时，那张脸的容颜又丰富起来，似乎一朵开在荒地的花儿充满了写意。
“爹，您去休息吧。”我不知道我为何要对他老人家说这样的话。难道我想拥有这三人世界或事后的二人世界？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便摸出手电起身出门了。三人世界：两位女人，一位男人。
周姐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地变干净，一点一点地变洁白。现在，她那湿漉漉的头发闪着光泽披散着；脸颊露出了她应有的白净与血色；脖子的光洁，身体的圆润，胸房的回归，它们都在挑逗着我的眼球——肚腹，臀部——我发现韦艳刚才还饱含泪水布满泪痕的脸突然转向我，她在用目光探寻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她一改刚才还母狮般的女人形象而突变成一位温柔的女人，因为从她温柔的目光里我已读懂了她触电似的——含情脉脉。
一位女人要俘虏一位男人总有千般手段。我算被她俘虏了么？是她在俘虏我或是她面前的男人早已经受不住她的诱惑？我们将周姐洗好身后，给她换上干净衣服，然后让她躺在属于她的床上，让她去享受她自己的孤独黑暗世界。
父亲应该还在老屋等着我。就在我抓起手电准备迈步离开这幢显得有些破旧的木屋时，她用身体挡住了我前进的脚步，这是突然的，也是充满诱惑的，更是绑着挑逗，让我始料不及，就像一位生死战友，用身体挡住了来自鬼子暗堡里的子弹。她是大胆的，是率真的，也是野性的，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轰”的一声在我身上爆炸。
屋外偶尔仍有过路人，那脚步声，那谈话声，就像夜幕中的逗号，还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夜鸟声，轻描淡写地临摹着这幅山村月夜图。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她说。
我当然知道她说留下来陪她一会儿的含义。
“我们不应该这样，我是你叔。”我说。
“现在这幢屋里没有叔与侄媳，只有一对男女。”她抱住了我，我并未反对，干柴遇烈火，她躺在我的胸上。“一个结婚不久的女人，你应该知道失去男人的滋味。难道你会相信他在广州那边一定会为他的妻子守身如玉？不可能，因为你（她用的是你而不是您，好像她对我不习惯用您。）们男人都希望自己在家中的红旗永远不倒，在外却彩旗飘飘，难道不是？既然如此，那我们女人为何又要为他们去守身如玉？”
沉默。我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男女已被她一语道破，一击中的。
她的话虽然大胆，但实在。不过，我还是本能地伸手一把按住她的嘴，不由自主地“嘘”一声。她将她那双纤手迎上来拽着我的手……
“你要经常回来。我才不信你（她还是用你而不用您。你们男人都一样，有时明明肚里灌满了男盗女娼，还假装自己是圣人；有时明明肚里燃烧着一团火只差那把干柴，却装出一副冰清玉洁。”她摆出一副居高临下之势。
我没否定她之所说的对与错，就像我不能评判道德的对与错一样，因为道德是有界的，而本性是无界的。正如此时的我们早已将什么道德打下了十八层地狱。
当我们双拥着再次谈起周姐时，她说：“很多次，都是我让你父亲给她洗澡。不知为何，她在赵爷爷面前总那么听话，也许是因为爷爷的原因。如果我没说错，爷爷生前，一定是让她睡在自己的身边。父亲照顾女儿，天经地义。”
“耐心些，你母亲是因病才致这样，小时的她却是一位很乖很听话也很漂亮的小姑娘，就因那场病。”
父亲确实还在等着我，她说得没错。
懵懂，兴奋过后是冷静，甜蜜过后是思考，如此反反复复，却让我纠结。
一只脚刚踏进屋，父亲就埋怨：“洗这么久？”
父亲的埋怨是有道理的，因为父亲的孤独世界与我的“甜蜜”世界是属两个不同的时间世界。他的枯坐，他的等待，他的空虚，所以，他所度过的时间世界却总是那么长，行走得那么慢。而我与她共度的那段时间却那么短，行走得那么快，因为我是“甜蜜”的，是激情的。这便是我们的社会相对论。我知道，他的埋怨是在嘴上，在他心里却永远相信我这听话的孩子。
感觉有些疲倦，我坐了下来，本想耐心地接受一场来自父亲的奚落，但他没有。我们还那么坐着，沉默地坐着。
“给周姐洗完后，我在那坐了会儿，开导开导她，”我唯心地说。我知道我自己在撒谎，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撒谎。“因为周姐，她能做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这样的事落在谁的头上都会如此。”我想应该是这样。
不知是我与她的事已暴露在父亲的目光里，或是因为什么，父亲叹了口气，是因我或是因周姐或韦艳？我不得不唯心，如果我将我与韦艳于夜幕下的实情倒给父亲听，结果一定会是天崩地裂，一定会是惊涛骇浪，因为这。结果定会被唾沫星子淹死，一定会被钉上家族、寨人的流言蜚语的耻辱柱上，因为这只能属于发生在黑暗中的故事，这是见不得阳光的事，这是龌龊。
父亲像是已经沉默等待得不耐烦了，他又开始继续他还应该继续讲下去的故事。
“那天，寨里来了一队背长枪的大兵。”父亲这样对我说。“他们一踏进寨里，便将寨子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园”，见鸡抓鸡杀鸡，见猪抓猪杀猪。他们说他们在前线打仗，在炮火硝烟中过日子，活过现在不知下刻，滚泥凼，爬山沟，渴了喝尿水，饿了啃山果，云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现在，吃点喝点算什么？那段时间，寨里简直就是鸡飞狗跳，到处听见猪的垂死惨叫，到处是他们喝酒吃肉的狂叫，还有他们酒足饭饱后在寨子里见着女人就嬉皮笑脸的淫笑，让村民们苦不堪言，早早就关门闭户。”
父亲又喝下一碗茶水。
“王保长对村民们说他们是来抓兵的，说前线需要无数的兵，说前方打仗需要补充兵源，凡是四十岁以下的就得去当兵。他们还撒谎说只要一旦上前线，一仗打下来，便可立刻获得高官厚禄。他们还说必须消灭‘共匪’，必须消灭八路军。也正因为这样，那些有钱的就用钱买人去当兵顶名额，没钱的就只得自己去当兵。你周庆政爷爷刚好符合这一年龄。你梁娥妹婆就说周庆政是瘸子。他们就说瘸子也要，可以煮饭，可以当火头军，可以扛弹药。后来梁娥妹就去请桂树英出面说情也不行。被逼无奈，周栋封就顶替了自己的叔叔也是后父。那一年，周栋封刚好十五岁。他就是你周栋华叔的大哥。周栋封自那以后就再已没回家，是死了？不知道。周栋封被抓兵后，梁娥妹就哭得死去活来。如果哭能扭转乾坤，那肯定是哭声震天，所有被抓兵的亲人们的眼泪定可波涛如黄河。”
想那场面一定是凄凄惨惨的场面，想那场景，一定是悲壮如烈的场景。我总这样想。
父亲说：“当时村里一共被抓了六个。”
“他们一直没回来过？”我问道。
“回来？几十年了音信全无。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听说常家寨从台湾回来了一个，生活了两个月又回台湾去了。”
“那时因抓兵，所以就出现了**子。他们顶替（花钱买他们）别人去当兵，在半路就溜跑，跑得掉的继续当**子，跑不掉的只得继续当兵，有的在逃跑中被乱枪打死。‘冲天炮’的初始就是一个**，听说他卖兵达五次，只要有人给钱，他就去替人当兵，去一次逃一次，死里逃生，后来做了鸭客。应该是在1949年，他在一山坳里杀死了一掉队的解放军战士，得了一杆枪，便逐渐拉起一支土匪队伍与吴河清和吴登仁相勾结，曾攻打坪山乡公所，后又偷袭白沙，攻打县城，使刚成立不久的县政府被迫撤往铜仁。‘冲天炮’后被解放军活捉枪决。”
两声狗吠传来，然后便是雄鸡打鸣。我知道父亲该休息了，我总是这样，去侵占父亲离天远距地近的时间。我担心，某一天，当我突然从梦中醒来，父亲便已离我们而去。
在父亲的床上，我躺在他的身边，就像小时那样，仿佛失去他就将失去我的童话世界——当我醒来，却又不见了父亲的身影。
“难道他又进菜园了？”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