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６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注重把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生态认知提升为生态文化理论。加强生态文化比较研究，注重挖掘浙江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森林文化、传统农耕文化以及茶文化、花文化、竹文化、石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制度机制、对策举措等研究。全省每年安排一批生态文化研究项目，形成一批生态文明研究成果和文化作品，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支持。”这就把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以充分发挥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支持作用。什么是生态文化？余谋昌教授指出：“从狭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这一定义是从与传统文化比较中提出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文化，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是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生存方式。生态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
一、生态文化定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成了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其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方法论等理论体系，以及哲学基础、美学底蕴和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广泛研究方兴未艾，而不同流派众说纷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的现代变种与诡秘翻版，认为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高级意识形态。这一观点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如何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成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与回避的生态文化课题。“浙中绿岛”武义案例表明：武义生态文明建设伊始就把生态文化定位在“生态本位”上，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导出发展观和实践论，以实现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全面、优态、可续的发展。“绿岛效应”证明，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践论，而是一种以人本位出发兼顾生态环境和人类后代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实践论。余潇枫指出：“全球生态是一个交互连通的系统，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谋求以丧失生态安全为代价的片面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或自杀。‘人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系统中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一员，人应当关注自己切实的生存命运，重视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家园’意识鞭策人类走向‘深绿’，即从人与自然对立、相争转向人与自然相容、相养。”在后工业时代，可持续发展观在扬弃工具理性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摆脱人性异化等方面发生过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不失为２０世纪最能代表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但是，当下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期，这就需要确立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发展观——“生态和谐发展观”。这一新型的发展观，不是对传统的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否定，而是一种超越、改造与新发展。“生态和谐发展观”是以生态为本位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和谐发展的理论。生态和谐发展观与传统可持续发展观相比，最大的差异是超越了人本位观念，构建起新型的生态本位世界观，即把发展的境域从单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以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三态一体”的“大生态”范畴，从而改变了主客体间的关系，即从原来的以人为主体、以自然万物为客体的被动式的“协调发展”转向到主客间性的主动性的“和谐发展”这一终极关怀上来。
二、生态本位提出的历史背景
２０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经历了“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与“掠夺自然”三个历史阶段，人类走出世界大战硝烟弥漫与经济危机阴影笼罩的历史后，取得了空前迅速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迅急发起一场掠夺自然资源的新型战争，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使当今人类陷入了自然灾害频发和社会动荡剧增的“天灾人祸”并发的困境之中。美国系统科学家弗·卡普拉指出：“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这是因为，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由、反自然的异化力量，快速地侵蚀了人的心性和快速地摧毁了人和万物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这场灾难，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在中国，经受了反右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劫难后，急于想摆脱经济贫困而饥不择食的人们，“将西方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奉为至宝，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形成‘德先生’退席、‘赛先生’专制的局面。民众对高科技能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神话深信不疑，缺乏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迷信的批判意识。”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 GDP，最终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类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而是“环境与发展”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人类虽然摆脱了２０世纪战争威胁和经济萧条下的生存危机，也难免会陷入 ２１世纪自然灾难带来的生存危机之中。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 · 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一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于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工具缺乏深刻和负责任的思考，因此，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缺乏合理运用科学技术的相应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我们本不该拥有的权力，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由于过度依赖和滥用科学技术对人的安全带来的危害包括：故意行为（如生化恐怖）；意外事故（实验室泄露病原体）；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预料之外的后果（由工业化引起的气候变化）；等等。”
１９７２年，梅都斯（Dennis L畅 M eadow s）代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探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这一地球有限承载力的客观性，动摇了地球的资源和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报告提出要以“零度增长论”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一不切人类生存实际的、事实上也是不具可行性的观点，引起反对派的严厉指责与非难。但无论怎样说，梅都斯等人是生态觉醒的先行者，为后来的全球绿色运动以及生态本位的确立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如余潇枫所说：“‘深绿’思想理念的确立实质上是‘类价值’的再建构，它倡导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结构，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深绿’还倡导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态政治文明，确立和强化‘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等价值观。因此，‘绿色正义’或‘深绿’生态价值观，不仅是一种更加包容、和谐、合乎自然的生存观念，而且还是一种凸显‘球权’以保障‘人类绿色生存’、要求国际社会改变现状的政治主张。”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２００２ 年生命地球报告》指出：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大大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用“生态足迹”（指地球上人类用于生产和生活，如农业、放牧、木材生产、海洋渔业、基础建设用地和吸收温室气体等必需的区域）表示，地球上除冰川覆盖的地面、沙漠和公海等不可用的区域，有１１０亿公顷可用土地，按世界６０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１畅９公顷；但是，１９９９年，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达到２畅３公顷，已经超出地球再生能力的２０%。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５０年内，人类生态足迹，或可开采的再生资源总量将相当于两个地球。显然，这是无法达到的，是不可维持的。
美国国立生态分析和综合研究中心一个由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估算了地球的生态价值，指出：
森林为人类提供新鲜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１４１美元，气候、气流、水、土壤形成与营养物质相关的循环，以及垃圾处理、生物控制、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等，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 ９６９ 美元。这个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说：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人类提供物质的价值估计在１６万亿至５４万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年为３３万亿美元。这肯定是个最低估计，因为这些物质大多数是市场上买不到的。３３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全世界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３０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地球生态价值每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相当于一年全球经济生产的总产值。上述研究小组的文章还说：如果没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的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是无限的。
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余谋昌指出：“自然价值参与世界经济过程，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世界经济增长以巨大的自然价值的损失为代价，而自然价值作为生产成本，它的消耗并没有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出现，没有作为价值来计算过。这样，现实的世界经济，长期以自然价值严重透支的形式运行，结果造成一种长期负债的经济，而且这种负债又不出现在经济统计中，因而又是一种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
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１８０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１０３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并讲话。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规定国际环境与发展的 ２７ 项基本原则）、《２１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两个公约。１９９４年，中国政府发表了《２１世纪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了治理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先知先觉的哲人开始深刻反思人类文明史：曾经光辉灿烂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都先后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而以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主要特点的工业文明，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绿色思潮。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形成的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人本位”的意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分离和对立的。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生态本位”的意识。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把人类文明看作是这个整体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这是人类对自我意识进行深刻检省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重新定位从而推进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层次的一次彻底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２０ 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２０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
三、生态本位的立论依据
（一）生态时代的萌芽
历经３００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征服自然的程度达到了极限，地球已被人类的功利主义理性工具挖凿得百孔千疮，气候反常、臭氧层破漏、生物物种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已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了，社会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有学者形象地将农业文明称之为“黄色文明”，工业文明称之为“黑色文明”，生态文明称之为“绿色文明”。“绿色”意味着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生态为前提的文明。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心性和谐为宗旨，以建立无污染、无公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合理、健康、有序和永续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它强调人的自觉、自律与自由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合共生，永续衍化与发展。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文化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根据后现代生态主义者托马斯· 伯里（Thomas Bury）的观点，在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发展阶段：首先是把自然界看作神灵们的王国的、具有萨满教宗教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其次是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的、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再次是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的破坏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直到在现代的终结点上，人类才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精神的创造性相沟通融合的、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后现代以信息经济社会为基本特征，超越了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社会，这是走向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生态精神时代。生态文明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
中国的生态本位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在周朝就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不能砍伐树木。《周礼》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到了秋冬季节才可以合理适度地采伐树木。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由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精神的象征。“自强不息”的人类文明必须以善待自然的“厚德载物”为前提，否则人类不但不可能“自强不息”还必然会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化。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与归宿，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老庄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超然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老子倡导“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庄子推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是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齐一的境界。老庄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为现代文明确立“生态本位”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华生态文化是解决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１９８８年，７５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老子、孔子的智慧。”美国人文物理学家弗里乔夫· 卡普拉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老庄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与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和贝内特指出：“老庄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生态智慧特别是老庄生态哲学审美思想的认同、吸收与推崇。２１世纪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面对新的社会形态诞生的时节点，作为有着５０００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应主动把握千载难逢的社会转型机会，用老庄生态哲学审美思想来审视现代文明状况，理顺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应时构建和确立“生态本位”的价值观、生存观和审美观，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社会的世界文化的核心内容。１９８０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惊世之作《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１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１７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阶段，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如果说，第一次浪潮孕育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四大文明古国”，第二次浪潮英国取得了工业革命的优先权，使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第三次浪潮美国登上了世界帝国的宝座，使美元的世界通用价值得到了巩固，那么，第四次浪潮是什么，哪个国度将会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世人点明，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已启示——第四次浪潮必然是生态文明阶段，而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态文化的中国最具掌握新一轮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优势。中国应有充分的准备，以积极的姿态抢占生态文明建设的先机。这既是一次顺应时代潮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文明之巅的历史机遇，也是将以老庄生态智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再创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机遇。
（二）生态文化的觉醒
历史事实表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基础，使当今的世界系统濒临崩溃的边缘。２１世纪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文化使命，就是全面唤醒人的生态觉悟并确立“生态本位”思想体系。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指出：“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以老庄生态智慧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有着显然的生态性、和合性和“化成天下”等优秀品性，而这些恰是生态文化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和构建元素。确立“生态本位”体系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而生态文化是人类生态觉醒的精神象征，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现实标志，更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指导。从本质上说，确立“生态本位”是自然进化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必然选择。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反公害运动，“还我阳光”、“还我蓝天白云”、“还我青山碧水”、“还我新鲜空气”的“绿色呐喊”，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的绿色潮流。到１９７２年以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全球环境保护运动达到了高潮。它拉开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和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极端气候严重与自然灾害频发已成为笼罩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物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全球性的生态绿色革命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存在的命运。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标志着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反映了人类即将扬弃工业文明时代以迎接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时代。
２１世纪以来，绿色运动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建设自然生态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为生态本位的确立奠定了现实基础。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７日，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１９２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低碳经济”、“绿色生活”究竟何时起步、到底能走多久？人们在期待，媒体在关注。全球５６家报刊共刊社论——反对全球暖化：
《经济观察报》１２月７日出版的报纸以共同社论《我们期待政治家的正确选择》作为头版头条。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７日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得到世界媒体广泛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４５个国家或地区的５６家报纸７日刊登同一社论，警告气候变化对地球和人类生存造成的巨大影响，敦促各方采取行动。据悉，此次“统一社论行动”由多国媒体编辑在气候大会召开一个多月前酝酿，集体撰写这篇社论。社论以英文、中文、阿拉伯文等２０种语言发布，不少报纸还将其刊发在头版。社论指出，之所以采取“统一社论行动”，是因为人类面临“严峻时刻”，气候变化的事实清楚，科学刊物讨论的问题已不再是人类是否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而是我们要减少这种危害所剩时间不多。“然而国际社会迄今为止作出的回应缺乏热情、苍白无力，”社论说，“除非我们联合一致，果断行动，否则气候变化将毁灭地球，危及人类财产和安全。”
要使哥本哈根会议精神不至于成为丹麦美丽而虚幻的童话，而真真切切在各国落到实处，使“低碳经济”、“绿色生活”从现在就起步、自觉而持续地一直走下去，就亟待在全球确立“生态本位”，以生态文化引领各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和人类个体的思想行为。生态本位的基本内容本身就包含了“低碳经济”、“绿色生活”的理念和全球共同尊重自然、呵护地球、关爱物种等一系列最基本的类伦理文化。生态本位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仅摒弃了现代工业与自然对立的、漠视自然万物存在价值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模式，而且还超越了依旧把自然当作客体、只承认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而看不到其审美价值、以人本位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就是说，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为思想先导，以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绿色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和谐发展理论。
四、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基石
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系统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现象。”自然价值论是一种整体价值观，整体所承载的价值大于它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所承载的价值，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它的价值也不可能高过整体的价值。个别的价值只有在生态过程中才体现出来，因而它只有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中才有意义。所以，生态本位论是建立在自然万物“存在优先”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存在本身创造存在者”，存在自身的价值远远超过它创造的存在者所拥有的价值。
（一）自然生态整体性价值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主体不具有唯一性，不仅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是主体，自然界所有生物乃至非生命体都是主体。同样，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世界系统的所有生物和非生命体都是价值主体。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价值主体。人类只有深刻理解“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的生命内涵，全面反思、检点和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才能回到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的事实本真中去，建立起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整体的生态价值观。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伦理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甚至消除了人在世界中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否定了人类中心价值主体的霸权主义。余潇枫指出：“以往人类很少在发展中考虑安全特别是生态安全问题，总是以骄傲心态借助科技力量近似疯狂地征服自然并不断向大自然攫取。蓦然回首，竟是生存困境重重：人口过度增长、城市交通拥挤、能源争夺加剧、污染无所不在、自然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空洞逐渐增大、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变暖、核扩散等。比比皆是的生态危机令人类的日常生活如履薄冰，所谓的发展失却了最起码的根基和意义。”生态主义哲学观认为，自然的价值是自然的性质，是由自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一种性质，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的属性。自然生态价值论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价值，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生态哲学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仅仅是体现在物种个体价值上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它更具有一种高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地球生物圈的系统的整体价值。这个整体性生态价值观所追求和确论的价值合理性，本质上是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合理性，并认为生态价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整体之中。这就是生态本位立论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二）万物生存权利原则
在生态本位视域里，“价值”与“权利”这两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对自然界的价值的确认，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界的权利的确认。因为，生命和自然界具有内在联系的价值，为了实现它们的价值就必须享有一定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完成它们的价值。生态哲学与美学在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论框架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对非人类生物和地球生态系统依照自然衍化法则拥有可持续生存权利的承认与尊重。
在西方，自然生存权利的研究有四个较有影响的观点：一是深层生态学，认为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深生态学家阿兰·纳斯持指出：“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或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二是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生态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所有事物和自然系统都拥有它们自己的目的或目标，因而都拥有内在价值和存在下去的权利。”人类要尊重生命物种的存在权利，还要承认与尊重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原则。三是动物权利论，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道德权利和获得尊重的权利。辛格（P畅Singer）认为，“理性——不是情感，就迫使我们承认，这些动物也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而且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有获得尊重的平等权利。”四是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天赋价值，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
在中国，对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１９９５ 年，余谋昌等人译介了布拉克斯顿的《生态学与伦理学》，并在《人与自然关系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一文中介绍与阐述了“人与自然协调的价值取向”、“生态意识”、“自然界的权利”、“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思想。１９９９年，杨通进翻译了美国生态环境伦理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专著《大自然的权利》，详细阐述了西方自然权利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各种自然权利论的基本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分歧。学者们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生态环境伦理学上作出了积极探索。余谋昌的自然权利研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界的权利是指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都拥有合法存在的权利；二是合法生存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任何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为其他的生命物种的存在而承担义务；三是自然界的权利平等性，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功能，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支持着地球生物圈的稳定性和整体性。邱仁宗提出，“人类不过是自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与其他物种都是自然的儿女”，如果人类只知道“向大自然母亲无限地索取、榨取、剥削，从不想为她做些什么，好比一个不肖子孙”。叶平提出：人类应尊重生物生存、自主、生态安全的权利，并把这视为人类生态文明的新进展。王晓华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人类将恢复敬畏万物这个古老的信仰，这不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彻底的拯救之路，由此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
人类文明史发展的现实状况表明，人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正如庄子所曰：“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庄子·齐物论》）人类无度地改造自然的活动会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和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危害；同样，生态系统中某个子系统微小的变异也对人类生存带来不安全甚至灾难。所以，人类应尊重自然存在物以安全、健康存在的资格，不能随意骚扰、践踏与剥夺它们生存的权利。毋庸讳言，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是人类对自然疯狂掠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来的。生物学有关资料透露：
一种生活在西非丛林中的与人类血缘很亲近的动物——红猴，已完全绝种。这是１８世纪以来有记载的第一种绝灭的灵长类动物。更让生物学家们担忧的是，在 ２１ 世纪动植物遭受灭绝的厄运将更为严重。经历了数百万年进化历程的６０８种灵长类动物至少有１／５可能会很快绝灭。“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到空前的威胁。被誉为‘物种宝库’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年２０万km２ 的速度锐减，天然草场以每年１０万km２ 的速度荒漠化，人类活动对生境的破坏包括自然生境的退化、消失和破碎化现象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大规模丧失的主要原因？ ？在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史中，物种的灭绝时间和形成速度是大致相等的。可是，目前灭绝的速度比形成的速度快１００万倍。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丧失。近 １００ 年来，地球上已有１５０种鸟类、近１００种兽类和８０多种两栖类动物灭绝。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再也不会重现。”
针对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现状，一些生态哲学家、美学家对自然家园的前景忧心忡忡。余潇枫尖锐地批评说：“生态危机表面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其本质则是一种人为结果，是工业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用中的负面结果的集中表现。‘深绿’思想对生态危机的原因探悉触及到了根本问题所在，即与其说是地球‘病了’，生物圈‘病了’，不如说实质是人类‘病了’。”虽然地球上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并不全是人类反生态观念和改造自然实践的结果，但人类过分的自私贪欲破坏了自然生态和环境平衡，导致生物物种的加快灭亡却是不争的事实。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０日，《人民网》报道说：
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 · 霍金（Stephen Hawking）日前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预言：地球将在 ２００ 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霍金说：“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我们已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事件。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
我们姑且不去评说霍金预言的科学性，但人类对地球的疯狂掠夺必将导致地球的加速毁灭，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即便是人类永远无法改变“自私、贪婪”的本性，也应站在子孙后代生存的角度来看待生态问题，善待自然万物，善待生存家园——地球。质而言之，“霍金预言”从另一视域启示：人类需要整个生命共同体和生态系统的存在，而这个共同体的安全健康存在的基础是维护生态大家庭的各个成员的生存权利。所以承认自然的权利不仅体现了人类生态道德观念的突破，也是人类真正对自身生存负责的富有理性的唯一选择。霍金讲的“移民外星”之说是一种反话正说，而他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能”的选择来引起人们对自然权利尊重和对生态环境呵护的“可能性”的选择。
自然权利并非是绝对的概念，那种完全脱离人的生存意义的绝对性自然权利，也同样是缺失生态公平原则的。因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权利主体间的某些冲突，如某些病毒的存在危害了其他生命形式的安全健康生存，也可能造成生命的生存危机，所以人类从维护整个生命体的利益考虑可以对其予以消灭。西方激进的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权利有绝对化的倾向，他们主张的物种生命绝对平等主义，不仅无助于甚至会阻碍自然权利的真正实现。但是，在人类绝对强势的当下，人类必须充分认识强化自然权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放弃人类的一些欲得——“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人间世》），自觉还自然于应有的基本权利。人类一旦接受了自然权利论，可持续发展就不仅仅是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是其他物种生存、自然界存在的共同可持续问题，而且这种共同可持续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机的统一，这实际上就是生态和谐发展观。自然权利的维护将为生态和谐发展观提供更大的可行性和优态化。
“浙中绿岛”武义案例表明，维护自然权利、确立生态本位，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和谐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应该按照自然承载力、自我再生力、自我净化力等综合能力，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可持续要求，将一些被人类剥夺掉的根本性的自然的权利归还给自然。“还权于自然”应着眼三个方面：一是扩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物从濒危物种到一般物种；二是禁止开采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有序、合理、节约利用可再生资源；三是提倡低碳经济和绿色生活，改变生产工艺和生活方式，节约能耗和降低排放，渐少和防止环境污染，恢复自然的洁净状态。同时，要深化生态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研究，制定、出台和履行维护自然权利的相关法律，着重要加强以生态本位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建设和完善“自然权利监护人”的法律机制。
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
所谓生态本位论，是指以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为本位的存在论、价值观和实践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思华教授提出，生态本位论应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体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世界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人类物种是存在主体，而且其他生命物种也是存在主体。这就是说，不仅仅人类物种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而且地球生物圈整体还是价值主体。二是在世界系统中非人类物种并非仅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世界的价值、利益、权力及运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价值和权利存在的一个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的生命体，没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体比个体更为重要，它作为独立的整体价值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拥有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利，一方面负有对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持续生存发展应尽的义务。”刘思华教授认为，构成生态本位的基本理论框架有生态基础论、生态决定论、生态内因论、生态优先论、生态利益最高论、生态第一生产力论、生态伦理论、生态建设根本论等理论观点。其中备受学界关注和认可的是生态基础论、生态内因论、生态优先论、生态利益最高论、生态伦理论、生态建设根本论等六大生态理论观点。
（１）生态基础论。该理论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基础，也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因此，现代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
（２）生态内因论。２ ０世纪的生态灾难以及世界系统生产力运行和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内在因素。环境变化和生态影响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
（３）生态优先论。早在１５０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地位的生态思想。当今人类文明正进入生态时代，生态优先正在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向和客观过程。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人类处理自然关系的最高法则。所以，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
（４）生态利益最高论。从广义来讲，生态利益包括：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种本身固有价值和内在需要的体现；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态利益，它是生态系统中满足人类消费资料的外在价值的体现；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外观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广义的生态利益包括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经济决策就应当把生态利益放在首位，实行生态问题一票否决权。
（５）生态伦理论。生态伦理所追求和确证的道德合理性，本质上是生态合理性，并以生态合理性构建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在此准则下，人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就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的生态合理性，尤其是要提高生态觉悟、养成生态良心、尊重生态道德、伸张生态正义、增强生态责任、履行生态义务，建立起人类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们的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统一。
（６）生态建设根本论。２ １世纪人类文明建设，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应该遵循生态优先规律。因此，生态本位论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２１世纪世界系统运行的根本目标和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实施，浙江省率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开始转向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进行、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