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写篇文字的念头,已萌生在我心里很久了。事实上我也一直觉得还会见到她,如果那样,我就不写她了。却再也没见到。北京太大,存自行车的地方太多,她也许又到别处看自行车去了。或者,又受到什么欺辱,憋屈无人可诉,便回家乡去了?总之我再没见过她……
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一家牙科医院前边的人行道上:一个胖女人企图夺她装钱的书包,书包的带子已从她肩头滑落,搭垂在她手臂上。她双手将书包紧紧搂于胸前,以带着哭腔的声音叫嚷着:“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啊,我每天挣点儿钱多不容易啊……”
那绿色的帆布书包,看上去是新的。我想,她大约是为了她在北京找到的这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才买的。从前的年代,小学生们都背着那样的书包上学。现在,城市里的小学生早已不背那样的书包了,偶尔可见摆地摊的街头小贩还卖那样的书包,一种赖在大城市消费链上的便宜货。看自行车的女人四十余岁,身材瘦小,脸色灰黄。她穿着一套旧迷彩服,居然还戴着一顶也是迷彩的单帽,而足下是一双带扣襻儿的旧布鞋,没穿袜子,脚面晒得很黑。那一套迷彩服,连那一顶帽子,当然都非正规军装。地摊上也有卖的,十元钱可以都买下来。总之,她那么一种穿戴,使她的模样看去不伦不类,怪怪的。单帽的帽舌卡得太低,压住了她的双眉。帽舌下,那两只眼睛,呈现着莫大而又无助的惊恐。
我从围观者的议论中听明白了两个女人纠缠不休的原因:那人高马大的胖女人存上自行车离开时,忘了拿放在自行车筐里的手拎袋,匆匆地从医院里跑回来找,却不见了,丢了。她认为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应该负责任,甚至,怀疑是被看自行车的外地女人藏匿了起来。
“我包里有三百元钱,还有手机,你丫挺的敢说你没看见!难道我讹你不成?!……”
胖女人理直气壮。
看自行车的女人可怜巴巴地说:“我确实就没看见嘛!我看的是自行车,你丢了包儿也不能全怪我……你还兴许丢别处了呢……”
“你再这样说我抽你!”—胖女人一用力,终于将看自行车的女人那书包夺了去,紧接着将一只手伸入包里去掏,却只不过掏出了一把零钱。一排自行车五六十辆而已,一辆收费两毛钱,那书包里钱再怎么多,也多不过十几元啊。
当的一声,一只小铁瓷碗抛在看自行车的女人脚旁,抢夺者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带着装有十几元零钱的别人的书包,扬长而去。我想,那与其说是经济的补偿,毋宁说更是一种平衡心理的行为。我居京二十余年,第一次听一个北京的中年妇女口中说出“丫挺”二字。我至今对那二字的意思也不甚了了,但一直觉得,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口中一出此二字,其形其状,顿近痞邪。
看自行车的女人,追了几步,回头看着一排自行车,情知不能去追,也情知是追不上的,她慢慢走回原地,捡起自己的小铁瓷碗,瞧着发愣。忽然,头往身旁的大树上一抵,呜呜哭了。那单帽的帽舌,压折在她的额和树干之间……
我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门外。那家书店前一天在晚报上登了消息,说第二天有一批处理价的书卖。我的手,和一只女人的黑黑瘦瘦的手,不期然地伸向了同一本书—《英汉对照词典》。我一抬头,认出了对方正是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不由得将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我家小阿姨莲花嘱我替她捎买一本那样的书,不知那看自行车的女人替什么人买?看自行车的女人那天没再穿那套使她的样子不伦不类的迷彩服,也没戴迷彩单帽,而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衫裤。我的手刚一缩回,她赶紧将那一本书拿在手中,急问卖书人多少钱。人家说二十元,她又问十五元行不行。人家说一本新的要卖四十元呢!你买不买?不买干脆放下,别人还买呢!看自行车的女人就用一种特别无奈的目光望向了我,她的手却仍不放那词典。我默默转身走了。
我听到她在背后央求地说:“卖给我吧,卖给我吧,我真的就剩十五元钱了!你看,十五元六角,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不骗你,你看,我还从你们这儿买了另外几本书哪……”
又听卖书的人好像不情愿似的:“行行行,别啰唆了,十五元六角拿去吧!”
后来,那女人又在一家商场门前看自行车了。一次,我去那家商场买蒸锅,大小没有合适的,带着的一百元钱也就没破开。取自行车时,我没想到看自行车的人会是她,歉意地说:“忘带存车的零钱了,一百元你能找得开吗?”我那么说时表情挺不自然,以为她会朝不好的方面猜度我。因为一个人从商场出来,居然说自己兜里连几角零钱都没有,不大可信的。她望着我愣了愣,似乎要回忆起在哪儿见过我,又似乎仅仅是由于我的话而发愣。也不知她是否回忆起了什么,总之她一笑,很不好意思地说:“那就不用给钱了,走吧走吧!”—她当时那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许多人,不是已被猜度惯了吗?偶尔有一次竟不被明明有理由猜度我们的人猜度,于我们自己反倒是很稀奇之事了。每每地,竟至于感激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应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她倒那么地不好意思。仅凭此点,以我的经验判断,在牙科医院前的人行道上发生的那件事中,这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她毫无疑问是被欺负了……这世界上有多少事的真相,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被掩盖甚至被颠倒了啊!这么一想,我不禁替她不平……
我第二次去那家商场买到了我要买的那种大小的蒸锅,付存车费时我说:“上次欠你两毛钱,这次付给你。”我之所以如此主动,并非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多么诚信的人。我当时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倒是相反,认为她肯定记着我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若由她提醒我,我会尴尬的。不料她又像上次那样愣了一愣。分明地,她既不记得我曾欠她两毛钱存车费的事了,也不记得我和她曾想买下同一本词典的事了。可也是,这地方每天有一二百人存取自行车,她怎么会偏偏记得我呢?对于那个外地的看自行车的女人,这显然是一份比牙科医院门前收入多的工作。我看出她脸上有种心满意足的表情。那套迷彩服和那顶迷彩单帽,仿佛是她看自行车时的工作装,照例穿戴着。依然赤脚穿着那双旧布鞋,依然用一只绿色的帆布小书包装存车费。
“不用啊,不用啊,”她又不好意思起来,硬塞还给了我两毛钱。我觉得,她特别希望给在这里存自行车的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我将装蒸锅的纸箱夹在车后座上,忍不住问了她一句:“你哪儿人?”
“河南。”她的脸,竟微微红了一下;我于是想到了那是为什么,便说:“我家小阿姨也是河南人。”
她默默地,有些不知说什么好地笑着。
“来北京多久了?”
“还不到半年。”
“家乡的日子怎么样呢?”
“不容易过啊……再加上我儿子又上了大学……”
她将大学两个字说出特别强调的意味,顿时一脸自豪。
“唔?在一所什么大学?”
她说出了一座我陌生的河南城市的名字。我知道近年某些省份的地区级城市的师范类专科学院,也有改挂大学校牌的,就没再问什么。
我推自行车下人行道时,觉后轮很轻。回头一看,见她的一只手替我提着后轮呢。骑上自行车刚蹬了几下,纸箱掉了。那看自行车的女人跑了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截塑料绳……
北京下第一场雪后的一天晚上,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写一封表扬信寄给报社。他要表扬的,就是那个看自行车的河南女人。他说他到那家商场去取照片,遇到熟人聊了一会儿,竟没骑自行车走回了家,拎兜也忘在自行车筐里了……
“拎兜里有几百元钱,钱倒不是我太在乎的,我一共洗了三百多张老照片啊!干了一辈子摄影,那些老照片可都是我的宝呀!吃完晚饭天黑了我才想起来,急急忙忙打的去存车那地方,你猜怎么着?就剩我那一辆自行车了!人家看自行车那女人,冷得受不了,站在商店门里,隔着门玻璃,还在看着我那辆旧自行车哪!而且,替我将我的拎兜保管在她的书包里。人心不可以没有了感动呀,是不是?人对人也不可以不知感激,是不是……”
北影退了休的摄影师在电话里恳言切切。
我满口应承照办,然而过后事一多,所诺之事竟彻底忘了。
不久前我又去那家商场买东西,见看自行车的人已经换了,是一个外地的男人了。
我问原先那个看自行车的女人呢?
他说走了。
我问她为什么走了呢?
他说,还能为什么呢?那就是她不称职呗!我们外地人在北京挣这一份工作,那也是要凭竞争能力的!
我心黯然,替那看自行车的女人。并且,也有几分替她那在一所默默无闻的大学里读书的儿子……
我想问她到哪里去了?张张嘴,却什么也没有再问。
我不知她从农村来到城市,除了看自行车,还能干什么?如果她仍在北京的别处,或别的城市里做一个看自行车的人,我祈祝她永远也不会再碰到什么欺负她的人,比如那个抢夺了她书包的胖女人。
阳光底下,农村人,城市人,应该是平等的。弱者有时对这平等反倒显得诚惶诚恐似的,不是他们不配,而是因为这起码的平等往往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